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61年

1960年的“非洲年”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赢得独立，有力地推进了南非的斗争。人们感到危机四伏。在纳塔尔，2000名群众被捕，黑人警察被杀，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大型集会要求“采取行动”。在特兰斯凯、庞多兰起义蓬勃发展，政府为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西南非洲，温得和克群众抗议政府强迫当地居民迁出首都，遭到警察枪击，死亡11人，受伤44人。在开普敦，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2月3日发表的“改革之风”正吹遍非洲的讲话，使得南非政府及其支持者大为震惊。

卢图利酋长呼吁抵制南非商品；非国大不同寻常地联合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筹备发起反通行证法运动——南非每年有近50万非洲人因该法而被宣判有罪。

反通行证法运动约定于3月31日举行。在此前10天，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了反通行证法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德兰士瓦南部韦雷尼京郊区的黑人城镇沙佩维尔，泛非大会志愿人员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进行示威。许多旁观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记者称示威群众态度“和善”，但警察说“咄咄逼人”。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打死69名非洲人，打伤至少180人，其中有妇女儿童，大多数后背中枪。

在叛国罪审判案中，起诉人就曼德拉1952年发出的如下警告大作文章：“自由力量与反动力量清算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南部开普敦郊区兰加大约有1万名示威群众在“单身汉”区聚集，那里是几千名男工的临时居所。当时，只有少数人听见警察要求在3分钟之内离开现场的命令。随后，旧戏重演：警察用警棍驱赶人群，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头，警方下令开枪。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群众怒不可遏。

上述事件的发生，使沙佩维尔、兰加等地名迅速传遍世界。人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恨以及南非政府先镇压非国大长期的非暴力活动，后又镇压泛非主义者大会刚刚举行的示威活动，在各地激起巨大反响。随着骚乱席卷全国，政府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杜马·诺克韦(非国大总书记)和乔·斯洛沃整夜开会，研究非国大对政治危机的对策。3月26日，诺克韦向在比勒陀利亚等候作证的卢图利酋长传达了他们的紧急建议。卢图利同意这一建议，在当晚当众烧毁了通行证，并号召其他人采取同样行动。非常巧合的是，这时政府暂停实施通行证法。随后卢图利又发出第二个呼吁，号召举行全国哀悼活动。这一活动后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成功。由于罢工、群众性葬礼、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警察在兰加的野蛮行径，激起3万非洲人举行反对开普敦警察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但是，悄悄进入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层的年轻组织者菲利普·科萨纳被1名高级警官所欺骗，他暗中驱散了游行示威群众，但他本人后来却被逮捕和监禁。

与此同时，南非白人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抛售股票的浪潮冲击着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司法部长呼吁全国平静，财政部长号召向南非移民，土著人事务部长称种族隔离是全球的模式。还有1名白人企图谋杀时任总理维的沃尔德。

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干预南非事务，它以9票对0票通过了1项决议，英国和法国弃权。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制造屠杀。迄今为止，共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杀；白人无一死亡，有60人受伤。

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实施通行证法。已经飞往伦敦和纽约的大资本家又恢复了对南非的投资。

紧急状态法实施后，曼德拉和叛国罪审判案的29名被告、以及卢图利和其他被告证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他们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也无法在最关键的时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紧急状态下，共有2000名积极分子被拘留，几千名所谓“无业游民”被逮捕。

4月8日，政府取缔了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128票对16票(投反对票者包括4名“土著人”代表和新建的进步党议员)宣布这两个组织为非法组织，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从此，报纸称那些被指控为非国大和泛非大会成员而受审的人为“赤色分子”)。非国大最后一次“合法”行动是呼吁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为建立一个全体南非人民的新联盟奠定基础。奥利弗·坦博当时已离开南非，前往英国和坦桑尼亚等国筹建非国大驻国外的办事处。

叛国罪审判案重新显现其重要性。被告辩护律师团抗议在实行紧急状态期间没法为政治案件辩护，宣布退出法庭。他们一致推举曼德拉和杜马·诺克韦律师在受审期间兼任被告辩护律师。

