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

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在南非议会宣布：

曼德拉先生如果作出保证，以后不再为政治目的而策划、鼓动或从事暴力活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但是，如果他再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将会再次被捕……因此，现在不是要由南非政府来决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选择。现在要求他的是无条件地放弃将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毕竟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所遵守的准则。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陪同下访问了她的丈夫，为的是得到他对博塔上述建议的答复。曼德拉希望对人民公开表明他的观点。当他在会见中开始口授声明的内容时，监督会见的狱吏阻止他这样做。曼德拉义正词严地说，选择什么样方式回答博塔，是他的权利。当这个狱吏离开探视室时，他继续口授。然后，一个高级官员来了，又命令他停止。曼德拉坚定地向狱方建议，要求他们给博塔打电话。然后他继续完成他的口授。

2月10日，星期日，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在索韦托杰布拉尼圆形剧场里召开盛大集会，庆祝图图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的女儿津姬借此机会在会上宣读了他父亲的“告南非人民书”，并代表曼德拉及他的战友们表达对联合民主阵线的感谢，以及表达对图图主教本人的热情问候。温妮·曼德拉不顾当局对她的禁令，也出席大会，从而得以目睹当津姬宣读曼德拉声明时广大群众所表现出的欢呼雀跃情景。津姬说：

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期望首先对你们——广大人民发表他的声明，同时他们十分明白，他们有义务对你们说明，而且他们只有对人民说明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直接听到他们的观点而不是通过转达的方式。

我父亲不仅他自己，也代表在波尔斯摩尔监狱里的战友们，并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而被监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苦受难、代表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代表所有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

在我们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无论在南非国内和国外一些自诩为代表你们讲话的种族主义傀儡们已经表示了他们的主张，但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会象他们那样。

我父亲说：“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过去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将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直到我离开人世为止。奥利弗·坦博对我而言简直比兄弟还亲，他是我近50年来的挚友和战友。如果你们中有人珍惜我的自由的话，奥利弗·坦博比你们更为珍惜。而且我知道，为了我获得自由，他宁肯献出生命，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父亲说：“对政府强加给我的条件我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残暴的人，我的同事们和我在1952年就写信给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去寻求我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并没有理睬。”

“斯揣敦当政时，我们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再次没有被理睬。”

“维沃尔德当政时，我们要求召开代表南非全体人民的国民大会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但是，这一次又是徒劳。”

“只有在所有其他的反抗方式对我们而言都行不通之后，我们才转向武装斗争。”

“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说他将取消种族隔离；让他使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合法化；让他给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和被迫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便让人民来决定谁来管理自己。”

“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但是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自从我坐牢以来，死去的人太多，因为热爱自由而遭受苦难的人也太多。我向那些为他们哀悼和哭泣的寡妇、孤儿以及他们的父母致意。在那漫长的、孤寂的和白白流失的岁月里，我并不是唯一的受难者。我不比任何人缺少对生活的爱，但是我不能出卖我生来就有的权利，也不会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争取自由的权利。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已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被禁时，给我的会是什么自由？在我随时可能因为违反通行证法而被捕时，给我的会是什么样的自由？当我亲爱的妻子仍被流放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会得到什么自由？在须经准许后才能在城镇地区居住的情况下，我会有什么自由？在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工作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是什么自由？在我的南非公民身份不被尊重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又是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人才能谈判，囚犯不能签订契约。当赫尔曼·托伊沃·贾·托伊沃获得自由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当局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

我的父亲说：“在我和人民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作出任何承诺，因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我将回到你们中间。”

当草拟“告人民书”时——这是60年代初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向人民表达自己的观点——曼德拉已经获悉温妮的姐姐尼吉韦·克萨巴死于意外事故，又得知她家里最近又有3人先后身亡。意识到温妮的极度痛苦，曼德拉的担忧和悲痛与日俱增，他给温妮写信说：

在这种时候我常常疑惑：如果我能看清当我不在家里时你所遭到的那数不尽的险阻和艰辛的话，要我作出离开你的选择就困难得多。然而，我真诚地认为，虽然我会与往常一样毅然作出抉择，但将会比24年前心里存有更多的内疚和踌躇。

我认为，婚姻的真正意义不只仅在于把双方结合起来的彼此间的爱情，虽然爱无疑是婚姻的一个基础；婚姻的真正意义还在于相互间忠实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关键时刻往往会表现出巨大的分量。

