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56年

纳尔逊和伊弗林·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滕比基利(滕比)和马克加图，女儿马卡基韦。曼德拉对他的家庭倾注了所有的爱。到了50年代中期，两个男孩在奥兰多的小学读书，兄弟俩手足情深。一天曼德拉驱车带亚德莱蒂·楚库杜—奥利弗·坦博的未婚妻出门，身边带着小小年纪的马克加图。走着走着，他们赶上了一架马车。曼德拉放慢速度，让马克加图看清那几匹马，对他讲起他自己童年时农村的牧畜。亚德莱蒂觉察到曼德拉流露出对梦想之中的田园世界所抱有的热切向往。他多想把这种向往之情传给他在奥兰多现实中的孩子们。然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萧瑟的旷野，成排成队的小房子隐没在袅袅炊烟之中。

曼德拉有律师资格。1952年他开始与坦博搭伙。后者是从教书改行干法律的。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座叫作“大法官邸”的楼房内，他们的办公室设在第二层。门上的铜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座属于印度人的不起眼的楼房是少有的几座可让非洲人租用的房子。

尽管非洲人律师并非前所未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当中就有好几个。但是，他们的联合不只在本地，而且在特兰斯凯也引起了轰动：“在我们土地上成长的律师，”一个滕布人欢呼道，“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曼德拉和坦博在法律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性格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曼德拉热情奔放，对生活有着执着的追求。坦博则深思熟虑，不慌不忙。两人同样疾恶如仇，只是曼德拉感情更加外露。

“多年来我们并肩工作，”坦博在曼德拉著作及讲演集的前言当中写道：

每天早上纳尔逊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穿过耐心等待的人群，他们从等候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能自夸是世界上拥有在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中挤满了被关押的非洲人。有犯重罪的——暴力罪行在种族隔离的社会中有增无减。但也有轻微触犯法律条文的，这在任何真正的文明社会里都不会受到关押。失业就是犯法，因为非洲人如不携带经官方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执照，就难逃被捕的命运。

没有土地也是犯法。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由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是怎样被从他们家世代人耕种过的一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制非洲啤酒也犯法，喝这种酒或是用卖这种酒赚来的钱来补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犯法。那些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金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也可能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被公布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的地区——对非洲人来说也违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被无以计数的无辜者打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们中间传播了仇恨与绝望的种子。本该上学读书或学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东游西逛，成帮结伙，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社会身上。而正是社会把他们逼上犯罪与贫困的绝路上去。我们办公室里那些浅黄色卷宗里装着成千上万个事例。如果说当我们开始合伙时我们还不是种族隔离的叛逆者的话，那么我们在办公室里的经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社会集团中升到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案例，每一次去狱中探访委托人，都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人民正忍受着屈辱和苦难的煎熬。

“我想说，”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讲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会思考的非洲人的全部生活都会驱使他的良知与法律两者之间形成对抗……这种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也是无法容忍的。”

有许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处理7个案子。种族隔离制度使其中许多案子成为政治案。他们也受理民事和离婚案。曼德拉进而指出：

在法庭上，许多官员对我们以礼相待。但我们也常受到一些人的歧视，也有人对我们恨之入骨，形同水火。我们总能意识到：无论在法律上我们干得多么出色、多么准确无误、多么勤奋，我们也不会当上检察官或执法官，或审判官。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常与那些专业能力和成绩不比我们更高、但其优越地位却受到其白皮肤保护的官员们打交道。

曼德拉和坦博聘请过的律师中还有乔·斯洛沃和哈罗德·沃尔佩，二人都是曼德拉就读过的威特斯法学院的同学。他们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很活跃。(沃尔佩年轻时觉得曼德拉对人友好但不亲近，“一个心肠挺好的人”。)当曼德拉在低级法院出庭为他的委托人辩护时，如果他与执法官或警察直接发生对抗，他变得锋芒毕露。但他也不缺少幽默，一次他给一位被指控偷了“太太”衣服的非洲佣人辩护，他扫了一眼摆在那里作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统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那女人回答。她实在是没脸承认是她的。这个案子也就由此告终。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请愿，要求剥夺曼德拉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犯有领导蔑视运动的罪过，该行为“与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所应具有的行为标准不合”。一位出名的辩护律师、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为曼德拉伸张正义。最高法院认为他的行为属于个人权利，一个律师与他的人民一道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这丝毫不失体面，即使他的行为触犯国家法律。法庭的判决站在曼德拉一边，法律协会被判罚赔偿金。