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条件让人不堪忍受：一间6英尺宽、12英尺长的牢房住着5名非洲人被告，厕所是一个有盖的便桶，旁边就是饮水桶；毛毯和草席上虱子肆虐；饭菜是玉米和玉米粥，偶尔有几片肉。10天可以洗一次澡，每天去院子里“放风”10分钟。曼德拉被选为监狱犯人的发言人。一次，他向一个特别挑剔的看守提出监狱条件恶劣，看守立即威胁要按紧急条例对他进行惩罚。曼德拉引用监狱条令予以反驳。看守大声嚷道：“撒谎！”“政府法令没有要求犯人读书！”这一回曼德拉发了脾气，他怒视看守，要求会见监狱高级官员。在法庭受审时，他也向审判长提出意见：“阁下，出于礼貌，用最婉转和最不夸张的语言来讲，监狱给我们提供的饭菜根本不适合于人类食用。”不久，监狱总监走访了被拘留者，随后，监狱条件有了些改善。

几周后，曼德拉因为受到新的妨碍又向法庭提出正式抗议。根据规定，他和诺克韦有权会见其他被告和将代表被告出庭作证的Z·K·马修斯教授。但当他们会面时，监狱管理机构提供的是一间小牢房，里面没有一把椅子，只有一个装满了脏物的马桶。

休息的时间多，他们就从事学习。曼德拉认为他应当学习阿非利堪语，西苏鲁学习速记，诺克韦学习法语。有时候，他们也在一起做拼字游戏。

曼德拉一直想念温妮和刚出世的女儿泽纳妮。但他并未因此而影响斗争决心，他还经常鼓励同伴们振作精神、坚持下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非国大成员应当局邀请每天在法庭上介绍该组织的原则和活动。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是“在继续从事”被禁组织的“活动”。

审讯到最后仍一无所获，当局只好求助于能说明非国大奉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是这一企图也没能得逞。于是它又后退一步，想证明被告事先就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导致与政府的暴力冲突和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卢图利曾被长期拘留，在烧毁通行证被捕后，他积劳成疾。法庭在审讯中向他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分子策划阴谋的一部分，旨在推翻那些不给人民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政府。卢图利说，当说到“东方”或“西方”的问题时，非国大倾向于根据各国在联合国会议对待种族隔离的态度来作出判断。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他作为主要辩护人所作的发言以及后来的询问和答辩，记录了411页长的官方档案。温妮也在法庭旁听。

四年前叛国罪审判刚开始时，曼德拉给一些观察家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的律师和讨人喜欢的人物。如今，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正如一位被告律师所说的那样，他的辩护词论据清楚，一针见血。从更深刻的原因来分析，他是在挑战中成长起来的，他的能力反映出非国大高层领导人的水平。

辩护律师还注意到非国大另一方面的优势：它有连续性，而且接纳政治观点不尽相同的非洲人，其中包括熟悉自己人民的农民领袖。这些人物以及象马修斯、曼德拉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非国大有时好象要死亡了，突然间成千上万的人在其动员下又行动起来。非国大的弱点存在于日常的组织工作、与基层支部的联系、收集经费和贯彻执行决议等方面。正如非国大所承认的那样：“枯燥无味的家访工作”没有人贯彻，因为人们更喜欢象“街头集会、群众集会和代表大会”这样的“捷径”。

当局主要针对曼德拉的讲话和文章向他发问。三位法官不时打断他的辩护。曼德拉叙述了青年联盟成立的过程和奉行的政策：“我们当时感到，非国大考虑采取更有战斗性的政治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还介绍了蔑视运动取得的成绩。

“你的自由难道没有对欧洲人形成威胁吗？”一个法官问道。

“我们不反对白人，”他答辩说，“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也得到了某些欧洲人的支持……不言而喻，非国大一直主张种族和睦政策，谁要宣传种族主义，我们就加以谴责。”

当问到他在文章中阐述的“人民民主”能否在“统治阶级”作出一系列让步后实现时，他说，非国大还没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求实行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或者是单个行动，或者是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情和待在家里运动造成的整个局面。让我们谈判吧。’我个人认为，我会说，好吧，让我们谈判吧。”

当时，曼德拉准备建议政府在议会给非洲人60个席位。他认为如能实现上述要求就是一个胜利，就是向普选权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接着他们将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内暂停抗议活动，同时教育白人选民“认识到变革是能够实现的……各种族之间相互谅解与和睦相处是可以做到的。”他又说，当然，他们决不会放弃普选权的要求，最后，他们将实现“人民民主”的目标。

但是，如果象证据表明的那样，政府的观点不松动，他有什么打算？

他回答说：“非国大并不期望在推动政府改变现行政策的行动上能一蹴而就。”他说，经过一段时期，在一次又一次的推动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即使政府还要用铁腕手段来统治非洲人，非洲人也将通过他们使用的种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在暴力问题上，原告向他提出一个问题：非国大是否认为政府对非国大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他说是的。“但是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假如非国大的力量增加怎么办？政府采取暴力的可能性是否也会增加？“是的，我们体会到，政府为了恐吓非洲人停止反对它所奉行的反动政策，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数以百计的非洲人。”

