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政治人物的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

1908年9月，袁世凯五十大寿。

位于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的袁府，勉强挤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扔颗炸弹下去，孙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厅前搭起了一座戏台，京剧名角谭鑫培正在卖力地演出。

两天前，谭府。

内阁大学士那桐亲自造访，表明来意：请到袁府唱一出。

谭鑫培炙手可热，连慈禧都是其粉丝，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对那桐道：“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没等他说完，安已经请了下去。

胡同通往东华门的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

当天，北京和天津的寿联、寿屏销售一空。

望着那一对对用上好的泥金笺制作的联子，袁世凯五味杂陈。

有猷（yóu，意为谋略）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这是庆亲王奕劻（1838—1917）的对联。

作为最后一任领班军机大臣，不问政事、专心纳贿的奕劻被人戏称为“庆记公司”的老板。

与紫禁城落日余晖的衰败景象不同，坐落于安定门外的庆王府门庭若市，喧嚣繁华。

除了美轮美奂的戏楼和日复一日的筵席，厅堂中还悬挂着奕劻手书的家训：

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扬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则是另一回事。

发迹前的奕劻，是个连上朝的官服都要靠当铺借贷的穷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铸就了其贪婪敏感的性格，以至于身居高位后只争朝夕地捞钱。

面对王朝越来越瘦，王府越来越肥的奇观，不知道的还以为奕劻是潜伏在清廷内部的同盟会会员。

一次，一个叫林开谟的官员外放为署理江西学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须遍谒军机大臣。

结果在拜访庆府时三谒不得其入。

门卫见他榆木脑袋敲不醒，只好点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种名目，共计七十二两的门包呐。”

谁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国、刚下飞机般天真，指着门壁上张贴的奕劻手谕“严禁索贿”道：“王爷既有此话，我怎么敢？”

门卫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还真信啊？”

当然，场面话是不能乱讲的，门卫正色道：“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你林大人的这个钱也不能省！”

费尽周折总算走马上任，可林开谟还是没开谟（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书信，内称“只要八千银两，便能代为运动，免去署理二字，实补此缺”。

可惜，林学台从小被应试教育洗脑，根正苗红，不信我天朝会有此等卖官鬻爵之事，当即付之一炬。

结果很快迎来朝旨：着即开缺，发回原任。

其实，更多的官员早就浸淫得玲珑剔透，无须奕劻劳心。

一个道员级的闲官陈壁，常因仕途偃蹇长吁短叹、指天骂地，被他在京开金店的亲戚瞧见。

亲戚隔三岔五出入庆府，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访时将店中所藏的稀世东珠献与奕劻。

庆记公司的董事长被震住了。他端详良久，假意问道：“其价几何？”

亲戚道：“这是本家陈壁所献。”

奕劻故作惊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亲戚坦然道：“他想见一见老王爷，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钱铺路，除了造反，造什么都行。

隔日，陈壁进入庆府，呈上借来的五万两白银，并不失时机地拜奕劻为干爹，惹得老头儿乐不可支。

陈壁果然毫无悬念地平步青云，一直当到邮传部尚书。

行贿在我国是一门口传心授、实践性强的学问，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来，陈壁还稍逊风骚。

陈总督既是干儿子，又是干女婿。他老婆虽说不混娱乐圈，但很早便认了奕劻做干爹。俩人双干合璧，把老庆哄得团团转。

作为义女，陈夫人像驻唱歌手一样常年扎在庆邸，奕劻上朝时，亲自为其挂朝珠。冬寒珠凉，则先于胸间捂热，而后挂其颈上，以至坊间笑传“百八牟尼（念珠）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

陈夔龙更是尽其所有，日夜孝敬，搞得奕劻都不好意思了，劝诫道：“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

陈夔龙慷慨道：“儿婿区区之忱，尚需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

受贿在庆记的确成了琐事。

军机大臣鹿传霖曾任陕西巡抚十多年，对关中各州县官缺肥瘦的熟稔程度，却远不如遥坐京师的奕劻。

而且，庆府客厅的御案上常置一盒，来客入见奕劻，必将银票金条主动投入，以免去交接时一番你推我搡的虚假客套。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帮袁世凯搭上奕劻的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杨士琦（1862—1918）。

在此之前，主管总理衙门的奕劻恼恨大头同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走得近，一度通过部下放出话来：“袁慰庭？他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

的确，袁世凯曾对心腹说：“满员中只有一个荣禄，然而暮气已深。剩下的全是尸位素餐的饭桶。”

1903年，荣禄病危，袁世凯打听到继任者正是奕劻。

为了扭转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杨士琦。

此人为大头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心机之深不下于徐世昌。如果徐是荀彧，杨便是贾诩。

举人出身的杨士琦早年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随幕主和洋人签订《辛丑条约》。

彼时，李鸿章已精力不支，懒得与同为议和大臣的奕劻废话。洋人有什么新的动议，他都派杨士琦前去通知。

善于逢迎的杨士琦很快便跟奕劻混熟，为后来的牵线搭桥埋下了伏笔。

即使对纳贿比纳凉还轻松的奕劻而言，杨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数字。

十万两银票。

内心狂喜的他假惺惺地推让：“袁慰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

杨士琦淡定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日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每天都得进宫，而老佛爷身边的太监一定会向王爷道喜讨赏，费用很是不小。这点微薄心意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滴水不漏的说辞让奕劻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款。

袁世凯果然说一不二，不但包办了庆府的婚丧嫁娶、子孙满月，还定期馈赠三万元的“生活费”。

回报也很丰厚。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借奕劻之手，缔造了一个“天下督抚半出于北洋”的晚清政局。

透过窗户，望着进进出出的官员、商人和文士，袁世凯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所有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到一起，将袁府这场寿宴变成了一座舞台。

一年前的舞台是奕劻的七十大寿。他一面宣布禁止收礼，一面暗备账册，将之分为“福、禄、寿、喜”四个级别，按礼金多寡分别入账。一些财力不济的官员送的寿屏和小红包则打入别册，压根儿进不了主人的法眼。

但对一不缺钱、二不贪财的袁世凯来说，收礼的目的只是衡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轻重，以此为据调整人事安排。

人生不能没有自己的剧本，否则便会生活在别人的剧本里。

到场拜寿之人，十之六七都是大头本子里的角色，不用写人物小传，也能了如指掌。剩下的则是群众演员，或曰“历史的过客”。

奕劻虽未到场，也是个重要配角。别看杨士琦日日奔走于满族权贵之门，送钱送脸，恭维谄媚，背地里却蔑称这帮寄生虫为“童”——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

谁控制着谁，单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而奕劻，就是袁世凯最大的傀儡。他操纵着这只投币式木偶，拖垮了清廷。

外间忽然一阵骚动，放眼望去，原来是张之洞（1837—1909）的贺联到了。

朝有王章威九译（泛指西方列强），寿如旦召佐重光。

上联称赞袁世凯是外交能手，下联则用辅佐周成王的贤相周公、召公比喻赞襄清廷的自己和大头。

时人以“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形容这对泰山北斗，殊不知有什么都不如有兵。

在晚清编练新式陆军的进程中，张袁二人一南一北，不分伯仲，但前者无意培植私人势力，后者则伺机坐大。

讽刺的是，由于张之洞看重军人的文化素质，新军第八镇中识文断字的书生兵云集。而“启智”的直接后果便是将湖北变成了亡清的导火索。

风烛残年的慈禧最后一次重要布局便是将两大“柱石”调京任军机大臣，借机褫（chǐ）夺兵权。

袁世凯还好说，直督任上经营多年，京城亲信遍布，又兼着一个外务部（外交部）尚书，不练兵大不了去搞外交，只身入京的张之洞却可谓龙离大海，虎落平阳。

张大人进京后住在远离紫禁城的先哲祠，上朝多有不便。袁世凯立刻出面将锡拉胡同的一所大院腾出来给他住。

张之洞固然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付出的代价是日夜受袁世凯监视。

一次，某外省官员来京面谒袁世凯，大头随口问道：“可曾见过张中堂？”

来人如实道：“未见公，不敢往。”

袁世凯点头道：“嗯，昨天看门簿时的确没有你的名字。”

两虎相争，慈禧的目的已然达到。

其实，以袁世凯的度量，张之洞但凡放下一点清高的架子，两人也绝不会闹僵，毕竟后者的资历与功名是大头望尘莫及的。

但张之洞估计是对买卖文凭（大头的功名是捐的）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偏要倚老卖老，在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途经江宁（南京）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作为署理两江总督，在为大头饯行时，张之洞喝着喝着居然假寐了，旁人也不敢叫，袁世凯实在等不及便先走了。

谁知张大人酒“醒”之后，急命属下去追，要请他回来。

大头本想作罢，却耐不住众人劝，只好折了回来，不尴不尬地演完这场“把酒言欢”的送别戏。

还有一次，已是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路过保定，会晤袁世凯。

席间，袁世凯的亲信、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省长）杨士骧作陪。

对翰林出身的杨士骧，张之洞眼前一亮，热聊起来，所谈全是翰林院的旧事，把袁世凯晾在一边，旁若无人。

大头枯坐在侧，一句话都插不上。

事后，张之洞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布政使）仍有杨莲府（杨士骧）！”

袁世凯听说后，打趣道：“你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

杨士骧笑道：“纵使香帅有此意，我也不愿伺候这种上司！”

香帅传奇

少年得志的张之洞16岁中解元（头名举人），在时任河南巡抚的大哥张之万幕中当文案。

才识不凡的小文案看不惯迂阔守旧的官场陋习，经常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张之万看了奏稿，心想“这要交上去自己就该回家卖红薯了”，便开玩笑道：“写得很好，但留待老弟当封疆时再入奏也不晚。”

会试时，张之洞依旧放言无忌、指陈时政，引起了阅卷大臣的争议。最后是慈禧力排众议，将之定为探花。故终其一生，张之洞对西太后都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治驾崩时，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强立四岁的光绪，遭到群臣激烈反对，吏部主事吴可读甚至服毒死谏。眼看局势即将失控，张之洞站了出来，大义凛然道：“本乎圣意，合乎家法”，用一封气势磅礴、论证严谨的奏疏挽狂澜于既倒。

外放山西巡抚任后，他大搞禁烟；而在两广总督任上，为了筹措军饷，又大力发展博彩业（开赌），引来种种非议。

1903年，刚当上领班的奕劻邀请张之洞赴京商讨特科考试之事。

在乾清门外军机处值房的台阶下，张之洞止步不前。任凭谁招呼，就是不踏上去。军机大臣瞿鸿禨（jī，1850—1918）猛然醒悟：雍正曾御笔批示，军机重地，擅入者斩。

二百年过去，祖制早已被淡忘，张之洞却自律甚严，谨小慎微。

奕劻无奈，只好让瞿鸿禨等陪张之洞在门外开露天会议。

1880年的“庚辰午门案”更是立体展现了张大人的宦术之精。

案发当日，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妹妹（奕譞的老婆）送中秋节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能走午门，当事人李三顺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执意要走，同午门护军发生争执。

