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跑倒计时

太平洋。

轮船上的吴玉章激动莫名。这个后来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党员此刻并没有忘记自己农民的身份。能争取到留学日本的机会，对他而言可谓欣喜若狂。

农二代吴玉章在船上结识了富二代邓孝可。

那个年代虽说腐朽，但还是孕育着希望。无论啥二代，都不至于太二，多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纯粹的追求。

吴玉章与邓孝可一见如故，相约到日本后一起去拜访梁启超。

结果，下船分别后，邓孝可马上跑到横滨拜在梁启超门下，而吴玉章则加入了同盟会，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按照阶级决定立场的论调，张謇算是邓孝可这拨人里的代表。

大生纱厂的创办和成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文人经商此后不再惊世骇俗，反倒成为常态。

另一个状元陆润庠随即宣布下海；光绪帝师孙家鼐也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

个人声望如日中天的张謇被商部任命为“头等顾问官”，俨然商界领袖。

不管意见领袖还是别的领袖，心系粉丝才是王道。在这一点上，张謇堪称模范领袖。

他不好好做生意，却以推动立宪为己任。写了封信吹捧袁世凯，说当年在朝鲜时小看了您，现在才发现足下是和大久保利通一样伟岸的人物。

大久保人称“东洋俾斯麦”，是明治维新的头号政治家。虽已作古，但在日本的地位比伊藤博文还高。

张謇给大头戴高帽有两个目的。第一，希望他扛起体制内立宪派的大旗；第二，跟他们这帮体制外解决了小康问题、谋求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合作，共同推手立宪。

袁世凯接信，大喜过望——搞定了张謇，就搞定了体制外的实力派。

他当即回信道：“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大头言出必行。1905年7月2日，同张之洞和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慈禧实行立宪政体。

不敢低估天朝无耻程度的袁世凯给足了清廷缓冲的时间：十二年。

要知道十二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连马列主义都送来了。而事实上朝廷的阳寿只剩下一半时间，六年。

一个月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90％的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在念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后，孙文一边同会员握手一边道贺：“恭喜你，已非清朝人矣！”

散场时，室内木板倒塌，声如裂帛，孙文开玩笑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其实，站在慈禧的角度，立宪未必一无是处。

首先，立宪已成热点话题，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无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其次，立宪可以收获民望，缓解内忧外患，把骑墙派从革命党的家门口拉回来；

最后，又不是现在立。十二年后慈禧都入土为安了，如果光绪接班，在宪法的限制下，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自己进行身后清算，挫骨扬灰。

这么一想，慈禧突然觉得立个宪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旨在研究各国体制的考察政治馆成立，馆员多是袁世凯幕中的日本留学生，如章宗祥、曹汝霖。

对立宪的态度，体制内可分为速行、缓行和反对三派。

速行君宪论者多为驻外使臣，如驻法公使孙宝琦、驻俄公使胡惟德，以及谋求扩权的地方督抚，如袁世凯、李经羲；

缓行君宪论者成分比较复杂。有纯粹为了对抗庆袁集团的，如瞿鸿禨、铁良；有真心觉得事缓则圆的，如孙家鼐；有深知立宪乃大势所趋，终不可逆，但美国那边移民手续还没办妥，想拖一拖装睡的，如陈夔龙。

最二的是反对派，基本集中在都察院，如胡思敬。钱也没捞着，整天跟看门恶犬似的乱吠，不仅为群众所不齿，亦时遭权贵暗地里耻笑。

更搞的是，反对派为了论证没有行宪的必要，把中国硬扯成“立宪之祖国”。附会说古代“贤能、奸恶皆载之于书”是人民有言论自由，“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割草打柴之人）”是人民有议政之权。

幸好慈禧不傻，要眼见为实，派出四十人的出洋考察团，以五大臣领队（载泽、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

镇国公载泽是慈禧的侄女婿，史称“幼而通敏，强于记忆”，被太后视为亲贵子弟中可以培育的好苗子。

端方（1861—1911）则是庚子后屈指可数的有头脑的满族大员。作为袁世凯的政治密友，他热心立宪，主张改革，又颇好金石书画，时人誉之为“有学有术”。

在湖南巡抚任上，端方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为了推动新式教育，还将各府县送上来的红包全数退回，命地方用这笔钱选派学生出洋深造，一时传为美谈。

世间恩怨，如丝如茧

没承想，给五大臣送行的礼炮竟是革命党的人肉炸弹。

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

上午九点过，五大臣登上了火车。载泽、徐世昌和绍英坐在前面的车厢，戴鸿慈与端方坐在后面。他们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群告别。

火车一声长啸，缓缓启动。

突然，但闻“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震得左摇又晃。随即，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颗炸弹爆炸了。

人群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清兵匆忙赶来，登上车厢后发现除绍英伤势较重外，其余四人均无大碍。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调查人员在车厢中部发现一具尸体，衣袋里的名片上写着“吴樾”二字。

由于离炸弹最近，刺客胸腹俱裂，手足皆断，当场身亡。

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吴樾可谓官逼民反的典型，生生被清政府从知识青年改造成了特攻队。

走上不归路的吴樾很快找到了组织：光复会。

这个组织口号响亮（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一批杰出人才，一些会员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但整体上看，讲求身体力行根本瞧不起演说家孙文。

历史证明，光复会的确是一所催人成长的大学校，能把文质彬彬的蔡元培也塑造成精通暗杀的“恐怖分子”。

他首先想到的是投毒。弄来一只猫，喂食自己调制的氰酸。望着四脚朝天的猫，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打算将之改为固态。

在改进中，又深感其实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在女校特别注重讲授化学课，因为在他看来，女人实施暗杀比男子更为隐蔽。

组织的洗脑让吴樾了解到排满之道有两条，暗杀与革命：

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即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对清廷作出的立宪姿态，吴樾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苟延残喘、粉饰太平罢了。

临行前，他与同乡陈独秀密谋于芜湖的一座小楼之上，两人为争刺杀任务扭成一团。

吴樾：“舍命拼死与艰难缔造，哪个更容易？”

陈独秀：“自是前者易，后者难。”

吴樾：“既如此，我为易，留难者以待君。”

虽说悲壮，但毕竟暗杀未遂。若真能炸死两个，便可同徐锡麟比肩齐名了。

吴樾之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

趁京师惶恐，慈禧惊惧，大头顺势而为，提出在中央设立巡警部，建设警察队伍，加强京畿治安。

慈禧准奏。

于是，以原兵部侍郎徐世昌为部长、赵秉钧为侍郎的巡警部正式对外办公。

袁世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克格勃”。

爆炸并没有动摇清廷尝试宪政的决心。

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李盛铎代替徐世昌与绍英，考察团分两路启程，历时八个月，走访十多国。

却还是对宪政说不出个所以然。

幸亏随员熊希龄早有预料，抵达日本时，暗中帮五大臣找好了考察报告的枪手——朝廷钦犯梁启超和新左派杨度。

被王闿运视为衣钵传人的杨度少年得志、聪慧绝伦，首届经济特科名列第二，考完便不顾其师劝阻，东渡日本，潜心研究各国宪政。

在东京法政大学，同窗汪精卫将杨度介绍给了孙文。

孙几次想拉他入伙，两人曾“辩论终日”，最后杨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事成后，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事成后，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

