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是康生一生中关键时刻的起点。那天傍晚一架苏联飞机出现在延安多云的天空。共产党人在历经长征之后，于该年年初在这座陕北城镇建立党的总部。起先，在陆地的人们，包括毛泽东，以为那是日本轰炸机对根据地的定期攻击；但是当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临时停机坪时，它的身份才得到证实。庞大的人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他坐着城中唯一的汽车——一辆破旧的救护车）涌向机场，他们对飞机和飞机上的乘客感到好奇。这是近两年来第一架降落在延安的飞机。

康生和他的同伴们，包括王明，在走下飞机时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虽然延安的共产党人总是怀疑新来的人，但是由于长期缺少从莫斯科来的最新消息，他们同样渴望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当晚举行了道地中国风格的欢迎会，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被推选为共产党总书记、受过苏联教育的知识分子洛甫热情地发言。他赞扬了每一位新来者：王明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陈云完成了他在莫斯科的使命；康生在白色恐怖时期保护了上海的党组织。

毛泽东也讲了话，他用中国格言向新成员致意。当时四十四岁的毛泽东胖得令人惊讶，据说在他身上有某种柔弱的神态——这种印象被他的小手掌和高嗓音所强化。他在第一晚就向王明这位共产国际的发言人表示敬意。但是他所有朴实且谦恭有礼的言辞都小心地避免涉及长征时期所获得的任何权威。他对新来者的小心谨慎是显而易见的。

整个晚上，毛泽东与王明以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紧张气氛时对显现出来。有人问到，是否继续保持延安和苏联之间的航空联系，以便可以向中国共产党空运武器和其他供给品，王明回答说，空运是不合法的、秘密的，根据斯大林与蒋介石达成的谅解，王明解释道，苏联在中国的空中力量是资助国民党政府的。所有的军用物资都将运送给国民党军队而不是共产党。“既然可以提供给蒋介石那么多，”毛泽东叹息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分到一小部分呢？”

如果说康生曾经对延安生活抱有任何幻想的话，那么他很快就失望了。他那富有且有教养的家庭遗产，使他在共产党的普通成员中成为一位遭到遗弃的人。他过去能毫无困难地融人上海那个大都市——同他一起的共产党员有知识分子、大学生，或者至少有几分老炼的工厂工人。但是现在，共产党扩展到中国的农村地区，相当多的成员来自农民阶层，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员都以有农民的背景而自豪。康生的高贵出身并不是使他孤立的唯一原因。在早些时候，他（同其他人一起）就敌视毛泽东，而毛泽东景初也不喜欢他的教条主义和拒绝放弃任何争论的固执。

而且，对康生来说，延安和中国西北农村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环境：贫瘠、荒凉，不断从戈壁刮来的风沙更加重了夏天的不适感，那里，冬天的气温远远低于零度。共产党的根据地处在一个几乎完全被群山环抱的山谷里，每天只有很少的时间能见到太阳。三月到五月是最糟糕的时候，春季解冻的河水溢出堤岸，造成洪水泛滥。建造在缓缓流动的延河以南狭窄地带的延安城，不过数英亩的古迹四周围绕着古老的土堤，一座九层宝塔俯瞰着这个城镇。

在延安，共产党人住在黄褐色泥土的陡峭悬崖下开凿出来的窑洞里。在隧洞的墙的尽头，每个窑洞都是一个单独的房间。窗户和门上都糊着白纸以取代玻璃，可以透过一些光线，而蜡烛是其唯一能用来照明的东西；没有电，也投有自来水。但是窟洞里冬暖夏凉，一些短期的访问者把共产党管理的居住设施称为西北饭店，这一系列的窟洞一般有九英尺深、八英尺宽、九英尺高。一九三○年后期，党的机关也被安置在延安城外，一个叫作杨家岭的窑洞里。