你的爱与支持……你给予这个家庭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你所赢得的众多朋友、再次享受爱和温暖的渴望，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生命和幸福的源泉。

然而，爱情和幸福、信任和希望已变成极为痛苦的时刻，良知和内疚使我感到五内俱焚。我觉得疑惑：是否有种许诺能作为充足的理由，去把一个年轻且没有生活经验的女人抛入冷酷的沙漠，简直是将她扔到拦路的强盗之手？我又想：一个极好的女人在需要时却找不到她的支柱和支持该有多痛苦！

曼德拉的信在温妮心中激起了自从他们分别以来“最强烈的激荡”——这是她在回信中告诉他的。他的信让她破碎的心复苏了。温妮又告诉他，她始终为曼德拉致人民的公开信而骄傲。她补充说：“我常常设想，如果有朝一日在波尔斯摩尔的台阶上见到你、沃尔特叔叔和其他同志并得知将带你回家时，我将会怎么做？……”

沃尔特·西苏鲁、卡特拉答、姆贝基和其他关在波尔斯摩尔和关在罗本岛的利沃尼亚案犯一致拒绝博塔总统的释放条件。卡特拉答在给他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们似乎离“自由”只有一发之差，但事实上从宣布之日起，这就是一架不能启动的车。当我说我不是英雄的材料造就时，我并不想表现假谦虚。确实我没有度过任何不眠之夜便作出抉择，因为这是精心设计羞辱我们的意图，除拒绝之外我们别无他择。

对阿伯蒂娜·西苏鲁来说，这种必然的拒绝就是克服艰难和折磨人的漫长故事里的又一次插曲。她用她微薄的当护士的工资将5个孩子抚养并教育成人，这些日子里他们一直处于饥馑和靠邻居周济度日状态。她的第二个儿子兹韦拉希是一个记者兼新闻工作者工会的领导人，已被拘留了几个月；她的大女儿曾被严刑拷打；自从60年代以来她本人一直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处于半软禁状态。最近，由于在葬礼上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她被判刑4年，在保释上诉后又再次被捕，作为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之一被指控为谋反。她的丈夫可能在报上得知这次审判，因为犯人们在牢房里只能从报纸上才能得知每日发生什么事。

2月份，奥利弗·坦博号召人民“使南非无法统治”，果然人们就自发地在城镇中这样做。克服了过去多年不现实的宣传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信心地宣布：“南非的前途将由我们来支配……迅速推进革命的条件渐渐成熟。”

仅仅数月之前博塔还吉星高照，现在，由于大旱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他和他的政策一起被吞没了。1984年的恩科马蒂条约，旨在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基地，却使得斗争向南非国内深入；虽然博塔答应实行改革，但改革极不充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必须废弃种族隔离制度的因素。

南非警察部队的所作所为，使得博塔许诺改革的漏洞暴露无遗。在东开普，警察部队臭名昭著、为所欲为，在沙佩维尔和兰加惨案的25周年之际，他们更是如此。3月21日，就象在兰加镇开枪一样，警察在靠近尤腾里格的城镇开枪。20名男女被枪杀，其中17人是被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

激于义愤，抗议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而且越来越自觉——从扔石头到纵火——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7月22日，南非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将许多黑人城镇封锁起来并给军警以杀人不受惩罚的特权，这些倒行逆施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和国外的愤怒。

由于没有电视机，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在波尔斯摩尔只能从报上看到这些消息并从中推测形势的发展：军警入侵城镇并从装甲车里对老百姓和孩子们开枪，好象他们正在狩猎一样。黑人或白人警察鞭打无论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的抗议者；警察兜捕数以千计的人——社区的领导人、宗教界人士、工会活动分子、学生——他们被关进监狱的隔离室。群龙无首的民众从用石头打警察到烧死那些政府的“合作者”——其中包括黑人警察、市长、地方官员和通风报信的嫌疑人——人们对这些人的憎恨比对白人压迫者更甚。白人显得无动于衷，因为和黑人城镇隔离的白人郊区有重兵保护，对白人的保护不仅在身体方面，还有精神方面，播放电视须经审查，因而在电视中看不到警察鞭打白人学生而仅是看到黑人烧黑人的场面。

3000人出席的葬礼，2万、3万人出席的葬礼，在尘土飞扬的黑人城镇和小村里不时举行，而每一次对牺牲者的悼念都会触发新的起义。在一个穷得可怜而又文化落后的小村子中，村民们正在悼念被警察杀死的13岁男孩和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一个女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些屠杀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他们迫使我们这些素来不喜欢暴力的善良人使用暴力。”

