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70年

在他46岁生日前不久，曼德拉再次被送到罗本岛。这个岛位于开普敦西北约7英里处，是一块小小的裸露着岩层的土地，岩石嶙峋，疾风劲吹，周围海面波涛汹涌。和曼德拉一起来的，还有西苏鲁和利沃尼亚审判案的其他难友。在罗本岛，他的朋友照他的部落名字叫他马迪巴。

隆冬，岛上阴湿寒冷，在浓雾弥漫的天气里，从灯塔传出的雾角声凄惨地回荡着。看守们——其中一人手背上刺着字花纹——骂骂咧咧地指挥新到犯人的每一个动作。开始时他们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旧监狱，洗澡时要脱光衣服跑到大约有200码远的津克监狱的盥洗室。他们在牵着阿尔萨斯狗的人员监视下进行劳作，建设一个新的有88间牢房、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隔离”区。这些牢房他们会首先住进去，这从刻到水泥板上的他们的姓名可以证明。一堵30英尺高的墙将他们和其他牢房隔开。这些单独囚禁着的政治犯占着一个中央大院的一边；另一边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犯。

曼德拉的牢房很典型，约7英尺见方，一个40瓦的灯泡照明，地板上扔着一个垫子和两条毯子。狱中的短裤和黄卡叽布衬衣、薄薄的线衣和茄克很难抵御夜晚的寒冷。太阳出来之前他们就被叫醒用凉水洗脸、刮脸、清理便桶。他和难友们——大约有30人——轮流分发早餐：每人都有粥，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还能有一匙糖和一份面包，非洲人则只有给半匙糖，没有面包。玉米、无味的汤和清咖啡是另外两餐的主要食物，有时给添小块的肉或一些蔬菜。

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看守们高声喊叫的声音，命令他们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命令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处于隔离“状态”。

于是斗争开始了，最初要求基本权利：到牢房外面去锻炼身体，做有效的工作，允许相互交谈，增发毯子，发给长裤，改善和增加伙食。每星期六早晨发牢骚时间显然被狱方官员视为开玩笑，但曼德拉要求他们认真听取意见。他坚定、冷静而有礼貌，不是把他们看成敌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应该做好他们的工作和执行监狱规定的人来对待。

几个星期后得到第一次胜利，尽管很有限：让他们出去坐到院子里，用锤子把岩石砸成小块。如果谈话时被抓住，就罚3顿不许吃饭；第二次触犯就意味着6顿吃不上饭。但是在叮叮口当口当的敲击声中，他们无法传递信息，甚至玩文字游戏。

丹尼斯·布鲁特斯是个学校校长、诗人和体育抵制行动的组织者，因违反禁令，也在服短期徒刑。他还记得一种游戏：每天有一个犯人提出问题，在小组里互传，这常常是一人在牢房时苦思冥想的结果。曼德拉问过“费边”的来源是什么，“费边”就是G·B·肖伯纳和H·G·韦尔斯均为其成员的英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名字。布鲁特斯回答说：来源于罗马大将费边·马克西姆斯，他的战术逐渐让汉尼拔的军队精疲力竭；因此象征性地用这个名字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

在院里劳动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名报社摄影记者得到允许为在砸石头的人拍照，并在休息时拍了一张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的照片：这是整个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他们拍摄的仅有照片。

因利沃尼亚一案人员被监禁以及后来的民族之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和组织者遭到逮捕，流亡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敌人沉重地打击了运动的‘核心’”；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挫折”。通过90天肉体和心理的折磨以及雇佣告密者的工作，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从大陆接连不断地来到罗本岛。白人政治犯关押在比勒陀利亚；黑人妇女通常关押在克龙斯塔德。而罗本岛只关押黑人男子，其中有教师、农民、医生、劳工、会计、工人和工会会员。他们年龄从15岁到70岁不等，在这个小岛上空前地团结一致，虽然关押在特别区的领导人和其他区域隔绝。在这些区域里约有1000多名政治犯和大约300个刑事犯，每个牢房关60人。不久，纳米比亚人来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被关进津克监狱。罗伯特·索布克韦被监禁在白人看守住处附近的一座房子里，由卫兵看管。

