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康生声称他生病以后，来访者前往青岛他的家，总被他的仆人打发走，仆人解释说他正昏迷，要不然就是不能说话或辨认任何人。但是，当来访者顺原路返回的时候，康生实际上往往正在别墅的内室中自娱，绘画、练习书法和欣赏他的艺术收藏。

年幼的对候，康生从家庭教师那里接受的书法基础训练。在他担任上海的商业巨头虞洽卿的私人助手时，他完善了他的技艺。在莫斯科担任国际共产主义领袖以及在延安作为中央领导的时候，他很少有机会把文化追求当作兴趣爱好。但是在他实际上把自己隔离起来之后，他就有足够可供支配的时间重新着手书法，还有绘画。在以后的二十年，他在各种生活环境中创作了大量作品。

有技艺的艺术家同时担任政府官员，这一直是中国近两千年历史中统治菁英的一个共同特征。康生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凭其本身的资格，他是个极有才能的大师，具有十六世纪文职官员和文人之能力和眼界。他专长于精致的花鸟水墨绘画。上海的著名画廊朵云轩在一九六一年把他的一些绘画木刻复制，并且进行商业出售。然而，很少有购买者怀疑这位艺术家的真实身份，因为康生在他的作品上签署的是笔名鲁赤水。

康生把他的许多作品赠送给朋友与相识——在中国，这是验证和赞美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种传统方式。康生的一幅大型书法作品许多年来以显著的地位陈列在郭沫若的家里，郭沫若身为共产党政权非官方的桂冠诗人，是位历史学家和作家。他死于一九七八年，但是他的家庭成员把康生的作品留在原来的地方，几年后当他们发现这是谁的作品时，他们深感厌恶。

康生的绘画有专业的质量，说不上非凡，但是他的书法是极其动人的。从他的毛笔中流出的字体流畅而充满生命力，显示了他的多才多艺，从以“甲骨”为基础的古代表意文字细致人微的笔触，到现代书写体优雅流动的神韵。在共产党的上层干部中，康生以书法家而知名；他创作的字体被许多一流出版物用作封面题字，包括《文物》和《考古》杂志，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料概览》那样的学术著作。和过去的艺术家官员一样，他为朋友、同事和公共机构准备了无数的题词。现代中国的批评家往往忽视康生的绘画作品，视之为贫乏无味，但即使在今天，尽管他死后失宠，他的书法仍然以其优雅美丽而受到赞扬。

康生的艺术追求远远不是随意的消闲疗法；在回到公共生活之后，他继续绘再、倒作书法、射印、阅读注解古典文本，而且收藏各科类型的古玩翔艺术作品。康生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君王的属性：在审美的文雅讲究和政治的欺诈残忍方面，都可以与博尔吉亚家族相匹配。

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康生已积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古玩的收藏品。那时他在钓鱼台的办公室兼居室的八号楼里度过了大量时间，但是他仍然保留着小石桥胡同的家，在那里藏有他大部分的收藏品。一有闲暇，康生就退回到那座占地二点五英亩的清朝官邸的灰砖堵后面，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转变为文雅而博学的达官贵人。关起门来，他过着一种艺术家、收藏家和学者的斯文生活。他与他的北京小猎犬游玩（尽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严禁豢养宠物），载种花盆植物，与几个秘密的客人一起分享快乐：展示绘画和书法的卷轴，打开藏有精美瓷器、金属嗣品和丝绸装订的书籍的锦缎小盒。

康生也向外国人介绍他艺术古玩的个人世界。六〇年代，他有时指示国际联络部的尉手去请一些作为顾问和裔译、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为国际联络部工作的柯弗兰。康生向他有特权的客人们展示书法、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的稀有珍品，然后开始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的独白。他的召见通常都在午夜之后；康生喜欢工作捌很晚，保持着四O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谓的“斯大林时间”。