李三顺强行闯关，却因生理缺陷，不敌护军。一气之下，他扔了食盒，泪奔而归，向慈禧告状。

慈禧大怒，非要严惩这几个打狗不看主人的护军，“首犯”还要办成死罪。

朝野不服，群情激愤。多方协调下，终于改判为流放或监禁，而肇事者李三顺却全身而退。

清流党愤然于胸，纷纷上疏抗争。被尊为清流领袖的张之洞却岿然不动，坐看云起云落。

两个月后，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这天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阁，正准备吃饭，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忙问是谁，回答说“内监”。放眼一看，却是个平民老汉，一边手持烟杆，吐着烟圈，一边吐痰不止。

慈禧震惊了，命人捉拿审讯后得知，原来老头认识宫里一个太监，请他带自己到宫里开开眼界。

两人从神武门进宫。护军因前车之鉴，不敢阻拦。随后，太监有事离开，老头转来转去迷了路，便走进了深宫。

慈禧又大怒。老头被处死，太监和护军或革职或充军，上谕则颇为讽刺地写道：“门禁松弛已极，实堪痛恨。”

张之洞发现火候已到，立刻出马，上疏痛斥太监种种令人发指的猥琐行径，描述门禁形同虚设的可怕后果，并请下旨让内务府对太监严加约束。

疏中只字不提午门护军的冤屈，却旁敲侧击地使慈禧“自悟”，暗中减轻了对护军的处罚，薄惩了李三顺。

恭亲王奕訢（xīn）拿着章疏对一干御史道：“你们上的折子真是笑话，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

要是还看不懂张香帅的辗转腾挪，同李鸿章比较一下便明朗了。

如果说李鸿章是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棱角，甚至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对张之洞而言，废科举可谓晚年最华丽的一次转身。

此事由袁世凯牵头（直隶总督），张之洞出面（士林楷模），四个省部级高官联衔，声势浩大。

无论过渡如何平滑婉转，终结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取材标准，还是对世道人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

山西籍举人刘大鹏，在一富商家担任塾师近二十年。废科举的噩耗传来后，世界观崩塌了。

在日记中他哀号道：

早上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垂之永久；

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

同人之失馆（失业）者纷如。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其实，刘大鹏所幻灭的，正是袁世凯所希冀的。

“发展现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云云只是表象，对大头而言，废科举的意图只有一个——粉碎中国式成功学。

由于中国不出产萨特，没人告诉草民“他人即地狱”，因此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

事实上赌场里哪有什么“成功”可言？我们被蛮横地剥夺了“不想成功”的权利，还被嘲笑为废物——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这种逻辑还真是天下无敌。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会而变态，社会因你更变态。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年轻时蕙质兰心，渴望自由，追求真爱。可惜因家境贫寒，父母将其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嫁给了先天残疾的姜家二少爷。

结果，上一页你还对她抱以同情，下一页她就变成了刻薄的怨妇，将自己的爱情悲剧又施加给女儿长安。

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凶手，齐心协力地造就了这出不知伊于胡底的共业。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义其实很简单，是谁的归谁。因此，偷民权、贪民膏可谓世间最不义之事。而不以为耻，反倒津津乐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就更令人作呕了。

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所谓的劣根性，绝非人性之必然。尊严，是被谁剥夺的？

好的社会能祛除黑暗，激发纯善，反之则只能带来绝望和堕落。久之，真理被嘲笑为迂腐，良知被讥讽为无用，只有金钱才能令人感觉安稳，衡量成功与否。

于是你幻灭了。

袁世凯终于明白，只有从价值观上彻底告别中国式成功学，人人自谋出路，自食其力，万恶的体制才有坍塌的可能。

历史的走向是最好的证明。

清廷之亡，非亡于革命党的暴动。以神州之大，热兵器时代的地方骚乱无非是群体性事件；清廷之亡，非亡于梁启超的启蒙。芸芸草根，自有其趋利避害的行事逻辑，《少年中国说》不过是一场美好的臆想。

清廷之亡，实亡于袁世凯的釜底抽薪。

废科举的催命符一祭，优秀人才各奔东西，再不必为了求稳坐在机关里看报喝茶混日子顺便祭奠一下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体制内外的天平顷刻失衡。

绝版财神

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极为频繁，昨天还携手打击顽固势力，今天便对掐起来。

一日，当着德国公使的面，袁世凯直言不讳道：“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

话传到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耳中，他以外交部发言人的气势当场予以反驳：“不错，但要看所办何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而除了倒马桶，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是没有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张之洞的反击更凌厉。

某次军机会议上，一帮大清高级智囊讨论一件紧急军务，须立即拟稿。张之洞袖子一甩，当众推给不善作文的袁世凯。

众目睽睽下，大头无法诿卸，只好硬着头皮提起了笔。

结果越紧张越没灵感，良久未出一词。

张之洞笑道：“大作何时杀青？”

袁世凯觉得老头儿就差指着自己鼻子说：“作为失败的典型，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刺激之下，总算勉力完稿。

接稿在手的张之洞扫了一眼，盯着大头道：“如今竟连半个通人都不见。”（袁世凯曾放言“天下真正通达的翰林只有三个半”）

其实，通人不如达人。

所谓达人，不是“达人秀”上卖笑耍贱的人物，而是“己欲达而达人”。

终张之洞一生，举荐提拔的人才最多不过至道台（厅局级）。爱惜羽毛的结果便是热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有登门求见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虽见面，略为询问即打哈欠唤人端茶送客，估计只有辜鸿铭那样动不动就甩辫子的“名士”能对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责备，幕僚禀告公事时，稍有失误，苛责之声便传至院外。

反观袁世凯，信奉“表扬一个人要用公文，批评一个人要用电话”的他对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谓不择手段。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长，均不惜金钱权位，必先网罗而后快。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因为大头清楚，道德往往是拿来表演的。

因此，当德才不能兼备时，宁可要损友的管仲、盗嫂的陈平，也绝不养一团和气无所事事的老好人，毕竟北洋集团不是废柴联盟。

如此公正公开的用人机制，百年后大改履历的体制内“神童”们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阵喧闹——袁世凯的两大财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学熙（1866—1947）到了。

广东人梁士诒小时候就放过狠话。

一次，塾师让学生们谈谈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积极健康，可到了梁同学这气氛就不对了：

大丈夫生天地间，不为英雄，便当为流寇。

老师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贵公子将来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萧、曹（萧何、曹参）之下。公宜适时抑之，使不入邪途。”

1894年，梁士诒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时，曾劝梁启超道：“中国今日非变法不可。但若轻举妄动，一击不中，必生他变，转成痼疾。”

梁启超无言以对。

1903年，清政府举办第一届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在策论中对历代币制如数家珍，论据则多援引各朝祖训，以塞顽固派之口，可谓用心良苦，终于赢得阅卷大臣一致首肯，拟录头名。

可惜，顽固派还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状：“中榜者大多是革命党。尤其那个广东的梁士诒，‘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妈取错了名字。

不过，有储才大户袁世凯在，落榜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经此一劫，梁士诒声名远扬，大头特意让广东同乡唐绍仪出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应允。

自此，从北洋编书局总办到邮传部（总管铁路、电报、电话和邮政）铁路局局长再到创立交通银行，梁士诒辗转腾挪，长袖善舞。每月从铁路局收入中提取80万元交给袁世凯，成为不折不扣的北洋钱袋子。

然而，袁世凯更器重的还是故交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

周学熙之于袁世凯好比盛宣怀之于李鸿章，同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的他30岁就当上了开平煤矿的总办。结果督办（比总办高一级）张翼昏聩，导致煤矿在庚子国变中被年轻的胡佛（后任美国总统）用一纸合约趁乱骗走，又转卖给了英商。

周学熙得知后愤然辞职，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并暗中谋篇布局，打算夺回开平。

周学熙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他向大头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开一个比它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再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

1907年，滦州煤矿公司成立。袁世凯为表支持，申明“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军需服务，方圆三百里内严禁他人开采”。

周学熙土洋并用，既有新式的采煤机械，又以人力挖了许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十面埋伏，场面异常恐怖。

产量攀升后，周学熙狂打价格战，迅速抢占了京津市场。开平煤矿不胜其扰，只好跟着降价，英商叫苦不迭。

打完西洋打东洋。当年唯一一家大型国产水泥工厂启新洋灰公司趁势发展起来。

周学熙利用官商的优势，包揽了黄河大桥、交通银行等几乎所有重大政府工程。为降低成本，还让滦州煤矿以七折价格向启新供煤，硬是将日本水泥挤出了中国市场。

除此之外，周学熙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二十万米长的自来水管铺遍了北京城。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各类企业，成为袁世凯最为倚重的理财家。

黑暗中的亡清之舞

赤手擎天星拱北，黑头参政日方中。

听到有人念这副寿联，袁世凯就知道他的首席笔杆子阮忠枢（1867—1917）到了。

一同前来的还有于式枚、夏寿田和张一麐等重要幕僚。

袁世凯特别留意的是资历最浅的张一麐，因为这是他从张之洞那抢来的人才。

1903年的经济特科，举人出身的张一麐因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证周详，被主考官张之洞列为第二，拟分发湖北任职。

结果被职业猎头袁世凯盯上，在其力争下，张一麐改发直隶，任总督署文案。

张一麐12岁中秀才，16岁参加乡试，答卷极为老练。

考官怀疑有枪手作弊，在调集所有试卷检查后，发现确系张一麐手笔，乃录为第二。

监考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不禁赞道：“此子将来当有出息。”

在大头印象中，这是一个忠厚勤勉型的才子，同放荡不羁的阮忠枢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早到晚，你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其为文既工且敏，别人数百言不能尽意者，他几十个字就表达清楚了。

更让领导感动的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幕僚们皆已下班回家。袁世凯遇急事索文案不得，唯见张一麐危坐己室，仍在办公，便召与之谈，嘱令起草。

几次下来，张一麐倚马可待的效率和文不加点的质量深深地打动了袁世凯。在他的保奏下，张获封同知衔。

同知要兼理民事案件，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张大人把官府办成了慈善机构。

一次，衙役送来一个小偷，自称为饥寒所迫，不得已而行窃。张一麐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没判罪，还拿出几块银元，让他去做些小本买卖。

结果没过多久，小偷又因盗窃被抓了起来。张一麐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去做生意。

小偷说自己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借贷无门，只好重操旧业。张一麐信以为真，薄责后仍予银元数块，助他翻身。

可惜几天后，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无言。张一麐命衙役将其送狱。

小偷突然大哭起来。张一麐问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动不便。一日不在家，则母亲必挨饿，是以哭耳。”

张一麐的母亲在后堂听见，颇为所动，呼儿子进，命加倍资助，将其释放。

小偷深受感染，终于改邪归正，自力更生，传为一段佳话……

一长列黄色肩舆抬着太后赏赐的礼物，在鼓乐队的开道下来到袁府。

正门前，大头跪迎御礼，将之小心安放于正厅尽头事先铺好黄绫子的台桌上。

在两列侍立官员的注视下，袁世凯对着台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恍惚间，他仿佛觉得时光凝滞了。