在仲夏，曼德拉和隔离区的同志们出去到石灰矿劳动，他们每两人一对，脚踝锁在一起，每天蹒跚地走到岛的中部。当另一队作业小队走近时，后者被命令停止前行，背过身子，等着这些人走过去。不许交谈，不许交换眼色互相鼓励。可是当局不能阻止他们观赏岛上开满黄花的灌木和桉树，偶然会有一只小鹿或一只鸵鸟。而在东南远方，隔着波光闪烁的海面，是桌山上的一片朦胧景色，隐约闪现在开普敦的上空。

在采石场，脚镣被打开，犯人们用尖镐和铁锹先挖出石灰石，然后将石灰石板装上卡车。在炎炎烈日之下，他们被赶进的大坑好象一个火炉，石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他们从下到上都被炙烤着，而看守们却逼迫他们加紧干，喊着，“干活，嗨，干活！”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挖掘、装车，四肢和腰背酸痛，脚踝和手都磨起了泡，眼睛里是沙子，疼痛难忍。到下午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去，浑身都是石灰末。他们直接去冲澡，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牢房的垫子上。每晚看守一下班，透过牢房的墙壁传出犯人们一起祈祷，一起唱自由歌曲的声音。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直到在发牢骚时间曼德拉提出抗议。脚镣去掉了，但他们希望做有益的工作未得到同意，他们继续在那个历代犯人挖的大坑里劳动。罗本岛最早居住着海豹(荷兰语叫做罗贝)以及企鹅和蛇，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一批在好望角建立基地的欧洲人认识到它适合作监狱：大海不仅使犯人难以逃走，而且可以阻止不受欢迎的访问者。罗本岛成为黑人反抗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分。1658年，一个科伊族反抗者奥特舒马约——荷兰人称他赫里——第一个被流放到这里。他也是少数几个逃走的人之一。荷兰人还把爪哇和摩鹿加群岛的造反的酋长、王公和君主流放到这里。在19世纪英国占领好望角，将曼德拉从孩童时代就一直崇敬的那些英雄中的某些人物放逐到罗本岛。马卡纳在1819年，马科马在19世纪50年代都被关到该岛，他们是被殖民者的优势兵力所击败的阿马科萨人伟大勇武的酋长们。马卡纳逃出去时被淹死了，一些犯人称这个岛为马卡纳岛。英国也将各种族的慢性病人、精神病人和穷汉送到岛上，其中有麻风病人。很多人死在那里，他们的遗骨与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黑人囚犯和放逐者的骨头混在一起。1959年，南非司法部长沃斯特宣布，罗本岛是一个用于“非白人犯人”的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监狱。由于不允许任何船只驶进1英里以内，而且海面上冲荡着湍急的海流，据说该岛固若金汤。

政治犯属于D类：准许每6个月写一封500字的信，可以有一次探监，但只许谈家庭琐事。温妮形容她“失去形象高大的人”，最初几个月是“痛苦欲绝”。当她“摸索着前进，想法适应”时，反复读着他的第一封信。

当第一次探监日期到来时，她和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卢图利的女儿阿伯蒂娜·恩加卡纳(她的丈夫正在短期服刑)一起出发。她们行程近千英里来到开普敦。到达码头时，她们要在犯人探监登记簿上签名，同意遵守以下规定：不许带相机、不许带猫、不许带狗、不许带16岁以下儿童。坐渡船过海需要45分钟，最后她们到了罗本岛。狱吏把她们从码头押送到探视室，一路上别无所见，一边是高墙把监狱遮掩起来，另一边是海。温妮第一次听到在未来岁月中她每次探监时都听到的警告。一个高级军官告诉她，她不能讲科萨语，除自己的孩子和“直系亲属”以外，也不准说任何人的任何事。如果她违反这个规定，就要停止探监。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其他允许探望的人也得到同样的警告，还命令他们不许谈监狱的情况。

丈夫和妻子终于又聚在一起，每人有二三名看守陪着，彼此只能透过小窗模糊地互相注视；通过看守控制的电话听对方讲话。以这种不自然的方式，他们尽情分享着彼此的生活。那时泽妮6岁，津姬4岁半，他们谈论女儿的发展和需要。津姬刚刚去幼儿园，但她不愿待在那里，她要象姐姐一样去上“正式”学校，曼德拉同意了温妮的意见，说她可以这样做。看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半小时的会见便突然结束了。