为了安抚那些在激愤中想蛮干的年轻人，图图主教在葬礼上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所写的祈祷文：“上帝保佑非洲人，保护她的孩子，保护她的领导人并给她以和平。”

在葬礼上，人们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插在坟墓的上边，人们唱由坎农·詹姆斯·卡拉塔谱写的《自由之歌》。卡拉塔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他一直在东开普省克拉多克作牧师。现在，葬礼正在克拉多克举行，人们以称赞曼德拉和坦博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当局的蔑视；同时，人们还警告博塔要及时跟上历史的潮流。这次葬礼是为了悼念卡拉塔的孙子福特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年轻校长马修·戈尼维以及另外两位社区领导人。这两位社区领导人是在参加完伊丽莎白港的联合民主阵线会议的归途中被杀的，他们的尸体被“暗杀队”残忍地肢解了。在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众多人中有阿兰·博萨克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导人拜尔斯·诺迪。诺迪是一个阿非里卡人，曾是一个狂热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者和秘密团体兄弟会会员，后来他经历了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参加葬礼的还有莫莉·布莱克伯恩，她是“黑绶带”组织和进步联邦党的成员，又是开普省议会议员，她是死去的4个年轻黑人的朋友，她参加追悼会代表了和黑人站在一起的白人。

葬礼接着葬礼，8月11日星期天，维多利亚·姆曾格葬在威廉王城附近西斯凯的雷伊镇她丈夫的墓边。和她丈夫一样，她也是被谋杀的，她曾经作为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的律师出庭，并为他们的“谋反罪”辩护。在他的葬礼上，有人发言提到曼德拉时是用他坐牢的番号“D220”，或称他为“纳尔逊叔叔”。曼德拉送来一个口信：谋杀维多利亚·姆曾格是“一桩永远不能忘记和宽恕的暴行”。

军警甚至攻击葬礼的参加者。死亡的数字与日俱增：在21个月内近900人被杀。图图主教说：“象打死苍蝇似的，我们的人民被轻易地杀害，杀人后他们甚至不透露死者的姓名。”与此同时，军警也广泛使用严刑拷打来折磨人们。据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开普敦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受采访过的被拘留者中有83% 的人说曾遭到过肉体折磨，肉体折磨在黑人中和在东开普省更普遍。在那里，保安警察的行为与他们的坏名声相符。于克拉多克葬礼后逮捕的一个13岁男孩，因头部受伤而死。来自斯蒂夫·比科家乡金斯伯格的3个人，被捕后几小时内就死去了。据一个地区的外科医生温迪·奥尔博士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这些被拘留者曾遭受过“蓄意的殴打和摧残”，此事导致最高法院下令约束东开普地区的警察行动。此后，奥尔博士很快被调走监护老年人家庭。

南非国内外的批评家们要求博塔“释放曼德拉并与他进行谈判”，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现在的暴力循环才能停止并且不会再导致新的暴力，经济才能复苏。由政府资助的人文科学研究会建议与各个种族领导人进行会谈，从而建立对所有南非人开放的民主制度；该建议还强调指出，66% 的黑人赞成借助暴力进行改革，拖延改革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个研究会说，治安法授予军警的过分权力“威胁着国家安全”。

但是，一个月之后，8月15日博塔总统在国民党某省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宣言的颇受重视的讲话。正如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面前，他把大门关死了。一份反映约翰内斯堡商人观点的《商业日报》评论说：“由于全世界都在盯着，博塔的举动象一个土头土脑的政客”。博塔警告国际社会说：“不要将我们推得太远”。讲话后不久，南非货币兰特立即贬值到最低点。

在这次讲话及此后几次在国民党大会的讲话中，博塔试图取悦阿非里卡人的右翼，他号召南非人团结起来反对“要求外国援助以摧残祖国的黑暗势力”。他说，在一个单一的体制中实行一人一票原则“将会导致一个(种族集团)去支配其他种族集团，这样将导致混乱。”这真是犬儒主义的、可悲的滑稽戏，过去南非之所以混乱正因为一个种族集团支配另一个种族集团，因而在黑人城镇才会一片混乱。他宣布说，他的政府反对“由白人支配其他所有少数集团”，问题是白人少数和其他别的少数集团怎样分享权力。刹那间，荷兰、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白人，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法国的后裔都变成同宗同种的人；而黑人则被方便地划分成科萨、祖鲁、巴苏陀、博茨瓦纳和其他许多部族血统。正和《纽约时报》1985年10月2日评论的那样，博塔是一个“语义学的骗子，他先是一个劲地描述南非的黑人起源出于不同的部族和文化，继而又称之为单一的将要支配白人少数的集团”。