当年隋炀帝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经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zhuó，砍）之？”结果后来果然被斫了去，一点剧情的逆转都没有。

这片土地似乎早已对暴力习以为常。屋子总会拆掉，繁华终归如梦，空余几个酸腐文人发些一文不值的黍离之叹聊表装饰。

兴亡循环往复，美好永难实现，心灰意冷的草民就是一只只待罪的羔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直到虚无地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干粮。

这样的羊要么萌生做狼的野心，要么对一切漠然以对，成为马尔库塞所讲的“单向度的人”，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久之，整个社会不再相信改变和进步能够发生，陷入到“对付着过”的失败主义当中。

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妄。一切都如宋祁词中所写：“因循不觉韶华换。”

当初宋人打不过金人，自嘲说：“金人有狼牙棒，我只有天灵盖！”因循得久了，便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没，在听到诸如“无代表权不纳税”（英国《大宪章》）、“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法国《人权宣言》）等响亮的声音时，也只能空叹“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程颐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在这片土地上却广泛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即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非由于本性邪恶，而是因为麻木不仁、脑袋空空。

荒漠中，人们怀揣着自私与虚伪的护身符苟活着。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意义与价值也不会来。一切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还将长久地姑且下去，不知岸在何方。

袁世凯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离散型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的利益盘根错节层层博弈，地方无视中央，部门不管全局。

官吏各谋私利，朝廷垮台与否早就与己无关，反正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大船。

这简直就是经济学理论“巴泽尔困境”的真实写照——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占便宜。

当所有人都把公权力当成摇钱树时，袁世凯坚信，清廷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民众早已从桥上走了过去，清朝统治者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这说不过去。

然而，专制不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恶人也不会主动退出。就像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人自己决定醒来。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制度，以便即使当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袁世凯别无选择，唯有如《教父》里的迈克尔·科里昂一般，戴上沉重虚伪的假面，在昏暗的舞池中优雅地跳完这段亡清之舞。

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

取得权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学的位置。

在权力的染缸里待上十年，聂鲁达恐怕也不再会写诗。

于是，东方文明的光荣和耻辱、良知与权术，焦不离孟地缠绕在袁世凯身上，写下无数个惊叹号跟一个问号。

改得了的叫缺点，改不了的叫弱点。历史其实只告诉世人一句话：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此，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句话就能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由于始终未能解决公权与民权的矛盾，统治者总是宿命般地掉进同一条沟里。

也因此，《罗马帝国衰亡史》皇皇六卷，实则只讲了一个故事：

罗马皇帝因惧怕政敌的刺杀和民众的反抗而过于倚仗禁卫军。结果，本来用于护驾的禁卫军逐渐发展成决定皇帝生死的绑匪。

于是，暴力成了谁可以上位的基本规则。当禁卫军杀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卖了他的皇位。荒诞的是，还真有人买，可当他买下后没坐几天，便被禁卫军给杀了。

也许，这就是袁世凯迷恋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视行政管理经验，不信任自发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行为。

生在权术大国，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袁世凯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的确，身处于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由此并发的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无比的世界。

然而，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会的必经之路，你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选择同世界和解，选择相信。

毕竟，戴一辈子面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独角戏，确实很难。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30岁时便死了。一过这个年龄，就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走样。

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确实，人这辈子，越活越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越活越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

后现代的荒诞就是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因为明天生活还会继续欺骗你。杜琪峰那些充斥着宿命与巧合的片子，昆汀电影里前一分钟还大谈《圣经》后一秒便死于非命的杀手。人艰不拆？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谁说你前面受的苦，便是为后面的幸福按揭？天道酬不酬勤，看老天的心情。故，《无间道》里的陈道明饱经沧桑地感慨道：“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

命运如此残忍，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用时间这把杀猪刀摧枯拉朽地谋杀着青春、真爱和梦想，把人们塑造成平庸乏味、原则尽失，如打印纸般规整的橡皮人，在随波逐流中褪去生命的意义，最后还派死神在终点好整以暇地收割一切——那么，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痛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不操纵命运，命运便操纵你。

看清这一点后，袁世凯真正体悟了“忠恕之道”。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以功名利禄收买、驱策他人，说到底，真正的动机还是以诚动人、以心交人。

而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袁世凯又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最早兴办女子学校，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却偏爱自己的女人缠足；他练新军，废科举，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却迷信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办中国的事。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天津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他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自治，在基层选举中激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吁恳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选举真刀真枪，充满了诚意。然而，选民们抱着“莫谈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

于是，他派出人马，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回来后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

费尽心血的结果是13000个合格选民，只有1300人主动登记。

袁世凯不甘心，又威逼利诱，勉强动员了8000人投票，选出由30名乡绅组成的地方议会。

不久，袁世凯黯然离津。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生根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同坐而论道的公知不同的是，袁世凯不会因为有人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便质疑国民的素质，进而撰文论述“尔等不配拥有民主”。

须知国民性自古如此。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每一次大乱都伴随着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这，却是高居庙堂的精英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

如果命若蜉蝣的乱离人学不会见风使舵，趋利避害，早就被优胜劣汰了，还有机会明心见性、反躬自省？

因此，比起如何让阿Q们致良知，袁世凯更关心的是面对现实，点滴改良。

那是一个纷纷扰扰，雾里看花的时代。若说1911年之前，袁世凯心底尚有一个笃定的目标，那么，随着世事愈发凌乱，他开始感觉到所谓专制与民主，不过是人性深处的两端在现实世界里的投影。

人类总是在释放和管束欲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完全用精神的标准，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则悲剧必将重演，社会亦走向动荡和衰亡；相反，完全遵循实用主义，一切皆以金钱量化，则社会即使在短期内高速发展，也逃不脱物欲横流、破产清算的下场。

正如奥威尔以为毁灭我们的是暴政，但赫胥黎指出，毁灭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疑问像挥之不去的阴影，顽强地盘桓在心头。1916年，在生命的终点，他人格分裂了。

喧嚣与迷离中，他想起了早年对满清专制的痛恨。一切都如轮回，他宿命般地成为“新人”们眼中又一个大独裁者。

仇恨，将你导向你所仇恨的事物。人，是否注定要成为他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从这个角度看，不难理解为何满世界都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人们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却无力超越这平庸。难以成为“我”，又不屑变成“他”。我们感到痛苦，可连这痛苦都很平庸——世间有多少人看透了人生的虚无并感到愤怒，但这愤怒早已不足以成为个性，只徒惹讥笑罢了。

而袁世凯唯一能确信的是：自由，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人们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取得科学与人文的进步。

唯有如此，一个民族新的思维线索方能浮现。

他最后一次睁开眼，又缓缓闭上，心道：“也许，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

心念及此，思绪飞回到了五年前。

张之洞：多亏早死了两年

武汉（辖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九省通衢，居南北辐辏之中心。由于河道顺畅，洋人的军舰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列强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等经济命脉，截止辛亥革命爆发，已有外国企业二百余家，而作为外贸大埠的汉口，年交易额均在一亿两白银以上，仅次于上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

畸形繁荣的背后，是列强对茶叶等原料的疯狂掠夺，以及对中国进行日用工业品的倾销。隐藏在表面几个大城市“繁华”阴影下的，是广大农村的衰败破落。

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十七年里，这个晚清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为清廷扎扎实实地埋下了两个火药桶。

由广设新式学堂、大派留学生而引发的开明风气，为朝廷培养了数之不尽的掘墓人；由汉阳兵工厂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式武器，为掘墓人提供了优质的铁锨。

当然，身为鄂督，张之洞有守土职责。作为当年慈禧钦点的探花，在翰林院储才养望时就同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放言高论、纠弹时政的清流，张之洞的思想基调逃不出忠君爱国。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忠不是愚忠，爱不是溺爱。

变器不变道的主张体现了萦绕在张之洞心头关于中学西学的纠结，制度和文化的滞后注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肥皂泡。

像这种常年在心性之学和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封疆大吏，终极的人生追求无非是“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生前名满天下，死后进入《列传》。

一直以来，张文襄公人生的独木桥走得都很稳，却在快到达终点时闪了腰，留下一个污点——杀唐才常。

1900年，唐才常趁北京闹拳乱，在湖北领导了自立军起义。这是流亡东瀛，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内进行的唯一一次武力尝试，妄图推翻慈禧，归政光绪，无奈被老奸巨猾的张之洞剿杀。在扑灭自立军星星之火的同时，张之洞也浇灭了维新派对地方开明督抚的期望。

虽然这事在教科书中叫“封建官僚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疯狂迫害”，但搁赵尔巽的《清史稿》，那就是“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了。

事实上，对唐才常痛下杀手，只是张之洞多年的为政经验所沉淀出的明哲保身。1907年，当秋瑾被清廷处以极刑时，武昌高等小学的学生竟直言不讳地上书张之洞，请求独立，脱离大清。

天公不语对棋枯。年过古稀的张之洞在革命风潮的涌动之中，深切感受到了一个末世王朝苍凉的命运。

这一年初秋，张之洞离鄂赴京去做军机大臣。在火车站，他与那些送行的门生故吏风雅了不少诗词，其中有一首《读宋史》的绝句：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儆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

追随落日坠虞渊。

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都是南宋名相，个个以振作赵宋为己任，个个回天乏术，最后由陆秀夫主演大结局：抱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自尽。

张之洞宦海沉浮三十载，以一个悟透人生的老油条的锐利眼光，预见了纵使以身相殉也无补于亡的天朝结局。

不管文人在报纸上发表多少篇意气激昂的排满文章，主导革命大戏的还是武人——看过排满文章的武人。

清朝的军队沿革如同一部毒品的发展史。

吗啡最早是作为鸦片的替代药出现的，海洛因是为了戒断吗啡成瘾症而研制的。而从八旗、绿营到湘军、淮军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新生者无不是为了接替腐败者而诞生的，却迅速腐化到更为不堪的境地。

直至1904年新军改编，装备新式武器，采用严格的征兵标准和西法训练，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担任。全国分为十四个镇（师），其中第一至第六镇为常备军，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又称北洋六镇。

每镇（长官称镇统）分两协（旅）；

每协（长官称协统）分两标（团）；

每标（长官称标统）分三营（营）；

每营（长官称管带）分四队（连）；

每队（长官称队官）分三排（排）；

每排（长官称排长）分三棚（班）；

每棚（长官分正副目）14人。

驻扎在武汉的新军有一个镇（第八镇）和一个混成协，总计不到两万人。镇统叫张彪（1860—1927），协统叫黎元洪（1864—1928）。所谓混成协，是指由各省自己征募军队，兵员接近“协”的标准，便可呈请北京，配给一些炮兵和骑兵，组成一支没有正式番号的机动部队。