与此同时，非国大的工作继续进行。曼德拉不顾禁令的约束，在城镇里给学习小组讲课。到了1953年禁令期满的那一时刻，他和西苏鲁加入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神父的行列，在一家大电影院里发表演说，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的居民。5万8千人在集团住区法的执行当中被从这个黑人郊区迁移。而这个地区是稀少的一个允许非洲人自由拥有土地的地区，他们在这里能购买土地。这是一个重要的社区。尽管这里有些部分拥挤不堪，并形成贫民窟，可这里不像别的城镇那样单调和死气沉沉。附近的白人郊区正向这里扩展，他们想夺走这块土地。

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西苏鲁和曼德拉让愤怒的听众安静下来，赫德尔斯顿则与警察争执起来，警察警告他少管闲事。在他的《没你的享受》一书中写道，那一天他领教到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凶恶气息”。这促使他下定决心：让真情公布于天下。听众严守秩序，叫骂和嘘声很快被歌声淹没了。

索菲亚镇的毁灭是骇人听闻的强迫迁移中的第一次。迁移带来了许多年过后仍无穷尽的深重灾难。在这片废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区所起的名字“特莱欧弗”，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1953年9月，又一次宣布禁令：曼德拉不仅在两年之内不得参加集会和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被迫退出非国大和所有与其有联系的组织。这次同样不经过审讯，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本人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中的抗议西部地区迁移的活动，虽然作为律师他仍能为抵抗警方行动而出谋划策。

尽管他被禁止参加德兰士瓦的非国大年度会议，他还是能够与他的人民进行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德兰士瓦的执行主席宣读了他的主席发言。在发言中，曼德拉回顾了最近产生的能让政府“为镇压我们的运动使用最残暴、最无情的手段而制造条件”的立法。他还讲述了“全国行动委员会”所拟定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制定出了新的斗争方式，以后称之为“M”计划。M即曼德拉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既然在街道和其它公共场所举行会议变得越来越困难——大会必须得到准许才能在城镇和市区召开——曼德拉设计出建立基层组织的方法：在城镇里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动员人们在工厂、火车、公共汽车和家里集会。他告诫人们提防告密者和伪装的煽动分子，甚至混入大会成员中的警察，并且宣告：“在南非，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样，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彻底粉碎压迫者的镣铐，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决心和迫切要求。”他引用尼赫鲁的话作为结束语：“你们能够看得到，‘自由之路无坦途’……”

在曼德拉受禁令管制的那些年月里，他的活动中包括为左翼刊物《解放》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他还是《战斗言论》的编委，该杂志是由鲁思·弗斯特主编的政治及文学月刊。他表达了对他的人民为生存而奋斗的日常细节的了解。他在1953年写道：

人民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并正变得无法容忍。他们的购买力逐步下降，而生活费用却在猛涨。现在的面包比两个月前更贵了。牛奶、肉食和蔬菜的价格都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他们穿不够穿，住没处住，也没钱看病。他们得不到领取失业、生病、伤残和老年救济的权利。即使拿得到津贴，那点钱也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缺乏适当的医疗条件，我们的人民受到肺结核、性病、麻风病、糙皮病和婴儿高死亡率这类命魔的侵袭……

“土著劳工(争端调解)法”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剥夺了非洲人用以改善自己处境的武器。这种措施旨在破坏目前由工人们自己控制着的非洲人工会组织……”

1955年他论述了有关“流入控制”法律和迁移劳工制度。后者对于家庭和农村地区都产生了影响：

非洲人住处的分离、家庭的解体以及孩子与母亲的被迫分离，非洲人囚犯遭受的残酷迫害，在殖民地似的农场里，非洲人因违反了欺世盗名的法律条文而遭拘留，这些都是骇人听闻、恶贯满盈的种族不平等理论的实际效用……

对于控制着矿业和农业生产的那些人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其目的就是为采矿巨头和农场主们开创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房屋要被拆除、人民要被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用以保障农场的充足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对抗政府的非欧洲人的政治反对派会受到粗暴对待。