博塔谈论“改革”问题。由三个种族组成的总统委员会已建议废止通行证法。实际上通行证法也行不通了，因它造成对白人的“仇视和怨恨”。博塔说，政府正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对已定为“家园”公民的黑人，将要(名义上)恢复他们作为南非公民的身份，并且可能成立包括黑人的四院委员会。从他所说的看来，这类似三、四十年代的土著代表委员会，在那儿，非洲人被嘲弄为“玩具大象”。

“集团住区法”将仍在保留，博塔认为“这不是歧视”；“种族分类法也不废除；按种族建立学校也要坚持下去。博塔堂而皇之地说：“如果其他居民集团有权要求人道主义待遇的话，那么，白人也有资格要求得到公平对待”。可事实呢？按人口平均计算，1983—1984年花在每个白人孩子身上的教育经费达1964兰特；而花在每个黑人孩子身上才234兰特。

博塔的挑衅，因为他的政策以及他顽固拒绝取消紧急状态所引起的破坏性的后果，对国际上反对南非的制裁运动都是强烈的刺激。美国人已经开始收回投资，蔡斯·曼哈顿银行已停止对南非贷款，在美国议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严肃地讨论关于制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南非的经济。英国则远远地落在后面，曼德拉通过他的女婿——图姆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接受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所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证书时，向那些“有关怀之心的人们”发表讲话，对英国不少人受“物质享受和巨额利润诱惑”，极少关心道德问题这种状况表示痛心。他说，外国投资保护了种族隔离。

撒切尔夫人和她的部长们很关心投资问题，因南非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他们重申不合逻辑的主张，即宣称制裁并没有作用，又说黑人将会是制裁最大的受害者；而认为对话——《卫报》称之为“正在枯萎的胡萝卜”——比大棒要有效得多。撒切尔夫人始终对加查·布特莱齐酋长印象深刻。布特莱齐经常访问西欧和美国，主张不要制裁南非。他说，制裁将会伤害给予他权力的夸祖鲁人民。《金融时报》的迈克尔·霍尔曼评伦说：布特莱齐的立场和联合民主阵线、阿扎尼亚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大不相同。甚至连赞成他的战略(即从内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也对他本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似乎很难与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找到实际的共同点，何况他“不能容忍批评”。

制裁的威胁加上南非内部动乱引起了外国银行家们“在资金流入方面的犹豫”，从而使南非兰特暴跌。法国率先支持对南非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裁，美国众议院也以380∶48票通过决议对南非进行制裁，里根总统命令采取一系列措施，虽然这些制裁措施比国会的建议和缓得多。即使这样，里根的命令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正如南非外交部副部长路易斯·内尔所害怕的那样，担心他们会通过游说使世界各国都制裁南非。在西欧国家部长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英国政府仍不同意对南非实行有限制裁。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一直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对南非施加真正的压力，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因为他们想保护那些将受制裁伤害的黑人。

尽管南非的黑人有许多失业者，但他们却反对上述说法。阿兰·博萨克说：“代价是高的，但时间不长了。”据在南非进行类似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77% 的黑人支持制裁，其后的统计为73%。并且，在东开普省黑人开始成功地进行消费抵制，但却照顾那些对黑人事业表示同情的白人。与此同时，南非警察在拘留因这种抵制而得到好处的黑人商人以示惩罚。

另一个战场是前线国家——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他们不顾牺牲和冒险，要求对比勒陀利亚施加更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它结束种族隔离。博茨瓦纳是新近南非越境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牺牲品：1个孩子、3个妇女、8个男人被杀，许多人受伤，这些死伤者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

6月份，在《自由宪章》发表30周年之际，在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了全国协商会议。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外主要有两个政治工作基地，其中一个就在赞比亚在这次大会上，一些以前只能应邀列席非洲人国民大会执委会的非黑人，被正式选入全国执行委员会。乔·斯洛沃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麦克·马哈拉吉和另一个印度人，以及两个有色人。大会还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当该组织的领导人仍关在监狱里的情况下，不和南非政府讨论谈判解决的问题；任何谈判必须讨论将权力转交给民主多数；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种族的国家问题是不允许谈判的。