故事就是在这一镇一协里上演的，名为《亦正亦邪》。

镜头切到了“邪”的一方，画面变成了冷色调，低沉的音乐适时地响起。湖广总督瑞澂（1864—1912）望着案台上的《大江报》，在那篇反动文章旁边批了一排字：

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着即查封《大江报》。

国共两党的历史教材能达成共识的不多，瑞澂算一个——反革命典型。不过说实话，此公在满人里不算草包，只是同他爷爷琦善一样生不逢时，背了历史的黑锅。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在户部当员外郎的瑞澂因留守有功，擢升九江道。后迁江苏布政使，清正廉明，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称“中外交诵其能”。

当然你会说，《清史稿》是著名遗老赵尔巽编的，不给满人唱赞歌给谁唱？但问题是，瑞澂后来的种种行为近乎将湖北拱手相让给起义军，以至于赫然排在盛宣怀之后，成为那些真正“爱我大清”的人日夜想啖肉寝皮的罪臣。

因此，赵尔巽的评语还是相对客观的。瑞澂在鄂督任上，处理饥民暴动，惩治贪官劣绅，政声非常不错。之所以前后反差那么大，不能武断地认为他是影帝，只能说思想进步品德优良并不妨碍一个人贪生怕死。

大江东去浪淘尽

《大江报》被查封后，瑞澂颁布了菜刀实名制：武汉所有刀具店必须取得营业执照。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要登记姓名和住址——你要叫一九把刀，估计得直接移交公安机关。

同时，总编詹大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24岁的詹大悲是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文书部部长。该组织成立于半年前，志存高远，以“推翻清朝专制，拥护孙文主张”为己任，社长是混成协的普通士兵蒋翊武（1884—1913）。

此人木讷寡言、不露锋芒，但曾痛斥科举为“奴隶功名”。

文学社则一点都不文学，叫这名字是为了看起来和谐，成员多为新军士兵。

这些反动士兵平日的精神享受就是看《大江报》，现在精神食粮没了，大家开始不淡定了。

不淡定的结果就是开会，和另一个“反动团体”共进会一起，连续开了三次会，商讨合作事宜。

第三次是在富二代刘公家召开的。

能让富二代把兴趣从超跑俱乐部转移到造反上来，这政府得有多令人寒心？

刘公他爸是襄阳首富。这种不差钱的富一代对下一代的期望一般就是走仕途，毕竟在中国，士农工商的排序还是异常顽固的。

刘公利用国人的劣根性，写信给他爸说要捐个厅局级当当（道台）。刘老头二话不说，赶紧给汇了五千元，让他作为买官的铺垫。

结果就让孙武（1880—1939）给盯上了。

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十年前就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还被封为“岳州司令”。1904年东渡日本，后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组织成立共进会（隶属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后，孙武空降武汉，策划起义。

孙武觉得革命不是搞传销，见人就拉。他对入会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必须是新军士兵，并自鸣得意道：“今日清廷之精兵，即他日我党起义之劲旅。”

动员工作也很讲究。孙武的助手邓玉麟是个兵油子，发展下线时从来不提“排满革命”这类听起来就在把人往火坑里推的口号，而是伸出手指算账：“那，现在加入呢，就能当标代表；晚一些，可以当营代表；再晚就只有队代表、排代表了。光复以后，肯定要扩军，到时候各个代表就是标统、管带、队官和排长。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抓，就不要怪起事时战友们的子弹不长眼睛了。”

人是忽悠来了，可惜没钱。

孙武经常饿着肚子，把衣服都典当出去，跟邓玉麟合穿一条长衫。

在听说刘公怀揣巨款后，两双眼睛登时绿光闪闪。

孙武找来新军排长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奋勇道：“刘公曾秘密印过一份地下刊物《革命方略》，我去吓他，如果不交钱，就说要告发他，让他捐官不成！”

果然，彭楚藩到刘公家“做客”，没说几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刘公不满道：“我原本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说了些好话，二人把酒言欢……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汉楚雄楼10号刘公家宣布合并。博弈的结果是，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军事总指挥，一把手。这是由于文学社人数多，在新军里基础好。而共进会方面因为后台硬（同盟会）、经费多（刘公的），因此推举孙武为军务部长，刘公为总理。

同时，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协士兵、文学社骨干刘复基的建议，从今往后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

翌日，起义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事。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暗合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朝末年，陈友谅起事，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同一时刻，南湖炮队（标级单位），三营。

正目汪锡九和几个士兵即将退役，一帮战友喝酒为其饯行。排长刘步云平日就看汪锡九不顺眼，此刻见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借着酒劲还骂骂政府，便上前干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马上滚蛋的人了，用不着再装孙子。加上这帮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好些连辫子都剪了，都不是善茬儿。

一干涉，火花就擦出来了——《大江报》不让看，喝酒不让喝，干脆让子弹飞算了。于是，双方由争吵升级为械斗。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打打架斗斗殴权当操练了。谁知炮营管带不会平事儿，非要偏袒刘步云，派宪兵抓人打人，顿时激怒了士兵。

几十个兵借着酒劲冲进军械库，取出几十杆马枪，对着军官室一阵乱轰。

可惜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拍戏倒是很有气势。乱兵们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一场。又可惜，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独裁者连看家狗都严加防备，真可谓苦心孤诣。

这一闹腾，惊动了镇统张彪。

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从此跟着张香涛走南闯北，成了他的侍卫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张彪除了腿脚比较麻俐，别无所长，放现在充其量是个优秀的夜总会大堂经理。之所以能当上湖北的军事二把手（一把手是总督），无非是跟对了人。

让这样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过去了，反正天朝就是一摊稀泥，你混我混大家混。但搁到乱世，就有好戏看了。

当晚，张镇统很生气，迅速派马队前去弹压。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士兵早已作鸟兽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小道消息便在军营里传播开来，搞得大家都很兴奋，夜不能寐。

同样失眠的还有瑞澂。杀鞑子？湖北最大的鞑子就是他。

神经紧张的瑞澂屡屡派出密探，侦查消息来源，并宣布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不许离营半步。同时，军中除执勤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严禁各种名义的聚会。

这下轮到“武昌革命党人”郁闷了，计划完全被打乱，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起事。

一次事故引发的革命

10月9日，孙武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家中专心致志地研制炸弹。

经常搞暗杀的，一般都是化学家。但因技术缺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也没少干。

孙武受过专业训练，效率很高，要不是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当天的产量能轻松突破五十枚。

下午，刘公十六岁的弟弟刘同跑来找他哥。

发现刘公不在，刘同坐下来等。百无聊赖的他望着孙武忙碌的身影，犯了烟瘾，倚着木案点燃了一支烟。

镜头给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铅和硫黄一个特写，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成了国产电视剧烂俗的桥段。缺乏安全意识的刘同学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所以这段用慢镜头来表现。

燃了。

火球蹿起，浓烟升腾，孙武的双手和脸都被严重烧伤。他一面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正在另一个屋印假钞的同伴向房子泼煤油，以便在救火队赶来之前销毁罪证。

俄国巡捕反应神速，蹬着大皮靴就朝出事地点赶来。凄厉的警哨吓跑了刘同和孙武，后者被同志送往医院。

俄租界待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纷纷转移到法租界，在长清里18号集合。

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脸色大变——革命党的花名册，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宝善里。当真是聚九州之铁，方能铸此弥天大错。

愧疚交加的刘公出于侥幸，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发现花名册和文件。他派刘同回去取。

而俄国毛子的优异表现再次印证了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都对草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觉。他们早就发现革命党人的罪证，转交给了清政府，并且还举一反三地埋伏在宝善里等待革命党上钩。

俄国巡捕抓了刘同，严刑拷打下，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全盘供出。

刘公久等不见弟归，预感着凶多吉少，心情越来越沉重，和孙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提前起义。

于是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的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起义。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原文学社的机关所在地，房东乃新军排长张廷辅。与他们同住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刘复基。

刘复基头脑灵活，组织力强，是文学社的灵魂人物，很多重要决断都是他催促社长蒋翊武作的，比如同共进会的合并。

当蒋翊武听完邓玉麟的汇报，拿捏不定时，刘复基又一次站了出来，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众人。

下午五点，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十二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一齐起义。

南湖位于武汉三镇南端，与长江相通。共进会精耕细作，早就在此经营了以徐万年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队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炮仗。

邓玉麟和杨洪胜被分头派去通知南湖炮队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夜里十二点能否响炮，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

邓玉麟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只是延误了时间。

蒋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时钟显示十一点整。

邓玉麟出了文昌门，到达南湖炮队。他翻墙而入，差点被执勤的卫兵打死，幸亏另一个卫兵发现是同志，帮他进了炮营。

蒋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邓玉麟找到标代表徐万年，和几个革命同志一起，钻进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徐万年面露难色。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而且兵营的同志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徐万年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都是安于现状，屈从于习惯的，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当你坐久了办公室，便会断绝创业的想法；当你和一个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欢对方，也会因惧怕改变而拒绝分手。

徐万年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他的大脑是僵化的。这不能怪他，放到中国这坛大酱缸里染上几年，乔布斯也就是饱食终日。

大脑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迹。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撬动历史的铁轨。

仔细研究后，革命同志们集体了。决定等天亮后，让邓玉麟回小朝街找蒋翊武重新议定一个起义时间。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军警，按图索骥，已经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正往小朝街杀去。

当天夜里，蒋翊武没等到窗外的炮声，却迎来了一队张牙舞爪的清狗。

结果，除蒋翊武侥幸逃脱外，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骨干被一网打尽。

瑞澂估计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恶气，准备杀一儆百。他立刻在总督衙门外举行了一场公审。

这是老传统了，对于谋逆大案，清廷向来公审，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问题是，时也势也，到了清末，公审经常变成革命者激昂的宣传演出。你搭台，他唱戏，一个个口才还贼好，最后的结果是让围观群众纷纷受到启蒙，很多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杀掉几人后，瑞澂心中稍安，让师爷张梅生拟就一份捷报，发往北京。

按理说，党人名册已经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单大开杀戒，凡是跟革命党有染的，统统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军军官，公开销毁名册，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宽大，稳定军心。

其实，选择息事宁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但这事坏就坏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总觉得杀伐太重会有报应，杀刘复基等人已然是觉悟高于信仰的艰难决定，让他血洗武汉新军？不可能。

销毁名单？也不可能。武汉已经成了火药桶，出了事谁负责？

当时又没危机公关，谣言立马就四起了，是关于辫子的。说起辫子，那可真是满清的小辫子，说不得碰不得，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有多威武？可以参考孔飞力的《叫魂》。

上下同欲者，胜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就像你砌再高的墙，也只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翻墙一样。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辫子这件让生活充满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军的士兵。

此事可大可小，就怕认真，在晚清剪辫子，往大了说，脑袋搬家。往小了说，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几句就过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个标的士兵就想不开剪了辫子，被军法官告发。黎元洪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开玩笑道：“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打了个哈哈，帮他掩饰过去。

