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5年

温妮·曼德拉坚信她的丈夫有朝一日会走出罗本岛，这一希望已经应验，但并非是她所想的那样——即并非获得了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晚上，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3名属于利沃尼亚案的政治犯——卡特拉答、马拉巴、姆兰盖尼被命令收拾行李并被匆忙运到大陆。翌日早晨，他们在罗本岛的同志们一觉醒来，发现他们5个床位空了。西苏鲁早就成为他们的知己，而曼德拉成为他们的父亲。

温妮先从报纸上获悉这一迁移，继而又从电视上听到这一消息。最后她收到了来自监狱部门的信，通知她说她丈夫已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最高治安监狱，没有说明转移的理由。她推测这也许是为了阻止曼德拉在狱中已承担的领导工作：如为年轻的难友筹集学习资金等。或许是白人政府企图驱散“曼德拉在罗本岛”的观念，因为这一观念正象神话似的在黑人当中传播开。

一辆密封的军车载着曼德拉等5人从开普敦港行驶近一个小时到达托凯白人郊区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一路上他们都站着。曼德拉等人根本不会看到外部的景色——那作为南非美景之一的桌山和监狱后面的丘陵间的河谷，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小松树林。这仅仅是残酷剥夺的开始，犯人们被禁锢在监狱的高墙内，与外界完全隔绝。正如曼德拉后来告诉来访者的那样，在这里，他才懂得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所写的“犯人们将蓝色的小帐篷称为天空”是什么意思。

波尔斯摩尔，这个黄砖砌成的长长的现代化建筑群中，分别关押着数千名各种族的犯人。在一幢“孤立”建筑物的4楼，曼德拉和他的4位战友被关在一个大的单间里，这里可以通往一个由“L”形高墙围成的院子。和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帕特里克·马奎比拉的年轻人，被判处20年监禁。

象往常一样，曼德拉早上3时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他称之为“出一身大汗”的锻炼，白天看书及学习。

人们发现这里某些条件比在罗本岛好：较好的伙食，偶尔能从开普敦友人那儿得到食品。现在他们能够读到一系列报纸，其中包括《每周卫报》和《时代》周刊，以及一个收音机，“很不幸，是调频的，”曼德拉说：“所以我们只能收到南非台而听不到英国广播电台。”

正如温妮第一次到这里所发现的那样：接待室还算舒适，探视室窗上有一块很大的玻璃隔板，使她能看到丈夫的上半身，特制麦克风取代了过去的电话机，使她20年来第一次清楚听到丈夫的声音。从外表和声音看他似乎很好。不久，监狱的看守宣布“探视时间到！”然则，警官格雷戈里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泽妮谈到格雷戈里时说：“他倒是个好人。”他在罗本岛认识了曼德拉和他的同志，随着对他们的了解，格雷戈里变了，他又陪同曼德拉等人转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对忍受了多年粗暴待遇和艰辛经历的曼德拉夫妇来说，上述这些轻微的改进都很珍贵。

一年后，在1983年3月的一次探视中，曼德拉冲破了不许谈论监狱情况的规定。温妮后来说，曼德拉告诉那些监督探视的狱吏们说，他获准和家人谈论有关他的健康问题：“由于这里的状况，我不得不谈论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权利。”当曼德拉告诉她监狱里的条件大大恶化，他的难友们认为应该将这种状况通知她，以便“转告有关的人及新闻界，”温妮写信给在伦敦的一个朋友说，曼德拉第一次发出失望的语调。

最痛苦的事是在这里人们失去了多年来在罗本岛特殊区域所享受的集体生活的乐趣。先前每人都有自己的单间，而在波尔斯摩尔他们却被关在一起并完全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在罗本岛，他们可以在特殊区域内自由行动，大部分白天时间在户外；现在他们却不能走出去，从离开罗本岛以后，他们没有看见过一片树叶。那些希望学习的人不能苛求他人默不作声，其他一些有助于减轻牢狱生活之苦的微小“特权”也被剥夺了。更严重的是下雨时通过狱室的墙渗出的水危害健康，人们迫切要求进行体检。曼德拉被迫穿一只比他脚小的鞋，不得不在一脚尖上动了手术。这是一个痛苦的讽刺，罗本岛现在似乎更能让曼德拉等人接受。

