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莫斯科度过了接下来的四年时光，完成了他的政治教育并且成为政治恐怖方面的全才。他频繁而密切地同苏联秘密警察来往，度过了斯大林“大肃清”时期最黑暗和恐怖的日子，逐步深入了解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秘密警察的价值。在他回国后的五年里，康生常常自夸他在莫斯科什么也没学到；对苏联官员他还会嘲笑地补充说，否则他会陷入“教条主义”——毛泽东主义者称呼盲目跟从俄国人理论的术语。

然而，康生在苏联学到的东西，帮助他在以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为大陆的统治权而战斗的十二年时间里，爬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

当康生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是世界上激进主义者的首都，“社会主义的圣城”——这是革命能够成功，能够消灭旧翩度，并且在共产党统治下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明证。从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推翻沙皇并夺取权力以来，莫斯科的革命光辉吸引了数百名年轻的中国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共产党送来进行特别训练的。但是也有一些年轻的国民党人，那时国民党还是个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政党；比如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有其他理想主义的、自由流动的激进分子。

当康生和曹轶欧抵达那儿的时候，莫斯科除了为鸟托邦式的向往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魅力。郊区显得肮脏，人民穿着毫无生气、未经洗涤的衣服，穿者身上并散发出一种“羊粪般难以容忍的气味”；商店外面排着长队；餐馆里菜单上列的大部分菜肴是点不到的。莫斯科这些物质外观对习惯于肮脏和贫穷的中国访问者来说，并没有引起震惊。但是俄国人的饮食，特别是新鲜蔬菜的缺乏，对于他们来说是甚感艰难。苏联的经济政策，从那时候到最近，一直把重点放在军事和重工业上面，以牺牲全体公民的福利为代价。当时像现在一样，俄国人的产品质量很差：他们生产的锁，要么是锁上了打不开，要么是打开了锁不上，要么是既打不开也锁不上：门与门框的楔合是如此糟糕，以致必须用纸和破布堵住门隙，截断穿堂风：

公共汽车在路上都颠碎了；电梯总是“不听指令”。生活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是相当糟糕的，但是外国人还有另外的负担，那就是在怀疑目光的监视下生活。欧洲法西斯主义和日本侵略带来日渐增长的威胁，加强了俄国人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情绪，普通公民都回避外国人。很少有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会屈尊同康生和曹轶欧那种一见便知是外国血统的人交谈。

莫斯科亦有使人快乐之处——芭蕾、剧院、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全都辉煌灿烂，克里姆林官也同样如此，雄伟而富丽堂皇，还有俄国教堂洋葱头般的圆屋顶，活像来自工业荒原的苍白月亮，耸立在天际。可是，在习惯于上海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供货充足的商店和无数的餐馆之后，莫斯科似乎就显得灰色、官僚主义、凄凉破败。

苏联首都的毫无生气并没有使康生和像他那样虔信者的热情冷却下来。大多数到苏联的激进来访者们近乎精神上的狂热使他们易于忘记了长途跋涉、破旧的住房和日常困苦的生活。除此之外，身为一位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康生享有苏维埃菁英阶层授与的特权。他同曹轶欧一起，住进了勒克斯旅馆（Hotel Lux）。这家旅馆从二○年代起接纳了许多来自全世界自称革命家的匆匆过客。居住者中很少有人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但是康生却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邻居，包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他最后随康生返回中国，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约西普·布洛兹（Josip Broz），后来以铁托（Tito）这个名字闻名于世。

勒克斯旅馆又暗又脏，但是它的波希米亚情调使它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避风港。叉大又舒适的房间带有家具，包括床、沙发、桌子和椅子——除了电话，每样东西都很舒适。座落在高尔基大街上——当时一条主要的商业购物大街，这座旅馆使中国人想起他们祖国熙熙攘攮的人群。

勒克斯旅馆是外国人的社交场所。阿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一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激进派美国记者，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访问勒克斯旅馆，并遇见过王明和康生。资深的共产国际官员们经常出席那儿的社交活动，当时许多海外访问者正在商议如何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国人在东方劳工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列宁学院（Lenin Institute）、莫斯科周围的军事院校里学习，还不时被召集到勒克斯旅馆。对于康生来说，语言并不是主要问题；从他在青岛礼贤中学时代时，他就掌握了足够的德语来同勒克斯旅馆里的德国代表团进行交流，虽然对俄语还文理不通，但是他很快就练就流利的口语。许多俄国官员惯常工作到夜里，并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举行聚会。这正适合康生，他的生活习惯有点像猫头鹰。

