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964年

曼德拉被转移到罗本岛最高治安监狱，关押在单人牢房内。这是与开普敦隔海相望的一个监禁地。

在南非大陆上，破坏活动仍继续进行。到1963年年中，大约发生了200起武装行动，其中很多是“民族之矛”的人在东开普地区干的。在西开普地区和特兰斯凯，几个白人被杀，并且发生了与警察的对抗，这些活动标志着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武装组织“波戈”(我们自己干)的出现。

5月1日通过了“90天拘留法”。沃斯特的保安警察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关押人。单独禁闭、不准与外界联系，可以长达90天，而且还可以超过，直至沃斯特所说的“无限期”。在此期间，他们可以不停地审问，直到得到“满意”的答复。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突然消失，进入监狱和警察拘留所，遭受一个反对党议员所说的“令人精神崩溃的折磨”。很快就传出肉体折磨的证据：电刑、半窒息、不断殴打。9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开普敦的一名成员路克斯马特·索旺德·思古德尔成为第一个因政治原因被关押而死于刑讯的人。

对付那些被怀疑参加非法组织者的紧急措施增加了：对宣扬“以暴力或强力”手段变革社会的人、对参加训练或得到情报用于实现共产主义或者某一非法组织的目的者，判处5年监禁直至死刑。(几个月前沃斯特列出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名单中共有208个“非白人”和129个白人。)

已经服刑期满的政治犯还可以立刻重新逮捕；一项针对罗伯特·索布克韦的法令就是如此。索布克韦在服完3年刑期后，又被被捕拘禁到罗本岛，单独关押在一所小房子里。

对这些强化警察国家的法律，一直坚决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议员——海伦·苏兹曼。她是白人中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而努力的人士的代表。这些人中有律师、教士、工会活动家和学者。参加过破坏活动的一些白人和一两个有色人，很快也遭到围捕和90天的关押，有些人逃离南非。

沃尔特·西苏鲁不断地被骚扰。1962年他被捕6次，后来又被判6年监禁，理由是推进达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的活动和鼓动1961年的“待在家里”罢工。他被交保释放，等待上诉。1963年4月20日，他转入地下。两个月后，他的妻子阿伯蒂娜按90天拘留法被捕。

7月12日，保安警察进行了一次最惊人的突然袭击：西苏鲁和另外8个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利沃尼亚一所房子里被捕。曼德拉在从事地下活动期间曾住过这所房子。据说，警察曾威逼和收买一个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的人，是他提供的情报。但是可以肯定，利沃尼亚这个政治集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的安全过于自信，在隐蔽时，他们在一个不现实的“地下”世界中活动。尽管总把政府称为“法西斯”，但他们没有以应有的警惕对待它，这个失误将继续削弱解放运动。一大批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被警察发现。后来又有3人被逮捕。

6个被捕的白人中，有两个从拘留所逃跑，另一个在压力之下同意出庭作证，后来逃离南非。第4个因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剩下的两个人中，一个是莱昂内尔·伯恩斯坦，他是一个设计师，是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之一。另一个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师，来自开普敦。

在被捕的非洲人之中，戈文·姆贝基和雷蒙德·姆拉巴来自东开普敦，埃利亚斯·莫索莱迪和安德鲁·姆兰盖尼与西苏鲁一样来自特兰斯凯。艾哈迈德·卡塔拉答是其中唯一的印度人，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活沃。他们全部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起来，毫无音讯，与家人和律师失去了联系。他们被单独关押期间，警察忙于审问和调查。显然警察没敢虐待这些领导人，但是，莫索莱迪和姆兰盖尼还是受到折磨。

曼德拉突然从罗本岛转回到比勒陀利亚监狱。没法得知外界的任何消息，他只能猜测将会发生的事情。

在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按种族关在各自隔离区内，但每晚都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狱卒的喊叫在傍晚停下来之后，歌声开始在牢房中回荡，非洲人高唱起传统的民歌和自由之歌。在熄灯前歌声逐渐消失。在寂静中，有人高喊一声“权力”——曼德拉的声音？可能吗？一个白人被拘留者惊讶地想。四周立即响起了应答：“属于人民！”

利沃尼亚案被拘留者的家属请了律师，盼望到时候能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布拉姆·费舍尔(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和沃农·伯朗基率领这个律师团，他们曾在叛国罪审判的辩护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两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佐斯，他们后来为很多政治审判进行辩护。乔尔·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

从一开始，处理这个案子就很棘手。政府公开宣布被捕者有罪。但是辩护团没有办法弄清到底谁将被起诉，也不知道指控的罪名。审判开庭的前一天，公诉人波西·尤塔博士告诉辩护团，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们就能知道谁是他们的委托人。

在监狱的一间接待室，费舍尔、查斯卡尔森、比佐斯和乔夫见到了在利沃尼亚被捕者。随着前行的脚步声，曼德拉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看守跟着他既震惊又欣喜，囚犯和律师们围在一起。曼德拉和西苏鲁紧紧拥抱。大家接连与曼德拉握手。费舍尔把曼德拉介绍给查斯卡尔森和乔夫。他们吃惊地发现，曼德拉体重几乎下降了40磅，囚犯的制服短裤和衬衣显得很肥大，他的脸显出不健康的黄色。但是他的举止仍然是骄傲的，他们发现他的笑声和以前一样自信，他依然平和而轻松。