文化和艺术如果不顾从人的低级本能，通常被认为是高尚的，但是康生的报复心态充斥着他的绘画和书法。康垒遵循在西上签署笔名的习惯。他给自己命名为鲁赤水，把古代山东鲁国的名称作为姓，以“赤水”这个词作为名。康生的笔名反映了思想的严正——“赤水”表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洪流——但是这个名字还有一种恶毒的双重含意。中国的文化鉴赏家认为，“鲁赤水”是故意侮辱那时生活在大陆的一流国画大师，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中国艺术家齐白石。齐白石是个形容枯槁的古怪老人，留着长长的纤细的胡子，他的对虾绘画驰名中外。他的名字是由古代山东齐国的名称和“白石”这个词组成。康生的笔名暗示了他在思想上是正统的，而著名的令人尊敬的齐白石却是党的隐秘敌人，是国民党或“白”军的支持者。

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齐白石在五〇年代初是共产党政权的宠爱者之一；周恩来与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以不寻常的方式奉承这位年迈的艺术家，赞扬他是有国际声誉的杰出艺术家，共产党胜利之后他选择留在大陆。齐白石的名望为新政权宣称促进中国的文化复兴提供了信誉。这也引起了康生对他的侧目相视。

几千年来，中国的学生一直被教导只用右手写字，但是康生两只手都能挥舞毛笔——一个世纪中只有一两位重要的艺术家具有这种才能。利用这种独特的技术作为政治隐喻，康生把“左比右好”这句座右铭刻在一枚印章上，在他用左手书写的书法作品上留下了这枚印鉴。

康生通常书写中国古典作品的诗歌、散文或故事，但是他仍然特别注重政治。比如他的一件书法作品重述了一个古代寓言，老虎在山路上遇到了庞大而健壮的驴子。老虎不能确定这个不熟悉的动物的力量，只敢与它保持距离，一次一次对妒进行小心的刺探。但是不久后，老虎注意到驴的愚蠢，它反应迟纯，只会发出可笑的尖叫。估计出驴的弱点，老虎猛扑过去，把它的受害者吃掉。表面上这是个童话故事，而康生书写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行为哲学，亦即他等待时机的谨慎形象，那时他正向彭真、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猛扑过去。

纵情享受文化娱乐的政治局其他几个成员，其中首推毛主席，他以诗词而闻名于世。英国著名的学者兼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曾经评论说，毛泽东的诗词超过希特勒的绘画，但是比不上邱吉尔的绘画。然而在艺术才能方面，即使是邱吉尔，与康生相比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

康生掌握的另一种古代技艺是刻印章的技巧：在次等的宝石、玉、象牙、木料或铜器上雕刻文字，通常是名字或笔名，有时是格言或诗句。职业工匠雕刻的印章用于中国的商业生活（验证银行支票的是印章，而不是签名），但是雕刻十分受人珍视的宝石的精致任务只有委托艺术家，画家或收藏家会在书画作品上盖上这些刻有名字或格言的印鉴。许多著名的中国艺术家都雕刻印章；康生讽刺的对象齐白石，就是从刻印开始他的艺术生涯的。

毛泽东和康生，都为收藏、阅读早期的中国文学和历史古典作品木刻本而废寝忘食。这些书籍通常存在了几个世纪，印在宣纸上，由丝绵装订成册，有时装在华丽的锦缎盒子里。康生的书房中藏有的版本包括将近一千年前的宋善本，而毛泽东在他去世时积聚丁九万多种木刻本。

作为收藏家，康生主要的兴趣之一是砚台，这种河边的石块被书法和画家当作磨墨器。用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眼光来看，砚台可能不过是块普通的石头，但是中国的鉴赏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十分珍视之。砚台的魅力主要来自石头中螺纹所形成的美丽图案、砚台周围偶尔刻上的装饰，以及它们表面的光泽感。康生编辑过一本砚台史，发表过几篇有关其他深奥主题的文章。文物局的官员偶尔要求他协助译解新出土的文物上的古代文字。