温妮所写的关于她丈夫所在监狱恶劣环境的报道经过某些润色在国外广泛发表，因为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越来越为国际所关注。自从这些人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有关监狱状况的新闻一直被封锁。1983年7月，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探视他们。她对《纽约时报》一个记者说，她发现曼德拉结实并且精神很好。她说，当局告诉她，关押曼德拉等人的牢房宽敞，院子有时会被水淹，但不是牢房进水。至于曼德拉受伤的脚，当询问到这个问题时曼德拉却感到惊奇。温妮说：“这就是他的脾性，当他同海伦谈到这件事时会故意淡化此事，事实上，当我探视时，他脱了鞋将脚板放在窗前给我看，情况并非那么好。”——回忆使温妮笑出声来：“21年来我头一次看到他的脚。”

沃尔特·西苏鲁在牢房庆祝他的70寿辰，与此同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厅挤满了人，为他的生日举行集会，人们长时间地给他热烈鼓掌。

和这5个利沃尼亚案犯关押在一起的帕特里克·马奎比拉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因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违法活动被判处20年重刑。以前的“镇压共产党人条例”中所说的“为某非法组织贯彻其目的”的罪行现在被指控为谋反，就可以判处重得多的刑罚。马奎比拉始终被指控参与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的活动。姆曾格曾为那些死在关押之中和那些当南非军队袭击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住所时被杀害的人出庭辩护。姆曾格在东开普和德班两地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直是“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1981年11月20日，在靠近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人们发现了姆曾格被严重残害的尸体。

姆曾格之死仅仅是那些反对南非当局的活动家惨遭杀害的一个例子。曼德拉对他们的朋友鲁思·弗斯特之死深感悲痛，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大学工作时被信封炸弹所杀害。温妮写道：“她是如此窈窕，如此漂亮，如此精力充沛，怎么能这么残酷地扼杀这样美丽的生命？”

被暗杀的男女中还有乔·格卡比，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驻津巴布韦代表，熟识曼德拉和西苏鲁，他也曾在罗本岛长期服刑。在南非国防军从50万扩充到62.6万人的同时，南非对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邻国的基地的袭击也随之加剧。1981年，马普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被袭击，13名男女被杀害；1年后，马塞卢又成为袭击目标，黎明前几个小时，人们在酣睡中被惨杀——被杀的42人中有5个妇女和孩子以及12个巴苏陀人。作为报复，10天之后，民族之矛炸毁了开普敦附近的库伯格核电厂的一部分，这是继两年前袭击萨索尔炼油厂后最引人注目的一次破坏行动。与此同时，对铁路线以及诸如黑人乡镇委员会办公室等种族隔离建筑物的破坏活动也升级了。

然而，正如奥利弗·坦博告诉英国国际事务评论家安东尼·萨姆普森的那样，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结束它所坚持的袭击高压线桥塔的政策——这些目标第二天就会修复，但你如果被抓住，即使仅仅有此意图而破坏未成，也要被判无期徒刑或绞刑。马普托的屠杀十分邪恶，而马塞卢屠杀则更邪恶。在这次袭击后举行的白人民意测验中，居然有68% 的白人对此感到高兴。坦博肯定，100% 的黑人为此而悲痛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失去耐心。这就是1983年5月“民族之予”第一次在白人汽车中偷放炸弹的背景，这次袭击原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目标。坦博说：“当时并没有想袭击平民，而是想在大屠杀之后干点什么。”然而在这次汽车爆炸中，19人被杀，200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及黑人。

读到这次死人的消息，曼德拉感到深深的遗憾，正如他后来对某探视者所说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件……我们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和不动产，也许在战斗中或在战场上都会有人被杀，但我们并不相信暗杀。”

坦博理解曼德拉的上述感慨，因为南非的宣传机器在大肆渲染平民的伤亡，在掩饰被袭击的的确一直是军事目标这一真相。据《纽约时报》报道，城镇里的人们却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至少已经学会了袭击真正的而非象征性的目标。