在磋商的过程中。乔夫发现曼德拉自然成为他们当中的领导者，然而他从不下命令。他总是平静地商讨、争论，最后听取他同事们的意见。他的气度甚至感染了监狱工作人员，他们对待他虽说不上尊敬，但好象认识到他是一个“大人物”。这并没有减少他们对他主张的仇恨，但包含着对这个“卡菲尔人”的一种畏惧。有一次，当他向一个白人看守提出抱怨时，得到的反驳是：“你们当政时，对我们也会这样。”

虽然起诉的内容还不清楚，但是从向新闻界透露的消息来看，辩护团显然将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才能使这些人免于死刑。

1963年10月9日，比勒陀利亚正义宫法庭周围布满了武装警察，法庭内他们也无处不在。保安警察和新闻记者们超过了到法庭旁听的白人。但是“非白人”公众席挤满了被告的家属和支持者。法庭的另一边坐着外交官和其他贵宾。

温妮·曼德拉没能出席。从1962年1月28日起两年她受禁令的限制，使她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她提出出席审判的要求被拒绝了。

被告们乘坐一辆武装护卫车到达，欢迎他们的人群高呼着：“权力，曼德拉！”“属于人民，西苏鲁！”法庭灰暗的墙壁和高高的穹型屋顶，使人想起美国南部的洛可可式建筑。从天花板垂下来一个老式电扇在检查官桌子上方慢慢旋转，摇摇晃晃，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警察背包里装着催泪弹守卫在门口。尽管有保安警察的恐吓，旁听席仍挤满了人。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被记录下来，他们在离开法庭时还被拍照。

夸特斯·德·韦特，德兰士瓦省大法官，穿着猩红的长袍，端坐在一个木刻的天棚下。他的对面，曼德拉和其他被告占据的被告席是一个匆忙加大的长长的大木箱。

这些人的举止很坚毅，但在几个月的单独禁闭之后，他们看上去很憔悴。布拉姆·费舍尔对他们所受的待遇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法庭休庭并改善被告的监禁条件。他的争辩获得成功。

几周后，他们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特别是曼德拉，与老朋友们在一起使他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显得消瘦，又穿起三件一套的西装，重现昔日的风采。

“法庭肃静！起立！”又是警察，人群，仪式，法官堂皇就位。布拉姆·费舍尔首先集中抨击国家的起诉书。他指出这是一个写得极差的法律文件，在其明显荒谬的断言中，包括指控曼德拉所参与的那些破坏活动，实际上都发生在他被监禁很长时间之后。法官表示同意，并撤销了起诉。按照法律，被告被释放。

但是在他们作出反应之前，斯旺波尔中尉——一个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已经在敲击着他们的后背宣布：“我以破坏罪名逮捕你们！”他们又被粗暴地送到牢房。

12月3日上午重新审判。曼德拉带领他的同志们进入被告席，然后又是法庭起立，法官入座。宣读经过修改的起诉书：训练招募人员从事破坏活动和进行游击战，以暴力革命为目的；在外国军队进攻共和国时阴谋进行援助，以便推动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些目的，从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突尼斯和其他地方寻求并接受款项。

然后，书记官问：“第一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申明有罪还是无罪？”

“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曼德拉坚定地说。

被告刚刚申明完毕，原告波西·尤塔就开始散发他的演讲稿：1份给法官，1份给辩护团，8份给新闻记者。他清了清喉咙，正准备宣读，被站起来向法官提抗议的费舍尔所打断。他指着尤塔前面桌子上的麦克风，问法官是否知道南非广播公司企图向全国广播起诉人的讲话——这是一个最不寻常的程序。

法官下令拆掉那个麦克风。尤塔开始发言。他宣称民族之矛的活动是企图造成“混乱、暴力起义和叛乱，随后在恰当的时候使外国军事力量侵入这个国家。”他还补充说：“在混乱、骚动和无秩序的状态中，企图建立一个过渡性的革命政府以接管行政部门并控制这个国家”。

他先断言被告对222起破坏活动负有责任，后很快又改为193起。他的结论是，被告这样策划他们的运动，以使1963年“成为他们的解放之年，摆脱所谓白人统治的枷锁”。很显然地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泛非主义者大会混淆了，后者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尤塔后来把1963年5月26日说成是“和发动游击战争相呼应的群众起义日”。这个日子的选择使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感到迷惑，因为当时除炸药外，民族之矛只有一支汽步枪，曼德拉曾用它练习过打靶。

这就是公诉人对整个案件所提出的线索。虽然政府证人作证民族之矛的领导人曾指示其成员不要威胁人员的生命，尤塔仍然在谈论杀人和企图杀人。这引起辩护团的愤怒。起诉中没提出任何有证据的断言。法官承认除民族之矛外，其他组织也从事破坏活动，并承认在所提出的193起事件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被证明是民族之矛的责任。