为回报孙文的相惜之情，杨度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引荐给了他——黄兴。

别过革命党，杨度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走到一起，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广为传颂。

不久，《金铁主义》面世。金者，对内以工商立国，保护民权；铁者，对外以军事强国，巩固国权。自此，杨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新左的领军人物。

东京。

熊希龄对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卷子必须在其回国时交到。”

于是，杨度的《实施宪政程序》和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新鲜出炉。

与此同时，载泽和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知无不言的长谈，并获赠签名版伊著《宪法义解》，成为出访团里对宪政最具感性认识的大臣。

事实证明，有些话，只能由皇族来讲。

回国后，载泽跪在慈禧面前，泣血力陈，说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因此，立宪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见太后颇有所动，载泽趁热打铁，鼓吹立宪有三大好：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其实，慈禧更感兴趣的是他密折中提到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预备立宪”：

今日宣布立宪，可以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再加上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几度痛陈“若不及早图之，国事不堪设想”“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慈禧终于宣示内外，预备立宪。

在这道由袁世凯草拟、瞿鸿禨润笔的懿旨中，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揭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瞿鸿禨发力

五大臣回国才一个月，朝廷便向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又开始普天同庆。

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开设政闻社，一呼百应，群起而效。

《泰晤士报》也不吝赞美：“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们奔走呼号。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

大头却并不乐观。

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

宪法一经颁布，则垂之万世，无论君民，皆须遵守；议会监督君主，弹劾内阁，代表民间的制衡力量。

然而，对写在纸上的规则，国人向来缺乏敬意。可以想见，即使宪法的说辞冠冕堂皇，最后还是会在执行中流于空谈。

议会就更理想主义了。要让习惯了绝对权力的天朝官员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议员的质问，而不是将其改造得不伦不类，决非一日之功。

因此，眼下操作性最强、最有实际意义之事乃是请开责任内阁。

多了“责任”二字，便和早已沦为装饰的传统内阁大相径庭。

说白了，军机处不过是个秘书班子，唯一的职责便是交办皇帝的旨意。因此，军机大臣名位虽尊（正一品），反倒不如实权在握的地方督抚有所建树。

而责任内阁却大为不同，将权力下移到内阁总理，各部、各省的奏章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形成决议后呈递给皇帝批准。

这还是实君立宪，虚君立宪更不给面子，决议压根儿不给皇帝看，直接下达，君主成了形式上的象征，比如当代的英国。

可见，奏请开责任内阁完全是与虎谋皮、触犯逆鳞的高危行为，袁世凯却迎难而上，连总理和两个副总理的人选都想好了（奕劻，瞿鸿禨和徐世昌），何也？

通常的说法是，戊戌年跟皇帝结下的梁子让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殡天、光绪即位，自己将遭遇不测。于是，借责任内阁潜移君权，弭祸于未萌。

倒也不是信口雌黄，毕竟大头的家信里就有“若将来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的原话。

问题是，历史要真如历史剧一般爱憎分明，于正也不会挨骂了。

袁世凯自保不假，但究其原因，却是“改良思想深入脑髓，亡清之志从来不坠”的结果，而非稗官野史演绎的那般儿戏。

胡思敬曾以痛彻心扉的总结“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反证了大头在推翻腐朽势力上所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瞿鸿禨深藏不露，极少公开发表意见，袁世凯竟一直没能觉察这个潜在的危险。

起初，对这一扶摇直上的御前新贵，大头始终热心结纳，还通过徐世昌带话，想和他结为兄弟。

瞿鸿禨当场拒绝，说自己平生没有拜把子的习惯。

袁世凯也不恼，在瞿鸿禨的儿子结婚时，让北洋公所奉送八百金的贺仪。

结果仍遭回绝。

即便如此，大头也未多想，觉得无非是文人的故作姿态。

其实，他忘了一句老话：会叫的狗不咬人。

官制改革在奕劻、孙家鼐和瞿鸿禨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编制馆也在朗润园（今北大校园内）挂牌办公。

十几个会同协商的编纂官不是军机大臣，就是各部尚书，只有袁世凯一个地方督抚，屈居末位。

结果就数他跳得高，嗓门大，力主裁撤军机处，把责任内阁夸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使君主端拱于上，不劳而治。

瞿鸿禨冷眼旁观。

作为晚清版海瑞，瞿大人的政见非常纯粹：扳倒奕劻，扳倒奕劻，扳倒奕劻……

可捞足了银子的奕劻不但岿然不动，还借着立宪的东风，成了万民仰戴的改良旗手、政治明星——恨意盎然的瞿鸿禨只好找来御史赵炳麟帮忙。

赵御史本是铁杆立宪派，写过《防乱论》进呈光绪，呼吁行宪。但共同的敌人让他选择跟瞿鸿禨站到一起，反对由庆袁主导的宪政改革。

转型之复杂再次凸显：体制的变动，意味着权力的重组与利益的分配，由此引发的剧烈斗争，可以让再崇高的政治理想也瞬间黯然无光。

对宪政的深入研究令赵炳麟的折子招招致命：

首先，值此议院尚未成立、行政无以监督之际请开责任内阁，是赤裸裸地用“大臣专制”代替“君主专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即便要开，内阁总理也不能兼管陆军和海军。政权、兵权不可混合；

最后，内阁大臣限定任期，三年一任。再人心所系，万众推戴，人民的大救星，国家的及时雨，也不得连任三届。

句句说到心坎上，慈禧览奏，若有所思。

政争朗润园

朗润园的秋天风景宜人，祥和干净，而在此举行的史称“丙午改制”的会议却刀光剑影。

奕劻先定调子：

立宪有利无弊，是人心所向。若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颇有亡清在此一举之势，对立宪前面加的“预备”二字发难道：“等把一切准备好再立宪，恐怕什么都晚了。”

光绪的亲弟弟、荣禄的女婿、后来的摄政王载沣死死地盯着大头，目光如炬。

孙家鼐和瞿鸿禨相继发表了一通立宪虽好，但应缓办的废话。铁良坐不住了，对着袁世凯喷道：“你所谓的立宪，根本就同立宪的宗旨不合。”

于是，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到敏感话题上：责任内阁和军机处的存废。

在场的军机大臣，除了领班奕劻，全都视大头为砸其饭碗的灾星。

因此，袁世凯绝口不提军机处，只说责任内阁“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简直就是埋头苦干的劳模，宠辱不惊的典范，自己当“以死相争”。

载沣爆炸了，反唇相讥道：“让军机大臣卷铺盖回家？你怎么不说让皇上也靠边站！这样目无君上的话，也只有你袁慰庭说得出口！”

