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978年

在罗本岛，被《泰晤士报》称为“南非民族主义巨人”者，是466/64号囚犯，他每天在海滩上采集海藻制作肥料。那是极累人的劳动，而且走在南大西洋冰冷海水冲刷的沙地上更加不舒服。在远处，船舶驶进驶出开普敦港。

有一次曼德拉说：“南非的监狱想使我们放弃战斗，使我们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我们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些人不仅被当作犯人，而是也被当作黑人对待，这样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它加强了他们的反抗。

到70年代初，他们顽强地表达的不满再加之国际上的压力，赢得了虽不大却有意义的改进：牢房里有了一张桌子、一个板凳，冬季有“权”在读书时用条毯子围在身上；有热水洗澡；院子里有了一个排球场，它后来改成一个网球场。他们要求踢足球但被拒绝，因为这意味着走出隔离区。在室内，他们有乒乓球和国际象棋，每月有一场电影，每天晚上放录音音乐。但是吹口哨仍要受惩罚的。更重要的是，接触新闻的要求一再被严辞拒绝，从事木工和编篮子之类创造性活动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由于曼德拉最初在1962年判刑，他得到许可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位，但在政治犯大批到来后狱规进行了更改，及时得到最新书籍以完成课程变成不可能了。接着，当局又禁止政治犯修习研究生课程，这严重剥夺了求知的要求。曼德拉转而学习经济学，并且因不许学法文和德文，就改学高年级的阿非利堪语。

他突然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曼德拉被剥夺一切学习权利4年。监狱的官员称发现有“回忆录”藏在牢房里，而政治犯禁止保存日记或个人笔记。纸张受到严格限制，仅够用于学习和写被允许的每月一封500字的家信。他要求“拿出回忆录给我看看”，他们却从来没有出示过。

经过在石灰矿坑多年劳动，他不是唯一视力减弱的人。由于他患高血压而且腰部不好，狱方做了一些让步：给他一张床，板凳换成椅子，并给予无盐伙食。象利沃尼亚案其他人员那样，他从D类升到C类，然后又升到B类，他被允许有更多的探视，但还是限于每次半小时。

每到探视时，温妮都必须办理同样的手续：首先通过地方长官从司法部和警察那里取得书面许可，然后在出发和返回时都向警察报告。不再允许她坐火车或小汽车，而必须乘飞机去开普敦，这样就要承担更多的旅费。国内外朋友们慷慨地捐助。很难记得住对谈话的种种限制。当问到什么样的话题可能引起看守们掐断她同她丈夫的对话时，温妮说：“当他问到鲁斯·弗斯特或鲁斯·马索奥阿内(他过去的秘书)或奥利弗·坦博的情况时；当他谈论特兰斯凯的情况包括他的家庭——马坦齐马兄弟们时；以及说到正在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时谈话就被打断。”

曼德拉常常说服看守们让探视继续进行。“他和他们说话好象他们是小孩子：‘你们肯定听得出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我有相当长时间没见到我的家属了；不管怎样我想继续下去，你们继续听吧，那是你们分内的事。’”

他的探视者当中有马克加图、马卡基韦和他的姐姐梅布尔·诺坦库·恩提马克韦。他的母亲也曾远途跋涉渡海来到罗本岛。相聚之后，当看着她离开时，他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他接到姐姐的来信说母亲已经去世。温妮和孩子们在特兰斯凯参加了葬礼。

一位从特兰斯凯来的亲戚在葬礼之后到罗本岛探视，他说到曼德拉对于那些操办葬礼的人是如何的感谢：“他一直问，某某人来了吗？某某人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消息如此灵通。他让我对所有那些参加葬礼的人表示问候和感谢。”

1973年12月，监狱部长吉米·克鲁格到罗本岛视察，这反映了政府急于兜售它班图斯坦“独立”的政策。他向曼德拉和由一名难友麦克·马哈拉吉率领的代表团指出，如果他们承认特兰斯凯，愿意住在那里，他们的刑期就能赦免。答复是“分别发展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绝不会妥协。”（尽管如此，政府后来仍几次向曼德拉重提此事，他的回答还是“不”。）有讽刺意义的是，小酋长凯泽·马坦齐马因南非政府的支持，领导特兰斯凯走向“独立”，按滕布人风俗，他是曼德拉的侄子。总理沃斯特也向温妮·曼德拉提出过，给她自由的条件让她承认特兰斯凯是她的“家园”。她的回答是：“厚颜无耻！要是有人应该离开南非的话，那是殖民者的政府。”