从一开始，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就对他们的辩护人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个审判的法律方面不感兴趣，而要将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决心骄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敌人面前表现轻蔑。他们准备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使政府倒台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不同程度地了解或参与了军事和半军事性行动。如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他们都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利用法庭作讲坛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澄清他们对南非的主要政治问题所持的立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泄露有关他们组织的情况，也不会透露有可能危及他人的情况。

实际上，政府诉讼的中心问题是破坏活动。除事件的数字之外，对此不仅不可能辩驳，而且被告也不打算否认。

当局对此不满意，又找来公然撒谎的证人。在173个证人中，尤塔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这样介绍的：这个人作证时不准旁听，因为他面临“生命的危险”。尤塔补充说，他不反对新闻界在场，只要他们不辨认这个人，只称他为“X先生”。

“X”是布鲁诺·姆托罗，他曾是纳塔尔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工会会员。他走到法庭，一群白人保安警察陪着他，把他当作英雄。人们承认在严刑拷打和长期禁闭之下会有人垮下来；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姆托罗在没有受到这种折磨的情况下，竟然故意牵连别人而且捏造证据。辩护团发现，姆托罗确实曾经为民族之矛进行过破坏活动，但是他的同志们不了解，他曾经三次犯偷窃和欺诈罪。他在提供有关曼德拉的证词时，把事实和虚构混在一起，开始描述曼德拉访问回国之后在纳塔尔地区指挥部所作的报告。

他虚构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乔夫这样描述曼德拉的对策：

纳尔逊指示我们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并对姆托罗进行法庭反诘问。他告诉我们可以承认他在地区指挥部会议上讲过话，但我们应该否认他所提过的任何有关共产党的事情，否认他和民族之矛的成员是共产党员。我们向纳尔逊指出，这样进行反诘问就等于承认有罪；承认参加过那次会议，就会在几乎所有被指控方面被判有罪。事实上我们这样做就是在他的死刑书上签字。他泰然自若，他从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不准备听任X先生提供伪证。

曼德拉说，既然民族之矛在接受审判，既然他是它的领导人，他不愿通过法律的细微差别而解脱自己。如果宣判他无罪，而他的同志们和追随者被判有罪，他将深感不安。他在道义上不感到有罪，因除了诉诸暴力外没有别的选择。他唯一感到后悔的是他们的计划遭受夭折。

在1963年炎热的夏季之后，政府的诉讼逐步展开，尤塔提到在利沃尼亚查获的几百份文件，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政府办公处、发电站、铁路线和非洲人警察住址记号的地图。尤塔经常引用的一个文件叫做“马伊布耶行动”计划。它概述了游击战和外国干预问题。布拉姆·费舍尔把它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出自一些幼稚和冒险的想象的计划。”它在曼德拉被捕后出现，因此曼德拉对此一无所知。但有关曼德拉访问旅程中日记却在利沃尼亚被查获。他以为已经被毁掉，实际却没有。这是典型的忽视安全。

随着证据积累的增多，被告的情绪开始波动，但是曼德拉却没有这样。他仍在团结和鼓舞大家。他们在一起嘲笑警察，特别是把斯汪波尔作为笑料。这是一个长着浓密的红发的人，穿着运动上衣和法兰绒长裤。他们和律师商讨问题时，他总徘徊在接待室门前，一副沮丧相。因房间里安了窃听器，他们用互相写条子来讨论重要问题。有一次，伯恩斯坦递给乔夫一个条子，说他、姆拉巴和卡特拉答想争辩他们无罪——虽然他们政治上活跃，但是从没有卷入过民族之矛。乔夫看完后在一个烟灰缸上烧这个条子，被斯旺波尔从走廊瞧见。曼德拉迅速写了一个条子：“斯旺波尔是不是一个漂亮的家伙？”又向乔夫使眼色，并很小心地把条子递给他。乔夫认真地看看，把它揉起来。当乔夫正掏出火柴时，斯旺波尔快步跑过来抓住条子。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嘿，老兄，咱们得小心监狱失火。”看完条子，他一脸怒气，走了。曼德拉说，现在他们会让我们安静一会了。

每当辩护人推翻一个证人的证词，警察就向被告的家属报复。西苏鲁的儿子，虽然不到16岁，也按通行证法被抓了起来。埃利亚斯·莫索莱迪的妻子卡罗琳，按90天拘留法被抓，丢下7个孩子，而辩护律师却无力帮助她。法官认为这个事件与此案无关；她被关了113天。

审判开始五个月后，1964年2月29日，当局结束诉讼。辩护团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他们力量不足但任务艰巨：分析几百份文件和陈述，采访全国各地的证人，并且要得到每一个被告和陈述。困难的增加不仅由于谈话被窃听而拖延了他们的工作，而且还由于新的接待室很不方便，不象以前那样随便坐在一起。现在被告与律师们被一个高台子所隔开，上面有铁栏杆，高台两边各有5个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凳子。