康生以官僚兼学者而广为人知，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人们往往以康老的名称呼他。这个头衔取自中国儒家士绅的语言，反映出他的艺术兴趣和成熟年纪，也显示了他在许多中国人中的地位，他们把他看作一位对各种事物都有综合性知识的专家，从中国古磊的细节，到有关意识形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难以捉摸的问题。

共产党即使消灭了下流戏剧、色情影片和注重性的小说，从一九五〇年开始还是促进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使统治合法化的一种方式。他们悉心照辩齐白石那样的画家以及梅兰芳那样的京尉明星；由国家主办的崩圃为大众演出古典尉目；考古学家勘探古代帝王的陵墓；由学者指导对封建时代中国的服装、绒绣和织物的细致研究。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毛泽东谴责他称之为。四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红卫兵开始消灭中国文化的各种遗迹，把共产党前期的文化称作“修正主义文化”，并且拒绝过去的艺术作品；作为“毒草”，它们危害革命。毛泽东“破四旧”的号召释放了人们对任何高人一等的事物的普遍愤怒；康生不敢继续以古代艺术的公开庇护人身份向毛泽东挑战。即使如此，他还是遭遇了对他所信奉的艺术的批判。一个省的红卫兵代表团在一九六八年访问北京，他们要求康生回答，为什么他在五年前写了“画界英豪，艺园领袖”的条幅赞美画家潘天寿。康生解释说，他原打算讽刺另一个画家胨半丁的自负，他那时越来越狂妄自大。这次与红卫兵的对质提醒了康生，他对艺术的趣味可能证明是危险的；正如他抛弃他所喜爱的有关鬼怪和淫妇的戏曲那样，他由衷地赞同毛泽东与中国文化遗产断绝关系。

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康生对艺术的公开兴趣，但是混乱的时代也使他能够悄悄地集聚也许是全中国艺术古玩的最大私人收藏。康生获取的方法通常是可耻的，他的贪婪无法满足。红卫兵屡次犯下破坏文物的暴行，他们铲平庙宇、焚烧图书馆、抢劫博物馆，有时没收和毁坏所有他们能够发现的私人拥有的绘画、瓷器和书法作品。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失去控翻的时候，红卫兵组织从许多北京最富有的家庭窃走了无价的收藏品，并且把他们的掠夺物运往一个受到国家监管的中心仓库。检查这些掠夺物的通常是个举足轻重的首要官员；他花费了一生时间形成了对他的民旗各种艺术形式的兴趣，并且积聚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珍藏品。一昕到这个重要仓库有新弼的货物，康生就急忙赶去，检查这些掠夺物，擅自取用被他眼睛所盯住的任何珍品。以玩世不恭（或实用主义）酌态度，康生无视背叛传统观念和抛弃旧文化的思想，想尽方法大量扩充他的稀有图书、印章、砚台、铜器、石碑、瓷器、象牙镧品、玉石和古代名人书面作品等收藏品。

文革期间康生所积聚的艺术品，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是惊人的。他获得敦千件珍品，其中许多是稀有的，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话，他的兴趣几乎是全方位的，但是他的自豪和乐趣仍然是砚台，有些砚台有桌子那么大，他所拥有的唐代陶龟砚是绝无仅有的。康生的砚台肯定可以与中国及其他珍视书法的远东地区，如台湾、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最佳博物馆的收藏品相媲美，可能还要更胜一筹。

康生确实以合法手段购买了一些珍品，但是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家机构和私人收藏中偷窃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特别喜欢的手法之一是，向博物馆或图书馆商定借一件独特的艺术品或一套图书。他会写一张借据，但是一旦珍品进入他的掌握之中，他会认为永远归属于他了。由于他的身份，管理员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调整他们的纪录，把“出借”改为“移交”。