“此乃君主立宪国的通例，非在下信口开河。”袁世凯毫不示弱。

“袁慰庭，你——”载沣盛怒之下，竟将腰间的手枪拔了出来。

尽管众人好言相劝，终未酿成恶果，但袁世凯深知，同载沣之间的裂痕，永远无法弥补了。

朗润园的剑拔弩张让大头目睹了亲贵中少壮派的崛起。

但轻言放弃从来就不是袁世凯的风格。他没有忘记对张謇的允诺，对上天的许诺，对丁戊奇荒中那死去的一个个孩子的郑重承诺。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件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上，他打定主意：再难，也要扛起担子。

于是，袁世凯放言恐吓这帮喜欢开历史倒车的太子党：“有敢阻挠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的确合乎逻辑。吴樾为了阻碍清廷考察宪政都自爆了，照样螳臂当车，死了白死。年轻气盛的亲贵，拿个手枪就想吓唬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袁世凯，岂非班门弄斧？

然而，大头的反击却不能以载沣为靶心，原因很简单：太子党在政治上具有先天优势，最高领导人不发话，永远不会垮。

袁世凯只好将炮口对准铁良，称其“揽权欺君”，是实施新政的绊脚石。

太子党迅速反扑，组织水军发帖。

有预测未来型：责任内阁将造就一批鳌拜和年羹尧，形成太阿倒持的局面。

有谈古论今型：君主称孤道寡，昔居其名，今受其实。

再加上袁世凯“遣散宦官”的提议得罪了曾经的政治盟友李莲英，庆袁集团顿时险象环生。

其实，重用二十出头的载沣，本身就体现了慈禧对庆袁的防备和制衡。而袁世凯在立宪一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竟连“预备”都等不及，已然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一日，大头入宫参见，慈禧问道：“官制改革，何以久未定稿？”

袁世凯回禀说：“意见分歧，不易一致。”

岂料，慈禧冷笑着来了一句：“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

袁世凯一阵眩晕，腿软得几乎站不起来。

统治者，像天平，左右摇摆，反复权衡。起了猜忌之心的慈禧抛出一条“五个不准搞”（五不议），规定官制改革中，军机处、内务府、翰林院和太监事、八旗事不议。

一个月后，奕劻呈上了精心雕琢的改革方案。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顽强的责任内阁。奕劻只字未提军机处，只铆足了劲夸责任内阁是“采邻国之良规，复圣明之旧制”。

慈禧不听他忽悠，直接跳到第二项：专职专任。

这也是流弊已久的痼疾了。

一方面都往体制内挤，权贵的七大姑八大姨恨不得全给安排了，结果人浮于事，机关臃肿，一个部有满汉尚书两位、左右侍郎四人，总计六个堂官，出了事都不知道该找谁盖章。

另一方面，有能力的人又往死里用。以袁世凯为例，身上压着十几项兼差，精力不济的，早就过劳死了，还不算工伤。

所以，专职专任限定了一部一尚书、两侍郎，实行一长负责制。一把手拍板，一把手担责。

对此，慈禧欣然批准。

第三项是增改六部，将其扩充为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十一个部门：外务部、陆军部（前身兵部）、吏部、法部（前身刑部）、民政部（前身巡警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前身户部）、邮传部（前身工部）、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专管祭祀）、理藩部（前身理藩院）和学部。

此外，都察院保留，大理寺升格为大理院（最高法院），再加上新设的审计院（最高审计机关）和资政院（最高民意机关，体验版议会），合称“四院”。

慈禧还是批准。

表面上看，除了责任内阁，其他两项都顺利通过，貌似也有进步。

实则不然。

袁世凯最初的设想很完备：责任内阁和十一个部共同组成中央职能部门，掌行政权；四院不受内阁节制，大理院掌司法权，资政院掌立法权，都察院和审计院掌监督权。由此四权分立，彼此牵制，尽善尽美。

而现在责任内阁不批，所有部院仍置于军机处之下，事实上还是君主专制。

更倒行逆施的是，为了削弱庆袁，扶持太子党，慈禧借官制改革，默默地将高层大换血，换出了一个汉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席位的反动局面。

十一个部门，庆袁集团只捞到三个尚书：外务部（奕劻）、民政部（徐世昌）和农工商部（奕劻长子载振）。而要害的陆军部，尚书则是铁良。

袁世凯心有不甘，联合端方等坚持前议，飞蛾扑火般决绝道：“改旨之旨不下，则不能出京。”

那一刻，以张謇为代表的民间立宪派，无不泪眼蒙眬地望着北京：满清立国以来，在造福商民、推动历史上，能做到袁世凯这种程度的，试问有几人？

潜驭群臣

慈禧见袁世凯不死心，决定狠狠地敲打一下。

军机会议上，她将一道参劾“疆臣揽权（袁世凯），庸臣误国（奕劻）”的折子遍示群臣。

奕劻脸色惨白。

军机们纷纷叩头，说圣明无过皇太后，赶紧把袁世凯这个成天想废军机处的孽障给革职查办了吧！

慈禧满意道：“呵呵，这又何必呢？”

然后把折子收了起来，默默离开。

老油条们心领神会，发动言官交相弹劾，以日均几十次的狂骂让大头体验了什么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慈禧顺势严斥了袁世凯，迫使他恨恨地回到天津。

整个冬天，大头都宅在家中，拒绝见客。忧谗畏讥的他知雄守雌，试探性地上了两道折子，一封请辞各项兼差，一封主动提出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给陆军部统辖。

慈禧在其奏折上批了几句宽慰的话，允其所请。

当晚，袁世凯彻夜无眠。

要知道，以前几次三番地玩类似的把戏，朝廷死活都不答应，完全一副“离了袁世凯，地球都不转”的架势。

辞掉的兼差里，掌管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的两项尤其令人眼红。

两大国企，是当时造钱速度最快的机器，最早在盛宣怀囊中。

李鸿章死后，失去保护伞的盛宣怀开始感到“怀璧其罪”的压力。

财政困难的清廷一直在打轮电二局的主意。正巧盛宣怀因其父病逝，必须回乡丁忧，朝廷便拟派万年不倒的张翼接管这两棵摇钱树，归入户部。

盛宣怀困兽犹斗，找到袁世凯，希望他能代为托管两局，撑到自己复出时。

虽然二人交情不浅，但这个不情之请还是显得太离奇了。彼时袁世凯刚任直督，正缺钱花，便借机将两局抢了过来。

其实，轮电都是李鸿章在北洋任上一手创建的，现在重归北洋，也算合情合理。

但盛宣怀不这么看。他觉得袁世凯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落井下石，是十足的小人。从此反目成仇，视为政敌。

问题是袁世凯也没高兴几天。因为在丙午改制中落败，两只下金蛋的鸡便被迫拱手相让，划给了邮传部。

瞿鸿禨见状，乘胜追击，想一鼓作气荡平庆袁。

善玩平衡的慈禧则不作此想。

她很欣赏袁世凯的办事能力。地动山摇的满清王朝可以少几个耍笔杆子的，却离不开大头的鼎力支持。

因此，即便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他仍是五年前两宫回銮时慈禧口中“母子是赖”的股肱重臣。

