第一章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1

祖父、祖母甚至李鸿章带给张爱玲的,只是贵族的血液而已,虽然这种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随而来的却是更多“最后贵族”的腐烂窒息的气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新中国报社”召开的“女作家聚谈会”,当时参加的女作家有: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关露、汪丽玲等人。席间苏青谈到女作家生活狭窄,取材不能广泛,总是拣自己熟知的东西来写。张爱玲便接着说:“女人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源泉。”而当主持人鲁风问她如何取材时,张爱玲回答:“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形,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而两个月后,她发表在《新东方》月刊第九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出刊。上的《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拋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几乎已写完她《传奇》中的故事,因为再经三个月后,她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就正式出版了。

学者余斌在《张爱玲传》中说道:“《传奇》中姚先生的家,川嫦的房间等等,做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地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当它们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等等,由于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意下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有可能变为一种象征。上面所举各篇小说中的具体环境当然不是同一个,然而它们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它们当作同一个来看待。”而这没落的旧式家庭指向张爱玲的家庭,甚至更可扩大到整个家族。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字幼樵生于一八四八年,卒于一九三年,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一八八四年,法国军舰进犯中国南部沿海,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他在福建海岸修筑炮台,对法国军舰的入侵进行了一个月的抵抗,然而最后中国水师战败,张佩纶被解职,流放边塞张家口。当时已于五年前病逝的元配朱芷芗所生的儿子志沧、志潜(仲炤)和继室边粹玉并未随行。

一八八六年,边粹玉在京病逝,一八八八年张佩纶戍满,在四月十四日返抵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据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台湾巡抚刘铭传函中说:“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由此观之,张佩纶在返津不到半个月,就与李鸿章的女儿李经(菊耦)订妥姻缘。那年张佩纶四十一岁,李菊耦二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