1984年7月，坦博强烈批评那些原想杀死一个武装护卫队却误杀5个黑人平民者。坦博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干部们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但是，坦博说：“讨论的起点不应是这次爆炸，要讨论的是迫使人们进行爆炸的东西，包括炸军事人员。种族隔离制度应对此负责。”在纳塔尔，当一个南非军官死于意外事故时，坦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曼德拉肯定也会赞成这一观点的。现在，南非保安部队对游击队的政策是射杀而非逮捕。民族之矛战士被迫开枪自卫，杀死一个陆军中尉，却有几名游击战士牺牲。

南非当局还在邻国制造不稳定，特别是入侵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的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它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叛乱分子，妄想推翻萨莫拉·马谢尔政府。这使得这两个原来为推翻葡萄牙统治进行了多年战斗已变得一贫如洗的国家再度遭到深重苦难。1984年3月，博塔总统突然提出和马谢尔总统签订“睦邻友好”条约，他答应如果马谢尔赶走从莫桑比克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南非就不再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马谢尔很快就履行了协议中有关莫桑比克方面的内容——这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个沉重打击——但南非政府却一直秘密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活动。一直到1985年南非违约的事才曝光。

所有这些，当温妮每月到波尔斯摩尔探视曼德拉时都不能提到，他们也没有直接讨论过建立联合民主阵线的问题。但是，当该阵线选举曼德拉为赞助人时，他努力去转达他的赞许之情。1983年8月，在联合民主阵线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曼德拉的口信受到长时间的热烈欢呼。大约600个组织团结在一起——包括社区组织、工会、教会、学生团体、文化及政治协会——成员来自南非的各个种族和各个地区，包括迄今为止从未卷入过政治活动的农村。在联合民主阵线当选的领导人包括印度人大会的几名成员：阿伯蒂娜·西苏鲁、海伦·约瑟夫和阿尔奇·古梅迪。后者的父亲在本世纪20年代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而他本人以谋反罪被告发。世界改革教会联盟主席、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阿兰·博萨克博士是这个阵线的赞助人之一。在这个阵线中包括许多“宪章主义者”(即那些支持自由宪章的人)。这个阵线确定“在统一的南非中实现一人一票”为奋斗目标，“释放曼德拉”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1984年5月12日，当温妮·曼德拉和泽妮及她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她被格雷戈里警官叫到办公室。温妮起初认为她丈夫生病了，但格雷戈里转述了监狱当局的口信，说：“此后探视曼德拉时可以接触了。”泽妮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经过了22年的分离，她的父母亲长时间地亲吻并拥抱在一起。

曼德拉、西苏鲁以及他们的4个战友，被监禁在监狱4楼的单间里，仍和其他人和他们的人民隔绝。他们天天读报，收听由政府控制的广播，讨论每一条波尔斯摩尔外面的国际新闻。

1984年冬天似乎是P·W·博塔洋洋得意的日子。在西方，人们欢呼恩科马蒂条约，把它作为博塔改革政策的第一步迹象；与此同时，他已击败了阿非里卡人的右翼反对派，赢得了白人选民对新宪法的全力支持。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3院制议会。在议会中，350万有色人和印度人将和460万白人一样派有代表，但他们的权力仍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而2100万非洲人的“权利”仍限于班图斯坦家园和城镇委员会内。

一场抗议的风暴发生了：黑人，以及许多有色人和印度人，把参与这个咨询议会的有色人和印度人当成是支持阿非里卡人的压迫政策，并力图向全世界证明种族隔离制度正在被放弃。西方一些不很老练的批评家缓和了对南非的态度。玛格丽特·撒切尔不顾激烈批评和抗议接待了博塔总统。博塔是自从史末资将军时期以来正式访问英国的第一个南非领导人。此后，博塔又受到教皇的接待。在法国政府拒绝会见博塔之后，曼德拉借其女儿泽妮代表他接受波尔多律师协会嘉奖之机，向法国人民表达了敬意。

南非的白人给博塔以英雄般的欢迎，但在3院制议会选举时却触发了更愤怒的抗议示威。80% 以上有选举权的选民抵制这次选举，到9月份新议会开张时，整个国家陷入种族动乱之中。