为了标明这是他生命中另一个新阶段，康生最后一次改了名。他丢弃了“赵容”这个过去五年里为他服务过的名字，而采用了“康生”。他的新名字的文字含义是“健康的生命”，但是康生选择它时，他无疑想到的是“生”这个字在古汉语中还意味着“学者”的意思，因此他称呼自己为“健康的学者”。

尽管外国人在发“康生”这个音时并不困难——在共产国际的英语宣读中有时候被翻译成Kon Sin或Kang Sin，但是它对于中国人的眼睛和耳朵来说，却是个陌生的名字。它反映了长寿这一传统的中国式欲望，但是它赤裸裸地关心肉体存在的表达方式，泄漏出一种对于健康的强烈渴望。康生一些从上海时期就结识的老朋友继续称他为赵容，直到六○年代，然而在他一生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使用康生这个名字。

康生抵达莫斯科正值适宜季节。那时正是夏天，春天的雨水和泥沼代之以温暖与舒适，城市的公园里一片绿郁葱葱。

更意味深长的是，那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鼎盛时期，因此康生能够利用他在这个社会主义祖国所度过的时间，来提高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

毫无疑问，两种共严党势力中的一方控制了最高权力。

苏联人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三年之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安排了一任任的后继者。共产国际促成了对陈独秀的驱逐和瞿秋白的浮沉，并实际操纵了李立三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和下降，还有王明就职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到一九三三年，共产国际不再力图干涉中国内政的贯彻，但是在党的总政治路线方面仍有发言权。有些中共党员，包括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大屠杀以后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和抵制米夫让王明就职担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就已经向莫斯科（不成功地）进行了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上所出现的第一次严重分裂，是由简单的通讯问题引起的。苏联无线电同上海共产党的联系，在一九三四年国民党调查科对党的藏身处进行突击搜查时被切断了；几个月以后，中国红军又丢失了电码本，从而失去了同莫斯科的联系，其时红军正开始穿越中国西部的群山峡谷，进行无序的长征。

对于康生来说是幸运的，他在上海时的庇护人王明现在是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共产党总部原来计划要王明动身前往江西，让康生接替他担任驻莫斯科的代表团首脑，但是因为中国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王明不能——或者不愿——冒险踏上这趟旅程。因此王明仍留在莫斯科，康生被任命为副团长。康生也许感到失望，但是他也知道，王明继续留在苏联，他能因此而得益不少。身处苏联政治危险环境中的老练投机者王明，紧紧依靠共产国际远东局首脑、曾在一九三一年任命他担任党的领袖的帕维尔·米夫，以及袼奥尔基·德米特罗（Georgi Dimitrov），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强壮、态度严肃的保加利亚人，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事务方面的顾问。

共产国际的关系对康生来说特别重要。共产国际作为一个在理论上代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独立办事机构，在二○年代初就成为苏联政策的工具。它的工作人员在俄国社会享有特殊的地位：他们接触的是资深的苏联官员；能获得戏剧和芭蕾以及红场上军事检阅的各种入场券；亦可在专为名流菁英服务的商店里购物。

当一个人献身于领导世界革命的事业时，共产国际就赋予它的成员一种在历史上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的感觉。共产国际的密谋性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那些代表共产国际在诸如巴塞隆纳、纽约、柏林、上海这些形形色色城市里活动的秘密特务，一边秘密潜伏，一边开始看到一个新世界的形成；由于同他们发生联系，康生也渐渐确信他是命定的组成部分。

当康生抵达座落在奥佐德·尼里亚特（Ozhod-Niriat）那幢共产国际办事处古老大厦的环形走廊时，他同王明的联系在这个异国他乡也成为一种效果灵验的法宝。其他中国人已经发现，要在莫斯科这个不断变化的政治潮流中幸存下来，是极其不易的；甚至在共产国际中身居高位者也不能保证没有麻烦。自从列宁在一九二四年逝世以来，派系斗争已经发展到使人惊恐万状的地步。斯大林已经成为最高领导人，但他被事实上和想象中的敌人所包围——最主要是列昂·托洛茨基，到一九二九年被流放出苏联为止，他一直是红军之父。但是即使在托洛茨基失败以后，对那条错误路线发表意见也可能崽味着监禁和处决。随着斗争趋于白热化，那些受到怀疑的人被捕和失踪，威胁和恐惧的氛围笼罩着莫斯科的官僚阶层。