这几名妇女在出口处徘徊，以便瞥一眼自己的亲人被押回牢房。阿伯蒂娜·西苏鲁不禁惊叫“哎呀，我们亲人变得越来越小啦！”又说，“但是他们的神情是多么坚强。”随后这几名妇女被押走，回到渡口，回到大陆，然后再长途旅行回家。在那些少有的探视中，温妮还能见到曼德拉的长子滕比，他住在开普敦，偶尔获准探望父亲。

在奥兰多家里，温妮告诉孩子们关于她们父亲的情况。泽妮所能记得最后见到父亲的场合，是人群和司法大厦外面的小汽车。随着日益严格的禁令限制，她们的母亲不能陪她们上学。温妮描述了禁止她进入学校和在奥兰多之外禁止她访问任何非洲人居住地区及对她生活的影响：

我在那里从没有象一个母亲那样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把她们送进学校，将她们介绍给她们的教师，这本来是每一个母亲在孩子开始上学时的权利。每一个母亲都非常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从没有进入过我的孩子上过学的任何一个学校，我也从未见到过我的孩子的任何教师。因为我不能那样做，那将意味着违犯对我的禁令。

孩子们很小时我就将她们放在寄宿学校，起初在斯威士兰一个罗马天主教会学校。有讽刺意义的是，学校名字叫“忧伤圣母”。所以实际上她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

当滕比到约翰内斯堡时，他帮助照顾孩子们。她们非常喜欢他，后来开始认识到他是多么酷似她们的父亲。泽妮常常回忆那些年母亲唱着科萨摇篮曲的情形。

禁令也停止了温妮在儿童福利部的工作。警察对雇主们的威胁增加了她谋生的困难：从城里一家家具店到一家干洗店，然后又去修鞋店。

她从一个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妇，她有一种象她丈夫的意气风发的活力。孤独和各种负担已经令人难以忍受，而孤独又加重了她对人轻信的弱点。几年后，两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都是警察的告密者。当保安警察散布她本人是一个告密者的谣言时，她极为痛苦，受到一些政治上朋友的排斥。当局总会让在罗本岛的曼德拉听到这种闲言碎语；可是他设法捎出口信，要求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帮助他的妻子。

政府还不满足于这种卑鄙的迫害形式，强化了对温妮的禁令：1966年她又被禁止书写或发表任何东西。1967年两次被捕，被指控触犯了这样那样的禁令。在警察局牢房里拘留了4夜之后，她又被判处14个月的缓期徒刑。

多年后她这样说那些折磨人的日子对家庭的影响：

就南非的黑人妇女来说，每个黑人的家就是一个政治场所。黑人妇女发现自己必须向孩子们解释社会上发生的事。津妮大约6岁的时候，她问我一些每一个做母亲的都会面临的问题。她在外面玩着，突然跑进家里说：“妈妈，你是说爸爸在监狱里是因为他为黑人而斗争吗？”我说：“是的。”她又问：“可是小朋友们的爸爸在家里呐。为什么我的爸爸在牢里，而隔壁的爸爸不在？”在小小的年纪里就碰上这样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关于警察、国家，隔壁爸爸的立场。觉悟是发自内心的。黑人生活没有一丝一毫不受到种族隔离法的影响，这些法律是如此蛮横，以至涉及到小小的孩子；他们所知道的生活就是如此。在我们的病态社会里，如果一个黑人没有坐过牢，你就会对他打量两遍。这意味着那个人有问题。一切价值观全被扭曲了。

年复一年，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在做苦役。不挖石灰石或不砸石头时，他们就得修路。一次他身体不舒服举不动沉重的大石头扔卡车上。总监狱长正和狱长一起视察，看到了曼德拉没执行命令。他被控诉为偷懒和不服从合法的指挥，受到罗本岛司法官的审讯，被判罚6天的单独监禁，吃节约餐。单独监禁的牢房冰冷，而节约餐就是煮过米的汤水。