当共产党最初占据这个小小的、似乎毫不知名的城镇时，这里大约有三千人口，有正在营业的两三家店铺和饭馆。两年中，由于日本人的入侵以及延安被誉为民族主义的强大堡垒，吸引了许多左翼分子和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国青年来到这里，使人口迅速增长了十倍。然而延安与上海的摩天大楼、花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和拥挤的街道大不相同。甚至连康生年轻时生活过的山东，也很少与这里萧瑟凄凉并混杂着沙石和尘土的土地相似——越里“像大海一样单调。”’

围绕延安的陕西省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里曾经是两千年前统一中国的残忍秦王朝的故乡。由于中国的边境正好切断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领土，陕西常常受到来自北方的侵袭。当地居民狭长的眼睛和扁平的脸，显然受到非中国血统的影响，他们与康生的故乡山东的居民自然有很大的不同。

许多共产党人都发现延安的落后。一度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朱其华，早年写过一篇有关共产党的报导，把延安描述为“一个纯粹中世纪的、乏味的小镇”，在那里“毛泽东建立了他的柏拉图式王国。这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农民思想只有在这个落后的现世小镇中才能找到营养。”

长征以来，延安的生活具有严密组织的军营气氛。各种严格的规章控制着生活作息和日常工作，乃至中国共产党员的婚姻生活。丈夫和妻子除了星期六晚上之外实行分居。即使在上海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候，夫妻们也生活在一起，暂时的性关系是很普遍的。但是在延安，党试图把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道德强加于革命军事组织之上。根据一位观察者所言：“每个人被要求放弃个人（罗曼蒂克的）兴趣爱好，而倾向于共同的努力。”一位党干的女友投入另一个生活在延安的人的怀抱，他向她开枪报复，由于缺乏对“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而被判有罪，并且遭到处决。

从毛泽东到党内底层的每一位成员，每天都需要抽出几小时参加体力劳动。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指定每年要生产出一定数量的稻谷；因此，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们负责耕种他居住的窟洞前面的一块地。他们种植各种时令蔬菜，纺纱，织布，制作金属制品。党提供隹房、食物、衣服、医疗和“日常生活花费”——毛泽东每个月可领到相当于十二美元的生活费。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每月可领到相当于五美元的津贴，但是在共产党平均主义的社会里，工厂工人每月可领到三十美元，这使他们“生活得比将军和政府官员要好”——这是一种倾向于“鼓励工业化”的政策。

延安实施着纪律并且坚持极端严谨的禁欲生活，然而在延安四周所谓的边区，其经济在极大程度上依赖生产和出售棉花。

康生总是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为平等，”他试图适应这个新环境，但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穿着风格是一种让步。然而他不愿穿上大多数人所穿染成蓝色的棉上衣，康生选择与八路军制服相同的黄卡其布的军用工作服，尽管他从没在军队中服过役。一位他在延安的同时代人回忆，康生喜欢穿长统皮靴，骑马，带着外国种的猎狗打猎。那个时候，他的服装还有其他区分的标记。从照片上显示，他戴的不是他大多数同志所戴的尖顶军帽，而是一○年代和一○年代在欧洲赛车手圈内非常流行的毡帽，一条围巾很时髦地围在他的脖子上。

康生还开始炫耀他那修剪整齐的小小八字胡，英国纨褥子弟和欧洲教授，以及几位与斯大林最接近的同志，包括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米高扬（Anastas I．Mikoyan）都喜爱这种胡子。中国共产党人很少有蓄胡子的，有教养且知识广博的神态造成康生与他的同事之间的差别。四个警卫是他通常的随从，使他几乎与坐在救护车里到处奔跑的毛泽东一样引人注目。他还雇了一个厨子，化曾是满清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室厨师。当共产党的普通成员靠小米、腌萝卜、腌白菜和偶尔才有的鸡蛋维持生活时，康生却享受着丰富的食物。