最初，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为继承领导权面进行的斗争并没有直接的兴趣，但是在托洛茨基因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的大屠杀而谴责斯大林之后，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卷进了这场斗争中。几乎毫无例外，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为共产党在中国受到蒋介石的镇压而感到悲痛。许多中国人把斯大林看作是导致中国共产党遭到挫折的根本原因。由于对俄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的天真和无知，许多中国人因为共产党在中国的失败而公开谴责斯大林，结果却是遭到逮捕和监禁。康生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搜寻托洛茨基“特务”的高潮暂时消退，但是在这样一个潜藏着危险的地方，王明却是一个稳定可靠的灯塔。

为了报答王明的庇护，康生继续支持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他抵达莫斯科后不久，康生就以“刚从中国来的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访问了东方劳工大学、列宁学院和其他学校和学院，那里有大量正在学习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带回中国的中国学生；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漩丁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洋溢的报告。在他的谈话中，康生把王明吹捧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吹捧王明那本曾被康生赞为“党的路线的体现”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康生还向共产国际列举了王明所做出的成绩。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康生抵达后的第四个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康生也讲了话，把中国革命描绘成乐观的画面，传达了一种骗人的印象，即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培养的共产党贯在王明的领导下没有蒙受挫折和损失。康生当众列举了王明所宣称的胜利的连祷文。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报告说，在（由国民党控制的）“白区”里的党员人数从三万人增长到六万人；康生的声明是撒谎，但是他讨好地将“人数的增长”归因于王明“充满生气的领导。”康生有关共产党在城市里的成功的说法尤其狡辩。“尽管警察恐怖的环境很可怕，”康生宣称，“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工群众干出了英雄主义的奇迹，运用灵活的斗争方法，并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除了大肆宣扬王明在中国的成绩之外，康生的演讲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赞同苏联的路线政策。在战略上，他明确声明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国就会支持苏联。“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进军苏联，”康生鲁莽地声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工群众和中国红军，将同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将……决定性地……击退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掠夺者，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把军事法西斯主义、君主主义警察制的日本，天皇和荒木贞夫的日本，改造成自由的、苏维埃工人和农民的日本。”撇开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感情，康生暗示苏联的命运比中国的命运更重要：“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这场民族的革命战争……不但是一场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不断延滞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的一个要素。”

与俄国人的观点一致，康生把中国看成是抵抗日本对苏联进攻的堡垒，他并对满洲显示了特殊的必趣。满洲位于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其南部是日本人占领的朝鲜、苏联及其盟国外蒙古之间的一个战略缓冲区域。康生赞扬共产党人在满洲的成功，指责国民党流露出来同日本人妥协的倾向。

实际上，他责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代理人和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康生对共产国际第一次演讲所称许的意识结构，在俄人耳中颇为动听。他并不颂扬辉煌的农民起义，即毛泽东和其他从未去过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专长，康生暗示中国最可靠最成熟的阶级不是农民，而是无产阶级。他赞美农民运动的自发性，但是指出农民运动一旦受到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就退化成一场不过是发展“苏维埃”——自给自足的农村共产主义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使康生在莫斯科的政治社会中名声大噪，通常对于新来者来说，需要花费数年时光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康生和王明的演说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刊登在一本名为《中国的现实环境和共产党的使命》的书中，允许康生透过共产国际广泛分布在苏联各地和苏联以外地区的宣传机构，把他同王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康生对王明的赞扬和他对苏联政策的明确赞同带来了迅捷的回报。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江西省瑞金城开会时，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进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

康生没有理由为在莫斯科同王明一起工作而感到懊悔。他自己的声望和权力越来越大，他那特权保护层使他远离日常生活的刺激。但是生活于莫斯科也将康生和王明排除在那时正在中国展歼的戏剧性行动之外。

从中国的各个城市出发，共产党的军队向中国的中心省份——江西省，向位于湖南、四川和贵州省之间的交界处，以及向匹川北部的荒芜地区转进。一九三四年十月，和由德国人训练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进行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史诗般的退却，即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这次集体迁徙，十万人的部队和随营人员在大约十二个月的时间，跋涉了六干到七千英里，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从而放弃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由于创造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精神，它把一支由农民、土匪、逃兵和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乌合之众，改造成一部高效率的战斗机器。他们的勇气受到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的考验：严寒的冬季；严重匮乏的食物、药品和弹药；原始荒凉的群山、深谷和河流；还有紧迫不舍的敌军，迫使共产党部队日夜兼程地赶路，不敢稍事休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开始发生了。王明留在中国指挥党的那些人被撇在一边，一个赞同农民起义的声音出现了。那就是毛泽东的声音。