她再次被控违反对她的禁令，1974年期间在克龙斯塔德监狱被监禁6个月。她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她感到在那里更加解放，肉体上觉得和自己的信仰接近起来，比用言语来表达它更能令人满足。而且，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关押黑人的监狱。但对她的家庭而言，她的监禁引起了不安。津姬听到这个判决时哭了。她母亲告诉她：“你永远不要哭，你哭他们就高兴。”泽妮回忆在学校放假的日子，星期日她和津姬被她们的监护人哈里大叔(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带着探视她们的母亲：透过玻璃隔板她们和她谈话半个小时，谈关于学校，关于零用钱以及她们是跟谁在一起。温妮看上去总是很好。但是孩子们开始发觉朋友们害怕到家里看望她们，因为保安警察可能把他们带走审问。

很久以后，曼德拉回忆起他当时的情感，他给妻子写信说：“虽然我总是努力摆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是我实在不能适应你也被关到监狱。”“很少有什么事情象这种特殊的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这种苦难似乎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我们。我绝不会忘记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期间，以及你在克龙斯塔德度过的6个月期间，我们所遭受的令人极为痛苦的经历。”

温妮·曼德拉一再受到的逮捕、指控、判罪、申诉、缓刑和监禁，关于这些方面的详情难以掌握。在她而言，长时间的反抗是对成千上万男女身受其害制度的揭露。在和警察的遭遇战中她无所畏惧，对他们的粗暴侵扰，她大胆地予以还击。可是一系列的阴险袭击，使她身体受到攻击，她的住宅被扔进汽油弹，她毫无办法也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曾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攻击行为出于政治动机。”

这两个女孩子被埃莉诺·伯利从女修道院的不快乐生活中拯救出来。埃莉塔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伊顿公学过去的校长——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教育学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德，那是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这两个孩子长到十几岁，被允许去探视她们的父亲。温妮不无担忧：她们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来吗？会因为这个经历而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吗？

从过去的照片中泽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亲的幽默感，如果当时或在她后来的探视中他曾有忧虑，那忧虑也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津姬也发现父亲的幽默和热情。她告诉一个记者，“事前我很愤怒并有点忧虑。但是我发现他很有办法，也很迷人。他设法使我的思想摆脱那里的环境，使我想起比较快乐的情况。他说，‘你知道，我可以想象你在家里坐在我腿上和全家一起吃星期天烤肉。’”虽然她没有看见父亲走来——她们被领进小屋的时候，他已经坐在玻璃隔板的那一边——她设法瞧着他在会见后走开，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健康强壮，他的步伐是那么年轻、敏捷。

当女孩子们下一次探视时，她们单独前往。开车送她们到开普敦码头的那个朋友，看着她们和一队穿着橄榄绿制服的看守上了渡船：他认为这是令人伤心的场面，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唱着他们阿非里卡人歌曲的男人在一起。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间里，温妮和她的丈夫达到了真正的交流，每人从对方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彼此的斗争环境后，曼德拉以谨慎的方式，不分派别地帮助同志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温妮则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的斗争。索韦托是一个超过100万人的黑人居住区，在那儿，“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她看来，这“使得人民更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它培养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变得更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亚纳领导黑人学生从多种族的“南非学生全国联盟”分裂出来，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学生组织”，并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会”。虽然受到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和弗朗茨·法农激进著作的影响，但“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还是对白人种族主义作出的反应，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摆脱对白人的依赖并使全体黑人团结起来：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属于“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觉醒运动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过这个运动青年中产生出一种新的坚定和自信。

虽然这个运动在哲学方面和泛非主义者大会更为接近，但这些年轻的领袖们首先受到被流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的赞许，称赞他们“以勇敢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把斗争推向前进；并以其行动表明保证革命的主要动力——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团结。非洲人国民大会机关刊物“塞查巴”说，用“黑人”称呼所有被政府列为“非白种人”者，是一个新事物。

“阿扎尼亚”是“黑人觉醒运动”给这个国家起的名称。它是60年代从泛非主义者大会那里继承来的，渊源不大清楚。它是古老英国地图上一个野蛮人的国度呢，还是给东非一个奴隶国家起的名字？伊夫林·沃在《黑色恶作剧》一书中，把想象中的非洲国家叫做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这个名称。

70年代初，罢工浪潮席卷纳塔尔，也发生在德兰士瓦的工矿企业。新的战斗精神传播起来，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工人们懂得了组织者们是多么容易受逮捕。因此这些罢工找不到谁是领导人。