一些延安的观察者注意到，康生很少有朋友，而且经常避开大多数的社交活动，尤其是当社交活动涉及外国人的时候。他偶尔会在公开的戏剧表演中吹奏乐器，这是他年轻时的爱好之一；但是总的来说，他过着一种隐居的神秘生活。康生不久便以不祥的危险人物而扬名，许多人都避之惟恐不及。

到延安一年以后，康生从杨家岭的窑漏搬迁到枣园的居所，一个延安以西几英里的小村落。枣园是延安地区最早有吸引力的地方。虽然枣树并不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么多，但是枣园到处是李树、杏树、梨树，从春天到初夏都开着鲜花，吸引了蝴蝶和蜜蜂。在五月和六月，康生的领地充满了令人欣悦的生机。

不久，其他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和他的工作班子，从他们的窑洞里搬出来，与康生一起住在枣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注意到这里枣树稀少，决定将它更名为延园。曾为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雇请的专业书法家康生大笔一挥，将新名字镌刻在延园人口处的石墙上。

康生在莫斯科的四年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显著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秘密的地下组织，而成为国民党军事行动和警察罗网的经常性目标。在一九三七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建立联合阵线之前，延安及其边界区域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延安是这个国中之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和军事总部的所在地。康生首次与共产党的将领进行密切的接触。一些强有为的指挥员，像朱德、贺龙、彭德怀和林彪，更不用说毛泽东了——在来到延安之前，康生仅仅是听过这些名字。

长征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正如康生很快就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在莫斯科的勒克斯旅馆是绝不会出现的。透过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继续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形式，并且形成总体政策，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他们不再可能像一九三一年之前那样使党的领导层发生变化。毛泽东、朱德和其他经历过长征的英雄们在党内也有反对者。张国焘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位，他是个经验丰富且拥有自己军队的领导人；还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比如博古也经历了长征，他仍然是对毛泽东权力的一种挑战。但是新孕育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团结在毛泽东周围，逐步形成一种狭窄的、民族主义的眼界。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基于熟悉混乱的地区状况，特别是他们有能力激发迷信而保守的农民的愤怒，这些农民生活在人口众多而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地区。他们怀疑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毛泽东已开始声称有必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康生来到延安时，情况还在变化，而王明的出现提高了扩大苏联影响的可能性。做为共产国际统治集团的成员，王明可以称得上是个世界级人物，一位国际共产主义领袖，他所感兴趣的远远超过那些使毛主义者耗尽精力的狭隘问题。他曾直接参加有斯大林出席的会议，而斯太林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着显赫的威望。无论延安的共产党人如何主张民族主义，他们继续把斯大林的肖像挂在窑洞的墙上，挂在毛泽东和朱德的肖像旁边，只要他们在新闻影片中看见斯大林，就会发出响亮的掌声。

康生忽视了权力已经从共产国际支持的领导人手中流失，而与王明一起试图引导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步调，并且帮助王明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物。他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后没几天，参加了一个政治局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个最高领导人讨论了他和王明从苏联带来的讯息。王明传达革命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同志极为重视抗日联合阵线，康生也发了言，他附合王明所强调的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性，而且详尽地讲述了他自己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坚定地表示与王明站在一起，这也确定了他与众多毛泽东身边的中国主义干部的对立。

由于有斯大林的认可，王明透过十二月的会议，实现加强他实力的人事变动。身为王明的主要助手，康生得益非浅。他被任命为共产党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是处理最上层的日常事务的行政办公室，他又被任命为党校校长，这给他提供了一个阐述意识形态问题的讲台。