曼德拉在力挫原告锐气的时候，他胸有成竹地感到自己是“法庭的官员”。

他的演说词《自由之路无坦途》受到详细的询问。比如，有一句提到在非洲其它地区“爆发革命”。这是指什么？他回答说，“为实现民主变革而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强有力的斗争。”

原告不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国大在文件里提到其他国家的斗争时，并不对他们使用暴力进行谴责。曼德拉解释说：“让我们看看肯尼亚吧！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一场殖民主义战争。我们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是侵略者。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基库尤人侵略英国，没有听说他们在英国轰炸城市，掠夺土地，摧毁政治组织，使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而这恰恰是英国人在肯尼亚的行为。我们关心的是，英国人必须撤出肯尼亚，我们不关心基库尤人使用什么方法。”

“这些方法与问题不相干吗”原告问道。

“对我们来说毫不相干。”曼德拉回答说，“在南非我们使用非暴力，对于他们采取什么方法，应当由他们决定，这与我们无关。”

“那么，一党制政体呢？”一位法官问道。

“这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民主问题。”曼德拉回答说，“如果一党制能够充分实现民主，我将非常仔细地考虑一党制建议。但如果多党制能够充分实现民主，我也会仔细地研究多党制建议。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多党制，但是就非欧洲人而言，这是迄今为止最邪恶的专制主义。”

“你是否被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所吸引？”

“是的，阁下，的确如此。”他回答说，“我认为许多罪恶皆源于阶级存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但是……非国大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任何成形或任何形式的政策。”

仅有一次，曼德拉勃然大怒。审判长就普选权的意义提问：实现普选难道不危险吗？曼德拉回答说，人人都应该享有投票权。审判长又问，但“无知的人”参政，这有什么意义？难道他们不会“象孩子一样”受竞选领导人的影响吗？

“不会的，”曼德拉大声回答说，“假如有一个人在某一选区参加竞选，他起草一份宣言，宣布其竞选纲领如下：在农村，他将反对对牲畜数量的限制。在听取这个人的政策介绍后，你必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是否投候选人一票。这与一个人的文化程度毫不相干。”

“如果他只顾自己的利益怎么办？”法官问。

“不会。”曼德拉说，“说句实在的话，一个人只有找到能表明他观点的人，才会投票选举这个人。”

被告辩护律师西德尼·肯特里基问曼德拉，他的父亲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将如何行使投票权？曼德拉说，如果让他投票，他有能力和理智，会尽职尽责地投票。

被告律师继续提问，为什么他早期敌视共产党人，想把他们开除出非国大，而在1950年又与他们进行合作？是不是他们看上去能够信守非国大的政策？“是的，”曼德拉回答说。

“你成为共产主义者了吗？”

“嗯，”他说，“我真不知道我是否成了共产主义者。如果你说的共产主义者是指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那么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说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清楚地记得在苏联没有种族歧视，它在非洲也没有殖民地，其工业和科学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还说他被社会主义深深吸引，但对此却没有深入的研究。

被告律师就帝国主义的问题提问，曼德拉说：“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今天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在世界上征服掠夺，胡作非为，使千百万人陷入苦难的深渊。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应当支持和维护这个带来了深重灾难的体制。

8月9日，曼德拉结束了在法庭上的辩护。

在监狱里，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开始制订新的斗争方式。他后来透露说：“我和同事们经过仔细的考虑，决定不听从禁止非国大活动的禁令。”非国大将根据M计划——M计划即曼德拉关于基层组织建设计划——采取新行动，要整顿组织，使其转入地下。他们成立了“看守委员会”。“我们相信，保存这个组织是我们的职责，因为它是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而建设起来的。”

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释放了被拘留者。全国各地很快又出现了非国大的口号和传单。曼德拉原可以回家探望亲人，但由于被告辩护律师要为审判案最后几个阶段作准备，他时常在比勒陀利亚和被告商谈到深夜。他的妻子描述了在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他为什么常常顾不上吃饭。他刚要出发，电话铃响了，有人要他去警察局保释某人，或要他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温妮已经怀孕。曼德拉多年后在罗本岛监狱里回忆说，温妮的忍耐精神很强，她“每天对他说爱恋不舍的话”，她对“许多令人恼怒的事”总“视而不见”，“要是换成另一个女人，这些事足以使她万念俱灰”。他为自己不能帮温妮而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唯一让我自慰的是，我生活中几乎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