然而，这次的谣言的确耸人听闻：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

对于不胫而走的谣言，新兵们宁可信其有——首先，遇难的彭、刘、杨三人都是剪辫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也是剪辫子的。而这恰恰是公审大会后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动，就在10月10日凌晨，雷厉风行。

由于无人澄清，谣言愈演愈烈，传来传去变成了“政府将派满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兵，集体屠杀”。

不到一天时间，新军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毕竟好多人枕头底下压着的畅销禁书《扬州十日记》都还没来得及销毁，一帮“反动”士兵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天时地利人和，民国的汤药已经煨好，只待揭锅。

10月10日的清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屹立在蛇山之巅的黄鹤楼，静静地望着从它脚下淌过的长江。看了一千七百年，哪一块岩石能激起多大的浪花它都了然于胸，仍未看出任何玄机。兔走乌飞，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汉阳的兵工厂伴着晨曦开动了马达。单调而重复的轰鸣声让人生厌，却不知要忍受这噪音污染到何日。

当画面切到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时，革命党营代表熊秉坤（1885—1969）正走出营房，准备洗漱。

由张彪坐镇的新军第八镇可谓革命的摇篮，不知出了多少乱兵。现在终于轮到最牛的一个出场了。

熊秉坤一边洗脸，一边琢磨昨晚的事。先是杨洪胜跑来转达蒋翊武号召起义的命令，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杨千叮万嘱的那句“革命同志左臂缠白布一条，以免枪响后误伤”。平时喜欢读书的熊秉坤当时还想：为什么是左臂？难道要跟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形成千古呼应？

熊秉坤将杨洪胜的话传达下去，一个叫任正亮的革命同志很自觉地戴上了白布。任正亮的亮点不在戴白布，在于他戴着白布去排长室偷子弹，估计是想避免像南湖炮队那样有枪无弹的悲剧，谁知却引发了另一个悲剧，被排长陶启胜抓了现行。

陶排长警觉道：“你胳膊上捆绷带做什么？”

任正亮装傻：“胳膊受伤了，以此扎缚。”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吃早餐时，熊秉坤看见买菜归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问他怎么了。

司务长说，督府半夜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人，就是经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熊秉坤两眼一黑，差点晕倒。

杨洪胜、刘复基和彭楚藩都是自己的至交好友，仅半日工夫，便已阴阳相隔。

更多的消息陆续传入营中：军警昨晚和今晨已破坏多个革命机关，抓走几十人。孙武、蒋翊武下落不明，革命党名册在清廷手上，危险旦夕将至。

作为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此时如断了线的风筝。没人再给他下指令，也没人能告诉他路往哪走。他的抉择，攸关的已不是一人之生死，还有全营两百号革命同志的身家性命。

甚至，历史的走向。

事实证明，熊秉坤没有熊。他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之前，彭、刘、杨三人被砍头的照片已经传示各营。瑞澂此举有点向古人致敬的意思——杀了熊廷弼，传首九边。问题是乱兵早就人心惶惶了，你还拿着鲜血淋淋显影效果又不好的黑白照片去吓人，不仅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使人心更加思乱。

面对白色恐怖，士兵们默然不语，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熊秉坤。

一个叫徐兆宾的率先打破沉默，站出来高声道：“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惧之！”

鉴于国人向来以“勿当出头鸟”教育子孙，代代相传，人人都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为幸，徐兆宾的勇气还是值得景仰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徐兆宾是熊秉坤安排好的话托儿，毕竟生活在权谋大国，一切皆有可能。

熊秉坤顺势激动道：“早晚都是死，名单已在瑞澂之手，与其等死，不如一搏（晓之以理）！安徽的徐锡麟，同盟会的汪兆铭，一个刺巡抚，一个炸摄政王，一个死一个生。然而，无论成败，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何其荣耀（动之以情）！况且，我们合力进取，并非没有胜算。若革命成功，那诸位就是誉满天下的民族英雄，光宗耀祖（诱之以利）！”

群情激奋了：“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虽死犹荣！”

同盟会胼手胝足造了二十年反也没成功，瑞澂用了不到二十天就逼反了武汉新军，真可谓君要臣反，臣不得不反。

工程营的同志统一了意见，熊秉坤立刻去邻近的二十九标第二营，找到营代表蔡济民。

蔡排长正躺在床上蒙头大哭，想是刚刚得知杨洪胜等人的噩耗。

听说熊秉坤要起义，蔡济民擦干眼泪，振作精神，当即唤来附近的三十标的同志，共同议定了起义时间——当晚七点。因为有杨洪胜之前送的几盒子弹，熊秉坤等人信心十足。

纸包不住火，尤其包不住怒火。新军内部要暴动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中下级军官中风传，空气里弥漫着躁动与不安。

傍晚，队官罗子清搔首踟蹰地走进了熊秉坤的营房。

“听说今晚起事，要排满杀官？”

“排满是肯定的，杀官为了夺权。管带以上，估计都跑不了！先前安徽、湖南的军队起事失败，是因为有我们湖北第八镇在。只要我们湖北起事，各省必定响应，谁敢反对，必死无疑！”

罗子清沉默了，半晌方道：“大家都是汉人，今晚我外出，有事你们多担待。”

一个队官请一个正目“担待”，放在平常，是难以想象的。

首义第一枪

晚上七点，例行点名完毕，工程营的士兵回到营房，拿出枪支待命。

出于好心，熊秉坤找到拜把兄弟陶启元，对他说：“你哥哥陶启胜一向不合群，得罪了不少人。他又是个排长，大事一起，性命堪忧。我不忍见你兄弟离散，你去劝劝他，让他起事之际万勿出头。”

陶启元心下感动，赶忙找到哥哥，说明缘由。

谁知陶启胜不但不领情，反而像发现了新大陆般一跃而起，叫上两个卫兵就去各棚查验。

陶启元暗暗叫苦，只得回去找熊秉坤。

陶启胜进了三棚宿舍，发现士兵金兆龙正在专心致志地擦枪，其余几人也全副武装，气氛异常。

“今晚不是你值班，为什么擦枪？”陶启胜问。

金兆龙漫不经心道：“没别的意思，以防万一。”

陶启胜：“万一个屁，你是想造反！”说着，就让卫兵去缴金兆龙的枪。

金兆龙蓦地起身，硬顶道：“老子就是反了，你想怎么样！”

空气凝滞了。

陶启胜恼羞成怒，扑上前去夺金兆龙的枪，二人扭打起来。

金兆龙身材短小，没几个回合就被陶启胜压在了身下。他喘着粗气喊道：“弟兄们，别愣着，动手啊！”

众人回过神来。一个叫程正瀛的兵最先给力，举起枪托就朝陶启胜头上猛砸，视觉效果堪比狮门的血浆片。

陶启胜头骨被砸裂，血花四溅。两个卫兵见势不妙，逃之夭夭。

陶启胜害怕了，捂着血肉模糊的脑袋夺门而去。

程正瀛也害怕了，长官是自己打残的，日后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情急之下，他举起枪，瞄准陶启胜的腰肋，扣动了扳机。

熊秉坤后来回忆说：“此即首义第一枪也！”

枪声一响，工程营的革命士兵登时振奋了，一个个提枪冲出宿舍。为了壮胆，还纷纷向天鸣枪。

枪声惊动了工程营管带阮荣发。他抓起手枪，带着右队队官黄坤容就往士兵宿舍赶。

迎面撞见一路狂奔的陶启胜，后面跟着一大群喊打喊杀的士兵。这种场景使阮荣发产生了错觉，以为陶启胜是领头人。

素有神枪手之号的阮荣发抬手就是一枪，陶启胜应声而倒。

阮管带余威尚在，革命士兵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

“弟兄们，造反是要灭九族的。现在首恶已诛，大家各回各棚，我保你们无事。”

革命士兵出于服从的惯性，听了阮荣发的话，颇有所动。

形势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此时的熊秉坤正和几个士兵躲在营房二楼观望，眼见楼下同志就要缴械投降，熊秉坤操起一个花盆，照着阮荣发的大脑袋扔去。

旁边士兵见状，也争相操家伙。一时间脸盆痰盂横飞，砸得阮荣发和黄坤容抱头乱窜。一个士兵趁乱朝阮荣发放了一枪，没有打中。阮荣发开枪还击，且战且退。

混乱中，阮荣发射杀了一个追他最紧的士兵，激怒了众人。

一个叫徐少斌的追上阮荣发，用枪抵着后脑，一枪毙了他。程正瀛也顺势撂倒了黄坤容。

士兵们激动万分，奔走相告，“暴动者生，留营者死”的口号响彻夜空。

熊秉坤却忧虑地望着楚望台的方向。

位于蛇山之上的楚望台是清末四大著名军火库之一，囤积着数以万计的德国毛瑟枪和汉阳造，子弹不计其数。

最初制订的起义计划里，收取楚望台是最重要的一环，各标各营的革命代表也都心中有数。

守楚望台的是工程八营的左队，革命军代表叫马荣。而楚望台的监督官则是张彪的心腹李克果，此人当过工程营的管带，熟知军情，却被临时调来看守军械库，可见形势之紧张。

熊秉坤等人的枪声一响，惊动了正在楚望台值班的李克果。他立刻让人把左队队官吴兆麟（1882—1942）找来，命令道：“马上集合队伍，严加看护军械库。擅闯者格杀勿论！”

左队士兵很快集合完毕，等待李克果训话。

李克果说了一堆大家不要惊慌、认真安排布防的废话，听得底下好多士兵都想回敬他一句“我们并不慌张，只是祸起萧墙”。原来，这帮士兵里十之六七都是革命士兵。

马荣耐着性子听李克果说完，发问道：“我们手里一颗子弹都没有，乱党冲过来，如何抵挡？”

为了防备新军哗变，瑞澂下令收缴了所有实弹。最狠的是，军械库守军的子弹也要上缴。这就构成了逻辑学史上的著名悖论——楚望台悖论。它的两难之处在于，既要收缴弹药库守军的弹药以防止他们造反，又要靠这支没有弹药的守军去抵御其他来抢弹药的反叛者。

枪声越来越近，吴兆麟急道：“总不能让弟兄们用血肉之躯去挡子弹吧！”

“当然要发子弹，仓库主任，开库！”李克果命令道。

“没有总督的命令，我不能开库。”仓库主任很轴，却是保管钥匙的优秀人选。

“叫你开你就开，出了事我负责，再啰唆我毙了你！”李克果掏出手枪。

仓库主任只好依他。

士兵们井然有序地排队去弹药库领了子弹，一个个暗自窃喜——全是演技派。

马荣见最后一人也领到了子弹，举枪朝空中发了一弹，高声道：“弟兄们，反了！”

左队士兵按捺已久，无不鸣枪宣泄。

李克果惊呆了。刹那间，他的世界观崩塌了。没有李克农之智，没有李克用之勇，他只是李克果，路人甲李克果。在随从的掩护下，李克果掩面跑下了历史的舞台。

吴兆麟也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

饶是瑞澂机关算尽处心积虑，防火防盗防弹药，守卫森严的楚望台还是弹指间便落入革命党手中，再次验证了那句老话：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瑞澂的残念