为表安抚，慈禧将其长子袁克定从一抓一大把的候补道实授为农工商部参议（相当于改制前的郎中）。

而且，几乎每日都有赏赐，或珍玩、或食物，并命他不必具折谢恩。

袁世凯也时时进贡物品，差役往来传达，熟络得跟一家人似的。

一日，慈禧将咸丰帝用过的犀带（饰有犀角的腰带）扣赏给了大头。

如此厚爱，自当派专差回礼。

慈禧问专差道：“前几天给袁世凯的带扣他喜欢吗？可有佩戴？”

专差跟随大头多年，颇为机警，答道：“大人感激太后的恩典，但因此物系先帝御用，不敢造次，已钉在帽子上戴着。”

慈禧点头道：“袁世凯很知礼。”

专差回禀时，大头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将带扣缀于帽上。

由于尺寸过大，很不协调。宾客来访时，见他佩戴此帽，无不暗自偷笑。

袁世凯算是看明白了，慈禧对自己始终是寓防于用，不能尽信。既如此，何不趁现在形势有利于己，多做两笔交易？

心念及此，他奏请朝廷：开放边禁，设立东三省。

满清入关后，将白山黑水的东北平原视作龙兴之地，严禁汉人出关（山海关）垦荒和采猎。

于是，满洲成了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由几个将军驻守治理。

“闭关”在人类环境保护史上是一次大胆的实验。二百年荒无人烟，使广袤的土地植被遍布，物产丰盛。

但对于国防事业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日俄战争后，袁世凯援引门户开放政策，在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导致日本除了接管原先俄国在南满的权利外，没占到更多的便宜。

日军在战争中伤亡几十万，以其锱铢必较的传统，显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打发了。

只是由于国力耗尽，不得不暂且蛰伏。

然而，日本从未停止延伸其触角，俄国休养生息，也保不准哪天卷土重来，东北必须找到一条标本兼治的办法。

慈禧接受了袁世凯的提议，宣布东北正式建省，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一巡抚——如同三沙市的成立，目的是遏阻邻国瓜分的脚步。

总督人选，善搞平衡的慈禧准备照顾一下庆袁。于是，两个名字浮上心头：载振和徐世昌。

当年回銮，袁世凯力荐徐世昌，乃召见问话。

见其仪表端凝，奏对明晰，慈禧大喜，下朝即对左右道：“像徐世昌这样的人，足以接替李鸿章了。”

纵使能接替曾国藩，她仍然希望是个满人。

可惜，载振爵位虽崇（贝子），但年仅三十，历练不够，在中央当个部长已极为勉强，真要出掌一方，恐力有不逮。

更麻烦的是，载振好色，是天上人间的贵宾，烟花巷陌的常客。为此，没少被巡城御史参劾。

放心不下的慈禧特命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视察，一来做做调研，二来考验试炼。

结果就试出了事。

丁未政潮

路过天津时，袁世凯在督署设宴接风，直隶巡警道段芝贵作陪。

通晓日语的段道台素善察言观色，日俄战争时曾被袁世凯派到前线搞地下工作，机智干练。

因对东北情况熟悉，段芝贵颇想谋任其中一省之封疆，袁世凯也表示愿意助力。

可惜，道台和巡抚隔着三级。依照常规，段芝贵必须按部就班地把按察使和布政使当完，才有可能提巡抚。

然而，生在中国，不就是为了体验走捷径的乐趣吗？

席间，笙管齐鸣，丝竹悠扬。以出演《拾玉镯》等言情戏而闻名的歌妓杨翠喜袅袅而出，顾盼生姿。

杨翠喜的姿色，连李叔同（弘一法师）都为之神魂颠倒。眼波流转中，一颦一笑间，竟把阅人无数的载振给看呆了。

段芝贵自然捕捉到了这一细节，下来后立刻赶到大观园戏馆，花一万多两白银替杨翠喜赎身，养在金屋。

待载、徐考察结束，回京再次路过天津时，段芝贵即以翠喜献上。载振大喜而纳之。

三省巡抚的名单，庆袁拟定后，获得了慈禧的批准。

唐绍仪署理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

上谕一下，举朝哗然。

瞿鸿禨阴冷的目光跃过红墙，望向宫外。

1907年春，北京市民发现街头开始热卖一份名为《京报》的期刊。

这份类似《参考消息》的小册子经常刊登一些官场猛料，矛头大多直指奕劻，甚至公然质问其“当国数年，上答祖宗者何事？仰慰慈圣者何方？”

读者无不浮想联翩：这背景得硬到什么程度，才敢如此抨击国家领导人？

只有体制内的略知一二：《京报》负责人汪康年的后台是瞿鸿禨。

打开市场的《京报》狂飙突进，先是痛斥奕劻借过寿大肆敛财，又刊登了赵启霖披露的载振和段芝贵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一时间满城风雨。

赵启霖和另外两个御史赵炳麟、江春霖好论时政、激扬清浊，时人戏称为“三霖公司”。

该公司常年向国有垄断企业“庆记公司”发起挑战。而这次在瞿鸿禨的操纵下，更是把段芝贵向载振进献歌妓、谋取巡抚之职的独家内幕抖了出来，不仅扇了奕劻一巴掌，也让朝廷颜面无光。

先是慈禧震怒，罢免段芝贵，派载沣和孙家鼐彻查此事。

庆府速度更快，早就秘送杨翠喜回津，把相关人员的证词串通好，以应付调查。

等“办案组”进驻天津，一切早已布置就绪，了无痕迹。

孙家鼐只好出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案报告。

对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坊间自然不满，但孙家鼐作为咸丰朝的状元，工龄五十年，什么破事烂事没见过，绝非“昏庸”二字可以概括。

私下里，他向人解释道：

今日之事，惩治庆王，圈禁其子，博个舆论欢欣鼓舞，十分容易。但奕劻是亲王，非翁同龢可比，没有借口令他出京，于是仍可被召见，出入内廷如故。袁世凯控制着北洋，随时能助奕劻翻盘，更可乘机打压排斥异己，试问谁能自保善后？

由此可见，不管你是玩权术比下线，还是秀世故拼无耻，一切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赵启霖因风闻言事被朝廷开缺，庆府也自伤八百——为堵哓哓众口，奕劻让载振上疏请辞一切职务。

辞呈出自杨士琦之手，可谓生花妙笔：

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占据高位）有难安之隐。

素喜各打五十大板的慈禧自然乐得同意，并将东三省总督一职给了徐世昌。

庆袁损失两大干将，却仍无宁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接过大棒，继续开喷。

梁鼎芬是张之洞的首席智囊，但这次发作与幕主无关，乃个人行为。

也不奇怪。当年刚考上进士，翰林院编修的位子还没坐热，就敢炮轰李鸿章，被慈禧连贬五级，降为太常寺司乐（从九品）。

梁鼎芬觉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自刻一方“年二十七罢官”的印章，愤而辞官。

最搞笑的是，离京前，梁鼎芬把自己的老婆托付给翁门六子之一的文廷式。

梁、文原本亲密无间，由于身材差不多，连衣服都经常换着穿，被大家视作一对好基友。

结果，梁鼎芬走了没多久，文廷式就跟梁夫人勾搭到一起，滚上了床。

更奇葩的是，当外界开始风传梁鼎芬有性功能障碍时，他居然淡定地对朋友道：“有子万事足，无妻一身轻。”