极度的穷困、经济衰退以及持续的干旱使得居住在贫瘠的班图斯坦和城镇里的黑人绝望了。在瓦尔三角区(由约翰内斯堡到韦雷尼京)人们拒绝大幅度增加房租，人们根本也交不起租；黑人城镇西博肯被7000军队包围，警察挨家挨户搜查并逮捕敢于冒犯的住户。黑人们常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温妮·曼德拉在谈论西博肯时，也这么说。她还补充说：“派军队去包围黑人城镇是因为人们为反对加租而举行抗议示威——但在所有民主国家，人们都有抗议的权利——那么，(南非的)政治形势肯定已经恶化到了极点。”

压力变得如此之大，以前对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持谨慎态度的两个主要的工会——南非工会同盟以及南非工会委员会，与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学生委员会携手在瓦尔三角区组织“不去上班”运动，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罢工，使工业生产完全陷于停顿。

那时，图图主教正在美国，奥斯陆已宣布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3年前，卢图利酋长曾获得过诺贝尔桂冠，其后他号召国际上对南非政府及其种族隔离政策进行制裁。多年来，虽然对美国国会进行的游说持续不断，但在实现卢图利酋长的上述主张方面却进展不大。但是正象维克多·雨果所写的：“一种能够胜过千军万马的思想就要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时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已经来到。

图图的作用和威望，他的力量、热情和充满理智的呼吁，和要求改变美国对南非政策的其他重要因素结合在一起。里根总统的“建设性接触”证明完全失败，它只能使南非政府更肆无忌惮。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杰西·杰克逊的竞选引起了美国公众对南非问题的关注；同时美国国会内的黑人核心小组与自由派成员在以兰德尔·鲁宾逊为首的泛非组织的有力支持下不断地作出努力。每天电视都在报道阿非里卡人的顽固、南非警察及国防军的暴行、黑人的大无畏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感恩节的前夕，“争取南非自由”的示威者静坐在华盛顿的南非大使馆前，在美国促成了一场不断发展的全国性运动。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黑人和白人、知名人士和一些“无足轻重”的人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并故意让警察把自己抓起来。一个进展缓慢的从南非撤回投资的运动忽然开始抬头。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上述这些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又能在国会施加压力对南非实行制裁。1985年1月，肯尼迪到南非，在布兰德福特温妮的寓所里访问了温妮，他还要求会见曼德拉，但被拒绝。相反，数天后，英国保守党人、欧洲议会议员贝塞尔勋爵获准进入波尔斯摩尔监狱。虽然整整22年来不许曼德拉和他的家人谈论监狱里的情况，也不允许讨论政治，因来探视的是个外国人，就破例地允许曼德拉这么做了。

南非司法部长H·G·科特西坦率地告诉贝塞尔勋爵说，这次探视是经当局特许的，以便他能证实曼德拉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并且身体健康。显然，南非政府并没有忘记1983年国际舆论所公布的关于温妮·曼德拉的报告。

尼古拉斯·贝塞尔是这样描述会见时的情景的：

在这个最高治安监狱的建筑中，我在狱长办公室里等着纳尔逊·曼德拉。高级官员们穿着黄卡其布制服，佩戴着金星肩章，一些人头上的尖顶帽直拉到眼边，就象皇家禁卫军的军士长那样，他们急匆匆地进进出出，一面激动地说着阿非里卡语。在最后进入房间的3个人中，其中的1个人来到我面前向我问候说：“您好！”于是，我也向他问候。他继续说：“您一定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亲戚吧？”又说：“无论如何，对接待您，我感到十分高兴和十分荣幸。”

为让我轻松自如，他请我坐在我准备做笔记的桌子前。很快，我意识到这正是我要见的那个人。

他身材魁梧，一头银发，穿着洁净的橄榄绿衬衫和折叠得很好的海军蓝裤子，俨然象是南非监狱部门的另一位将军。真的，他的举止是他们所有的人之中最自信的，在房间里所有的人当中，他显然最老练。然而，他是个黑人，是个囚徒，也许还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正是这个人，在欧洲，人们唱歌赞扬他；在伦敦，还有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街道。他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个为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必要时使用武力——而奋勇献身的人。