律师们在监狱长奥卡姆普上校的带领下来到高台的一边。在对面，曼德拉和另外4个人坐在凳子上，其他4个人不得不在后面站着。曼德拉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先生们，今天有什么，巧克力还是香草糖？”他的嘲笑使上校恼火。辩护律师们提出，在这样不舒服的接待室无法进行令人满意的磋商，但抗议无人理会。他们要求允许在监狱两小时午饭期间与被告交谈，也被拒绝：曼德拉和西苏鲁是罪犯，绝不会允许他们吃三明治。

布拉姆·费舍尔告诉曼德拉等人，他们必须成功地证明对游击战问题从来没有作出决定，确定的政策一直是在破坏行动中不得伤害性命。他补充说，“我必须坦率地说，即使我们成功了，法官也可能强加给死刑。”乔夫知道费舍尔多么不愿意谈论这个可能性。莫莉·费舍尔曾经告诉乔夫，她夜里怎样一次又一次听到她丈夫在睡梦中呼喊，“我们必须救他们！”乔夫也梦见过他们走上断头台，醒后惊出一身冷汗。

辩护团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应该作证问题上发生分歧。乔夫特别反对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他一向敬仰和崇拜这些人，不能让尤塔那样的人讥讽他们。但是乔治·比佐斯坚持，除非他们能提供证词并使法官相信，他们从未决定进行游击战，否则将是死刑。另外，他感觉，法官在听到他们在证人席上的发言后，就更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费舍尔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见，他要问被告的态度。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害怕尤塔的盘问，姆贝基认为他们的论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对乔夫说，“我想，乔尔，作为一个律师我能理解你的观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奉行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在为自由和尊严进行斗争，象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理。”他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也一致赞同。

“那么就这样定了。”费舍尔说，并递给曼德拉一个条子。比佐斯传给其他被告同样的条子。上面写着：“如果曼德拉想按自己的方式发表一个响亮而明确的政治声明，唯一的办法是从被告席上。他写的答复是，他想接受法庭盘问。他感到很难忍受尤塔嘲讽非洲人民“所谓的”苦难，以及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污蔑为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但是其他人同意辩护团的意见：曼德拉应当从被告席上强有力地陈述他们的立场，然后其他被告将对付法庭辩论。经过多次条子争论，曼德拉勉强同意。

然后乔夫递给他一个条子，曼德拉看时露齿一笑。条子说，这个决定必须保密，因此他们要装作他正准备提供证词，这样可方便供给他文件。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使监狱当局忙个不停，更不要说尤塔。“顺便说一下”，曼德拉大声对乔夫说，“我需要叛国罪审判的档案，以准备我的证据”。他一面微笑着想象尤塔不得不刻苦钻研100本厚厚的档案，一面烧掉乔夫的条子。

乔夫开始不断往监狱里送标明给曼德拉的一本本文件和书籍。这些书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曼德拉很想看这本书。监狱当局把这本小说退给乔夫，并说明上司不许把共产主义的书籍送进监狱，有关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绝不能送。

在牢房里，曼德拉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和修改他的声明。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他和其他被告一起被一辆重兵押送的囚车送到正义宫法庭。在挤得满满的法庭里，温妮·曼德拉和他的婆婆坐在一起，老人是特地从特兰斯凯赶来的。庄重而又健壮的曼德拉老太太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温妮被允许出席审判会，却禁止她穿传统的部落服装，原因是这可能引起什么“事件”。陪伴她的是一位穿着滕布人服装的年轻亲友。尊贵的观察员们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气派，他们在法庭的出现或因地位的重要，或因过程的缓慢而引起人们的波动。

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舍尔主持辩护：承认政府证词中一些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些部分要否认。他说，最重要的是，在承认民族之矛策划了破坏活动的同时，辩护人将否认制定过一个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这一点要否认吗？”法官问。

“是要否认！”费舍尔回答，“证据表明，在进行游击战争准备工作时，并没有制定任何计划，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希望避免采取这一步。”然后他补充说，“阁下！辩护将以第一号被告宣读一份声明开始，他本人参予了民族之矛的建立。”

“阁下！”尤塔站起来丧气地喊了一声，请求法官提醒被告，他从被告席上发言，还不如接受法庭盘问。

“我认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被告的辩护人有足够的经验对他的委托人提出建议，而无需你的帮助。”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舍尔对法官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知道刑法的条款。”然后继续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发言。”

曼德拉慢慢站起来，整了整他的眼镜，然后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开始宣读：

阁下，我是第一号被告。我具有文学士学位，曾与奥利弗·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从事过几年律师业务。首先我想说，政府起诉中说的南非的斗争是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因外面的人可能说什么……

我(年轻时)曾希望，生活能给予我机会让我为我的人民服务，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微薄的贡献。这是我从事与本案对我的指控有关的那些活动的推动力。