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显赫学术成就的非洲青年就不会是国家的荣誉，而是对掌权者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可能不喜欢下到地壳深处、咳得死去活来，为的不过是养肥矿业大老板。他们也不会情愿为得到配给的猪狗食而到农场去挖土豆。”

特兰斯凯就要被宣布为一个班图斯坦，或是称作“家园”，尽管政府委派的汤姆林森委员会的调查说，这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只能养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曼德拉以自己的丰富知识描写这一地区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贮存地”。

他写道：

据官方的估算，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上干活的非洲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来自特兰斯凯……实行所谓的复兴计划、强化税收以及虚伪的部落统治，玩弄这些手段不过是要保障劳工供应的源源不断……这个计划的真正用意是要使保留地的农民大众更缺乏土地并让他们受穷。其主要目标就是制造一支流动劳工大军……工作期间他们住在圈起来的工棚里，回家时将他们安置在农村居民点，其目的是阻止出现一个紧密团结、力量庞大、富于战斗性而且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的非洲无产阶级。这样一支无产阶级队伍有可能掌握政治对抗和政治斗争的基本原理。而统治阶层所想要的却是一支百依百顺、软弱可欺、无组织无目的的工人大军。

土著事务部部长H·F·维沃尔德博士所设想的班图斯坦，是为了应付声势日益浩大的国际指责。班图人将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内“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占国家87% 面积的白人地域里，300万白人将统治600万非洲人、150万有色人和50万印度人。大约500万非洲人将被限制在另外13% 面积土地上的260个狭小和彼此隔离的农村贫民区里。在那里他们的权利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维沃尔德也是班图教育的设计人。他宣称：非洲人“两脚都应站在保留地里！”他们的教育应该扎根在“班图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中。”由此而言，他们主要用本族语言来接受初等教育。

“这位部长，”曼德拉评价道，“把目标解释得一清二楚……教育我们的孩子说非洲人比欧洲人低劣。”这一政策意味着“在一个巴斯卡普(主子统治)的社会里永久地奴役人民。”非洲人教育将要被从那些传授黑白人平等的人(教会人员)手中夺走。维沃尔德宣称教会和教会人员将被驱逐出去，因为“他们在土著人的思想中灌输了不该有的希望。”

50年代，白人学生的教育经费是每人44英镑。亚洲人和有色人学生每人19英镑，而非洲人学生每人不到8英镑。班图教育被强制实行，尽管遭到国内外的强烈抗议。这些抗议主要来自著名的专家学者。然而，非国大让家长们不送孩子们上学的号召遇到了问题：“我们要是抵制的话，你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出路呢？我们知道班图教育将影响我们子女的心灵，但是能让他们满街乱跑吗？”在教会人士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和赫德尔斯顿神父以及他的复兴社团采取行动关闭了学校，他们不愿让政府接收这些学校。

曼德拉曾建议成立“社区学校”。如果这样有危险或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每一座棚屋都应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场所。可是，非国大和少数志愿人员所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关门了：按照新法律，传播教育构成违法，可处罚款或监禁。另外，资金也总是缺乏。警察进入进行抵制的地方进行搜捕，可以预料这将引起人们纵火破坏，而同样可以预料这又会招致更多的警察袭击。

班图教育很快就扩展到高等学府。“非欧洲人在种族混合的大学里上学，”曼德拉说，“被视为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灾星。这里的人们追求友谊和种族和睦……从而构成对种族隔离的直接威胁……”部落学院将被政府用来强化它的政治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教育为的不是“开发人民的创造潜力，而是要培养他们永久地做白人奴仆的大脑和心灵。”

越来越多的禁令被不断炮制出来。曼德拉这样描绘禁令对人们所产生的后果：

在法律的名义下，我发现自己倍受控制，与我的亲朋好友相隔绝，与那些象我一样思考和行动的人相隔绝。我发现自己不论在何处都会受到警方保安支队人员的尾随。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作罪犯——一个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伙伴，不能陪伴别人，不能参加他们的活动，不能参加他们的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不是因为我的所做所为，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和第二层，然后是第三层领导均遭禁令的迫害。但非洲人国民大会仍在继续战斗。它坦率地承认一些失败，如没能阻止西部地区的迁移：说得过多，而认真的计划和组织行动少。由于会员费随着人民的普遍贫困程度加深而做了调整，大会从未得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用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那些受禁令管制的人们被迫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工作。坦博注意到他们的不安，若被判刑会很重的。然而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智慧和勇气赶走了恐惧。“人民，”他说道，“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的全体民主力量团结极具必要性。”