顶着绿帽子，梁鼎芬走进了张之洞的幕府。

有一类人，平日里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但因找对了能改写其命运的伯乐，脾性相投，专心侍奉，也能青云直上。

梁鼎芬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张之洞就喜欢这种四体不勤高谈阔论的名士，把新政都交给梁鼎芬办。

结果办出一幕幕闹剧。

以巡警为例。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梁大人得以发挥其贫乏的想象力，设计出一套惊为天人的制服：红帽绿裤。

让穿着如此行为艺术的一帮人上街执法，不知道的还以为张艺谋在拍《三枪》——莫非梁大人下的是一盘文化强省的大棋？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喜欢搞形式主义的空谈家，批起袁世凯来却杀机毕现，可见蓄谋已久：

直隶总督袁世凯，少不读书，专好驰马试剑，雄才大志，瞻瞩不凡。

上来先夸一夸，搞得跟《清史·袁世凯传》似的。

接着笔锋一转，成了《捌周刊》记者，开八其如何勾结奕劻，将朝廷办成了“庆记官帽有限责任公司”。

当然，梁鼎芬也清楚，不把袁世凯“打造”成威胁慈禧统治的权臣，别说勾结奕劻，便是勾结外星人，也一样毫发无伤。

于是，开始了其处心积虑的抹黑之旅。

声名至劣之唐绍仪，胆大无耻之杨士琦，皆袁世凯之私交也。

这就指鹿为马了。

唐绍仪是人尽皆知的好好先生，还声名至劣，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至于杨士琦，从未深入了解的梁鼎芬就更没有发言权了。

作为袁世凯的高级公关，外人都觉得杨士琦不学无术，圆滑多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搞潜规则之余，不事交游，不苟言笑，终日宅在家里看书，工于诗文，满腹经纶，连成天跟袁世凯过不去的民国记者黄远生，也由衷地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

如果说行贿是一件上不得台面的俗事，那么一经杨士琦之手，也变得高妙了许多。

再深入挖掘不难发现，杨士琦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深入灵魂的绝望。

梁鼎芬成天骂骂咧咧最多只是失望，真正的绝望好比爱情已死的甄嬛，笑里藏刀，横扫六宫，最终含笑说死雍正。

生活逼你当流氓，一个快乐的流氓。

认真你就输了。

梁鼎芬继续较真：

汉末曹操，一世之雄，当其为汉臣时，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汉者，操也。晋末刘裕，才与操埒（liè，相当），当其北伐时，亦有大功于天下，不知篡晋者，裕也。前者微臣来京赐对时，亲闻皇太后皇上称，“《资治通鉴》其书甚好，时时阅看。”今此两朝之事，治乱兴亡，粲然具陈，开卷可得也。

梁鼎芬把袁世凯定位于图谋篡位的枭雄，方向没错，但因用力过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反而效果不佳。

况且，庆袁是推荐了不少人，但归根结底拍板任用的是慈禧。把这帮人说得如此不堪，等于指着太后的鼻子骂她无识人之明。

因此，骂疏被留中不发。

梁鼎芬方舟子附身，再三再四地上折狂骂，大有不把庆袁拉下马，这日子就不过了的趋势。

慈禧烦了，批复道：“沽名钓誉，肆意弹劾，著传旨申饬。”

保守派有时会玩儿悲壮，以玉石俱焚的姿态来博取同情。

梁鼎芬任武昌知府期间，俄国行将吞并东北，学生们停课聚会，开展拒俄运动。

对这样的爱国运动，脑子里只有维稳的梁知府竟然大放厥词道：

尔等只应用功读书，以图上进，这些与己无关的事管他作甚？即使把东三省送给俄人，亦无须尔等干预！

……

岑官屠上京

瞿鸿禨看明白了：这样搞是搞不垮庆袁的。

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

两广总督岑春煊。

作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煊从小狂傲不羁，是时人口中的“京城三少”之一。

整天傻玩的结果就是成绩不好，以至于乡试时请人捉刀才混了个举人身份。

岑毓英倒在工作岗位上后，朝廷为表体恤，授予岑春煊五品京衔。

混到庚子国变前，外放为甘肃布政使。

机遇来了。

当时，两宫逃难团坐着清真寺给的大车离开昌平，驶入直隶省宣化府境内。

岑春煊得知后，二话不说，带着两千兵丁，跋山涉水赶至怀来迎驾。

狼狈出逃的慈禧见到这支毫无战斗力可言，却足以壮胆增势的人马，顿感心安。

岑春煊召对车旁，伏地而泣，誓言以死报国。慈禧大为感动，令其护驾。

于是，每至夜阑，慈禧酣睡之际，人们总能看见岑春煊带刀守卫于门外的身影。如此感人的场景，一直持续到銮驾抵达西安。

更重要的是，岑春煊一路都在给逃难团筹措生活必需品，这一临时性的职务叫“督办粮台”。

本来差使是落在怀来县令吴永身上的，但他无兵无饷，怕把事搞砸了，便通过李莲英直接面见慈禧，陈请道：

蒙恩派臣为粮台，本应竭犬马之劳，惟臣官仅知县，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于体制多有不便。现有甘肃藩司岑春煊，官职较崇，向各省催饷系属平行。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为督办粮台，臣改作会办。

慈禧一边吸水烟，一边道：“你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

吴永的动作引起随驾军机们的不满。须知，四品以下官员根本没有面圣的权利，区区一个七品县令，竟敢绕过军机大臣，径直上奏，虽在非常时期，还是扫了大佬们的颜面。

王文韶就不满道：“尔保岑三（岑春煊排行老三），亦须向我等商量，哪有径自陈奏的道理？此人苗性尚未退尽（岑母是苗族人），如何能干此正事？”

王大人多虑了。

岑春煊粗中有细，把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成了慈禧眼中的板荡诚臣，仕途一路畅通，从巡抚一直做到总督。

每至一地，岑春煊都要发起一轮反贪风暴，不吹落几十顶乌纱，都不想去衙门上班。久之，被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为“官屠”。

岑春煊阔少出身，从小便不缺钱，没有任何经济问题。由此可见，反腐的决心和主政者的清廉指数成正相关。当然，在暗藏杀机的天朝官场，反腐也是需要技巧的。岑春煊的技巧是把美名都落到慈禧头上，让草民以为自己是奉旨反贪，两头卖好。