说到此，我必须立刻并且详尽地谈谈暴力问题。法庭所提到的事情有些属实，有些却不属实。不管怎样，我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这样做不是轻举妄动，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制订的计划是对政治形势行进了冷静而认真的分析估计的。这种形势产生于白人对我们人民多年的暴政、剥削和压迫。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在1962年8月我被捕之前，曾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他接着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绘了政府所施行的暴力。政府的暴力最终导致1961年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但是我们采取的暴力行动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们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的传统，把谈判视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他简单谈到191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以及在长期斗争中所奉行的非暴力政策。

但是白人政府一直不为所动。非洲人的权利不是增加却是减少了。我的领导人卢图利酋长，1952年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曾说过，“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无权的地步。”

曼德拉接着叙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所通过的更加苛刻的法律没能阻止抗议，在叛国罪审判中他们的所有罪名都被一一推翻了，“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罪名。”

政府总是企图给它的对手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就象在这次审判中一样。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在沙佩维尔枪杀惨案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时，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决定违抗这个法令。他毫不怀疑，任何一个自尊的白人政治组织，如果被一个在其中没有发言权的政府宣布为非法，它就不会自行解散。

他谈到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谈论暴力反抗，谈论有一天他们会与白人战斗夺回自己的祖国。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直劝说他们避免暴力而采取和平手段。当我们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非种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开始对这个政策失去信心，正在产生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

他提醒法庭记住，暴力已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征：“在城镇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定计划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会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小组可能对非洲人采取恐怖行动，也会对白人这样做。”特别引起不安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那种暴力，“这种暴力越来越成为他们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和政府的斗争。虽然和政府的斗争是引起暴力的原因。这种内部冲突，除了造成伤亡和仇恨之外，别无所获。”

因此，在1961年6月初，他和其他同事开始筹划成立民族之矛。

他申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有区别，前者永远保持群众政治组织的性质。至于民族之矛，它的创建者感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黑人和白人相互斗争的内战，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这种前景。“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随相应变的计划。首先是，这个计划必须承认内战是最后一着，把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放到将来。我们不想被投入内战，如果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我们打算做好准备。”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选择了破坏，并在作出其他决定之前要尽量采取这种方式。

在第一批破坏行动以后，白人没有作出变革的反应。他们退回到“牛车阵”之中，这是南非白人的特点。

与此相反，非洲人的反应是欢欣鼓舞。突然又看到了希望。事情在变化，城镇里的人们着急听政治方面的新闻。起初的胜利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人们开始猜测什么时候得到自由。

我们民族之矛的人对白人的反应感到忧虑。界线已分明。白人和黑人已在形成不同的阵营，避免内战的前景更加暗淡。

白人报纸发表文章说从事破坏活动会被处以死刑。如果这样，怎么能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的行动呢？

他说到几十名非洲人由于种族冲突而丧生。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不使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上议事日程呢？

经验告诉我们，起义会给政府提供机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无限制的随意杀戮。可是，正好由于南非的土地已经渗透了无辜的非洲人的鲜血，因此，我们感到有责任为使用武力进行长期斗争做好准备，可以在武力面前保护我们自己。假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对我们人民最有利的条件进行。而我们的前景最有利的是游击战争。它对双方人员伤亡的危险最少。因此，我们决定，在我们为未来所做的准备时，要为也许发生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

所有的白人都接受强制性军事训练，但不向非洲人提供这种训练。我们认为，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经过训练的核心力量，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领导力量。我们必须为这样的形势做好准备，以免为时太晚，准备不好。同样必要的是建立一支经过训练的文职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的骨干队伍，使非洲人能有充分的准备，在条件允许时参与这个国家的政府。

他叙述了自己的非洲之行，他对战争艺术的研究和他所接受的训练课程。法庭上有他对这些事情所做的几本笔记，这是在利沃尼亚得到的。

对姆托罗的证词中一些部分进行反驳以后，他谈到政府的另一个论断，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宗旨一贯是非洲民族主义。它的概念不是叫喊“把白人赶下海去”那种非洲民族主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张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为了实现非洲人在自己土地上的自由和自我完善。

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自由宪章”。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蓝图。它号召重新分配财富，并不是土地国有化；它规定矿山、银行和垄断企业国有化，因为目前大垄断资本只让一个种族占有。假若对它们不实行国有化，就算政治权力扩大到白人之外，种族统治将会延续下去。在所有的金矿让欧洲人的公司占有的情况下，废除“黄金法”对非洲人的禁律只不过是作个姿态而已。在这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和国民党过去的政策是一样的。许多年里，国民党把金矿国有化作为它纲领的一部分，因为那时金矿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根据自由宪章，国有化是在私人企业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的。实现自由宪章会给非洲人的各个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的繁荣开辟新的天地。以我所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鼓吹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也没有谴责过资本主义制度。

以共产党而言，若我对它的政策理解正确的话，它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建立国家。虽然它也准备为实现自由宪章而努力，以此作为对白人统治所造成问题的短期解决办法。它把自由宪章看作实现纲领的起点，而不是它的最终目的。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不同，它只吸收非洲人参加。它的基本目标过去是、现在仍是实现非洲人的团结并赢得完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并代之以工人阶级的统治。共产党试图强调阶级差别，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却试着协调它们。这是二者的主要差异。