由于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通讯问题所引发的混乱，身处莫斯科的干部们——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几乎对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鞭长莫及。莫斯科影响下降的第一个清楚信号，出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那时正是红军在长征的第一段行程中遭受重大伤亡之后。遵义这个小城地处中国南部险峻的山区贵州省，红军在那里进行休整。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向王明最得力的助手博古和周恩来发超攻击；周恩来已同那些王明集团的成员、在苏联培训过的干部结盟。最后的结论是，红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一名以李德之名闻名中国的德国士兵——在军事上的战术错误而造成的，毛泽东被选为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替代了周恩来。毛泽东于遵义的胜利使他在通往最高权威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成功地迫使博古让出了总书记的位子，以洛甫取代了他。洛甫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但是虽然如此，他却愿意同毛主义者妥协，这种妥协的个性使他在五○年代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毛泽东在遵义的胜利是如此重要，以致那些共产国际的苏联主人们也注意到了，并于六个月后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把他选进了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一份他只同其他三个中国人——张国焘、周恩来，当然，还有王明——分享的荣誉。

对于康生来说，遵义会议是一桩不祥的事件。毛泽东并没有赢得一场全面的胜利——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还占据着不少重要的位子，况且毛泽东在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之前还有不少路要走——但是这次会议预示了王明的地位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莫斯科控制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正在日渐衰弱。这次会议对于康生的有效庇护人王明来说是一种凶兆；而毛泽东，一个康生从未晤面过的男人，显然他的地位正在上升。康生非但不欢迎遵义会议的结果，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可能将会议的意义向在莫斯科的中国官员和学生隐瞒。

与其公开承认毛泽东的权力扩大，康生宁愿采用博古调离总书记职位的说法（他顽固地忽视洛甫的擢升），并狂热地四处敬布王明即将恢复重要地位。在遵义会议后的几个月里，康生把中国学生召集到勒克斯旅馆，纵恿他们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重新任命王明当总书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一次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成功举行的招待会上，他甚至提议为“支持王明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而干杯。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康生不断为王明当总书记的权利呐喊，到处公开赞扬王明的卓越成就。三月，他把王明介绍给一位即将回国的年轻中国共产党员时，他称王明为“我们党的总书记”。康生不仅在私下的场合及只有中国人的场合里推销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虚构故事。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资深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官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日出席了招待会，康生用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赞扬王明，包括一连串的“王明同志万岁！”个人崇拜的花言巧语对于奠斯科来说并不陌生，在那儿“为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欢呼三声”无可避免会引起激动和兴高采烈的叫声：“斯大林！斯大林！斯大林！”

苏联官员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可能不完全理解，但是康生很快就面临针对他拥护王明和曲解遵义事件的进一步挑战。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康生的同事，在上海领导中国共产党秘密机构的委员会的陈云抵达莫斯科。陈云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遵义的胜利；实际上，尽管他曾做过王明的私人助手，但他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陈云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代表来莫斯科的，但是康生却把他看作是一个潜在的、令人讨厌的访问者。

陈云不是唯一刚来自中国、对康生所作的遵义会设的解释形成威胁的人。一九三六年年初，在长征中负伤的红军政委王稼样，被送往莫斯科进行治疗。王稼祥原来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后来舍弃了王观的营垒。当他向共产国际汇报时，他带来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内幕和毛泽东在党内所占优势的更多细节。

王明的影响在中国许多地方正在不断减弱，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满洲。康生在维护王明在那里的权威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奉天事变以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在那个地区，共产党的势力就像反日情绪一样飞快地发展起来。比起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共产党在满洲获得了更为牢固的立足点，而在南方，民族的感情还未被野蛮的外国侵略行为所激发。

红军一开始长征，满洲共产党就同中国西南部遥远群山中正与蒋介石军队玩捉迷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失去了联系。满洲共产党为了寻求领导转而找到了莫斯科；王明和康生很快就利用了这种局面。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遵义会议给了王明第一次严重挫折的五个月后，他和康生向满洲共产党递送了一份指示，即后来著名的“王康指示”。王明和康生警告他们说，他们既不可能指望从急于避开同日本作战的苏联那儿得到帮助，也不可能从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军那儿得到帮助。他们应该保存自己的实力，养精蓄锐，等待机会行动；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就放弃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份告诫信，要求在阻止任何可能引起日本人进攻苏联领土行动的同时，计划保存党的人力。