一年的禁令已经到了，然而当局对卢图利酋长限制的也更严了。他被局限在偏远的农村老家里二年不许外出。这期间他身患重病长达数月，但身体刚恢复又加入到策划新抗议形式的秘密委员会当中去。

Z·K·马修斯教授刚刚结束了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纽约联盟神学院的工作。他在1953年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言提出建立“人民大会”的主张：“我想，现在是否应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举行一次由不分种族、肤色的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起草一个未来民主南非的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这是1909年全国大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设想国家未来、更加明确地阐述解放运动的目的和手段。

1955年，全国大会运动正式开展。好几个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起建立了人民大会联盟。除印度人大会、南非工会大会外，还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组织及民主人士大会。民主人士大会由几百人组成，他们代表南非一些白人的信仰，正如曼德拉对他们评价的那样：“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作人并且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为了在社会上得到政治权利和利益，他们准备与我们吃在一起、谈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南非工会大会是由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工会及1个白人工会组成。在当局严格限制非洲人工会之后，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工会的再次崛起。

西苏鲁路过以色列和伦敦之后，又访问了中国和苏联。此时他正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发动群众，以争取他们对人民大会联盟的支持。

在城镇、农村和非洲人居住区，到处都在散发传单向人们发问：“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将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变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吕斯腾堡跨部落农民协会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们谴责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及班图权力法，要求提供更多的种植和蓄牧设施、在议会中有更直接的代表权以及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足够”的工资、条件好些的住房和食品也是人们普遍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被收集上来后，一个委员会起草了自由宪章。大会开会前曼德拉、西苏鲁等受禁令管制的成员都审阅了自由宪章的草案。

一大批组织和白人政党收到了参加大会的邀请。统一党对此不屑作出答复。自由党和工党同意派观察员参加大会。一些独立的基督教徒也欣然接受邀请。他们当中有赫德尔斯顿神父。出乎预料的是，尽管当局给会议的举行制造了诸多障碍，如不准公共汽车送离会场较远的代表参加会议，但是并没有禁止举行会议。

人民大会联盟的一份传单发出诗一般的邀请：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咱们谈谈这宽阔的土地和我们耕耘的农田。

咱们谈谈没有土地的兄弟们和没能上学的孩子们。

咱们谈谈赋税，谈谈牲畜，谈谈饥荒。

咱们谈谈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煤田上，金矿上，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咱们谈谈黑暗的矿井和远离家人的冰冷宿舍。

1955年6月25日，星期六，大约3000多人响应这一“号召”聚集在克里普敦的一块草地上。它在约翰内斯堡西南几英里，是一个居住着非洲人、有色人及印度人的村庄。旗手们高呼着的口号是：“要在我们有生之年获得自由，斗争万岁！”这里成为南非社会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非洲人、印度人、有色人及白人。很多人穿着民族服装。还可以看到医生、农民、工人、牧师、家庭妇女、佣女、工会活动分子及律师。他们都是一群兴奋异常、情绪高昂、满怀希望的人。会场四周围着铁丝网，入口处站着身着便服的彪形大汉：这些人都是(警察)特别支队的成员，象往常一样无处不在，到处拍照，特别是拍下来白人代表。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和金黄色构成会场的主要色调。

最能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因禁令管制而没在现场。英斯特韦兰德沃奖章——一项象征非洲社会最高荣誉的奖励被授予卢图利酋长、达杜博士和赫德尔斯顿。在他们之中只有最后一位亲自出席并听到了人民的欢呼声。

代表们聆听了先后用英语、索托语和科萨语宣读的自由宪章。自由宪章一开始这样写道：“我们南非人民向我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宣告：南非属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全体人民，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任何政府能宣称具有正当的权力，除非它建立在人民意愿的基础上。

宪章的宗旨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民族集团享有同样权利，人民共同享有国家财富。精心耕耘的人共同分享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权。人们有工作和安全保障。求知和文化的大门将被打开，人们将有住房、有安全保障、过舒适的生活。人们将拥有和平与友谊。”