的确，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不断进行紧切合作。但是，合作只能证明它们有某些同样的目标——是指消灭白人统治，而并不说明它们的利益完全共同。

世界历史充满这类实例。英国、美国与苏联一起反击希特勒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除希特勒之外，没有人能说这种合作使丘吉尔和罗斯福成为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力图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

这种合作的另一个例证完全可以从民族之矛之中找到。民族之矛成立后不久，有成员告诉我，共产党会支持民族之矛，后来的确这样。

他还举例说明共产党人参加了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如在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都未成为共产党国家。他还说过去共产党人能够而且确实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马克斯。他回忆说，年轻时，他在青年联盟成员中曾经主张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但这个提议遭到失败。反对者包括保守主义者。其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开始就应将自己建成一个涵盖各种政治主张的非洲人民的议会，而不是仅包括一个派别的政党。他最后接受了这种观点。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成见，南非白人很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政治家会欣然将共产党人作为朋友。但是对我们，理由很明显。在为反压迫而斗争的人们之中，在当前阶段，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想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同进餐，一同交谈，一同生活和一同工作。他们是唯一准备和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因此，现在很多非洲人趋向于将自由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的这种信念，因为立法机构把一切拥护民主政策和非洲人自由的人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而被进一步确认；在“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之下，把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共产党员)被宣布为非法者。虽然我一直就不是共产党员，但由于我在蔑视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本人也在这个恶劣的条例的名义下挂了名。我还因此被软禁，遭关押。

不仅仅我们在国内政治中将共产党人看成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领域共产党国家一直给予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共产主义阵营也在支持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其实比西方国家更同情我们的处境。虽然全世界都谴责种族隔离，但是共产主义阵营要比绝大部分白色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更厉害。在这样的形势下，象1949年的我那样傲慢的年轻政治家，才会宣称共产党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曼德拉谈到自己的立场问题。“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非洲爱国主义者”。接着他介绍了他在特兰斯凯的滕布兰地区代理大酋长监护下的成长过程。现在他被无产阶级的理想所吸引，这部分是因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部分也来自他对早期非洲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赞赏。那时南非的土地属于部落所有，也不存在剥削。

确实，象我已经说明的，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象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都以为有必要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让我们的人民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摆脱历史所遗留下来极端贫困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我本身，我认为，对共产党在当前特定阶段的政治斗争中是否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还可以讨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种族歧视，按照自由宪章获取民主权利。只要那个党推进这项工作，我就欢迎它的帮助。我认为这是各种族的人参予我们的斗争的一种方式。

从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从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党人认为西方议会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动的，但是，与此相反，我却赞赏这个制度。

《大宪章》、《民权法典》，是全世界民主主义者所心仪的文件。他补充说，他非常欣赏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美国的国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西东方两方面的影响，他希望在寻找政治解决方案时完全客观。

曼德拉接着又转到共产主义问题。他对展出的三份他的手稿作了说明：他的一位老朋友，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也是共产党员，这个朋友曾劝他加入共产党。他却予以拒绝，并批评共产主义的著作立场不鲜明并且充满难懂的术语。他的朋友让他把想法重新写一份材料。曼德拉告诉法庭，“我同意了，但是我没能做完这件事……直到这次审判展示这份未完成的手稿，我没有再见到它。”

曼德拉接着谈到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钱用来补足他们在国内的筹款。在叛国罪审判时，这类援助来自西方国家的同情者和组织，当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寻求其他资金来源。但是在民族之矛成立后，考虑到资金的缺乏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动规模，于是他提出从非洲国家募集资金。在与非洲国家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交谈时，他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援助。一些著名的非共产党、甚至反共的非洲国家，也接受同样的援助。回南非后，他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建议，他们不应仅限于到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帮助，也应设法从社会主义国家筹集资金。

政府曾提到民族之矛的成立是受共产党的启示，共产党则企图利用“假想的苦难推动非洲人民参加军队，这表面上是为非洲人的自由而战，实际上却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

曼德拉声明：

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十分荒谬。民族之矛是非洲人建立的，是为了在他们自己土地上取得自由而战斗。共产党人和其他人都支持这个运动，我们唯一的期望是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

我们的斗争是反对真正的、而非假想的苦难，或者象政府原告所说的“所谓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标志着南非非洲人生活的两种明显特征——贫困和没有人之尊严。这两个特征由法律得到确认，是我们努力消除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共产党人或者所谓的“煽动者”教给我们这些。

南非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这里的差别极大。白人可能享有的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而非洲人则生活于贫困和痛苦中。40% 的非洲人生活在拥挤不堪的“保留地”，有些地区干旱严重。那里的土壤侵蚀和过度耕作，使非洲人不可能只以土地为生。30%的非洲人是劳工、佃农或在白人农场里作雇工，过着类似于中世纪奴隶的生活。其他30% 的人住在城镇，在那里他们所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习惯，使他们在很多方面离白人更近。但是绝大多数非洲人，甚至这一部分人，仍因收入微薄和物价极高而陷于赤贫中。