康生和王明还着手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化，而且把苏联对华政策的观点和技巧提供给中国。从二○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政策的重要主轴就是斯大林发动无休止的运动，好肃清列昂·托洛茨基的影响。二○年代后期，在共产党败于国民党之手之后，中国酝酿了一场托落茨基运动。但是在上海处于激进政治边缘的中国托派分子，从没有发展到超过一个小集团的舰模。到一九三七年，对托洛茨基的恐惧逐渐减退，中国共产党人不再把他看作是罪恶的化身，但是王明和康生着手把那种教条强加于延安的共产党人，即不能对这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臭名昭著的敌人有任何妥协。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将托洛茨基主义变成主要问题的最好时机。讨论的问题涉及陈独秀这位托洛茨基分子，这位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曾在二○年代后期领导过中国托洛茨基分子，现在是位激进的教授，是否应该重新吸收他人党呢？对于与莫斯科政策保持距离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显然，陈独秀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威望证明是有用的。他们乐于忽略陈独秀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视之为与中国无关的过时幻想。确实，周恩来和董必武，一位年长于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已经采取步骤重新允许陈独秀入党。

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在莫斯科肃反办公室中发挥作用的康生，使自己转变为一位坚定的反托洛茨基主义危害的斗士。他在连续两期共产党刊物《解放》上刊登了攻击陈独秀的恶毒文章。这篇纯粹的斯大林主义文章很快为众人所周知，使重新吸收陈独秀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为了证实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有害影响不亚于在苏联，康生提出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指控，说陈独秀是个日本特务。康生的指控很容易遭到反驳——在国民党控制的汉口的九位知名教授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给左翼报纸《大公报》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指责康生的诽谤行为。但是康生利用他的苏联背景，他在指控中貌似可信地揭发说，托洛茨基领导著一个旨在反对苏联的国际谍报组织。他还肯定托洛茨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打倒斯大林，康生补充说，托洛茨基把日本当作他反苏运动的天然盟友。他辩解道，鉴于托洛茨基的国际性计划和他的追随者，像陈独秀那样的中国托派分子与日本人组成联盟是十分自然的；托派分子和日本人都是反苏的，日本人若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托派分子就能够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

康生将中国托洛茨基运动描绘成一幅阴暗的图画，把它当作国际恐怖主义者、破坏者和暗杀者网络中的一部分。他引用了一份《上海日报》的话，大意是“托洛茨基亲自派遣一位美国托派分子到上海，作为远东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人。”康生证实“外国特务”是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一位住在法租界的美国人，在《上海晚邮信使报》广告部工作，他自称是V·T·罗伯逊（V.T.Robertson）。根据康生的说法，格拉斯和另一位美国托洛茨基分子，《中国论坛》的编辑易罗生（啥罗尔德·艾萨克斯），同日本特务组织以及中国托洛茨基分子陈独秀、彭叔之、叶青、刘仁静都有联系。

虽然康生正在引进斯大林个人的疑病症，把它当作俄国口味的中国舶来品，但是他使延安的局势发生了震动。一九三〇年在清除所谓的“AB团”或“反布尔什维克团”的对手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使用了相同的俄国术语。康生再次把苏联的口号注入中国的政策中。结果，用一位中国作者的话来说，可怕的托洛茨基主义“犹如一片阴云，正从天边游来，慢慢飘向聚集在延安和分散在各个抗日前线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人的头顶。”

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康生利用他谍报专家的声望，把他的主张强加干人，尽管那是毫无根据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准备不去理会托洛茨基主义的不良影响，但是一旦康生揭示出国际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和日本战争机器之间假想的联系，其他共产党干部就一致同意，他们威胁着中国，如同威胁着苏联一样。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协商很快化为泡影，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前，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一直是一种政治毛泽东的人马罪行。

康生尽其所能地继续支持王明。作为延安党校的校长，他在给学生团体中的菁英分子作演讲时称赞王明。他邀请王明到党校去讲课，并且以这样的言辞介绍他：“这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创立者王明同志。”康生指出，如果没有王明，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永不会与国民党合作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这暗示了王明不但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领导人。