60年代初，体罚让位于破坏犯人士气的做法。埃迪·丹尼尔斯(一个自由党党员和“非洲人抵抗运动”的破坏活动人员)说：“我们到了监狱，政府有两个目的：摧残我们的士气和让世界忘记我们。他们却灰溜溜地失败了。由于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使你坚强起来。”他还说，“曼德拉教我如何顽强生存。当我生病时，他让所有的人照料我。他还亲自来看我。他甚至给我倒大小便。”

通过绝食、怠工和其他抗议，以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支持，政治犯待遇有了改进：彼此有了交谈的权力，伙食得到改进，增发了毯子，发给了长裤。丹尼斯·布鲁特斯述说过这种情景：晚上，看守们走后，某个犯人会开始打口哨吹一支曲子——虽然吹口哨被禁止——于是就会听到来自另一牢房的应和声，直到口哨声四起，形成小型的口哨乐队。

时常抱怨的是医疗工作的疏忽大意和麻木不仁。监狱长的定期换任也使他们不安：每个新官都有他自己的馊主意，犯人们必须重新设法应付。有一个监狱长绰号叫做“铁汉”，幸亏只待了6个月。后来有一任狱长稍微好一些，他确实听取犯人的抱怨，可是他又被换走了。

尽管吃了种种苦头，曼德拉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尽管监狱生活非常单调，他发现——所有犯人都这样认为——甚至在狱中，日子也每天不一样。新的一天对于他们而言，是友谊不断发展和充满共同体验的一天，是重温往事和重申对未来的信心的一天。

他喜欢说他在滕布兰度过的青年时期和谈论他的非洲之行，有时随着幽默感所至也对逸闻旧事加以发挥。他谈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描述他在加纳乘坐一架由非洲人驾驶的飞机时所感到的惊慌失措，他们怎么能驾驶大型喷气式飞机呢？他的不信任完全情不自禁，这无疑是在南非所受教育的结果。在飞行中，当驾驶员出来和乘客聊天时，他想，这些非洲人是多么不负责任啊！他不知道这架飞机是自动驾驶的。

他的一个难友帕斯卡尔·恩加卡尼博士说：“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你总会找到东西乐一乐。”“这是人性中的保护机制。有一次，监狱看守让我们凡有驾驶执照的站到一边来！我们中会开车的就都站到一边，我们想，让我们去开卡车，可交给我们的却都是独轮车！”

除了探视，学习的权利比任何其他待遇都更为重要。曼德拉继续攻读法律学位，可以工作到夜里11点，姆贝基及其他大学程度的人也可以如此。但是，那些正在准备考大学的人则必须提前一小时结束学习。如果有人被发现在规定的时间之后读书，那就要被罚禁食三顿。菲基利·班姆在判刑前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他称赞这样的场面：曼德拉把题目告诉大家，接着主持政治讨论，以此来考验自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犯人间也不断进行交流，彼此学习。最糟糕的处罚是减少学习时间。

政治犯绝不允许看外界的报纸和听外界的新闻。曼德拉有一次受到指控和处罚，因为发现他牢房里藏着剪报。可是犯人们还是想办法搜集信息，利用每一点信息，分析它的意义。

1965年人们很振奋。因为他们听说：布拉姆·费舍尔在领导非法的共产党而将受审时，转入地下，力图恢复斗争。大约有一年，他躲避了当局的逮捕。政府通过一项新的法律：保安警察想要提审任何人，都可以拘留180天，单独监禁。不出几周，他们得到情报，费舍尔也被逮捕受审，被控与他在“利沃尼亚审判”中为之辩护的人同谋。他被判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和其他白人政治犯一起关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从看守们的行为常常能够觉察到外面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曼德拉和岛上的犯人们就会受到更粗暴的对待。例如1966年纳米比亚爆发的武装斗争，就是这样。政治犯只得知事情的梗概，详细情况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安丁巴·贾·托伊沃被押到监狱后才清楚的。托伊沃关在“隔离区”，服20年徒刑。非洲解放斗争不断出现新局面：安哥拉、莫桑比克以及纳米比亚的斗争都在扩展。