慈禧一高兴，就把“太子太保”的头衔赐给他。从此，与袁世凯并称“晚清两宫保”。

岑宫保最拉风的经历是在两广总督任上。短短三年，弹劾贪官庸官一千多人，圆满实现了每日一弹……

想当初履新时，出手不凡的广州米商奉上四十万两银票的见面礼。

这在当地被称作“公礼”，约定俗成，并不以行贿视之，甚至有“与人计事，以不收公礼为无诚意”的说法。

岑总督却不吃这套，坚决不收，还把米商骂了个狗血淋头。

悚然无计的粤商只道好日子到头了，个个如临深渊。不久，却发现岑官屠只跟贪官过不去，在庇佑商民方面，比前几任做得都好。

当岑春煊奉调离粤时，虽已不流行送万民伞，但含泪相送的广东商民还是做出了公允的评价：

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办事者尚有人在。

当然，也有人不服气，比如海关书吏周荣曜。

晚清的中国特色是吏比官肥，关吏肥上加肥。

周荣曜在粤海关不辱使命地贪了两百万两白银，要不是碰到岑官屠，熬到安然退休当无悬念。

收到岑春煊追拿赃款的公函后，周荣曜赶紧携巨资进京，活动奕劻。

结果竟被授予三品衔，出使比利时。

岑春煊大怒，立参周荣曜贪污关税，要求撤职严查。

慈禧的过问让奕劻噤若寒蝉。周荣曜被革职，避居香港。

反击非常迅猛。

借中英在云南边境爆发纠纷之机，奕劻提出，调岑春煊为云贵总督，由袁党的周馥接替粤督之职。

岑总督在封疆大吏里堪称治乱能手，几次妥善地处理过民变。结果政绩成了证据，被奕劻拿来论证“戡乱交涉，非岑莫属”。

从最肥的两广到最穷的云贵，岑春煊自然不干。但慈禧担心时间一长，酿成外患，便准了奕劻的建议。

接到朝旨的岑春煊磨蹭到上海，称病不走了。

拖了半年，慈禧等不及，调邻省的四川总督锡良去云贵，而命岑春煊赴任川督。

火车行至武汉，几乎绝望的岑春煊意外地收到一封密信。

署名瞿鸿禨。

览毕，岑官屠临时决定：不去成都了，带着屠刀北上。

一天后，岑春煊出现在北京，使本已斗破苍穹的京师风云再起。

坊间猜测种种，有说将入军机，有说要取袁世凯而代之。岑春煊置若罔闻，无比淡定，一副“我是来找太后叙旧”的表情。

君臣相见，忆往昔岁月，慈禧唏嘘不已，动情道：“我常跟皇帝说，庚子年若无岑春煊，我母子焉有今日？”

岑春煊在一番“久违圣颜，不胜想念”的说辞后，不失时机地提出“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愿留京给太后当一看家恶犬”。

慈禧当即同意，道：“你的事好说，我总不亏负你！”

遂将最令人眼馋的肥缺——邮传部尚书一职给了岑春煊。

瞿岑联盟，准备就绪。

不辨善恶，尤甚故意为恶

岑春煊打出的第一张牌是示好袁世凯。他派人带厚礼到天津，请教咨询邮传事务，还跟大头借用北洋公所的房屋，完全一副三好学生的模样。

蛇在咬人前都会缩头。袁世凯冷笑三声，陪岑春煊演起了对手戏，在回信中胡扯瞎掰，通篇客套：

适闻足下北上，圣眷方隆。吾道不孤，令人神往……

弟德薄能鲜，公既推心置腹，敢不效肺腑之诚。倘不弃刍荛，时通音讯，幸何如之。

许多年后，岑春煊在回忆录中作伪，说自己到京不久，袁世凯为了套近乎曾命袁克定造访，表示可以将北洋公所的房子让给他做官邸，被他正气凛然地拒绝了。

阳示亲善后开始出招。岑春煊再次入见，当堂陈奏道：

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至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因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臣恐人心涣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回天乏术。

慈禧意欲调和，问岑春煊到京后是否拜访过奕劻。

岑春煊：“未尝。”

慈禧：“庆王鞠躬尽瘁，而时世之艰远甚于恭亲王时，汝应去见。”

见他默不作声，慈禧继续劝道：“尔等同受倚任，为朝廷办事，宜和衷共济，何不往谒一谈？”

岑春煊理直气壮道：“彼处索取门包，臣无钱备此。纵有钱，也不能作此用途。”

慈禧只好转移话题，聊起朝廷最近种种改良举措。

讵料，岑春煊直不楞登地来了一句：“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

慈禧怒了：“改良还有假的？”

岑春煊解释道：“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政以贿成，丑声四播。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

慈禧半晌无语。

岑春煊继续添柴加火：“士为四民之首，士心所尚，民皆从之也。臣听说到东洋的学生已有七八千了，到西洋的想必也有几千。几年后，这些人全都毕业回国，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必然一唱百和，声言改革，处处与政府为难，人心离散。真到了那种地步，臣实在愚昧不敢言说了。”

不觉失声痛哭起来。

眼看国亡无日，慈禧也跟着抽泣道：“我许久没听到你的话了，不想政事竟败坏到如此地步。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便是知县也经常蒙召，均勉励以激发其天良。万不料全无感动！”

岑春煊道：“大官守法，小官方能廉洁。奕劻贪鄙，身为元辅，何能更责他人？”

绕了一大圈，还是意在庆王。

其实，岑春煊不明白的是，他根本搞不倒奕劻。

首先，血缘再远（乾隆曾孙），奕劻也是皇族。何况人还同慈禧的亲弟弟桂祥结成儿女亲家，是太后娘家圈里的人。疏不间亲；

其次，亲贵里的少壮派羽翼未丰，没有能替代奕劻的。而耄耋之年的慈禧，绝不会主动打破稳定的政局；

最后，专制政府的首要工作不是反贪，而是维稳。草民的最后一丝幻想是庙堂之上的那个人是不贪的，连岑春煊也这么想。

事实证明是妄想。

晚年的慈禧酷好麻将，奕劻经常派福晋和女儿携银票数万，进宫陪老佛爷打麻将。输得多了，尚须遣人回家再取……

岑春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跟巨贪死磕到底，站在《清史稿》的立场，显然是人臣之楷模。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岑春煊和瞿鸿禨就是河蟹的两只蟹螯，锋利无比，护其主子。

章太炎早就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也就过过嘴瘾罢了。

真正帮满人造出桀纣的，是袁世凯；从内部蛀空体制的，是袁世凯；反戈一击，逼清室退位，避免哀鸿遍野、山河破碎的，还是袁世凯。

不是章太炎，更不是岑春煊。风遗尘整理制作。

深感撼山易，撼庆亲王难的岑官屠调整了作战方案，曲线救国。

第三次面圣，没有多余的废话，上来就参邮传部侍郎朱宝奎。

慈禧为难道：“我并非惜一朱宝奎。按理你应该到部后再具折参奏，以免众议不服。”

岑春煊历数朱宝奎劣迹，傲然道“不能与此辈共事”，拒绝到部任职。

慈禧终于还是卖了一个面子给护驾有功的忠臣，下旨道：

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着即革职。

一个未到任的部长，寥寥数语便参倒了副部长。

举朝震惊。

朱宝奎此前和岑春煊没有任何交集，虽说属于袁党，但袁党里的人多了去了，为何拿他开刀？

原来，朱宝奎当年游学归国，一直跟盛宣怀混。因机警灵活，渐受重用，不数年便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饱暖思淫欲。捞够了的朱宝奎看上盛宣怀家的一个婢女，求为妾室。