成功使得王明信心勃勃，他带领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延安，到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汉口去领导长江流域的共产党组织。王明的委派使他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总部的领导人拉开了距离，但这似乎是一精明之举。从各方面来看，国民党的首都即使在搬迁之后——起先是汉口，而后是重庆——一直是中国抗日的中心。美国、苏联和德国都在那里设有外交使团，使国民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者。在战争的许多场合，尽管与他们宣传的相反，共产党还是在军事上起到了辅助作用。当国民党正在承受日本正面攻击的时候，共产党在华北进行游击活动。

当王明匆匆赶去中国的首都时，康生继续留在延安总部。与过去一样行事谨慎，一九三八年康生四十岁，那是他回到中国的头一年，他不久决定进行一次重要的政治转变；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析点。一月，他看着王明离开延安奔赴汉口；八月，他被任命为共产党安全情报机关的负责人。这个有教养且老于世故的、山东士绅的后裔康生，和湖南农民的笨拙儿子、游击战的指挥员毛泽东，为达成一致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

正如他七年前从危险而不切实际的冒险家李立三，转向受过苏联训练的王明那样，康生决定讨好毛泽东，这反映了他极端的机会主义以及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动力的敏锐洞察力。而且康生的行动似乎再次与《易经》的中国传统智慧相一致，《易经》教导人们，优胜者可以顺应时代的潮流获得成功。当毛泽东正在逐步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康生觉察到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认识到转变立场的好处，他决定冒险与一种势力绝交，与另一种势力融为一体。

决定康生与毛泽东终生联盟的是情感的因素。江青这个山东美人和上海女演员，在康生从莫斯科回来前三个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到达延安。她自称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她的过去已经充满丑闻。

在过去四年中，江青在上海的舞台和银幕上演出，由于私生活不检点而臭名昭著。在遇见毛泽东之前，她有过许多次恋情，包括与著名电影导演章泯的爱情以及至少三次婚姻。

在上海刊物的闲话专栏里充斥着她的罗曼史，特别是她与唐纳充满风波的婚姻。唐纳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和评论家，在婚姻期间他曾数次企图自杀，使他感到沮丧的是，即使身为她的丈夫，他也无法完全拥有这位漂亮而又意志坚强的女性。

对于庄重的共产党人来说，江青的名声似乎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危险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她还有过一段为国民党工作的弪历。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的国民党安全机构把她当作共产党可疑分子扣押起来。经过八个月的监禁，她害怕会关押更长的时间，便将脑筋动到黑大汉头上，黑大汉是向国民党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当上了国民党安全机构的负责人。江青在监狱的接待室里同黑大汉一起就餐，为他唱歌，就像夜总会的女招待为满足一个有钱主顾那样——除了陪他一起睡觉，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她还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她以前同左派分子交往过，批评共产主义，并且保证断绝与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联系。一九三五年中，她从监狱释放以后，江青送给黑大汉一件纪念品：她自己穿戏装的照片。

江青的释放留下的问题可能远多于抛弃共产主义和巴结黑大汉。对于一个前政治犯来说，江青在上海得到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令人惊讶的好评。一九三六年她在《狼山喋血记》中首次担任主角，国民党著名的《中央日报》公开表示：“这是国产影片中最有意义和最杰出的一部。”她还参加了国民党的宣传活动，一九三六年九月，她被捕两年之后，国民党精心策划了一个活动庆祝获得八十架轰炸机，庆祝会正逢蒋介石五十岁生日。上海的电影协会组织了一场“购机和祝寿演出”，江青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表演独幕剧《求婚》。记者兼国民党情报员崔万秋，在《大晚报》中赞美她的表演和忠诚，并且发表了对她的采访，将她描绘成“一位华北的现代女性。”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说明江青是国民党的皈依者，但是在白色恐怖时期，与国民党稍有亲密的接触，往往舍受到中国共产党纪律的处罚。

江青身材高佻而苗条，性格活泼，在任何地方都会吸引男人。尤其在延安，大多数妇女都是农民战士，在穿着和举止方面都没有经验，因此她显得格外的美。毛泽东正与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陷于无休止的家庭争吵当中，他很快就被江青迷住了。