曼德拉和他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战友们给出席大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名代表带去一份祝词：尽管铁窗高墙将被关押者和以前的同志们分隔多年，又“缺乏有效的联系途径”，但这两部分人都属于一个严密的组织。祝词强调说，团结，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建立的基础。多年来团结的原则始终指引着他们在探索中前进，“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将群众的政治觉悟提到空前的高度”。祝词最后说：“越过千里关山，我们紧握你们的手。”

民族之矛司令乔·莫迪塞(他是1956年叛国罪审判案的被告之一)分别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设在卢萨卡和亚的斯亚贝巴的“自由”广播电台中，号召南非人民自制枪支和汽油弹，并用从压迫者那里缴获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奥利弗·坦博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与国家恐怖主义进行无情的战斗”，当南非的黑人城镇被浓浓烈火烧毁之际，决不能、也不应该容许南非的白人区获得和平与平静。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人国民大会将白人看作敌人，“我们不是进行种族战争，我们不会在任何地方随便袭击白人，现在我们所做的是将人民战争推向整个国家。”

南非的商人团体对经济与政治危机作出反应，他们加紧要求政府和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即使有些领导人仍在被关押中。南非商业协会很明显指曼德拉和西苏鲁。而当博塔总统对他们提出的上述要求置之不理时，两个很有影响的商会领导人率团去赞比亚同奥利弗·坦博、塔博·姆贝基(戈文·姆贝基之子)举行会谈。不久，作为议会反对党的进步联邦党又派出代表团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国外代表及总书记艾尔弗雷德·恩佐会谈，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双方都认为“迫切需要废除种族离开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的南非”。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张加强武装斗争这一点，进步联邦党有异议，然而双方都认为必须先释放纳尔逊·曼德拉。

下一个准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谈的代表团来自阿非里卡人团体的心脏——斯泰伦博斯大学。这个学校有8名学生准备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联盟举行会谈，但政府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于是，来自荷兰改革教会的职员决定访问卢萨卡，他们觉得南非政府已变成“政治僵尸”，因而希望会晤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是，又是因政府阻止，未能成行。

奥利弗·坦博也受到华盛顿和纽约一些重要团体的热情接待。坦博说，过去美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向是斥之为“恐怖主义或共产党组织”，但现在他发现里根政府的官员已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参与，就不能找到南非局势的解决办法。10月间，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讲话突出了美国这一态度。舒尔茨宣布：“现在，(在南非)唯一取代激进的、暴力结局的办法是在尚为时不晚之前进行政治上的和解。”他要求释放曼德拉并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谈判。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对博塔拒绝释放曼德拉的态度正式表示沮丧，认为黑人和其他种族集团应该进行“真正的对话”。

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先生能否顶得住要求他们和坦博及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谈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呢？特里弗·赫德尔斯顿主教曾热情地为执行一个更开明的政策进行游说。但是，当撒切尔政府号召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时，又表示将不与曼德拉所领导的组织打交道。对此，英国《秦晤士报》外交记者尼古拉斯·阿什福特评论说，这样的政策会损害英国在南非长远的利益。民意测验——这是唯一能知晓南非黑人见解的手段，因为黑人没有选举权——表明曼德拉享有众多的支持。阿什福特指出：“英国的殖民史上到处都是必须与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人们进行谈判的实例，”他提到肯雅塔和马卡里奥斯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或者更早一些，有南非自己的史末资将军，他的雕像正盯着议会广场哩。”

人们问及奥利弗·坦博对此有什么看法，坦博说，英国政府了解自1912年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部历史，“如果他们仍然觉得我们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组织的话，我只能认为这是他们要和种族隔离政权站在一起的借口。”

10月份，在拿骚召开的49国参加的英联邦会议上，撒切尔夫人顽固拒绝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做法威胁着英联邦本身的存在。但是，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卡翁达博士、罗伯特·穆加贝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总理们，在英联邦秘书长索尼·拉姆法尔爵士的帮助下，最后达成了统一的、虽然是有限的协议。协议呼吁南非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取消紧急状态，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及其他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的人，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党的禁令并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如果这样，暴力就会因此中止，探索建立非种族且有代表性政府的对话过程就会开始。若因压力不够，在6个月内上述目标如不能达到，就将采取更加严厉的经济限制措施。