这种搜集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康生不可能借下博物馆的整个收藏；而且许多稀世珍宝还保留在私人手里。因此，毛泽东号召红卫兵“破四旧”，是康生私吞艺术品和古玩的完美借口。当红卫兵迫害北京知识分子的时候，康生指示一个左派青年组织去没收某些领导干部、艺术家和作家的图书和艺术收藏。他解释说，这些东西代表了其前任所有者的资产阶级精神，有些色情图唾和色情书籍，“可以腐蚀党，腐蚀国家，腐蚀人民。”

康生并非任意地盗窃珍宝；他有识别力，也有办法。他控制着支物局仓库，被没收的珍品就存放在那里；当红卫兵计划抢劫某个著名鉴赏家的家时，他安置在那里的代理人就会通，无论何时新到一批古玩珍藏，代理人都要告诉他。康生会要几份草拟的没收物品的存货清单，亲自检视掠夺物，选择他所要的东西。有时候他亲自发起对著名收藏家的家庭袭击，指示他的副手组织红卫兵去掠夺特定的居民。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常参加北京文学菁英的许多社交活动，因此他可以详细说明他要红卫兵为他盗窃的是什么珍品，就像西方黑社会的头目命令盗窃梵谷或毕卡索的画那样。从一九六六年末开始，所有图书馆丰富的书画收藏和每种古玩图说都被红卫兵运走，控制在文物局手中。康生一心要隐瞒他煽动推动的真相，在掠夺的珍品到达仓库之前，他从不亲自出面干预。

康生对文物局的掠夺最初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北京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之后。一听到交付的古玩到达，他就闯进仓库，当他筛选成堆以丝绸装订的书籍和古玩盒子的时候，他的秘书和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留在冰冷的建筑内站着发抖。康生假装检查文物局的工作，把他看中的物品放在旁边，意欲核实它们的真实性，确定受害的收藏家没有故意将赝品交给红卫兵，以取代真正的珍品。康生在以后的四年中从文物局拿走数千件古玩和艺术品，有时他自封为“检查者”的角色，有时以很大的“折扣”买下它们，有时只是简单地拿走他所要的任何东西。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首次搜集的是邓拓的财产，邓拓是位作家，《人民日报》的前主编，后来顿导北京市的宣传机构。五〇年代初来到北京之后，邓拓一直是琉璃厂商店的常客，琉璃厂是北京西南面的街市，几个世纪以来专供文物古玩贸易。那个时候康生就认识邓拓；当康生访问这位作家的居所时，邓拓向他展示了他的艺术收藏。康生充分赞美了邓拓的珍品，与主人谈了几个小时的绘画和书法。

邓拓是位博闻强记、语言生动的杂文家。六〇年代初，他写了一系列杂文，捍卫北京市政府针对江青等激进派面倡导的保守文化政策。结果，邓拓与彭真同时受到批判。一九六六年五月，导致彭真下台的政治局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一群澈进派突然抓住邓拓，并且对他进行抨击。他成为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在决定彭真免职的两天之后，他于五月十八日自杀。康生长期以来蔑毹邓拓完美的小收藏宝库；一九六六年末，当红卫兵破坏了几乎所有的法律和首都的秩序时，康生只不过命令他的一个代理人袭击邓拓的家，褴收了他的艺术品和古玩。

这种盗窃形成了一种模式。康生偷窃的其他艺术品有的属于饯杏戆，他是以阿英的笔名发表文章的一位共产党作家，而且是康生的同事李克农的老朋友；有的属于傅惜华，他是戏尉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有关中国戏曲（康生最感兴趣的）早期文本的专家：有的属于章乃器，他是位年长的银行家，一九五三年起任粮食部长，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免职；有的属于龙云家族，龙云是云南的一位前军阀，后来投奔共产党，五年代移居北京。康生所赚恶的文化人，画家齐白石遘脱了康生之手，免受肉体折磨，只因他在文革爆发之前不久就去世了，但是康生随后就掠夺了他的艺术收藏。