待熊秉坤等人来到后，二十九标、三十标的党人也陆续到达，汇集到一起共有四百多人。

熊秉坤站在李克果训话的地方，宣布当晚的革命目标——以“湖北革命军”为旗号，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

底下的士兵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没几个认真在听。还有几个不服气的嘀咕道：“这个熊秉坤不过是后队的一个正目，凭啥指挥我们？”

军队最讲论资排辈。望着嘈杂混乱的士兵，熊秉坤五内俱焚。革命尚未成功，瑞澂和张彪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反扑。要是拖到天亮，清军集结，则胜负或未可知。

焦灼间，哨兵（巡逻兵）押来一人，却是吴兆麟。

吴队官见丢了楚望台，正准备手捧酱油埋头疾走，但转念一想，外面其实更不安全。军械库没守住，张彪饶不了他；遇见革命党，又会把他当反革命处理了。纠结的吴兆麟在附近徘徊转悠，正好让哨兵撞着。

吴兆麟早年加入过湖北的革命团体日知会。该会在当时非常有名，黎元洪的秘书刘静庵、国学大师熊十力都曾入会。

然而，当日知会被清政府查抄后，吴兆麟就逐渐疏远了革命党人。虽如此，因有文化有想法，他编写过的许多军事作战的小册子很受士兵的欢迎。

熊秉坤望着灰头土脸的吴兆麟，两眼放光。在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后，一致决定推举他当临时总指挥。

“吴队官，你刚才去哪了？”

“我躲起来了……”

“你放心，大家都是汉人，不会为难你。现在，我们决定拥你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赶紧摆手：“弟兄们不杀之恩，吴某已感激不尽，哪敢再当总指挥。”

“我们读过你写的教材，这里的兄弟，哪个没受过你的影响？今日之事，非你不可！”

围观的士兵无不赞同附和，吴兆麟却一再拒绝。

金兆龙急了，他可没兴趣玩三推三让的游戏，挺着刺刀威胁道：“叫你干你就干，等鞑子组织好了，谁也甭想活！”

望着那一张张稚气未脱、充满期待的脸，吴兆麟动摇了。终于，他下定决心，答应了这项不成功便成仁的差事。于是，半个世纪后，他的形象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座手举驳壳枪带领士兵冲锋的浮雕，正是以吴兆麟为原型。

吴兆麟走上高台，环视众人，大声道：“推举我为总指挥，都愿意吗？”

“愿意！”声震云霄。

“既如此，大家一定要听我指挥。违抗军令者，斩！”

“同意！”

熊秉坤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没有康梁，没有孙黄，甚至连蒋翊武都不知所踪。几百个士兵的自发行为宣示了人心的向背，也点燃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夜里十点半，吴兆麟下令士兵往楚望台西南集结，整装待发后，立即攻打湖广总督府。

兵分三路，平行推进。由于要分兵留守楚望台，进攻的兵力十分薄弱。除了蔡济民所率的一排，其余队伍均被敌方强大的火力所阻。

蔡济民一到督府门口就乐了。原来张彪亲自指挥人马，严阵以待，一边是机枪哒哒哒地放，一边竖起一面大旗，上书：“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既往；若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军一到，定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

张大人虽然把平乱搞得像拍历史剧，但杀起人来一点不含糊。纵使革命士兵英勇无畏前赴后继，依然无法突破枪林弹雨。督府门前，尸横遍野。

关键时刻，南湖炮队从天而降。

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前面用两场戏的笔墨做过铺垫。戏剧创作最讲究“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不可能写着写着就把一支活生生的军队给写没了。

在徐万年的率领下，南湖炮队在蛇山布好了阵。吴兆麟得知后，立刻派人通知前线的蔡济民，让他想办法帮炮队定位轰击目标。

蔡济民四下里看了看，一个“乾记衣庄”的匾额映入眼帘。他立刻命人去衣庄放了把火。火光的映照下，总督衙门再也无处藏身。

排炮声声，震天动地。一轮过后，督署大堂和八镇的司令部都被夷为平地。

瑞澂慌了，准备逃跑，师爷张梅生力劝不可。清制疆臣死封地，弃职逃逸属杀头重罪。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后人讥为“六不总督”。其实，叶名琛不是不想走，是走了一样死，还自毁形象。瑞澂心理素质差点，就连形象都不要了。

偏偏此时又跳出来个楚豫舰管带陈德龙，说船都开过来了，总督大人你快走，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为了减轻领导的罪恶感，陈管带还正义凛然道：“逃到军舰上不算逃，一样可以指挥反击。”

炮声隆隆，有几颗就在不远处爆炸，震得瓦片碎裂，惊叫一片。瑞澂的耳朵嗡鸣了，周遭的声音也变得遥远起来……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

这是1907年安庆起义爆发后，自己的老上级，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发给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电报中的一句。端方当时忧心忡忡的神态，瑞澂至今记忆犹新。

“重臣出使，炸弹窃发；疆臣阅操，火枪致命。”那时的瑞澂，是江苏布政使。他添募水师，购置兵轮，将自己治下的新政办得有声有色。当在报纸上看到这句时，瑞澂摇了摇头，他不明白太后老佛爷在犹豫什么。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朝廷虽已颁布“仿行宪政”的国诏，却只有一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模糊表述，这就给了革命党口实，让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攻讦清廷是“假借立宪，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

“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土匪重案，定唯该督抚是问。”这是当年下发的上谕，里面严词怒斥了各地大员于时事多艰之际养尊处优、荒废吏治，以至酿成地方巨患。

对此，瑞澂又表示不理解了。人心浮动久矣，吏治从来荒怠，这是事实。但在中国，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老佛爷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立宪呢？载泽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立宪利于国，利于民，唯独不利于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是宁可相信瞿鸿禨那个老顽固的。

当然，历来的保守派反对改革都必祭一面大纛（dào），上书“民智未开”。他们的逻辑是：人是政治机器的操纵者，人不正，再精密的仪器也会被用偏。而人性由传统雕琢，被文化塑造，改变非一日之功。

难道中国人的人性等同于奴性，天生就要忍受不公、压迫和种种限制？诚然，西方政治体制中渗透着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是建立在其契约精神的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基础之上的，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都有赖于体制和文化的双重作用。

对一个时代来讲，文化是水，体制是钢。体制之钢能改变文化之水的走向和形态。但反过来，水至柔而能穿石，文化之水在浸润了整个社会群体的心态之后，又能以汹涌的态势将体制之钢冲垮。

心念及此，瑞澂叹了口气，让手下一个戈什哈（侍卫）将后墙捣出一个大窟窿，与陈德龙等人逃上了兵轮。

人心即历史

瑞澂一走，清军方寸大乱，越打越气弱。革命军组织了敢死队，冒死冲进督署纵火，终于占领了这一标志性建筑。

张彪见势不妙，一口气跑回了家。

前脚刚进门，后脚辎重营的士兵便到了。张彪只道自己的人生即将落幕，不想这帮士兵竟是来接应他逃跑的。

一行人逃到刘家庙一带，张彪的日本顾问寺西秀武赶到。

寺西秀武提出一个直捣黄龙的翻盘计划：由张彪亲率残军，潜行至楚望台，佯称向革命军投降。再借机把党人高层骗到一起杀掉，一举捣毁起义指挥中心。此行如果得胜，自可上奏北京，将功抵过，并把失职之罪都推到黎元洪身上。即使失败，不过一死而已，还能青史留名在。

张彪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寺西秀武，摇头不从。

到11日上午，武汉三镇的大小官员，都争先恐后地离开自己的岗位，拖家带口，专心逃命。

历代王朝倾覆前，总有些殉节的忠臣孝子，用自杀告诉世人，这个朝代还不赖。可惜，清朝实在不得人心，实在无道可殉。

好不容易出了个湖北按察使（分管司法的副省长）马吉樟，还把殉节演成了闹剧。

起义发生时，马大人听说总督跑了，很淡定。又听说巡抚和布政使都跑了，还是很淡定。

问题是家人和下人没他觉悟高，开始不淡定了。

马大人一面鄙视他们的觉悟，一面做出表率。他穿好朝服，抱起大印，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端坐正中，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

马大人正气浩然地望着远方，相信那一刻，他心潮澎湃。

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陪着，后来一个个全溜了。革命党没等来，倒来了许多围观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人。

马大人不自在了——难道革命党忘了这里，一个也不来？

又过了会儿，马夫人领着众小妾来大堂探视，见马大人正襟危坐，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拉扯了出去。

至此，武昌已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铁血十八星旗冉冉升起。距离程正瀛的第一声枪响，仅仅过去十二个小时。

熊秉坤、蔡济民和吴兆麟传接力棒般，挨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下一步怎么走，吴兆麟不清楚。

他唯一清楚的是，作为一个队官，指挥上千人马攻克都督府早已超出能力范围，接下来的摊子，以自己的威望震慑不住。

可惜，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砍头的砍头，跑路的跑路，在革命最需要他们的时刻，齐齐失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子的主心骨把舵，革命的小舟随时可能在大风大浪里翻船，届时，大伙一块玩儿完。

蔡济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形势：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领导机构，否则，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内讧传统不难想象，群龙无首会迅速导致革命军陷入内乱。其次，推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人，以其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响应起义。只有这样，武昌起义才不会被解读为寻常的士兵哗变。

众人想来想去，有资格担当起义形象代言人的，武昌就俩人，一个黎元洪，一个汤化龙（1874—1918）。

汤化龙出身富商家庭，天资极高，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进士，后留洋日本，进政法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汤化龙回国，正赶上清廷在各地开设咨议局。

咨议局是历史的产物。1907年，湖南乡绅熊范舆公然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谋求宪政改革的呼声，由乡野村舍席卷开来，涌入王朝权力的中心北京，构成了数千年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请愿活动。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方案。

八十天后，光绪和慈禧先后离世。

抱着溥仪登上监国之位的摄政王载沣（1883—1951），主政后的第一次表态，就是遵循《钦定宪法大纲》，恪守九年预备立宪的承诺，定使宪政成立。

如果说国会是一款PC游戏，那资政院就是游戏的试玩版。由于该游戏研发周期过长（九年），连试玩版都迟迟不能上架。于是，游戏公司（大清）先行发布了试玩版的试玩版——咨议局，以纾望眼欲穿的玩家之渴。

咨议局就是省一级的资政院，由选举产生的地方绅商作为议长。

虽然选进局里当议员的十之八九都是具有传统功名的进士和举人，但与以往不同，这帮人毕竟通过了“选举”这一民主政治的形式——总比你一辈子没见过选票强。

咨议局作为省一级的民意代表，经常和巡抚对着干。矛盾闹到中央，资政院（1910年开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又跟军机处对着干。

因此，咨议局在地方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以武汉为例，在汤化龙任湖北咨议局议长期间，组织成立了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配备两千杆德国毛瑟枪，待遇比当兵还好。一遇全国有啥风吹草动，还时不时组团到总督衙门外游个行请个愿，完全一副地头蛇的架势。