延续了5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垮台了，这对南非黑人是莫大的鼓舞。莫桑比克在1975年6月25日独立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主席欢迎奥利弗·坦博，称他为同志和战友。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也得到很大推动，因为莫桑比克能为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游击队提供基地。

但在南非，欢欣鼓舞的黑人很快被镇压，当局根据“恐怖主义法”拘留了77人。这些人包括“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正筹划举行庆祝会来表达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团结；还包括那些被怀疑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募集会员的男人和妇女们。

出乎意料，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却没有再延长。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会上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被捕的77人，并向人们述说她自己前几年在“恐怖主义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她说，这“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形式的对这个极权国家的反对，一种为了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精神的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的方法使那些敢于和这场斗争站到一起的人们失去个性。”

她到德班去，那里有一位老朋友法蒂玛·米尔，是纳塔尔大学的社会学讲师。由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各个团体组成的“黑人妇女联合会”在那里正日益壮大。温妮在一次对“妇女联合会”的讲话中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妇女象在这个国家里那样惨遭剥削。”“黑人妇女必须忍受各种法令。面临这种情况，一点地位也没有……丈夫的死亡意味着家庭的自动丧失。没有任何权利，就和一个孩子一样。”

在为全体黑人事业的斗争中，妇女们起到杰出的作用；人们希望她们建设这个国家，可她们处于“最绝望的处境中，在一个充满种族仇恨的社会中养育儿女。”

在一系列讲话和对新闻界的谈话中，温妮谈到黑人青年愤怒方兴未艾的问题。她警告说，他们遭受拘留和单独监禁的野蛮行为，将对这个国家产生“痛苦后果”；而“班图教育法”坚持让黑人儿童学阿非利堪语，并不能实现它“逐步灌输主仆关系”的意图。她还说：“非洲人有句谚语，大意是说，垂死的马爱踢。这个国家在垂死的阿非里卡人国民党这匹马最后挣扎时，还将会遭受痛苦。”

1976年6月16日，从一大早开始，大群情绪激昂的中小学生在索韦托集会，抗议强迫用阿非里堪语授课。警察来阻挡他们，开枪打死赫克托·彼得森(13岁)和其他男女学生。当孩子们用棍子和石块还击时，警察乱开枪，使伤亡数字迅速增加。两个白人被石块打死。有作战装备的警察和军队大批开进黑人城镇。

警察屠杀黑人在南非历史上不断发生，但从来没有听说有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支现代化武装部队对中小学生采取行动。随着死伤人数的增加，骚乱席卷全国，代表白人统治的建筑物被大批破坏。不顾一切后果与警察对抗和辱骂军人的黑人青年便是“班图教育”的产物，而“班图教育”乃是维沃尔德博士设想的使黑人青年忍受奴役状态的制度。

学生们向黑人家长联合会紧急呼吁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温妮·曼德拉是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受人尊敬的神学家马纳斯·布特莱齐博士、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一位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也是它的领导人。他们找来医生帮助莫特拉纳辨认尸体，找殡仪馆的人捐赠棺材，找出租汽车送人参加追悼会。黑人家长联合会不但成为索韦托社区心情纷乱的家长们的代言人，也成为学生的代言人。这些学生们虽然完全可以替自己讲话，却不想和当局见面。

温妮·曼德拉在一个公众抗议大会上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珍视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不会请求得到多数人统治；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它。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很艰难，但是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不出几周，许多男人、女人和学生根据“国内安全条例”，即改头换面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拘留，温妮也在其中。他们被拘留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5个月。

数万名黑人学生罢课，教师们辞职，家长们也加入待在家中抗议的罢工行动中，暴动仍在继续。正如政府一个调查委员会所说，那是一次“炮火的洗礼”，青年们失去了对暴力的恐惧。这个1000页的调查报告等于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指控，因为它引起对白人的“仇恨”，它记录了人们对分别发展、集体居住、特别是流入控制和通行证法的强烈谴责。

16个月中有记录的死亡数字约为600人，但据说，实际将近1000人——除2人外都是黑人，而大部分是被警察枪杀的中小学生。约有4000人受伤；成千上万的人突然被拘留起来，有的在单独监禁中度过5年，有的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的家长。千百人设法越过边境去北方，寻求军事训练或期望得到真正的教育。