J·B·沃斯特接替维沃尔德博士担任了总理，后者于1966年9月在白人议院中被一个精神错乱的白人信差所刺杀。

第二年一些民族之矛成员被送到岛上服长期监禁，他们是被罗得西亚军队俘获后交给南非警察的。他们和乔舒亚·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一起，组织了一支游击部队，打算在赞比亚与南非之间建立根据地。这个设想欠考虑的方案要穿过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茫茫的灌木丛生地带，而且缺乏设备和经验，结果是一场灾难。

1967年7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去世。他在散步经过一座铁路桥时，被一列火车撞倒。许多人，包括他的家人，怀疑官方调查的结论，那是一次因他耳聋造成的事故。

在流放中，奥利弗·坦博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在坦桑尼亚他还会见了非洲统一组织、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等组织的代表，他们保证会全力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取自由的斗争。沃斯特、史密斯和葡萄牙卡埃塔诺的“邪恶同盟”遇到了各国解放运动所组成的同盟。

在南非，政府通过了“恐怖主义法”，并在1969年5月12日凌晨2时开始第一次大逮捕。在曼德拉家里，泽妮和津姬正在度假；她们和母亲正睡着觉，警察砰砰地敲门，手电筒从窗户往里乱照。他们命令温妮穿好衣服。由于孩子们紧紧抓着她的裙子，恳求警察放开她，温妮还要求把她们送到她姐姐尼基韦·克萨巴那里，她就住在附近。她的要求被粗暴拒绝，她只好将孩子留在家里。仅仅两天前，她到一个专家那里就诊，诊断温妮有心脏病——保安警察也知道这个情况。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去找她们的姨妈时，她们没有一点关于温妮的去向以及她健康状况的消息。在罗本岛，曼德拉不久就知晓她已被捕。

后来她知道遭到拘留的还有其他21人：4名妇女中有一个诗人和一个工会会员；17个男人中，有一人年已73岁。他们大部分都曾和温妮一起组织过对政治犯家属的帮助；警察派一个告密者打入这一群人里面。温妮和其他人被单独监禁，不准和外界接触。根据新法律，他们可以无限期被拘留。被拘留者当中，一人当夜死亡，另一人19天后死去。

最初温妮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她后来叙述说：

我得到的全部东西有一个能装大约5玻璃杯水的塑料瓶，1个便桶，3条毯子和1个西沙尔麻的垫席。约一周后，我被转移到“死刑囚犯”牢房：这个牢房一般关着将被处决的犯人。

我被捕后，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墙上的日历上作记号，以便掌握日期。我想，关在死刑囚犯牢房里的全部目的是要让人产生一种上西天的感觉，觉得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监狱门旁有两个铁格子门，直到今天那一串牢房钥匙卡嗒卡嗒的响声还记忆犹新，那噪声是故意弄出来的，使你在静寂孤独的监狱生活中，感到他们在敲打你灵魂深处。他们从不关灯，使我没有时间观念，不知道是早晨还是晚上。我只能从盘里的食物辨别时间；那是难以下咽的食物。从咖啡和粥中我辩别出这是早晨。

3个白人女看守管送食物。她们往往拿起便桶，翻过盖子把那盘食物放在上面。所以我从来不吃。

不允准我出去，我就在牢房门前运动，起立、蹲下，起立、蹲下，做10到15分钟。我感到极难适应这种孤独。由于不和任何人交往，精神是如此受折磨，以至于我发现自己在和孩子们说话，好象她们在牢房里和我在一起。如果牢房里有一个蚂蚁，或有一只苍蝇，我也会认为自己这一天有伴了。

有一天，斯旺波尔这个家伙来到牢房门前，把圣经往我脸上一扔，挖苦地说：“给你，祷告吧，上帝能把你弄出牢房！”

所有这一切都为那不可避免而可怕的审讯做准备。它意味着要改变你的个性，要把你变成一个驯服的、不会作任何反抗的人，要对你采取恐怖手段。

被捕两星期后，在蛮横的斯旺波尔少校指挥下，开始了审讯。整整5天5夜不让温妮·曼德拉睡觉，一组一组的保安警察连续不断向她提问题。第3天，她伸出自己发紫的肿起来的手脚向他们提出抗议。她感到头晕，她的心脏在颤动。斯旺波尔奚落地说：“天哪，你要马上完蛋，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遗产，千万不能把所有那些东西都带走。”