到一九三八年夏天，毛泽东对这位臭名昭著的倾城倾国女子的热情，开始引起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无情批评。对于许多从长征和上海地下工作艰苦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江青是个令人怀疑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些党的领导人对她在上海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取得的成功感到愤怒。一些清教徒式的长者把感官快乐当作特权阶级的腐败特征，他们十分不满毛泽东的自我放纵。更要指责的是江青与国民党公开交往的历史；有些人公开谴责她是国民党的“密探”。毛泽东的对手们，在王明的门徒和盟友博古的带领下，抓住主席罗曼史的小辫子，希望使他名誉扫地，并且把他从党的领导层中清除出去。

对毛泽东的拯救来自未曾想到的方面。当毛泽东试图给他的对手贴上思想“封建”的标记来抵制批评的时候，康生转而反对王明的老朋友，并且对毛泽东伸出援手。

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康生恢复了与江青的友谊，当时江青是他领导的党校的学员。从他们最后一次相见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康生在一九二四年离开诸城；他们有可能在上海重逢，但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康生启程去莫斯科时，他们的任何接触大概已经结束，那正是江青到这个城市的几个月之后。

然而，他们很快恢复了联系，而且一九三八年五月江青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时，康生还用小鼓为她伴奏，这是一种亲密的明显表示，或许也是一份政治可靠的清白证书；至少可以这么说，一位四十岁的政治局委员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进行音乐伴奏是不寻常的，特别是对于知悉江青过去的人而言。

康生仍然被江青的女性魅力、热情和诱人的神态深深吸引。在枯燥乏味的延安，有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作伴是令人愉快的消遣。他们是否在延安恢复或发展亲密关系仍然是个谜，但是这种关系有助于说明康生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康生大概知道，与他继续保持亲密关系的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他就可透过其配偶的枕头风来影响毛泽东的思想。而且，博学的康生知道，中国历史上记载了许多官僚和廷臣的例子，康生的头脑中记着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头脑中都铭记的中国“四大美女”的传奇——西施、貂婵、王昭君、杨贵妃。

总之，康生和江青在延安的任何亲密关系都不可能持续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她在一九三八年年中，传出与毛泽东的绯闻，康生不敢继续维持与江青的亲密关系，他深恐危害到自己的政治利益。毛泽东罗曼蒂克的性情，使他在试图取得对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控制时，被这个女演员的热情所制服；与毛泽东不同，康生是冷静、精明、善于控制自己的人。他们的艺术品味反应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是波浪起伏的、冲动的，而康生的绘画和书法显然是含蓄、雅致和受过训练的。

康生决定性的行动是保护毛泽东，并且驳斥对江青的指控。康生利用他作为组织部部长和安全情报事务专家的背景来为江青作证。他宣弥，江青是个有良好名声的共产党员，任何人都无法阻碍她同毛泽东的婚姻。康生对江青过去的了解是片断的，肯定不足以使他证明她不是国民党特务，但是他修改她的纪录，销毁有害的资料，责难对她不利的证词，并且指点她如何回答那些希望能使毛泽东丧失名誉的高级审讯者的探问。

在这场争论中，康生的干涉很快使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对手和批评者闭口消音。江青搬来与毛泽东同住，尽管她的对手坚持她的婚姻是有条件的，她向中国共产党保证永不参与公共生活，但她从一开始就担任毛泽东的私人助理。一九六年以前，江青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从一九三八年起，她就是一个了解党的内情的人。

康生一边发展与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亲密友情，一边断绝与王明和亲苏派的一切关系。在延安这个组织严密的社会里，婚姻并不是一件私事；共产党的普通成员被告诫，即使个人的行为也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含义；对领导阶层来说，这更是铁则。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暗示是很明显的；每个人都知道，由于证明了江青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康生把毛泽东从破坏性的丑闻中解救出来。