在罗本岛，6月16日气候恶劣，又湿又冷。曼德拉和其他采海藻的人，强烈反对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看守们指控他们不认真工作。那天下午，他们又冷又脏地采海藻回来时，发现淋浴的热水已没有了。他们猜想外面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但只是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索韦托的孩子们已经和温妮·曼德拉所说，“起来为他们的长辈而进行战斗”。

因参加这次暴动而被定罪的学生，不久就在罗本岛上占据了一个公用区。就象纳米比亚人和根据“恐怖主义法”判刑的人那样，对他们必须进行隔离，以免受到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公认的领导人的影响。至少有9名学生年纪不到18岁。

在罗本岛，犯人可以议论这件事，但仍然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到这些。这时候曼德拉写信给他的妻子，叙说有一棵番茄，他在园子里不当心给弄伤了，现在特别照料着。他描述这株植物多么漂亮，它是怎样长了又长，他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后，他怎样从土里把它拔出来，把根洗干净，回想那生命在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理解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环境里成长的情形——做为父母，你把一切能给的都给了他，把那个生命养育成少年，然后他却被杀害了——他的感情与那些家长在千百个儿童遭到扫射时感情一样。她解释说，“如果他照直说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对友谊的回忆和对他们被捕前事情的回忆，是每天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缅怀往事，彼此互相提醒，他们分享着自己信件中的新闻；他们有时悲悼亡友。好几个40年代以来的朋友去世了：优素福·达杜和迈克尔·斯科特，布拉姆·费舍尔和莉莲·恩戈伊。费舍尔被判无期徒刑，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服第10年刑期时，在1975年5月死于癌症。葬礼之后当局仍要求把他的骨灰送到牢房。“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也死于癌症，刚刚50岁出头。经过多年的监禁，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歧见的索布克韦已经与曼德拉和解。从罗本岛释放以后，他住在金伯利，但一直遭受软禁。

在审讯被拘留者时，酷刑和杀害已司空见惯，这在斯蒂夫·比科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中暴露无遗。他在伊丽莎白港警察总部经3周的审讯后，赤身露体几乎不省人事地被装上一辆越野汽车，行驶700英里送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第二天(1977年9月12日)他在那里去世。他的亲密朋友马佩特拉·莫哈皮也是在拘留中死去，而一个印度人青年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10层楼跌下摔死。南非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也在国外对付反对势力。一名“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是被邮包炸弹炸死的几名积极分子的第一个，他当时在博茨瓦纳。

到1977年10月，尚未被捕的“黑人觉醒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和组织者实际都已被拘留。所有的团体，包括文化、工会和自助组织都被取缔，一起被取缔的还有两家黑人办的报纸。同时遭到软禁的也有白人同情者，如基督教协会阿非里卡人会长拜尔斯·诺迪牧师。

索韦托的10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博士的被拘留，进一步证实政府绝不容忍真正的非洲人组织者或领导人。这个委员会代表了当时城镇黑人所作最积极的努力，对政府政策和政府委派人员提出变通的建议。那些雇用人员为人们所不齿，无论在城市地区还是在班图斯坦都被视为走狗和傀儡。莫特拉纳最初是在黑尔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积极分子，并参加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后来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区代言人。政府把煽动1976年6月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曼德拉身上，当然这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在随后的审判中，他和温妮不但反驳了政府的证据，还打赢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

但是政府给温妮·曼德拉预备了一种更残酷的非常特殊的处罚方式。1977年5月16日一大早，20名穿着迷彩服的警察来到她在索韦托的住所，命令她收拾东西。她将被流放7年，政府害怕她对学生的影响。此外，她和曼德拉知道，这次粗暴而专横地把她从唯一的家赶走，是发生在安德鲁·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准备访问索韦托之前仅仅1个星期。

警察开车送她和17岁的津姬向西南行驶300英里，来到位于奥兰治自由邦低湿平地的名为布兰德福特的小乡村，把母女二人放在灰尘弥漫的802号门牌的房前。这是政府能找到的对她最生疏的环境：这里有阿非里卡人政治和文化的精髓。曼德拉一家却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

被称为主要道路的“福尔特雷克大街”把供2000名白人使用的各项生活福利设施连结起来：教堂、一家标准银行、一家巴克莱银行、一家邮局、两个旅馆、一个超级市场、一家报纸杂志商店和一个加油站、一个火车站和一个阿非利堪语学校。一条崎岖的小路，路旁是班图人管理处，通往名叫“帕塔卡勒”的黑人居住区，“帕塔卡勒”是“小心对付”的意思，一个记者说，它特别适于新来者。在这里，供3000名黑人使用的生活福利设施是一家班图人商店和一个啤酒馆——足够供被仅称为“劳力单位”的黑人维持生活的了。