有些宗旨产生于日常生活，如“私人住宅不受警察的骚扰并受法律的保护。”及“人人都可以自由旅游不受任何规定限制。”还有一些是典型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宗旨，如“国家抚养老人、孤儿、残疾人。”有些则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如“矿产资源……银行和垄断工业改为全体人民所有。”人群对每一个章节都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阿非利加！”“马伊布耶！”(非洲，我的祖国！)

星期天的下午，场外传来了行军的脚步声。警察们手提轻机枪朝着会场上就座的代表走过来。一声枪响，人群站了起来，按照非洲人国民敬礼的方式举起手。大会主席请人群肃静，人们就着“克莱门坦”的曲调唱起“马伊布耶！”

特别支队的侦探和武装警察在发言人和与会者之中进行搜查，连标语口号也被没收了。其中包括两张食品摊上的招贴：“荤汤”和“素汤”。警察宣告：这里有“叛国行为”嫌疑。

大会在凯旋般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大会结束时全体起立高唱《上帝赐福非洲》。当夜幕降临时，代表们开始退场。非洲人国民大会乐队演奏着自由之歌。

不仅仅曼德拉一人认为人民大会是一场“壮丽辉煌而又动人心弦的表演。”他说道，人民表现出他们“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阻碍，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梦想。”

他认为自由宪章的通过是一件十分重要有政治意义的事件。的确，自由宪章构成了联合民主阵线的奠基石。“从来没有一个文件或会议让南非民主运动如此广泛的讨论和拥护。宪章不仅仅列举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政策，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这正因为不结束南非现存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所设想的变革就不可能实现。”

三个月后，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查在凌晨开始了。大约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几百人的住家和办公室，搜集所能被当作叛国罪、煽动共产主义罪或是触犯暴乱性集会法的证据的东西。

对曼德拉的禁令在1955年底到期。正好在这时特别支队闯进他的办公室，对他宣布新的禁令——这次是为期五年。他的朋友注意到：政治活动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对他的婚姻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段时间内，伊弗林离开家到纳塔尔学习接生。他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他尽可能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

新总理J·G·斯揣敦正在谋求利用刑事诉讼和证据修正案、土著人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区修正案及集团住区再次修正案来扩张其警察国家。新法案象征着一个庞大官僚机构的低下效率，必须年复一年地修正立法，才能纠正错误和弥补漏洞。向边远地区放逐成了惩罚抵抗者的又一个新花招。

政府宣布从1956年开始，非洲妇女必须携带通行证——非洲人称它为“佛当得”(被人咒骂的)“当巴斯”。这个规定比任何法律都更加虐待非洲人。自1952年开始，16岁到18岁的男孩被要求携带通行证。正象1913年的奥兰治自治邦一样，妇女们起来反抗了。

许多妇女联盟的成员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妻子。其他种族的妇女也加入到她们的抗议行列。其中有英国出生的社会和工会工作者海伦·约瑟夫。朝气蓬勃的妇女联盟主席利莲·恩戈伊这样解释她们斗争动力来源：“男人生来就要服从这个制度。他们携带通行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每天早晨他们离开家门时，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回来。我们对这种事非常非常担心。如果丈夫被捕了，妻子也被捕了，孩子怎么办？”

1955年10月，2000名来自各地的妇女聚集一处，向比勒陀利亚政府发出抗议。一年之后又有2万妇女来到这里。由于政府下令禁止在街上游行，她们三三两两地走向总理办公室。有些妇女穿着印有非洲人国民大会字样的上衣，有的穿着莎丽，有的妇女背着孩子或是提着装食品的篮子。她们喊完抗议口号后静静地站在联邦大厦的阶梯会场里。随着利莲·恩戈伊的一个手势，大家唱起为这次游行填上新词的《勇士之歌》：“斯揣敦，你碰一碰女人之际，是你撞在石上之时。”临解散之前，她们又高唱起《上帝赐福非洲》。

在人民大会联盟运动之后，警察搞了1000多次袭击，搜走了数不清的材料。这些材料中自然也包括曼德拉的撰稿。1956年12月5日凌晨，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被敲门声惊醒。全国各地很多男人和19名妇女也这样被敲醒。他们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