按照所收到的“王康指示”的精神，满州共产党领导人在最北面的黑龙江省的珠江县集会。在经过几次辩论之后，他们拒绝接受这份措辞像“最右倾的机会主义”的指示。面对他们的反抗，王明和康生把一群满洲共产党领导人的继任者召集到苏联——表面说是为了培训和联络——但是刚一踏上苏联领土，一些曾公然蔑视命令的干部即遭到惩罚。他们的满洲受害者包括王德，一名党的书记，曾去莫斯科在《救国时报》

工作过，那是一份在莫斯科和巴黎出版、然后偷偷运进中国的中文报纸。不管他的身份地位，王德于一九三七年被逮捕，从此就失踪了。他的妻子是一位宣传干事，也曾做过《救国时报》的编辑采访人员，被迫沦为莫斯科附近一家俄国人家庭里的佣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消失。王德的满洲同事之一杨光华，则更为侥幸。康生指控杨光华是一名“国际间谍”，并令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他。他被流放到北极圈达二十一年，但是幸运地活下来了，并于一九五六年被遗返回国。

王明和康生使用残酷的手段来攫取对满洲党组织的控制权，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军事策略是合乎时宜的。西方的专家们断定，这份“王康指示”使共产党得以避开向日本军队直接挑衅所引发的灾难，从而减轻了共产党的重大伤亡。

康生还帮助组织了一支骑兵队和机械化部队，他们以外蒙古为根据地展开活动。这支部队拥有大约四千名生力军，都是从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和工人团体、被迫逃离日本人占领下的朝鲜的激进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当中挑选出来的。康生的军队以未因它所声称的目的而被指派过；它声称的目的是：如果国民党军队在长征结束时将中国红军追击到外蒙古，它就去援助中国红军。这是康生曾经有过近乎担任军事指挥官的经历。

在莫斯科，康生把许多时间花在各种社交活动上——发表各种演讲，它们刊登在共产国际的小册子和各种杂志上；为《救国时报》撰稿；同中国学生举行各种讨论会；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但是他还过着一种作为安全机构首脑的隐秘生活，这个安全机构迫害、囚禁、有时处决在莫斯科被怀疑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中国人。他的高层同志中有些人知道他反对“反革命”的活动，但是他在莫斯科身为秘密警察的特务工作却从未公布过。他的受害者既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结局的通告；这些不幸的人完全失踪了。

康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初进入这个邪恶的世界，在斯大林已经进行了第一批公开审判之后，这些社会事件标志着破坏苏联政治、官僚和知识阶级的“大清洗”的爆发。从这些事件中，康生学会如何运用秘密警察来实现他以前从未梦想过的意图。由于从国民党在上海对共产党的围剿战中幸存下来，康生对恐怖的环境并不陌生。但是他在莫斯科耳闻目睹的这个警察国家，与蒋介石的统治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康生并不只是掌握了逮捕、拷问和处决对手的那些简单技术细节——他发现了如何使用恐惧来作为压制政治异端的手段，如何将最荒诞无稽的虚假招供转变成强有力的工具，以及如何使那些可能会告发他或诚图取代他的敌人缄口不言的方法。

康生在莫斯科期间，在苏联没有任何事件比得上“叶若夫恐怖”的毛骨悚然。斯大林的一系列大清洗与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的名字密不可分，在大清洗达到高潮时，他是苏联秘密警察的首脑。斯大林按部就班地开始消灭每一个妨碍他建立专制暴虐国家的人，这个国家从军事理论到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成为他个人人格的延伸。康生目睹了这场梦魇笼罩着整个国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一名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和斯大林的长期支持者，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斯莫尔尼官（SmoLny）被一名暗杀者开枪击中后颈。如此高级的官员被暗杀，在苏联全国引起一片反响。“勒克斯旅馆从屋顶到地下室整个儿沸腾了，”一位居住者回忆道，“没有一个人留在自己的房里。到处都在询问，我们所有人都渴求着新的消息，贪婪地盯着《真理报》（Prouda）《消息报》（Lzuestia）……共产国际的各个办事机构里也同样是一片混乱。”

基洛夫被暗杀，几乎肯定是受到斯大林的唆使，从而导致了公开审判和大规模的清洗。在一九三五年这一年间，几乎所有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的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格里高里·季诺维耶夫（Grigori Zinovie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都被全部逮捕，被迫承认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犯过的罪行，随后就被处决。。他们的副手和助理们后来遭到同样的命运。几年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个庞大的国家刽子手上层集团也来了一场大清洗。清洗以内务委员部的首脑亨利·雅戈达于一九三六年的处决而达到高潮。一九三八年，在康生离开莫斯科一年以后，雅戈达的继任者叶若夫，也被他自己的创造物，即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叶若夫恐怖”给吞没了。