她可以听到隔壁房间打人的声音和审讯者的笑声。一些被拘留者则被迫昼夜赤脚站在砖上，直到他们被折磨得倒下，再强迫他们站起来。有的人被捆住手腕吊起来打。审讯者随心所欲进行各种各样的残暴殴打和侮辱。许多犯人死在酷刑下，其中有伊马姆·哈龙，一位被拘留的开普敦宗教领袖。

温妮后来说：“正是那段经历，使我认识到阿非里卡人害怕黑人的程度。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仇恨。”

经过5个月的单独监禁，这些犯人被带到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法庭受审。用轻机枪武装起来的警察列队集结在外面。他们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现在他们却发现在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指控：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输送人员，为破坏活动寻找目标，散发违禁文件和利用葬礼来推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目的，以及和游击队有联系以及助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敌对行动。

温妮·曼德拉被指控从她在罗本岛囚禁的丈夫那儿接受“指示”。总之，罪状在说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东开普和纳塔尔恢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总有80名证人，证人中大部分是在监禁之中。令温妮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她最小的妹妹诺尼亚尼索“公主”遭到监禁。在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曾象母亲一样照顾这个小姑娘，背在背上，领着她走很远的路。

温妮的朋友们——其中有尚蒂·奈杜，一位青年妇女，她的父亲被为甘地所收养过——以超人的勇气拒绝为政府作证，受到更长时间的监禁。20名证人的证词软弱无力，以致政府自己要求对全部被告宣判无罪。

1970年2月16日，法官告诉他们：“我判定你们无罪，你们被释放了。”温妮和她的同伴们还没有来得及与家属和朋友相聚庆贺，公众就被命令离开法庭，这22人重新被拘留。这次还是根据“恐怖主义法”，他们又被带回监狱单独关押，准备接受下一步的“审讯”。

《纽约时报》1970年2月25日发表评论说，起诉的战略看来很清楚，它根据“恐怖主义法”将被告关押，直到以其他方法能得到或捏造更多的“证据”，这种野蛮方式已成为南非“司法公正”的一个特点。

在几个月里，纳尔逊·曼德拉无法得到关于妻子的准确消息。在拘留中她不准写信给他。她被捕两个月后，狱长把曼德拉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他们的儿子滕比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曼德拉回到自己牢房，一直待在那里。最后沃尔特·西苏鲁问出了什么事；曼德拉对他说了，两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

在南非和海外，对温妮·曼德拉及其同事所遭到待遇的抗议越来越高涨。6月份，在一名被告从该案撤诉而面对另外的控告之后，温妮和其他19人再次受审。这次指控是根据“恐怖主义法”。1970年9月14日，法庭再次宣布他们全体无罪释放。他们在单独监禁中度过了491天。

温妮给伦敦一位朋友写信说：“在整个考验中，最令人宽慰的是知道在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中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这的确是对一个人理想坚定与否的一次残酷考验……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免于我们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斗争。”

10月，对她又有新的禁令，期限5年：不但被限制不能离开奥兰多，而且每夜和整个周末以及公共假日都受软禁，任何时候不许会客。一次她生病，她的姊妹当中的一人来看她，温妮立即被捕，理由是独犯了后一项禁令。折磨似乎没有尽头。

但是1个月后，她得到离开奥兰多的特别许可，终于可以去看望她丈夫半小时。他们彼此已2年没见面。

在罗本岛，曼德拉草拟过一份请愿书，由他和其他21人签名，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请愿书指出，亲德的阿非里卡人民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背叛国家——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时再度如此，可他们服刑几年就被释放。曼德拉和其他签名者要求也享受同样待遇，并且指出他们一直得到不同待遇，就因为他们是黑人造反者。

海伦·苏兹曼到罗本岛和他们商谈那个请愿书，并指出：“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还在继续。的确1915年的反叛者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你们准备说你们将放弃武装斗争吗？”

曼德拉的答复是：“不，在我们的人民赢得自由之前是不会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