撒切尔夫人仍然重申她认为制裁将伤害黑人的观点。温妮·曼德拉对此愤怒地批评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居然胆敢告诉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南非人民，我们要求制裁是错误的！这位女总理对南非的母亲们在大街上到处收捡孩子们尸体的惨象竟然视而不见，真使我毛骨悚然。”

在10月的一个早晨，温妮和波琳·莫洛伊西来到比勒陀利亚监狱的墙外。南非政府不顾全世界的呼吁，刚刚将莫洛伊西太太的儿子本杰明处以绞刑。本杰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28岁的成员，也是一个诗人，他与一个警察的被杀案有牵连。据那些长时间通过法律程序想拯救他生命的人所提供的证明，本杰明并没有真正参与谋杀。在执行绞刑的前夕，他的母亲和朋友们在索韦托的家为他守夜，警察竟往屋里扔催泪瓦斯驱散他们祷告仪式。翌日黎明时分，当她来到监狱，希望同儿子诀别，这一请求也被拒绝。莫洛伊西太太说：“这个政府是残忍的、真真正正地惨无人道。”

在约翰内斯堡，当人们为本杰明·莫洛伊西举行悼念仪式之后，就被大批警察包围，他们被激怒了，于是就在“白人”城市街道上闹起事来；在远离约翰内斯堡的开普敦，数千名学生发誓要为本杰明复仇；在卢萨卡，非洲人国民大会威胁说“要在我们土地上的每一角落”进行报复。

在本杰明被杀前几周，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的房子也受到袭击。当布兰德福特的高中学生罢课时，温妮恰好在约翰内斯堡治病。学生们沿着街道前进，警察用警棍打他们并将他们赶到温妮的房子里，然后向他们发射橡皮子弹投掷催泪弹。此时，温妮的妹妹诺尼亚尼索·库马洛正在卧室里给她的孩子洗澡，她同这些学生们一起被捕并被拘留。但津姬20个月的儿子却不见了，这个孩子后来在邻居的车里找到。温妮和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以及泽妮及时赶到，将这个孩子连同她家里的其他孩子一起送到约翰内斯堡温妮逗留的地方。诺尼亚尼索在布兰德福特被关押一个月。

下一周，温妮的房子和卫生所被汽油弹击中，化为一片灰烬。当时，温妮、津姬和阿约布跑开了，回来后，只见到处是打碎的药瓶和设备的残渣，曼德拉的奖状和奖品被毁了，还有好多个人用品也被损坏了，连家里可爱的小猫也没有幸免。长期来，温妮想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中心，包括诸如编织、制陶，甚至提供法律援助等。对温妮来说，这个卫生所是实现计划的第一步。在描述她的计划时，她说：“好在目前还没有禁止人们空想的法律。”

温妮一边估计破坏的程度，一边思索这到底是谁干的？她说：“我看我不知道是谁，这是政府通过他们的保安警察干的。”温妮不顾南非政府对她流放和禁令，毅然回到索韦托奥兰多的家。她说：“当政府给我重建起牢房并让它能够居住之后”，她将回到布兰德福特。

谴责上述袭击并表示同情的消息从国外传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谈到此事时说：“面对磨难，她表现得如此勇敢。”华盛顿14名参议员也给温妮赠礼，为的是帮助她重新购买屋里和药房里的东西。

自从1980年起，“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一直在开展。早期，《世界报》的编辑珀西·科布扎主张：正像沃斯特总理明智地劝说罗得西亚和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那样，他应该释放诸如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并同他们和谈。

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市长、政党领导人、工会活动分子以及宗教领导人都成为这个运动的支持者。在南非，曾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过的商人和白人团体领导人也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1962年，在曼德拉被捕后，南非政府曾禁止要求释放他的集会和游行；1985年6月，为庆祝曼德拉67岁寿辰人们准备在约翰内斯堡举行集会，会上将有流行歌星和诗人演出，这个集会被禁止。现在，人们又计划举行一次向波尔斯摩尔监狱的进军，为的是递交一封给曼德拉的信。这个主意是阿兰·博萨克想出来的，于是他和联合民主阵线的30多个领导人一起被拘留。而在长达一周的暴力冲突中，有28人被杀，200人受伤。抗议的浪潮第一次从有色人居住的城镇蔓延到白人郊区，警察逮捕了235人。在开普，数十万学生参加了全国范围的罢课。8月5日星期天，4000名进军者向着波尔斯摩尔进发，他们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这支队伍最后被警棍和催泪瓦斯驱散。包括各种族的24名学者、牧师和律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被捕前来到监狱门前，他们准备交给曼德拉的那封启示性的文稿，后来由多萝西·博萨克在开普敦的记者招待会上宣读。