在基洛夫被暗杀以前，康生已在莫斯科逗留将近十八个月。许多外国人把这场暗杀简单地看作是斯大林的一名同志过早和富有戏剧性的死亡，但是康生领会了那接踵而来的公开审判的真正意义。在苏联社会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作用很早就变得非常阴显——由于“他们的皮外套，胖脸和剪短了头发的脑袋，”在街上简直不可能再有比“秘密”警察更引人注目的人了。仿佛要用这种新的现实给外国代表团造成深刻的印象，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勒克斯旅馆建立了一个行动中心，开始鉴定和处理供逮捕用的候补者。

由于留意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榜样，并有着王明的支持，康生于一九三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安全小组。他把它称为“肃清反革命分子办事处”。康生亲自领导这个“肃反办事处”，随着他运用权力，把大批中国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间谍”或者“托洛茨基分子”，这个办事处开始为人所知。他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紧密合作，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逮捕、囚禁、拷打、放逐和处决每一个经康生鉴定为嫌疑犯以及调查和指定为“有罪”的人。

康生从“肃反办事处”获得了庞大的权力，他利用“肃反办事处”，逼使那些在他过去、特别是在上海被捕的一些使人困恼的事件里的对手和证人保持沉默。每一个通晓他与国民党合作以及出卖其他同志的传说的人，都是目标。在莫斯科的许多中国人，根据康生的命令被逮捕、囚禁、放逐或者枪杀。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在莫斯科？对于准确的统计来说，通常有用的消息依然太少，但是估计人数达到数百之多，其中大多数都是些重要干部。中国人在莫斯科成为政治清洗的牺牲品，这并不是第一次。在二○年代后期，苏联当局曾在中山大学里进行过大规模的逮捕；学生们在夜里失踪，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康生的工作有自己的变化：在过去，中国人曾经遭苏联人的清洗；觋在，在康生手下，他们被自己的中国同胞杀害。

这些事实本身对促使康生肃清“反革命分子”的个人动机进行了最好的揭露。一九三五年春，在基洛夫被暗杀和第一次“大清洗”的几个月之后，四个年轻的中国特工官员抵达莫斯科，学习安全和情报技术。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逐渐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城市组织网络，因此这些中国共产党员需要接受训练，学习如何来保护自己。新来者当中有三个人曾在康生手下的上海秘密机构里工作过；其中一个名叫欧阳新的人，当康生担任第四科科长和监督整个安全机构的时候，领导过第二科（情报科）。康生在莫斯科遇到了这个四人小组，并开始培养武胡景和他的妻子侯志。但是康生的方法中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这对夫妇的怀疑，他们拒绝了他的亲近表示。康生于一九三六年以“托洛茨基分子”和“间谍”的名义，将整个小组逮捕；这四个人于被捕的第二年遭到处决。

侯志独自幸存下来，在七○年代康生死后，在北京讲述了她的故事。

康生一直在一种令人恐怖的环境中工作。如果像雅戈达和叶若夫那般有权势的安全机构首脑，都会消失在行刑者的地下室里，那么任何人都是处在风险中。康生尽可能让他的工作与苏联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满洲共产党员王润成的例子，说明了康生努力去迎合斯大林各种偏见的原因。直到一九三六年，王润成一直是满洲共产党部队里的政委。就在那一年，当他带着一个干部代表团来到苏联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名叫“姜小姐”的朝鲜妇女，她同她的家庭一起从日本人那里逃离出来。知道她是一位朝鲜共产党员以后，王润成同意她可以同他一起去莫斯科。然而前不久，斯大秫使用“叶若夫恐怖”来对付外国共产党的大批党员，包括朝鲜在内。康生一得知王润成由一名朝鲜共产党员陪同，就看出这是一个赢得斯大林主义者好感的机会。康生给姜小姐打上了“叛徒”的标记，甚至在没有虚应凋查的情况下，就命令逮捕她和王润成。

王润成被判处八年监禁，被遣送到北极圈内的一个煤矿里；在服完了刑期以后，他另外八年都在劳动。他于一九五三年回到中国。姜小姐的结局却无人知晓。

在莫斯科，康生于他的同胞中进行所谓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进身之阶。过去在上海，这些问题很容易限定，在那儿他操纵党的秘密机构涉人暗杀共产党叛徒的活动。康生可以用保卫党免遭危险的名义，消除他方法中的残暴影响。对比之下，在莫斯科他指控别人叛变和谋反，借以处决或者监禁党员就缺乏任何根据；党并没有受到威胁，即使有，他的中国受害者中也很少真正是“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国际间谍”。他们的“罪行”是康生强加在头上的奇思怪想的产物。