温妮把那3个水泥房子叫做“我的牢房”：没有天花板，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个屋外厕所是摆便桶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住处，除了她的住处满是瓦砾。她被命令从家里带来的家具无法通过狭窄的房门，只好又送回奥兰多。

她不但被限制待在布兰德福特，而且夜里被禁止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禁止接见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每次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普林斯卢军士，一个脸色阴沉的人，一直在外面警戒，坐在汽车里监视着，温妮外出时就跟踪她。如他所说，“执行我的任务”；按一个美国观察家所说，是“献身于搅乱她的生活”。

如果政府以为，把曼德拉的妻子流放到充满敌意的白人和没有文化的黑人中间，她即使不毁灭也该被征服。但这种意图却打错了算盘。当这位老练漂亮的黑人妇女大步迈进超级市场、邮政局和银行时，布兰德福特吵成一片：这些是黑人不敢进白人禁地的；外面小窗户前黑人在排着队等待服务。当温妮和津姬不但进入那个“时装”店，而且进而试服装时，发生了争吵，叫来了警察。在温妮看来，白人的行为显示了他们心理的恐惧；阿非里卡人过去曾退缩到他们的防御车阵中去把自己困在里边。她认为这很可悲。

镇上她的邻居们得到警告，不许和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是他们逐渐有了勇气；他们不能长期抵制她的热情和慷慨。看到他们被剥夺得精光——贫穷、挨饿和卑躬屈膝——她感到震惊，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帮助他们。

但是无处不在的普林斯卢军士不久把她带到布隆方丹法院。温妮曾去一个邻居那里打听到什么地方买煤。这时，有个男人从那里经过带着一只刚买的鸡。温妮又询问鸡的价钱。检举人在起诉中称这构成3人“集会”，因此违反了对她的禁令，并进而斥责她炫耀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她穿一件黑、绿、黄三色的衣服。温妮反驳说：“在留给我的有限的自由中，我还有选择穿服装的权利。”地方法官判她有罪，给她缓期服刑的判决。在法院外面，人们向她欢呼。

南非报纸禁止引述遭禁令者的言论。但是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让她谈出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真是疯了。我是说在其他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当作证据？”经过上诉，原判予以驳回，温妮被判无罪。

不久，她又回到法院，被控接待来访者。这时，一次曼德拉写信说：“我会想着你的，特别是当你被带到被告席上时，当你听着政府证词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说法时。我坚决支持你，我深知，你经受磨难是因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不断增长的爱和忠诚……”

温妮觉得很可笑，政府会为这种案件花费这么多力气和金钱，而令她惊讶的是人们如此气量偏狭和感觉迟钝。但是使她深为愤怒的是这些对津姬的影响。当她有机会与丈夫谈起这种忧虑时，他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普林斯卢不断暗中监视，他把从索韦托来看津姬的朋友逮捕了，加之布兰德福特生活的压力和困苦，使津姬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在最严重的时候，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不得不放弃学业。只有在她父亲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高法院之后，她接见来客的权利才被承认。温妮不能提出这个申请，因为根据南非法律，黑人妇女没有这种权利。

使曼德拉高兴的是，津姬正在成为一个作家，她的一篇文章被发表了。他称赞她：“你已收到你的第一张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确是不小的成绩。”他又说些忠告的话，“写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它把人推上世界的中心。而为保持在高峰之上，就必须努力工作，目的是有一个好的、新颖的主题，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津姬回信让他放心，说布兰德福特“毕竟是个好地方”。他回信说：

真难以置信。妈妈几乎失去了所有东西；她在那里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除非做佣人或到农场作帮工，或洗衣工；她只能在贫困中度日。她已经说了你们现在必须住那种建筑，和你们必须使用的那种厕所或供水设施……

尽管如此，亲爱的，我很高兴你在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并且设法照样快乐。当我读到“毕竟是个好地方”那句话时，我感觉好极了。只要你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能变不幸为幸福，就如你自己所说的。假如不是这样，那妈妈如今该早已彻底毁灭了。

津姬发现写诗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她在沃特福德学校时就以写诗见长。通常她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而她的母亲善于将这样的诗句拾起来，于是1978年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还有这个家庭的老朋友彼得·马古巴内拍的一些相片。津姬把这本书题献给她的父母，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