他引用了约翰内斯堡这个最繁荣地区，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 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随着贫困的是营养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仅是贫困。白人制定法律却是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因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通过正规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术以提高工资。就非洲人而言，这两条道路都通过立法被有意识地剥夺了。”

他列举了1960——1961年白人和黑人教育经费开支的数字，说一个白人孩子的教育费用等于黑人孩子的12倍，而同时班图教育制度对非洲人的限制使他们的教育更为低劣。由于就业的肤色限制，所有好工作都给白人留着，黑人工会不被承认，黑人的罢工不被准许。

曼德拉继续说：

造成非洲人没有人之尊严的直接原因是白人至上的政策。白人至上就意味着黑人低下。种种为保护白人特权的立法使这种观念更为牢固。在南非，卑下的工作总由非洲人干。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因为这种态度，白人往往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没有把非洲人看成是有自己的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象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一样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努力挣足够的钱使他们的家庭能愉快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没有这样的希望？

从他自身的经历，从他作为律师和政治领导人中所见到的一切，曼德拉明确指出了非洲人民在宣称代表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政府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愿望：

“通行证法”，是非洲人最为痛恨的立法之一。它使任何一个非洲人都随时受警察的监查。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人男子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通行证法”而被关进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这种家庭生活破裂和赤贫导致社会生活的严重破坏和黑人城镇所独有的种种暴力事件。监禁和死刑也没有能医治这种脓疮。

非洲人想得到足以糊口的工资。非洲人希望从事他们能做的工作，而不是做政府认为他们应做的工作。非洲人期望他们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居住，而非被强迫离开不是我们出生的地区。非洲人希望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能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永远也不会是他们自己的房子里。非洲人希望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限制在他们所居住的黑人区。非洲男人希望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是被迫在男人单身宿舍过着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生活。非洲妇女希望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而不是长期在保留地寡居。非洲人希望在晚上11点钟以后可以出门，而不是象孩子那样被禁闭在家里。非洲人要求能在自己的国内旅行，在他们愿意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所指定的地方去。非洲人要求在整个南非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要求在社会中有安全感和社会地位。

最重要的，我们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它，我们永远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我知道，在这个国家这些话在白人听起来很革命。因为选民的大多数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但是，不能允许这种恐惧阻止这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它能保证种族和睦和所有人的自由。不能认为给所有的人选举权就导致种族统治。以肤色为基础的政治分裂完全是人为的，它消失了，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的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种族主义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它成功后不会改变这个政策。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进行着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真正民族性斗争，它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因他们自己的苦难、自己的遭遇所激起的斗争。这也是为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曼德拉讲到这儿停下来。法庭非常安静。他抬起头看着法官，当他重新说话时，声音低沉：

我在一生中，已经把自己奉献给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与白人统治进行斗争，也反对黑人专制。我珍爱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并去实现它。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献身。

他坐下。旁听席传出深深的叹息声。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然后法官对布拉姆·费舍尔说：“你可以叫你的下一个证人。”

曼德拉说了4个多小时。现在是第二被告沃尔特·西苏鲁。作为辩护的主要证人，他要反击原告长时间的进攻。然而一旦掂量出尤塔的分量，西苏鲁就忘记了自己是处在被告席上。他有11年没在公共场合露面了，现在他却要控制这个讲坛。他和戈文·姆贝基的任务是讲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讲他们长期忠于共产党。所有的被告都坚决否认制定过游击战计划。

尤塔博士准备代表政府作最后发言。他把几大厚本交给法官，然后开始从第一本讲起。他再一次宣称游击战争不仅获得了同意，而且确定了开始日期。法官打断他，要求他承认，他没有提供证据来推翻辩护人所坚持的没有进行游击战的决定。尤塔放弃了，“如果阁下愿意这样认为的话”。尤塔的发言持续四天，既不试图作分析，也不对证据进行评价。

他最后说：“证据清楚地表明，没有警察的行动，南非今天就会卷入了一场血腥的、野蛮的内战。公众应该给予警察很大的感谢。”

辩护人提出实质性的法律争论。布拉姆·费舍尔使德·韦特法官确认没有就游击战争作出决议或确定具体时间。

曼德拉和另外6个人对有些指控给予承认，卡塔拉答，伯恩斯坦和姆拉巴则否认了所有指控。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对否认所有指控的怎样判决？对承认有些指控的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会不会判死刑？

1964年6月的一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曼德拉在狱中完成伦敦大学法律考试的论文(他后来通过了)。在星期四，6月11日，法庭再次开庭。温妮·曼德拉和她的婆婆及泽妮、津姬一起到庭。曼德拉的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4岁。因不准孩子们进入法庭，只得和朋友们一起留在外面。