文稿说：“多年来，以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名目繁多的立法条文为其表征的种族隔离政权，在政治上正走向崩溃，但它的统治者却无视这一事实，同时他们也缺乏变革的勇气。”政府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的冲突和暴乱”，也不能摧毁“我们人民的精神和决心”。该文对曼德拉说：“你是人民真正的领导人，在你获得自由之前，我们将不会停止斗争。你同所有的政治犯的释放问题迫在眉睫，你们为人民所作的牺牲得到了人民充分的肯定。我们将为一个由人民治理的自由南非斗争到底。”

美国众院议员斯蒂芬·索拉兹访问南非并与博塔会晤后感到“极为悲观”。他说，博塔总统把继续监禁曼德拉和监禁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等量齐观。温妮说，曼德拉被这样的比较激怒了，他认为博塔四肢发达但智力低下。

博塔总统和他的军警们日复一日地为所欲为，既增加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也加剧了南非国民的反抗。连开普敦的不少有色人也加入到起义的行列。南非政府一再将这些全国范围的动乱归咎于非洲人国民大会。10月份，阿非里卡语报纸《报道》报援引某“权威”的话说，如果新闻界不那么容易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当，动乱早就终止了。此时，警察在开普敦杀死了3个穆斯林青年，保守的马来人团体也来参加规模巨大的葬礼，基督教徒也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人们第一次高呼“权力！”这强烈的呼声同伊斯兰教徒对真主的赞颂夹杂在一起。

温妮继续代表她的丈夫发表意见。8月21日，在约翰内斯堡她律师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她不顾政府对她的禁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表谈话，宣称博塔是“傲慢而感觉迟钝的人”。看来这番话会招来“灾难性后果”。实际上联合民主阵线所有的领导人或以谋反罪受审、或被拘留。温妮对此评论说：“如果政府坚持奉行这样的政策：只要有谁要求召开国民大会，就把他们的领导人关押起来，那么南非人民唯一能与执政的阿非里卡人讨论的只能是要求他们交权。”

温妮的话被看成是曼德拉发表的政治信息，南非司法部长警告说，政府要对“探视的做法和范围”重新考虑。他说：“根据我们法律确定的政策，犯人们不能发表任何声明……作为犯人的曼德拉也不能例外。”

对曼德拉的访问者当中包括基督教卫理公会部长达德利·穆尔牧师，他曾在波尔斯摩尔的犯人中间工作。他在《每周邮报》上发表了一封信，谈及这段不可比拟的经历。他说，因为“我认为南非人民应该认识这个人，我所写的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而是根据我自己亲自对纳尔逊·曼德拉的了解。”他定期为曼德拉主持圣餐礼。他说：“前天，我为他举行圣餐礼。在仪式上，他花了些时间沉思，思索当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发现，得知自己即将被捕和被杀的紧张心情。”

1961年6月26号“自由日”，曼德拉从他的藏身之所向人民发出信息：“只有通过艰难、牺牲和战斗的行动才能赢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斗到最后一息。”

1985年间，他的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9月份，体检发现他的前列腺增大，当局允许他的妻子和女儿探视他。这是自从1962年他被监禁以来全家人的首次团聚。准备去开普敦大学攻读法律的津姬成为这个家庭的政治代表；而泽妮和她的丈夫图姆布穆齐则是“外交家”，他们代表父母亲出国接受荣誉证书和奖品。

两个月后，这家人再次团聚，但这次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沃尔克斯医院。在那里，曼德拉做了前列腺切除手术。温妮再次冒犯警方让她回到布兰德福特的命令，逗留在医院附近的旅馆里。她获准探视被严密监视并正在康复中的丈夫，每天45分钟。一个为曼德拉体检过的专家说，曼德拉的体格象一个50岁的人一般；另一个专家说，他还能健康地生活20年。

温妮曾经说过：“当曼德拉获释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地去看望他的人民，并且，他将仰望群山呼吸新鲜空气。”

在索韦托，一条醒目的标语写在墙上：

“曼德拉仍然同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