康生建造一个虚假的、充满邪恶和异己势力的世界的冲动，当然来自于围绕他的那些事件。斯大林的“大清洗”本身完全是来自于一个患妄想症的独裁者的奇异幻想。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亨利·雅戈达的真正胜利，是他成功地使苏联公众相信，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举动都必然来自这个国家的敌对阵营。康生从雅戈达的伪装中学会了一点，那就是，如果对假想敌的指控有肉刑威力的支持和口供的证实，即使是最希奇古怪的无耻声明最终也会被接受。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一课。

在康生和苏联秘密警察不断清洗中国侨民的时候，莫斯科的其他共产党代表相对来说尚未被触及，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大恐怖”的爆发像海啸一般淹没了外国共产党团体。第一个预兆于五月份到来，当时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贝拉·昆（Bela Kun）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受到苏联代表德米特里·曼努埃尔斯基（Dimitri Manuilsky）的谴责，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王明，看着不幸的昆被护送出去；做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康生，无容置疑也在场。昆被运往利福托沃（Lefortovo）监狱，有一次被迫单腿站立达二十小时之久——一种康生本人在后来经常使用的酷刑。昆最后于一九三九年被处决。

匈牙利共产党不是斯大林唯一的牺牲品。他还消灭了许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国、朝鲜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铁托后来回忆说他生活在持久不断的恐惧中，害怕半夜里听到门上发出“命运的敲击声”。）从执行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开始，共产国际组织本身也遭到巨大的破坏；比如说，共产国际所有通讯方面的工作人员，不是被处死就是被监禁。只有少数身处高位的顺从者得以幸存，如德米特里·曼努埃尔斯基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康生亲眼目睹了这场清洗共产国际官员和外国共产党的运动的开始。那些被逮捕的人中包括许多勒克斯旅馆中他的左邻右舍，勒克斯旅馆“成了一个每夜遭到歹徒袭击的边境村庄。”海因兹·纽曼（Heinz Neumann），一位康生几乎肯定认识的德国共产党员也是受害者之一。纽曼曾经去过中国，继鲍罗廷之后担任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他曾经在灾难性的广州公社起义和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中担任过领导工怍。

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员害怕康生更甚于害怕斯大林。感受到军国主义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斯大林不愿看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受到危害。许多外国共产党仅存在于莫斯科，但是中国共产党有一支正在运作的军队，斯大林指望这支军队帮助他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以免他们进犯苏联国境。斯大林与其赞成处决或者监禁王明——相当于中国的贝拉．昆——不如笼络他，使他成为一名受宠的门徒，这就是他能够为苏联的利益服务的原因。

康生在莫斯科的身份，依据他的声明是一名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但是凭他在苏联政治舞台上频繁换位和转向的能力，他获得了巨大的权势。当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年中开始重新考察对中国的政策，并认识到蒋介石更能比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对抗日本的时候，康生很快就照此行事了。到那一年年底，他已经成为一名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建立联合战线的态度明确的支持者，而在早些时候，他曾辱骂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三六年末，康生访问了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们，自从十五年以前，周恩来、李立三和其他年轻中国人去那儿留学以来，巴黎一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欧洲中心。在法国期间，康生派了一名使者到上海，携带了一系列通讯，这些通讯揭示了康生支持斯大林主张的程度。康生指示了上海的党小组把共产党的利益同国民党的利益结成一体，组成反对日本的联合战线，同蒋介石合作反对日本人，同（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联合，使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并解散共产党的工会。康生的命令完全否定了他早先在上海的主张和他刚到莫斯科时所做的声明——在这两个地方，他都营直言不讳地提倡要同国民党作殊死的斗争。

康生在莫斯科的逗留期将近结束之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北京郊外芦沟桥上的一个小事件——由一场关于一名日本士兵的命运的争论所引发的，据说这名士兵在小便时被中国人绑架了——成为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领长城以南地区，以及一个月后侵犯上海的借口。十一月，求生 障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在那儿至少有数万中国人被枪杀、被刺刀捅死、被武士刀斩首、被强奸以及被肢解；在许多情况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伤害导致了死亡。这臭名昭著的事件，亦即渐已广为人知的“南京大屠杀”，更加重了斯大林对于来自东方的危险的恐惧，斯大林开始密谋，让中国分散日本的注意力，使日本人把帝国的军队调往南方，而不是西方。为了对蒋介石示好，斯大林已经允许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在苏联实际上曾为人质）回到中国。随着局势的恶化，斯大林的下一步棋就是送王明（在康生的陪同下）回国，去组成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