曼德拉告诉贝塞尔关于在罗本岛“环境最恶劣的几年”，监狱里的殴打和心理上迫害，以及1974年前后的显著改进。他补充说：“现在，只有废除整个南非的制度，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他证实他身体健康，外面一直流传着所谓他身患癌症的谣言是靠不住的，传说他截断脚趾也是假的。但是他说，他仍然抱怨监狱里的恶劣条件：“墙上有一块潮湿的地方，在修建这个房子的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差错。将我们6个人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也是错误的，我们喜欢有更多的战友。”他渴望有更幽静的环境进行学习。他继续说：“事实上，在1969年我们已经提出关于政治地位的基本要求，例如，犯人应有记日记的权利以及家属探视的权利，我指的是非洲人的家庭观念，而不仅仅包括妻子、兄弟和孩子，那种欧洲人的家庭概念。”

贝塞尔后来评论说，问题并非监狱条件多么严酷，“问题是关押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这件事本身。曼德拉、西苏鲁、卡特拉答已在罗本岛度过了18年，而在波尔斯摩尔监狱也关了3年，他们的罪行都不会比破坏财产罪更重。”他们所受惩罚远远超过了违法本身，姑且不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点。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他们无权参加竞选，甚至也不能居住在他们愿意居住的地方。”曼德拉曾经说过：“武装斗争是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现在如果要求我们放弃它，球却在他们一边。他们必须给我们合法的地位，象对待一个政党那样对待我们，并和我们谈判。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将不得不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仅仅在口头上说是没有用的，政府已经将螺丝拧得太紧了。”

他补充说：“当然，如果出现按这种方针进行谈判的机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宣布停战……但此刻我们仍被迫进行武装斗争，虽然这仅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的。”其目的是袭击军事设施和种族隔离制度的象征物，而不是想暗杀什么人。“我不希望我们的人进行暗杀，例如，我不希望暗杀这里的弗里茨·范·西特德中尉。”西特德中尉是负责看管曼德拉及其5名同志的人。他负责监督探视者，但不去检查，只保证贝塞尔和曼德拉之间不要传送文件及其他东西。曼德拉继续说：“我仅仅认为：处死那些危害我们生命的告密者是正当的。”

贝塞尔本想请曼德拉在爱丁堡大学校长候选人的文件上签字，但是狱方不同意。尽管如此，曼德拉仍对爱丁堡大学部分师生提名他作为校长候选人一事表示高兴，他说：“我是一个政治家，我自然希望在竞选中获胜；但这是一个充满友好之情的表示，能否当选我确实不介意。”

贝塞尔报道说，曼德拉还以友善的语言谈论到监狱长芒罗准将：“芒罗准将已尽了他最大努力去解决我们的一些琐碎问题，可惜他的权力有限，关于我们6人中的每件事他都要请示比勒陀利亚。”曼德拉又谈到犯人们的通信受到干涉，例如他写给图图主教、祝贺后者荣获诺贝尔奖金的信件被扣留；他的一个难友收到一封被撕成碎片的信。但这种事不是芒罗准将干的，而是政府干的。他们和狱中的办事员相处也没有问题，无论是种族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芒罗准将还邀请贝塞尔参观曼德拉所住的牢房，它孤零零地处在这个长而低矮建筑物的一侧。他们沿走廊出发，然后上楼，卫兵们以及由警官陪着的参观者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警官们用笨重的钥匙打开牢房的门。贝塞尔写道：“然而，曼德拉总是给我引路，恭请我第一个通过每一道门，不断地向我提出有关英国或有关全世界的问题，诸如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将会缓和东西方的关系？你希望舒尔茨—葛罗米柯会谈解决什么问题？英国的自由党是否最终能在英国政治中有所突破？撒切尔夫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英国工党当今领导人是谁？等等。”

最后的一扇门被打开了，让人得知曼德拉被关在4楼的一间大房子里，房子里有六张床，有大量的书，有洗漱及卫生设备。因后面的正门锁着，曼德拉领着贝塞尔穿过屋里的一扇门来到那条长长的形院子里，这个院子被白色的高墙包围着。院子里，曼德拉把几个油桶变成菜园，在油桶里种着西红柿、花椰菜、大豆、黄瓜和杨梅。他不无骄傲地将这些蔬菜指给贝塞尔看，俨然是一个农场的主人。他说，他来自农村，因而酷爱植物。在向贝塞尔介绍他的战友们之后，曼德拉将墙上潮湿的地方指给客人看。然后，象警官似的打开外面的大铁门，随后同贝塞尔握手说：“我只能走到这里，我必须在这儿和你道别了。”