起义爆发时，汤化龙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五个月前，清廷迫于压力，裁撤军机处，仿效议会制国家成立了责任内阁。然而，十三个阁员里九个是满清贵胄，只有四名汉族官员——载沣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彻底寒了改良派的心。

对此，梁启超愤然指出，皇族内阁的设立将使以后的字典“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把改良派旗手生生逼成神算子，也算专制政府的一大特长。

当然，革命士兵告诉汤议长，改良行不通可以革命嘛。汤化龙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咨议局。

刚刚就座，熊秉坤等人便开门见山，要推举他做都督。

汤化龙赶紧起身，摆手道：“兄弟一向拥护革命，只是瑞澂逃走后必然电告朝廷，派大军攻打武汉。在下一介书生，不谙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

时局不明，谁也不敢拿脑袋开玩笑。

黎叔上贼船

吴兆麟早就看出文弱的汤化龙不是带兵的料，不再为难他：“打仗还是得找个在军中有声望的人，我认为黎元洪最合适。”

蔡济民马上附和：“黎协统据说还在武昌城里，如果大家同意推他作都督，我这就带人去找。”

蔡济民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因为和黎元洪是老乡，都是湖北黄陂人。

也许是平日里注意攒人品的缘故，黎元洪的命，不是一般的好。

这个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参加过甲午海战，做过严复学生，受过张之洞赏识的老好人从不克扣军饷，也不逢迎上级。

靠巴结荣禄上位的陈夔龙在当湖广总督时，小女儿病死，办丧事敛财，张彪的追悼金一送就是十万银元。反观黎元洪，仅送几块钱作吊仪，吝啬至极。

黎协统要真是穷鬼，陈总督还想得过去。问题是没过多久，汉口慈善机构筹集善款，黎元洪一出手就是三千大元，非常豪爽。虽说时人交口称赞，但陈夔龙却从此深恨黎元洪。

可惜，黎元洪在军中人缘太好，生活作风也无可挑剔，与结发妻子举案齐眉，陈夔龙始终无从下手。

1906年，黎元洪奉命督师，率兵镇压萍浏醴起义。部队开拔前，他召集属下军官，说：“我们打仗，一定要辨明暴徒的性质。如果对方是有政治诉求的党人武装，不要与他们死战，而应设法劝说，使其自行解除武装；如果是以抢掠杀戮为目的的土匪，则应坚决予以消灭！”

可见，黎元洪的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

但思想进步不代表支持革命。坐到协统的位置，也算既得利益者了，清廷若垮台，吃了的还得吐出来，谁也不会傻到去革自己的命。

因此，当一个革命士兵兴奋地爬上协部的营墙，大喊“反动”口号，被卫兵擒到黎元洪面前时，他二话不说，拔剑就将之捅了个透心凉。

威武的姿势没摆多久，就让地动山摇的屋子给打乱了。南湖炮队轰完总督衙门开始轰协部。

参谋副官个个想逃命，力劝黎元洪“暂避”。

黎元洪见人心都散了，坐在这挨轰也于事无补，就跟参谋刘文吉回家换了身衣服，跑到附近一个下属家躲避。

第二天一早，黎元洪担心家里的积蓄被哄抢，派火夫去取。结果，火夫在搬运财产的路上被马荣和程正瀛盯上，二人带着一排士兵，跟踪其找到了黎元洪。

垂头丧气的黎元洪被“请”到楚望台。

革命士兵一字排开，鸣号举枪，向黎元洪行礼。

吴兆麟从人群中闪出。黎元洪见到老部下，心中稍安，责怪道：“你学问好，资历深，为什么跟他们胡来？”

一旁的马荣闻言暴怒，拔刀欲砍，被吴兆麟喝止了。黎元洪知道他二人在演戏，盯着吴兆麟，等他说话。

吴一脸苦相，为难道：“协统大人不要生气，昨夜厮杀，戾气过重，大家都还没缓过劲来（别惹我们）。现在，武昌群龙无首，主持大计，非您莫属！”

黎元洪岔开话题：“武昌孤城一座，朝廷很快大军云集，你们打算如何抵抗？”

吴兆麟开始忽悠：“协统不必忧虑。孙文携亿万军饷，黄兴率大批军舰，不日即到。”

吴兆麟敢这么吹，肯定是听熊秉坤说的。熊秉坤是听文学社说的，文学社是听共进会说的，共进会是听居正说的。居正是同盟会湖北分会的负责人，和孙武过从甚密。

黎元洪也不深究，继续问：“瑞澂等人就在军舰上，一旦率军反攻，事有不虞，该当如何？”

“可退守湖南，同盟会的焦达峰即将在长沙举事。”

又是听孙武说的。

黎元洪叹了口气，骑上士兵牵来的马，极不情愿地同吴兆麟往咨议局的方向揽辔而去。

咨议局坐满了人。黎元洪入座后，汤化龙起身抱拳拱了拱手，对众人道：“汤某全心赞成革命，但毕竟不是军人，不懂用兵。因此，都督是当不了了。其余诸事，在下尽全力帮忙。”

在场之人，心领神会，都把目光落到了黎元洪身上。

黎元洪愁眉苦脸地缩成一团，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喃喃道：“莫害我，莫害我……”

蔡济民怒了，拔枪在手，厉声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黎公再不应允，我只有当场自杀，以谢殉难的弟兄！”

众人无不作激愤状，大厅外的卫兵也嚷嚷着要进来一枪崩了黎元洪。吴兆麟见戏演得很成功，黎胖子额上都渗出汗了，便俯身在他耳边道：“再推三阻四，酿成大乱，我也保护不了您。”

黎元洪脑袋一耷拉，算是默许了。

于是，众人一致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临时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第二天，一封《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贴满了武汉。

武昌街头，万人攒动，百姓听说黎协统都革命了，激动异常。以往都是革命党小打小闹搞恐怖袭击，现在连清政府的高级军官都反了，大家顿时觉得推翻天朝不是没有可能。

但黎元洪不这么想。

专制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第一要诀就是权力运作的不透明，你永远不知道高层那帮人在忙什么。

然而，参加过两次清廷秋操（军事演习）的黎元洪知道。

六年前那场在河南彰德举行的演习，让黎元洪见识了北洋六镇昂扬的士气和强大的武装，段祺瑞那犀利的目光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寒而栗。

屋外的普天同庆就像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世界，顾虑重重的黎元洪愣愣地望着北方。

汤化龙考虑的是另一件事——发布消息。

他的计划比蔡济民更周密。一面以瑞澂的名义急电各省督抚，用形势危急等措辞动摇敌心；一面致电各省咨议局，将这帮被清廷推到革命派家门口的改良派议员拉进来。

当蒋翊武把通电文稿送请汤化龙审阅时，汤摇头告诉他，明码是发不出去的，各省的电报局都掌握在清廷手中，要发必须用密码。

密码本在督办八省膏捐大臣（烟草专卖总局局长）柯逢时手上，以往咨议局发电，都得去土膏捐局找柯逢时。

汤化龙叮嘱蒋翊武不要为难柯逢时，以礼待之，自能要到。

又一场吊民伐罪

10月13日，电报均已发出，革命党开始炮轰死赖在长江上的楚豫舰。交火两小时，瑞澂不敌，命陈德龙将船开往下游。

这事对黎元洪触动很大，海军出身的他没想到楚豫舰竟如此不堪一击。看来，这世上最狠的不是船坚炮利的，而是敢玩命的。

敢玩命没弹药也没用，新军长期面临的就是弹药短缺的严峻现实。

本来，自打有了新军，淮军余部就被缩编为巡防营（武警部队），不受待见。可随着安徽、湖南的新军叛乱，军队的忠诚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地方大员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结果便是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肯相信新军。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此显现：统治阶级原本用来救急的变革利器，却最终反噬己身。这再次印证了托克维尔的推断：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小心翼翼的防范并没有帮助清廷消弭祸患，控制弹药的猥琐行为反而让更多的新军士兵对政府离心离德。

黎元洪不能彻底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弹药不济，但这点顾虑在革命党打跑楚豫舰后烟消云散，他开始觉得革命似乎大有可为。

对付骑墙派要趁热打铁。蔡济民看出黎元洪立场有所动摇，就和蒋翊武一起撺掇他剪辫子。

生活就像变速自行车，有的挡很多人从来没用过。黎元洪突然想尝试一下，他不再拒绝。

剪辫后不男不女，黎元洪索性要求给自己剃个光头。

蔡济民哈哈大笑道：“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

黎元洪照了照镜子，也忍俊不禁：“我看像个弥勒佛。”

不久，美国驻汉口领事特来拜会，当问及中国将来实行何种政体时，黎元洪干脆地回答道：“共和政体！”

既然木已成舟，何不拼死一搏？

在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一改往日猛打酱油的面目，郑重表态：“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他重拾领袖风采，慷慨激昂地进行了战略部署和战前动员，准备迎击清军。

此时，武昌起义的消息已不胫而走，成为各大媒体的热门词。

上海的《时报》是江浙立宪派的喉舌，向来反对革命。但因对政府失望透顶，《时报》还是发表了一篇《意料之外》：

德法不交战而意土交战，出人意料之外；湘粤不抗路而四川抗路，出人意料之外；成都不失守而武昌失守，尤出人意料之外；广州不失守而武昌失守，更出人意料之外。呜呼，自今以往，出人意料之事，岂第止此哉！然而政府则犹梦矣！

《申报》的政治立场更保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呜呼！川乱未已，鄂乱又起，何今日祸变之多耶！夫春间粤乱犹在沿海，此次川乱偏于西隅，今则革党势力已蔓延于长江流域矣！其情形之危，更非川粤可比。

遍地星火的时代，即使是满人办的报纸也悲哀地发现为政府遮羞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能总在头版头条写“全世界人民都羡慕我们”吧？

1911年10月17日，黎元洪有生之年最难忘的一天。

革命军在阅马场举行誓师大会，由黎元洪亲自宣读祭文和誓词。

高大的祭坛耸立在阅马场中央，坛前烟火缭绕，坛上香案玄酒，供设着轩辕黄帝的灵位。

“时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画面切为黑白。一队荷枪实弹的清兵，押着唐才常走到滋阳湖畔。“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他萧萧瑟瑟，面湖而立，平静地对身后的清兵说，“堂堂男儿，怎可屈膝，动手罢！”

黎元洪铿锵有力的声音传来。

满清异种，横侵政权，二百年来，惨无天日，我族痛心疾首，久思光复故物……

广州天字码头，一长身玉立的美男子即将引颈就戮。监斩官问他有何遗言，他微笑道：“悔矣，恨矣！”监斩官不解：“悔什么，恨什么？”他大声道：“悔德寿未死，恨自己先行，没炸死这个满贼！”