该女美艳动人，盛宣怀不舍，二人遂至绝交。

朱宝奎怀恨在心，收集了电报系统的种种黑幕，转投袁世凯门下。

大头当时正考虑趁盛宣怀回家奔丧，对电报、招商二局下手。有了朱宝奎的黑材料，一道折子便搞定。

盛宣怀怀着深仇大恨，窝在上海，终于等来了岑春煊。

岑官屠装病期间，盛宣怀提着水果登门拜访。岑说我没病，都是让庆袁给气的。于是勾起了盛宣怀愤怒的往事，开始痛斥卖主求荣的朱宝奎。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岑春煊出面扳倒朱宝奎，在报盛宣怀一箭之仇的同时打压庆袁。

科技引领未来

奕劻有些日子没单独面圣了。

今天的主题是：瞿鸿禨和岑春煊都是康党，整垮微臣和袁世凯的目的是为戊戌翻案。

倒也并非空穴来风。

几年前大赦天下，瞿鸿禨请求宽宥康梁；戊戌变法时，岑春煊是路人皆知的维新派。

当然，大头也参加过强学会，但人早就临阵倒戈，洗清了自己的嫌疑。

奕劻清楚，立场问题虽说屡试不爽，但目前还只能在太后心里种下一颗疑窦，必须穷追猛打，左右开弓。

袁世凯出场。

故技重施，主题严肃：维稳。

广西土豪刘思裕带头抗捐，上演群体性事件；孙文见有机可乘，在广东发难呼应。

慈禧的心弦再次紧绷。

袁世凯貌似公允道：“两广总督周馥跟臣是姻亲，固知其忠诚，但年岁已高，恐无力应对粤乱。”

接着，把平乱人选朝素以知兵著称的岑春煊头上引。

慈禧想到的也是岑春煊，但却不无忧虑地表示其刚从粤督任上下来，怕是不愿再任。

袁世凯图穷匕见道：

君命犹天命，臣子岂有自择之理？春煊久沐慈恩，尤不当如此。

君臣大义是无可辩驳的最高天理，慈禧终于下定决心。

其实，岑春煊的孽纯属自找。

刚入京时，光绪还挺喜欢他，说：“你身体多病，可随时进见，不用通传。”

结果岑春煊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成天面圣，搞得光绪烦透了，还不好明说。

一日，又请见。光绪崩溃道：“他不是请病假了吗？怎么还能递牌子？”

相信慈禧也有同感。

岑春煊的部长才当了二十多天，就不得不滚回广东。

离京请训时，还跟唐僧一样唠叨。

快被折磨出幻听的光绪紧急叫停，说自己肚子不舒服，不能久坐。慈禧趁机道：“你赶快赴任，有什么话上折子。”

岑春煊道：“还有一个要面呈的折子。”

慈禧赶紧道：“拿来慢慢看，你下去吧。”

岑春煊回到寓所不久即启程，神色沮丧。

走到上海，又开始装病。

可以理解——瞿鸿禨还没倒，翻盘并非全无可能。

奕劻斩草除根，发动御史狂参岑春煊，顺便牵扯到盛宣怀。

两派斗来斗去。喜欢玩儿平衡的慈禧决不允许一方独大，奕劻却颇有血战到底之势，引起了太后的反感。

在一次和瞿鸿禨私聊时，慈禧抱怨道：“他（奕劻）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休息休息了。”

瞿鸿禨顺势道：“太后圣明，如此正可保全其晚节。”

慈禧：“我自有办法，你且等等吧。”

瞿鸿禨暗喜，一路哼着小曲儿回家，把奕劻行将罢官的消息告诉给了妻子。

口风不严的瞿妻闲聊时将此机密摆给了汪康年的老婆听。

汪康年获悉后，不知哪根筋搭错，估计是早年被康梁气坏了脑子，居然转告给供职于《泰晤士报》的友人。

“奕劻将出军机”的头条让《泰晤士报》当日销量直线上升，英国公使马上向中方求证消息的真实性。

慈禧非常被动，向外界否认澄清的同时，深恨瞿鸿禨政治上的不成熟。

袁世凯瞅准时机，让御史上疏猛攻，指斥瞿鸿禨里通外国，操纵报馆。

最终，瞿大军机落了个“姑免深究，开缺回籍”的下场。

政局波谲云诡。奕劻虽说有惊无险，但搞不懂太后究竟闹哪样的他还是自请退出军机处，以为试探。

刚辟过谣，自然只能降旨慰留。但借此风波，慈禧正好把已历任健锐营统领、正红旗都统等要缺的载沣调入军机处见习，以分奕劻之权。

斗来斗去，赢家还是西太后。

如此一波三折的宫斗剧，起点的大神也未必想得出。岑春煊仰天长叹，久久无语。

他认了。

没有谁会轻易认命，尤其强势如岑春煊者。

然而，人口基数在那儿摆着，再小的概率也足以使各行各业卧虎藏龙、过度竞争，遑论官场这个挤得头破血流的众争之地。

岑春煊累了，他不想再为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朝廷劳心劳力。

此次入京，慈禧给他的感觉是锐气尽消，敷衍了事，唯求生前不要大乱，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掌舵的都得过且过，自己还较个什么真？

岑春煊打点行装，准备南下。

恰在此时，噩耗以上谕的形式传到。说那个长期请病假的，就是你，别看了。你现在假期已满，还没奏报启程。两广地方要紧，员缺不便久悬——岑春煊着即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晴天霹雳。

所有人都觉得没天理了。

其实还是有的。

那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为了彻底整垮岑春煊，苦心孤诣的袁世凯动用了高科技。

具体实施者是PS高手，幕僚蔡乃煌。

蔡乃煌在邮传部工作，天天跟电报电话等新鲜事物打交道，标准的geek。

领到任务的他找人把岑春煊和梁启超的照片P到了一起。具体接活的，抓破脑袋你也想不到——同盟会的陈少白。

广东是革命党的乐土，而作为慈禧的忠犬，岑春煊遭到同盟会的敌视很正常，不愿他南下督粤更正常。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陈少白发挥专业特长，倒岑的同时为孙文赚取了一大笔革命经费。

慈禧对着假照片看了良久，无比伤感，以致泪下，喟然道：

岑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是不可逆料。罢了，彼负我，我不负彼，准其退休。

收捡好被辜负的真情，岑春煊在上海当起了寓公。

福祸，总要有人偿报

改革已死，内斗不休。提醒清朝统治者正坐在火山口上的是安徽的枪声。

徐锡麟（1873—1907）的公开身份是安徽巡警道、巡警学堂堂长，秘密身份是光复会骨干。

因此，其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这件事可以理解为“省公安厅厅长手刃了省委书记”。

也正因如此，章太炎事后才会说：“安庆（安徽省会）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启义军之心。”