贝塞尔访问后不久，一位美国教授——塞缪尔·达什带着妻子和曼德拉进行了类似上述的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达什报道说，曼德拉看上去远不到66岁。他冷静、自信而有尊严。这个美国人感到站在他面前的并非是游击战士，也不是激进的理论家，俨然是国家元首。令达什教授更感惊奇的是，曼德拉竟然也知道他曾任美国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也对在南非召开的有关刑事犯罪判决问题的会议非常了解，达什教授曾在该会上发言。

达什问曼德拉对南非政府准备废除所谓不道德法和禁止不同种族通婚法有什么评价。曼德拉指出，这些改革只影响那些“令人烦恼的小事”。他从没有过要娶一个白人妇女的奢望，核心的问题是政治平等。当谈到很多白人恐怕如果实现这样的平等就会要屈从于饱含怨恨的多数黑人时，曼德拉申明：“南非的白人属于这里，这是他们的家。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在这里一起生活并与我们分享权力。”这是在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自由宪章中所表述过的政策。他再次领着(上面说过的)这支队伍上楼参观他的狱室，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并且开玩笑说，他逃跑的希望不大。

经南非政府批准紧接着来到的美国访问者发表的报道与上述倾向完全不同。其中极右者之一是来自《华盛顿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另一位是杰里·法尔韦尔牧师的合伙人，该牧师是“道义上的多数”协会的领导人。在“曼德拉极力主张暴力革命”的标题下，他们将曼德拉描绘成一个“恐怖分子和革命家”，说他以为除暴力革命之外别无选择，并认为在南非不存在和平斗争的余地。接着还有一个报道说，曼德拉在短暂的会见过程中的确说过，因为南非的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坏的话，就与他被捕时一样，因此除了拿起武器之外别无选择。

曼德拉对贝塞尔勋爵谈到他曾经说过要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无阶级社会的信徒，他补充说：“目前，我认为没有理由参加任何政党，商人或农民，黑人或白人，谁都可以参加我们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如果将参加运动的人为范围缩小，这会是一个大错误。”他对苏联表示赞赏，因为它长期以来谴责种族主义并支持解放运动；但并非意味着他赞同苏联的对内政策。他还一直对1962年在埃塞俄比亚接见他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表示感谢，塞拉西虽然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但也支持过非洲人国民大会。

曼德拉告诉这个《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他自己肯定不是共产党人，他不过是受无阶级社会思想影响的非洲民族主义者。说他是基督教徒，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当问到使用暴力的问题时，曼德拉指出，不少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也曾为反对形形色色的非正义而战斗。当提到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战略时，他回答说，南非的状况完全不同于美国：在美国，民主确立在宪法中，那里的白人团体中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政府的权力受法律约束；而在南非，却存在着两个世界，对白人来说这是民主世界，而对黑人来说，这是一个靠中世纪的拐杖爬行的殖民政权。

谈论从南非撤出投资和经济制裁，曼德拉对这一战略表示热情支持。这一战略会使南非政府惶惶不安。至于一些人说如果实行经济制裁，黑人将最受损害，曼德拉说：“我们会勒紧裤带，必须为解放作出牺牲。”

曼德拉影响了这些访问者并得到向外界宣传的机会，这些都并不是南非司法部长的本意。在欧洲议会里，作为人权小组副主席的贝塞尔勋爵向欧洲的外交部长们提议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他又在保守党的《星期日邮报》上著文报道他自己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文章还配有了一篇铿锵有力的社论。社论一开始就说：“星期日邮报今天自豪地公布纳尔逊·曼德拉先生的谈话，他是南非黑人无可争辩的领袖。”社论承认曼德拉相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是有道理的。社论还说：“然而巨大的暴力把曼德拉关在牢中……巨大的暴力强加给他的人民，与此同时却否认他们无需置疑的政治权利。”社论最后说：“现在，星期日邮报毫不犹豫地与全世界那些要求释放曼德拉的人们站在一起，而不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