比勒陀利亚的教会广场上人群拥挤，警察密集。在正义宫里还有武装警察，旁听席上传出嗡嗡的谈话声。当曼德拉带领他的人从下面的牢房登上台阶进入被告席时，法庭安静下来。

庭长用3分钟时间宣读了判决。曼德拉为民族之矛的主要发起人，其目的就是搞破坏。辩护人的观点被接受，即这些领导人指示“在行动中应该注意不伤人或不杀人”，但是他们应考虑到破坏活动“有可能会失去控制。”这些领导人没有同意游击战计划。他补充说，“我不认为被告的动机象他们期望法庭相信的那样利他。人们组织革命通常都想接管政府。”

法官最后说：“判决是：纳尔逊·曼德拉犯有所指控的全部4条罪行；沃尔特·西苏鲁犯有所指控的全部4条罪行……”

只有莱昂内尔·伯恩斯坦被宣判无罪，但当即又遭斯旺波尔逮捕。罪名是过去某时曾违反对他的禁令。

法官将在第二天宣布他们刑罚。法庭休庭。曼德拉向他的妻子和母亲招了招手。当曼德拉等人乘一辆重兵押解的囚车回去时，他们从铁窗伸出手来，向欢呼的人群致以传统敬礼。阿伯蒂娜·西苏鲁带领人们唱起《上帝赐福非洲》。

乔尔·乔夫对以后情况作了描述：

辩护律师们和我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到监狱停下来。在死神的笼罩下，被告们都很镇静。他们唯一商讨的问题是：如果宣判死刑，他们在法庭上应该怎样表现。我们说，法官会首先问曼德拉：“你要提出什么理由说不应该判死刑吗？”纳尔逊决定，他会有很多话说：如果他们认为通过判处他死刑就可以摧毁解放运动，那他们就错了；他准备去死，也知道他的死会鼓舞他的人民进行斗争。我们指出，这样的讲话很难达到促使上诉的目的。纳尔逊明确回答，如果判死刑，他不会上诉。西苏鲁和姆贝基也持同样的态度。他们3人都坚决表示，这不要影响其他人的决定。

在黑人城镇，人们冒着极大危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力支持利沃尼亚案的人们。同时，在国外出现了抗议示威浪潮和祈祷仪式。在宣判前，气氛极其紧张。联合国也发出呼吁，要求无条件释放利沃尼亚案涉及的人以及南非所有的政治犯。这个决议有106票赞成，只有南非一票反对。报纸社论反映了人们的情绪。保守的《星期日电讯》评论道：“南非悲剧的实质是，象曼德拉这样的人发现他们处于法律的对立面。”《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对全世界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人是英雄和自由战士。他们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和本·富兰克林。”

《泰晤士报》预言：“历史将作出判决，最终的罪人将是当权的政府——而这也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为了使这些人免于死刑，布拉姆·费舍尔邀请了两名尊贵的南非人为减刑进行斗争。一位是哈罗德·汉森，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把非洲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与阿非里卡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进行比较，并引证了减刑的先例，甚至包括对造反和叛国罪的减刑。另一位是阿伦·佩顿，自由党全国主席和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赞扬曼德拉、西苏鲁和姆贝基的真诚和勇气，谈到他们一点没有复仇的欲望。他呼吁“为了国家的前途”对他们仁慈。

6月12日，从威特沃特斯兰德到比勒陀利亚间40英里长的道路上，到处是警察的路障和武装部队。正义宫外面众多的人静静地等了好几个小时。妇女们举着标语牌：“支持我们的领导人！”“不要眼泪——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法庭内，曼德拉和其他被告平静地听着法官宣判：“被告所犯的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这种形式指控。鉴于此，经过对本案认真考虑，我决定不判处极刑。”人们松了一口气。但法官继续说，“在我的职责范围内，这是我仅能表示的宽大。对本案所有被告的判决将是终身监禁。”被告席上的人们向公众席上的群众微笑。曼德拉竖起大拇指，在走向监狱之前最后一次向人们致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敬礼。

年轻的律师们和布拉姆·费舍尔默默握手。拯救这些人的生命是他的首要责任，他们免于死刑是他在法律上的胜利。

法庭外面的大街上，温妮带着女儿泽妮和津姬等着最后看她丈夫一眼。但是人群太拥挤。当曼德拉等人的囚车走过时，口号声响成一片——“权力！属于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全景图”电视节目记者鲁宾·戴找到温妮进行了采访，她发表了强有力和勇敢的声明。然后，她钻进自己的汽车，一面向人们致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敬礼，一面开车离去。当她回到奥兰多家里时，让孩子们睡下以后，她再也忍耐不住而痛哭起来。

艾伯特·卢图利在一篇向全世界发表的感人声明中说，利沃尼亚案的被告们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论理”。他呼吁“南非最强大的盟友——英国和美国……采取最坚决的行动进行制裁”，以“尽快结束这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白人舆论中极端对立的观点反映在两份报纸的社论中。一份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报纸说，“利沃尼亚的阴谋是十分邪恶的计划，有人企图发动黑人革命而使白人失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兰德每日邮报》则认为，这次审判抓住人心之处，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

丹尼斯·戈德伯格，作为被告中唯一的白人，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拉巴、莫索莱迪、姆兰盖尼和卡特拉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

根据南非官员的说法，对政治犯来说，终身监禁将是不折不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