在动身前往中国之前，王明和康生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来莫斯科治伤的政治委员王稼祥，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事务中充当斯大林助手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也在场。在这次接见中，由康生支持的王明，夸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影响。斯大林询问共产党有多少军队；当王稼祥回答说在陕西省北部只有三万人的时候，王明立刻将其打断，说人数有三十多万。康生支持王明的数字；斯大林似乎消除了疑虑。

康生还利用这次会谈来了结自己的宿怨旧帐。他向斯大林告发说列宁学院院长克拉芙迪亚·科尔薛诺瓦雷保护两名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员，周大文和俞秀松。后来，周大文和俞秀松逃到迪化（即乌鲁木齐），新疆的首府，但是康生的指控导致科尔薛诺瓦从列宁学院院长的位置上被免职。康生等待着时机以捕捉周大文和俞秀松。

康生和王明在逗留俄国期间造成了无数中国人的被杀和监禁，树敌无数。为了防止报复，康生特意在莫斯科策划逮捕了一个中国人：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年曾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李立三。三○年代后期在他被召回莫斯科以后，李立三曾同苏联当局合作，承认他犯了错误。他被剥夺了权势，但依然是一名中央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在国际工人出版公司从事宣传和翻译工作，并在《救国时报》工作了好几年。他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同一名叫丽莎的俄国女人结了婚，进一步把他自己同苏联拴在了一起。

王明和康生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李立三。李立三憎恨王明代替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也憎恨康生叛变立场去效忠王明，除此之外，同为居住在勒克斯旅馆，李立三和他的妻子有机会亲眼目睹王明和康生清洗自己同胞的场面。王明和康生密谋使李立三永久保持沉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王明飞回中国之前一天夜里，他突然通知欲坐同一架飞机返国的李立三，要他留在苏联。而康生在幕后扮演他的角色；作为动身接受的最后一次行动，他通知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系人，说李立三是一名令人畏惧的“托洛茨基分子”。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康生和王明动身前往中国的三个月之后，苏联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立三，指控他是莫新科一个中国间谍组织的首脑和日本人的特务，其任务是暗杀斯大林。

按照康生的情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没有任何初步调查的情况下拘留了李立三——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暗示：苏联秘密警察是多么信任康生的报告。但是康生隐瞒了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联系人会去寻找更高方面的认可。最终，康生的疏漏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当李立三向大吃一惊的苏联审讯者公开他的身份时，更为仔细的调查就开始了。周恩来（那时正在莫斯科治疗那只由于一次骑马事故而导致永久性弯曲的手臂）干预了此事。苏联内务部长最后命令释放李立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生和曹轶欧坐上一架为这次旅行特意准备的苏联飞机，离开莫斯科，前往延安。他们的同机乘客有王明和他的妻子盂庆树，有陈云，还有一位级别较低的官员曾山（他后来成为陈云的副手之一）。他们在中国的第一站是中国新疆的首府，驻防城市迪化，王明和康生在那儿拜访了当地的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是一位见风转舵的狡猾将军，当时曾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结成联盟。

王明和康生还顺便走访了来自广东省的劳工领导人邓发，他是中国共产党迪化支部的领导人。邓发曾在江西的共产党根据地领导过政治保卫局，长征以后担任秘密特工在华北一带活动，对出身满洲的军阀张学良展开工作。邓发仍然负责一些安全事务，因此康生当时在迪化命令他逮捕和处决三名共产党干部：这三名男性干部——俞秀松，周大文和董亦湘——都在莫斯科反对过康生。在莫斯科，作为列宁学院的学生，他们曾鼓动其他中国人抵制王明。康生运用苏联的那套花言巧语，告诉邓发说这三个人郡是托洛茨基分子。俞秀松几乎立即被逮捕，并于一九三八年被转送到苏联的一所监狱里，出狱前一年死在狱中。周大文和董亦湘大概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在下达了这三个谋杀令之后，康生和王明飞往长征结束时建立在陕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总部延安。康生抵达中国，如今的他是一名饱经风霜的党的领导人，拥有处理高级事务的无可争辩的资格。在他逗留莫斯科的四年期间，他完成了他于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做为一个学生和鼓动家开始的政治教育。他巩固了他做为一名情报和安全专家的地位，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

在他经历了莫斯科的岁月之后，康生怀抱着很大的期望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他在俄国所学到的课程确实帮助他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但是要直到他咬住那只曾经照料过他的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