从这段插曲开始延伸出来的关系对康生今后的成功至关重要。毛泽东和江青都受到康生的恩惠，他因而成为这对夫妇的知己和盟友。毛泽东逐渐在相当多的事务中依赖康生的建议，并且委以检查和修订许多重要报告草稿的重任。

在毛泽东的婚姻问题解决后的几个月中，康生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安全机构的大改组中，康生被任命为延安两个最有权力和最凶险的组织的负责人：军事委员会情报部，它协调所有的军事情报工作；另一个是听起来无害的社会保卫部——通常称为社会事务部——它处理内部的安全工作和反共产党敌人的情报工作。

康生很快成为毛泽东的媒人和安全首脑，而且远不止如此；到一九三九年，他进入了总是站在主席一边的领导人核心圈。他经常陪同毛泽东在延安地区视察，把他介绍给其他官员，为毛泽东正在视察的事务当场提供评述。康生经常而又不引人注目地指导毛泽东解决与人民之间日常关系的纠葛。

尽管他们的社会出身不同，毛泽东和康生还是有一些令人惊讶的相同特性。他们都来自中国农村，毛泽东的父亲——是个农民，与康生的父亲不同——努力筹出学费，让儿子上传统学堂学习；因此毛泽东和康生对古典文化都充满兴趣——诗歌、绘画和书法——这项共同兴趣有益于他们的关系；有时，毛泽东称康生为他的一字师，因为他常在这里或那里改动一个字，为主席的诗词和文章润色。他们的友谊持续到康生的后半生，而康生总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奉承者——他降低他建议的重要性，谦恭地谢绝毛泽东的赞扬，小心翼翼，不冒犯他的领袖。

抛弃王明而支持毛泽东和江青，对康生来说得到的报偿是相当大的。毛泽东有种种理由忽略康生过去对王明的支持。康生不仅使毛泽东的恋情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而且由于他在莫斯科与王明一起度过了四年，他能够为毛泽东提供可以用来反对他的竞争者的故事。例如王明对苏鞋人的阿谀奉承，帮助毛泽东使康生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为了巩固他的新地位，他不得不否认过去十年中对王明的明显支持。一些高级干部知道他们之间关系的程度；陈云是知情者之一，当康生公开为王明争取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时，陈云正在莫斯科；那些没有亲耳听到康生赞扬王明的人，从党的印刷物和杂志上读过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支持亲苏派，并且显示他是王明最积极的助手。不过，康生能够转变立场，并且抹去他的个人历史。

为了模糊他早期的派系阵线，康生展现出他训练有素的欺诈才能。首先，他指出对他过去惯常而又浅薄的误传，声明他在苏联期间一贯反对王明。在他一篇又一篇的讲话中，康生反复述说他总是反对王明的谎言，甚至吹嘘在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中，他曾冒关生命危险从王明和他残忍的苏联支援者手里保护中国共产党的同仁。当然，康生一直是在莫斯科向其他中国人进行恐吓的主要打手之一；但是没有人敢于对他经历的修正描述提出质疑。

康生还伪造文件来证明他以前没有参与派系。在以前的日子里，王明曾送给康生一本他非常有名的小册子俩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作为一件个人纪念品。现在，康生用篡改王明小册子的方式来“证明”他所谓对其作者的艰苦争论。他在“两条路线”这几个字旁边加了说明，“事实上这是一条路线，即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在标题中改动了一个字，将中文译音“布尔什维克人”改为“孟什维克化”——指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反对共产党人的主强。康生还补充了评论，“这应该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盂什维克化斗争’这样，标题才能反映出小册子的真实内容。”康生将明显篡改的小册子展示出来，使来访者自己在小册子中发现他长期与王明存在分歧的“证据”。直到六年代后期，当康生正在审查攻击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时，他评注过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仍然留在他北京的办公桌上。那时，王明正在病中，投有权势，并且流放在莫斯科。但康生仍然警惕着三○年代的幽灵。