康生在公开场合隐瞒他对珍品的搜索，但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却大肆吹嘘。尽管他们公开否定中国的封建历史，但是在毛泽东宣称他抛弃任何旧事物的时候，许多激进的领导人却成为贪婪的收藏家。江青要求康生告诉她在自己的收藏中要补充哪些物品。林彪在妻子叶群的鼓动下，从文物局盗窃了一千二百多件古玩。（叶群妄想实现她自己的艺术成就，试图做个诗人；后来她知道自己诗作的缺点，不得不雇用一位成功的作家为她写作诗歌。）几位接近林彪的农民出身的将军，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开始光顾文物局，他们在那里稠箱倒柜，搜寻有价值的东西。将军的妻子也跟着一起去，寻找从北京最富裕的家庭中掠夺来的宝石和金饰。这些军人的妻子大多数出身贫寒，不会欣赏艺术品和古玩，但是她们确实对装饰华丽的昂贵珠宝感兴趣。

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法律失控，威胁着毁灭中国文化最终的遗迹，此刻，康生却搜集了可以装备一个小型博物馆的艺术珍品，并且发泄了对任何严肃收藏家的忌恨。康生盗窃艺术品的行为是准官僚主义的，他访问文物局仓库的纪录往往由敏感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员保存和归档。这些纪录显示，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康生以这种方式偷窃了北京文化菁英中九十六人的图书和收藏。他为自己搜集了一万二千零八十卷善本书——比其他任何激进派领导人都要多，占移交的善本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和一千一百零二件古玩，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只有毛泽东指定的政治接班人，在大陆摊位第二的林彪，盗用的古玩比康生多。

除了当场盗窃之卦，康生在购买文物时进行了充分的讨价还价。一幅价值数千美元的宋代绘画，他用十美分买下。他为价值超过八万六千元的绘画支付了两千三百六十四元，为价值七万四千元的古玩只支付了二百五十元。康生“购买的文物”价值总数只有八万美元左右，但是那时中国与国际市场相隔绝；于是估计的中国艺术品价值总额远低于其真正的商业价值。康生打折扣购买的文物在商品交易市场的价格是数百万美元。

文物局官员往往是很勉强地把他们的珍宝按康生所要求的价格卖给他，他们不敢拒绝他。当文物局的一位行政官员坚持康生支付的数目太低时，康生要他的秘书指责这位官员“缺乏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指责可以使此人在意识形态上的诚实受到怀疑，并且提醒他，康生做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可以制订他自己的价格标准。

康生对中国古代文明及其文物的迷恋，与他作为文革教父的角色似乎是完全不一致的。但是中国的历史上，同样矛盾的事例是丰富的；康生不过是遵循了一种长期形成的模式。三千年前，自从中国首次出现王朝以来，当统治瓦解时，叛乱蜂起，叛乱者创建新的朝代。为这些剧烈动荡提供人力的农民，却很少能填补由他们帮助建立的帝国朝廷的最高职位；这些职位通常让给那些与倒台的统治者断绝联系的优秀学者，他们转变为下一个时代的改革家。

康生像历史上的许多朝臣一样，他爬上了比参加长征的农民将军和政委更高的位置，因为他可以把几个世纪以来的知识和权术运用自如。他对权力的欲望使他背叛了培育他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使他具备像达官贵人那样行为的条件。但是康生的权力越大，越不能抗拒他所抛弃的世界的审美乐趣。

最后，当他对权力的要求促使他背叛越来越多的同志时，康生似乎更喜欢让这些人的砚台、印章、绘画和书法作品来陪伴。他是一个热情的古物收藏者，也是破坏文化的同谋，然而，就是这种文化培养了他所热爱的古物。尽管他对人的影响巨大，康生却无力阻止恐怖手段不去毁灭美的事物，就算那些美的事物曾带给他如此多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