在圣诞节休庭期间，他得以回家与亲人团聚。马克加图在特兰斯凯患病，曼德拉不顾警方对他的禁令，火速赶去探望孩子。此时他第二个女儿津姬娃出世了，他又立即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医院的“非欧洲人”住院部找到了母女二人，她们显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他很生气，把温妮和孩子从医院接回家，以便使母女二人得到妥善安排。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正常的生活时间实在太短了。

在叛国罪审判案中，Z·K·马修斯教授代表被告最后一个出庭作证。律师提问时说，政府声称大部分“非欧洲人”“在非法的煽动下”很可能作出“更迅速、更不负责和更激烈”的行为，“而不象文明程度较高的少数人。”

“我对使用文明程度较高这个词有怀疑，”教授回答说，“我不知道使用‘较高’一词是指什么……但我个人的印象是，一些所谓更文明的集团——因为非洲人在这个国家是被支配者——却会作出更激烈的反应。”

当局还指控被告有时“故意制造爆炸性局势”，马修斯对此反驳说，爆炸性局势是由当局一手造成的，“可以说”，这个局势“自从1910年南非建立后就一直存在。”

在回答一位法官的询问时，马修斯承认非国大争取普选权的目标是结束白人至上。他还说，人们认识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不会轻易进行让步，但他们对政治和经济压力也不会无动于衷。迄今为止，非国大的运动规模既不够大，持续的时间也不够长。但是如果非国大力量更强大，白人至上主义者就会被迫谈判。

他还说，非国大感到乐观。“我们持乐观的态度是因为当前这个政府并不是政治斗争史上唯一残酷无情的政府。”其它政府对其压制下的臣民毫不让步的态度也很坚决，而且后来的行动也确实如此。他提到在印度的英国人，并指出“政府通常在压力下才会有所行动”。

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叛国罪审判接近终结。当局在1961年3月结束了争论。被告一方开始了他们的辩护。他们否认策划一场“带有敌意的阴谋”，并驳斥当局所说的在投票箱和叛国行为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的观点。辩护还有几周才能结束，突然，资历最老的法官宣布休庭一周，具有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身份的布拉姆·费舍尔律师被迫中断辩护。这是否意味着法庭已确信被告确实有罪？

温妮·曼德拉叙述了那天晚些时候，她丈夫与西苏鲁、诺克韦及另一被告乔·莫迪塞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情景。

他们都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来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别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顾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我赶紧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里噙着泪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习惯了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在我们分别之前，我只祝愿他一切平安，并请求非洲之神保佑他，请求他有空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几分钟。我提醒他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此他训斥了我。

她对即将来临的危险生活和极大痛苦没有察觉，她只注意到近几周他似乎在考虑一项重大计划。有几次她跟他说话，他都没有听到。她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什么也没有。但是他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这很不寻常。直到她从报纸上看到他已到了数百英里以外纳塔尔省的彼得马里茨堡，她才知道他的禁令已经到期，当局对他还没有采取新的限制。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亚，和其他被告一起听候宣判。公众席和记者席上坐满了人。法庭内气氛紧张，高级法官贾斯蒂斯·朗夫宣布“调查结果”：

非国大及其盟友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激进和根本不同的体制”来取代现政府；

《行动纲领》“主张使用非法手段”，蔑视运动中也使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领导人在某些场合发表过煽动暴力的演说，但是当局没有证据证明非国大奉行暴力政策；

非国大经常采取“反帝国主义、反西方和亲苏联”的态度，表现出强烈的左翼倾向，但当局无法证明非国大是共产主义组织，也不能证明《自由宪章》勾画出的是共产主义体制的轮廓。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南非共产党员在被禁后还渗透到非国大内部并担任执委会领导人。非国大既允许共产党人也允许反共分子自由加入本组织，只要他们赞同该组织的政策。南非共产党在宣布解散之前，非国大执委会个别领导人已经是该党成员。

九年前，蔑视运动领导人在法庭受审时，曼德拉和西苏鲁面对的是朗夫法官。这次，仍然是这位法官要求他们和其他被告起立。他说：“法庭宣判你们无罪，现予以释放，”“你们可以走了。”

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走出法庭，同时也把他们的首席辩护律师梅塞尔和费舍尔高高举过肩头。迎接他们的群众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一起高唱《上帝赐福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