从未访问过苏联的毛泽东，对它总是怀有疑虑。对他来说，中国共产党并不对外国共产党负有任何义务，这是毫无疑义的。为了利用苏联问题，康生巧妙地介入对莫斯科政策的争论。到一九三八年，康生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苏联事务专家，他在莫斯科度过了四年，认识许多苏联领导人，他的俄语足以接待访问延安的苏联人。作为安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还卷入苏联事务。那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外交部，因此作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向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解释国际趋势的任务就落在康生身上，特别是苏联的趋势。

康生在回到延安的几个月内就对苏联采取敌对态度。一九四二年，当塔斯社记者彼得·伏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来到中国共产党总部时，就已经认识到康生是一个对苏联有害的批评者。在他的日记里，伏拉基米洛夫反复描绘了康生对苏联的仇恨。“无论在哪里，你都能发现康生对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没有丝毫尊敬，”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另外，伏拉基米洛夫引用了康生对其他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国人说的语：“忘记你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里是中国，你们必须按中国的方式工作。记住你们在那里是受到腐蚀而不是受到教育。我禁止你们与苏联人交往。”

康生是伏拉基米洛夫在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之间的官方联络员。他以文雅的微笑向伏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助手们致意，全面考虑与他们合作的行动——但是，据伏拉基米洛夫观察，康生竭力使苏联使者与中国领导人隔离开来。康生甚至强迫王明避开伏拉基米洛夫。他提供给苏联访问者有关中国事件的虚假消息，拒绝他们到延安以外地区参观的要求，以毛泽东是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天才来嘲笑他们。

伏拉基米洛夫对康生刻薄和挖苦的评价是不会令人惊奇的。他承认康生总是微笑，但他补充说：“他的笑容似乎是贴在他那瘦削、令人不快的脸上。当他留神听讲的时候，他以一种日本人的方式使呼吸发出声响，表示他很乐意听到对话者的声音。”伏拉基米洛夫在莫斯科就认识康生，他声称康生“保持着我所了解的一贯作风——乖戾的特征和以一种紧张的方式表现的精力。他给人的印象是悬在一根绳子上的木偶……”

然而，伏拉基米洛夫主要抱怨的是康生将苏联代表置于监视下。“康生无处不在的部下步履轻捷，令人惊讶。他们的在场使任何一个想与我们交谈的人闭口不语。”伏拉基米洛夫声称，他的厨师和其他内务工作人员为康生提供消息；他甚至指责康生以一位外语教师需要复习俄语为借口，试图在他的行程中安插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康生将伏拉基米洛夫和其他到延安的外国访问者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但他从不费心去拘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那么多同胞在他的监视之下，他几平很少有时间浪费在跟踪外国人上。

根据伏拉基米洛夫的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康生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其所能分裂延安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康生将有关苏联事务的偏颇、不正确报导传递给毛泽东，向他提供苏联军事状况阴暗面的读物。当伏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抵达延安时，由于德军的打击，苏联遭到巨大的伤亡，悲观的评价似乎显得有理。即便如此，康生还对苏联在战场上的反攻提出特别消极的评估，只是一味迎合毛泽东的偏见，并且证实他对王明的政治营垒的个人敌意。

康生离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人的意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要在几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影响是对毛泽东的支持，当毛泽东正在巩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时，这是如此至关重要。

虽然王明在一九四五年之前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之一，但是鉴于延安窑洞和会议厅内部斗争的结果，王明早就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实在应该感谢康生助他一臂之力。

不时有外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一九三八年一名叫伊洛娜·拉尔夫·休斯（IIona Ralf Sues）的波兰作家，在那儿大约一星期，第二年，一位叫罗曼·卡曼（Roman Karman）的苏联电影制片人访问了毛泽东。西方新闻记者在一九四四年以前一直没有刭过延安。那一年，一组外国和中国记者随同第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南方使团”）来到延安。在康生主管期间，唯一长久停留在延安的亲闻记者，是伏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助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