他叫史坚如，两周前在巡抚衙门后墙外挖了条地道，直通广东巡抚德寿官宅的后花园。史坚如在地道里塞满烈性炸药，点燃了引线。轰隆一声巨响，爆炸似乎成功。可惜，结果令人颇为沮丧，附近的平民被炸死好几个，德寿本人却只被震下床榻，毫发无损。

懊恼的史坚如准备去香港再买些炸药，却在登船之际被尾随的密探逮捕……

黎元洪的声音再次传来。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

长沙。同盟会成员焦达峰、陈作新响应武昌起义，率军攻打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很识时务地在大堂高悬“汉”字白旗，乘乱逃走。

西安。新军第三十九协管带张凤翙（huì）正率军攻打满城，西安将军文瑞站在城楼上指挥旗兵负隅顽抗。血战一日，满城告陷。文瑞困兽犹斗，下命巷战，三千旗兵伏尸街头，终不敌革命军包举宇内之势。文瑞无力回天，投井自杀。

昆明。新军协统蔡锷（1882—1916）正在率军攻打督署，一个叫朱德的小排长冲锋在前，率先攻克了李鸿章（1823—1901）的侄儿、云贵总督李经羲的老巢。

太原。刚刚由江苏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的陆钟琦在听说邻省陕西独立的消息后，忧从中来。他不知道的是，新军标统阎锡山正在和自己早已秘密加入同盟会的儿子密谋策反他。几天后，陆钟琦还没来得及与时俱进，就被暴动的士兵乱枪打死。

画面逐渐叠化为黎元洪跪颂祝文的场面。

元洪投袂（衣袖）而起，以承天庥（xiū，庇佑），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形式主义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从不过时。祭天大典隆重的观瞻给革命士兵注入的是精神力量，而黎元洪和汤化龙心里盘算得更多的却是现实的权力分配。

权力从来跟道义无关，是力量和利益的产物。

在黎元洪和汤化龙精心算计后拟定的军政府四个部和政事府七个局的一把手名单中，除孙武摊到一个军务部部长（还是看同盟会的面子），其余全是黎元洪的下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革命党用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胜利的果实，却被集体踢出权力中心，仔细想想，还是挺坑爹的。

歌不尽乱世烽火

袁世凯五十三岁寿宴，不少故交好友都来洹上村的袁府贺寿。

次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众人都很激动，用王锡彤的话说就是“认为袁公必将起用”。王锡彤是当地绅商，袁世凯被罢之初，及时烧冷灶，赢取了信任，为袁打理私产。

隔日，有传言说朝廷将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第二天，阮忠枢的造访证实了此事。

邮传部侍郎阮忠枢是袁世凯最重要的笔杆子，跟袁大头几十年交情，在大头年轻落魄时曾资助过他。时人用“虽以梁士诒之倚重，杨士琦之尊信，不及阮忠枢之亲昵如家人也”来形容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派阮忠枢亲往，可见清廷真急了。

袁世凯循例上了谢恩折。王锡彤和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主张不应政府之命，杨度和段芝贵也持相同意见。

杨度态度最激进，认为即使荡平了革命，清廷也无药可救。王锡彤站在阴谋论的角度指出，一旦乱事平定，必会卸磨杀驴。

袁世凯不悦道：“我不能做革命党，我的子孙也不愿他们做革命党。”

王锡彤知道自己人微言轻，默然退出。

是夜，袁世凯踱到那面写有“养寿园”三个字的牌匾下。这是慈禧的字，他出神地望了望，突然放声大笑，笑到最后喃喃道：“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湖广总督！”

声音中透出一丝凄凉与蔑视。

三年前，直隶总督杨士骧派使者向黄兴送交了一封袁世凯的密信。黄兴拆信读道：“兄弟此行受直督杨大人所差，以转达袁宫保（袁世凯曾受封太子少保，故称宫保）对黄先生的意思。宫保知先生致力于革命，甚为海内外所瞩望，也知先生将来必成气候。宫保愿与先生及革命党人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

载沣已等不及袁世凯走马上任，先行派出了海军统制（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和陆军部尚书荫昌。

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萨镇冰的敌人黎元洪是自己的学生，萨镇冰本人是个政治立场并不坚定的老好人。于是，汤芗铭苦口婆心的劝说和黎元洪不遗余力的策反，让这个素有“活菩萨”之称的技术官僚选择了中立路线，把一堆军舰扔给汤芗铭，自己跑到上海躲了起来。

荫昌则是个活宝，满人纨绔子弟的代表。一笔好字，两口大烟，三圈麻将，四声昆曲，外加两撇八字胡，手拄一根绅士杖，基本能勾勒出一副玩世不恭的形象。

内阁开会时，荫昌蹬着军靴，穿着袍褂，半文不武半土不洋地走了进来。在座诸人忍笑向他恭喜：“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

荫昌唱戏般反唇相讥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到湖北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

睡觉都提防汉臣的载沣也知道，让荫昌这种在同文馆学了三年德语啥都不会说的大爷领兵打仗形同儿戏，便给他配了两个镇的精锐部队。就这还得让冯国璋再带两个镇随行，以防不测。

临行前，军乐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荫昌哼着《战太平》的小曲，拿着身板架势上了火车。

列车正待启动，站长忽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莅临恭送。

盛宣怀跟荫昌略事寒暄，打开一张汉阳地图，指出汉阳铁厂的方位，道：“如汉阳铁厂少受损失，”盛宣怀将胸膛拍得贼响，“本大臣即赏银十万。”

荫昌表示心领神会。

列车启动后，盛宣怀仍不放心，凑到车窗跟前提醒道：“适所言，勿忘。”荫昌大大咧咧道：“你备款就是了。”

俩人暧昧的举动被站台上的中外记者看在眼里。狗仔队将听到的只言片语解读为“荫昌南下，而军饷不足”。新闻越炒越离谱，直接导致各地的大清银行发生挤兑，让本来就濒临破产的清廷财政雪上加霜。

冯国璋的部队早已开到前线，跟革命军交上了火。荫昌却磨磨蹭蹭地往前挪，多走一步都像要了他的命似的。好不容易进了湖北，却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架起机枪大炮，层层重兵环绕。列车前后各接一车头，随时准备逃命。

一天，卫兵发现远处走来一大群人，立刻报告荫昌。

荫昌想都不想，下令开车。一个参谋自作主张地下去看了看，发现只是一些农妇到地里收棉花。

如此酒囊饭袋亦能身居高位，清廷不亡，是无天理。

项城之野望

三年前为报兄（光绪）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载沣，此刻已连续失眠一周了。几天前，内阁大臣那桐严肃地警告他：“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载沣开始后悔当年听从张之洞的劝诫，放了袁世凯一条生路，仅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若当时狠下心来斩草除根，袁世凯就没有机会因闲居而坐养民望，以至天下有变，各方势力都认为收拾残局的人选“非袁莫属”。

然而，从现实出发，载沣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陆军最精锐的北洋六镇，早已成为袁的私家军队。

向现实低头的载沣接受了跟袁世凯私交颇好的庆亲王奕劻的建议，派出了另一个重量级的内阁大臣——徐世昌（1855—1939）。

10月20日的养寿园显得颇为冷清，袁世凯刻意屏退了众人，单独迎接徐世昌。

“菊人兄别来无恙！”

徐世昌笑道：“来之前，庆王拉着我的手说‘袁慰庭是个好人’，我说‘是，只是比坏人更坏！’”

袁世凯也笑了：“知我者，菊人兄也。”

徐世昌正色道：“若非你我相交得早，恐怕我也难以尽知啊！”

徐世昌的思绪回到了三十年前。

那是一个和风熏柳、花香醉人的下午，在河南淮宁县县衙当书吏的徐世昌百无聊赖，听说附近有一座已故兵部侍郎袁甲三的祠堂，风景秀丽，遂往游览。

在袁甲三的墓碑前，徐世昌看见一个少年的背影。他跪在地上，一边烧纸，一边哽咽道：“叔爷爷，孙儿今天才明白，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孙儿将以前做的诗文付之一炬，下定决心不再自困于笔砚之间，荒度光阴，而要学您效命疆场，建功立业！”

徐世昌和袁世凯一见如故，聊了很久。他惊讶地发现，袁世凯的大脑袋里装着各种自己闻所未闻的想法。

比如，袁大头认为中国其实是一座封闭式赌场，里面的人都在投机。有钱的大投机，没钱的小投机，身无分文的卖血卖肉也要投机，都指望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无他，只因这是赌场的生存哲学。

赌场的唯一法则是丛林法则，道德、法律、理想、爱情，在这里统统是浮云。但天朝特色还是有的，利益的表面总要盖上一层人情的餐巾，据说这项悠久的传统源自于汉朝。

自从耻于言利的董仲舒放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豪言后，许多人就养成了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习惯。

于是，人情是假的，逐利是真的。利益恒久远，演技永流传。

所有的赌棍都经历过理想破灭的时刻，心头滴血的疼痛，也曾激起过反抗的闪念，却被场子里戴着墨镜西装革履的彪形大汉给吓退，别无选择后只能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投机的浪潮中。

公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不是绝对的；但不公，却在这座赌场准确无误屡试不爽地实现了。

理想已死，真爱已绝，遁入虚无，一心投机？不，即使这已成为所有人的宿命，也绝不是袁大头的选择。

黑黑黑，黑到最后就是黎明。什么仁爱兼爱，什么有为无为，什么格物致知，什么知行合一，我只要两个字，亡清！当所有的希望都已变成绝望，你敢不敢将人生变成一局棋来赌？！

如此心迹，袁世凯只向视为大哥的徐世昌袒露过。而徐世昌则很少跟袁世凯臧否时局，因为他记得早年大头向他表达过一个观点：对于恶政府而言，讨论它有多恶为什么恶怎么才能不恶等等，都是毫无意义的。

唯一有意义的是：如何终结一个恶政府。

相比于发动群氓起义，袁世凯更乐意亲手杀死恶政府，再闭上眼睛嗅一嗅剑身上的血腥味。

那将是何等极致的快感！

无视群氓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突出体现了“两暴文化”。一个暴君，一个暴民，轮流坐庄。顺民被暴政盘剥得太厉害，就会变成暴民，揭竿而起，取暴君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久，蜕变为暴君，进入下一个轮回。

穿上龙袍即暴君，脱下龙袍是暴民，骨子里都一样，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起义口号喊得再响亮，也不代表暴民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历代亡国之君，非亡于无德，而亡于无能，以至于官僚体系失控，土地兼并、财政赤字，最后政治经济全面崩溃。

同样身处黑色世界的徐世昌，遵循的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生活态度。情顺万物而不应物，一切顺势而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袁世凯的目标表示不解，直到一天，提起这个问题时，袁世凯表明了心迹：

这的确是空前的挑战。但少了它，人生将是何等的空虚啊！

徐世昌明白了。此事无关立场无关良知无关道义无关生前身后名，亡清的意义就是亡清本身。

这是袁世凯的游戏，早已深深嵌入他的生命。这是一款需要献祭的游戏，殉道者的幸福不在结果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