恩铭的直接上司、两江总督端方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事奇极”。

一个四品的道台，潜伏在体制内，杀了一个二品的巡抚——这真的不是在拍《风声》？

何况，徐锡麟的官还是花巨款买来的；何况，恩铭一直待他不薄。

遗疏中，恩铭向朝廷回顾说，这个杀千刀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表侄，推荐给奴才后，见其办事勤奋，用之不疑。没承想欲图革命，故意捐官，实在是防不胜防。

“故意捐官”是疏中原话，这么经典的四个字也只有天朝找得出来。

平心而论，懂得重用严复和海归学子的恩铭属于体制内的改良派，对徐锡麟的提携不遗余力。

为免死不瞑目，断气前，他努力回想当日发生的一切。

阳光刺眼，热浪滚滚，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在一片喧闹中拉开帷幕。

主席台上，安徽和安庆的政府官员一字排开，正中端坐的是恩铭和安徽布政使冯煦。

鼎沸的人声逐渐平息。

身穿黑色警服、腰悬军刀、鼻上却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的徐锡麟上前呈递毕业名册，简单汇报了一些情况。

然后话锋一转道：“报告，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是徐锡麟和同党约好的暗号。

恩铭愣了。

几日前，他收到一份端方发来的名单，说上海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招出不少同党，让他按图索骥，逐一抓获。

徐锡麟看到名单的刹那，惊出一身冷汗。

自己的化名“光汉子”赫然在列。

为防夜长梦多，决定提前举事。

他和同为光复会会员的秋瑾相约，一在安徽，一在浙江，同时发难，最后会集南京。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恩铭拍案道：“革命党！在哪？”

一个革命党用行动回答了他，奋力朝主席台掷出炸弹。

可惜是颗哑弹。

恩铭大惊，急忙起身。

徐锡麟从靴中掏出两支手枪，对准恩铭，连射七枪。

由于严重近视，除了打中右腰的一枪，其余均非致命。

众人夺命而逃，恩铭被抬出时凄厉道：“快把乱党就地正法！”

十个小时后，因抢救无效，一命呜呼。

当卫兵将徐锡麟押到冯煦跟前时，百思不得其解的冯大人叱问道：“抚台待你恩重如山，为何行刺？”

徐锡麟道：“恩铭待我，私惠也；我杀恩铭，天下之公义也。”

冯煦无语。

审讯时，徐锡麟对办案人员误会他是孙文一党颇为不满，声称同孙文理念不合，称其不配让自己去行刺。

他坦陈以灭尽满人为宗，杀完恩铭还要再杀端方和铁良。

临刑前的例行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行刑过程惨烈无比。

刽子手先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然后剖腹挖心。

心脏拿去祭奠恩铭的“在天之灵”后被一帮巡抚衙门的亲兵烹熟下酒……

不久，人称“鉴湖女侠”的秋瑾也被拿获，手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从容就义。

安庆起义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天涯何处不革命”的恐慌。

铁良遣人赴东京，携万金向光复会求和。慈禧也暂停召见内外臣工，添派卫兵和巡警，如临大敌。

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上谕里，慈禧怒斥地方大员养尊处优，吏治废弛，以至酿成巨患，规定从即日起，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辖区出现重案大案的，一律问责。

隐藏在疾言厉色背后的，是一颗倦怠已极的心。

以此前途无量之官职，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可见废科举的影响已开始发酵。

流水落花春去也。众叛亲离之忧，四面楚歌之患，让风烛残年的慈禧心灰意懒，得乐且乐。

当奕劻为了日俄联盟、再次图谋东北这样紧要的军国大事请求单独召见时，慈禧竟不允许，推辞道：“天气酷热，王爷宜当节劳。”

奕劻闻言，浩然长叹，愈觉国事不可为。

由此不难理解继任安徽巡抚的冯煦为何在处理善后事宜时顶住上级压力，一意宽大，不愿多做株连。

安庆的大观亭上，甚至挂着一副冯煦为徐锡麟撰写的对联：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上联公开感慨清廷不日将亡，自己站在徐的墓前，百感交集。下联则希望徐的英灵能够原谅自己，不过是奉命行事，为清廷尽一愚忠罢了。

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们誓将反人类进行到底，主张扩大打击面，缉拿乱党。

署理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正好相反，警劝清廷“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

袁世凯则发了一封遍示直隶的通告，立场罕见地偏左。

在这道诡异的告谕中，袁世凯称排满是狭隘的种族主义，指责革命党“不顾阋墙（兄弟不和）御侮之义，而以覆宗绝祀为乐”。

又赞美天朝“深仁厚泽，史不绝书”，“极汉唐以来未有之版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郭沫若晚年写的诗。

真实原因，不足为外人道：袁世凯得到可靠消息，慈禧将调自己和张之洞为军机大臣。

由从一品升为正一品，位极人臣，对信仰官本位的国人而言，人生的终极追求也不过如此。

但对以亡清为鹄的袁世凯来说，手握兵权的直督，显然分量更重。

明升暗降是一种信号，大头必须对慈禧的疑心作出回应，即使老太婆一向疑心病重。

因此，通告既是一种表态（对慈禧），也是谆谆教诲（对百姓），以免直隶像安徽一样出乱子，被政敌抓住把柄。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袁世凯相信，公知能倒逼改良就不错了，根本亡不了清廷。

不怕走在黑夜里，就怕心中无阳光

这是一个戾气越来越重的国家。

公知间的对掐已经从文斗发展为武斗。

政闻社在东京举行成立大典时，同盟会的好打手张继（曾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率领几百号党徒操着家伙前来砸场。

他对着正在演讲的梁启超用日语大喊了一声：“马鹿（笨蛋）！”众人便争先涌上讲台，举起手杖开打。

一直以来，袁世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天朝究竟是什么？

对革命党来说，很好回答：“天朝嘛，革命的对象。”

但在大头看来，天朝其实是一个黑洞。

它吞噬一切伟大的情怀、崇高的理想，以及所有的愤怒和不屈。

多少反抗者被它融为一体，多少牢骚客被它点滴磨平。它张开血盆大口，向站在它对立面的人狞笑，并时不时地吸气。

面对这样一个怪胎，围观、呐喊、暴走、暗杀，终究只是徒劳，只是重复二十年前的人们早已重复过的事。

亡清，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持久战，是比“当湖十局”还精彩的棋局。而你的对手，深不可测，是道策、秀哉、吴清源和李昌镐的合体，还开了挂，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因此，得寸进寸、避首击尾、偷天换日、夺取军权的“潜革命”才是亡清之正道。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

1907年9月，袁世凯和张之洞奉调入京。

继任直隶总督的是袁世凯的心腹杨士骧。

此人智商不在其弟杨士琦之下，初被李鸿章保荐为直隶通永道（辖永平府和通州、蓟州等八县），追随袁世凯后，迎合幕主心理，曾进“隆中对”一则：

曾文正（曾国藩）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唯左湘阴（左宗棠）与李合肥（李鸿章）。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平定新疆、班师回朝后便交出兵权，致使昔日纵横千里的湘军成了案头上的摆设。合肥掌握淮军，连年事故频发，于是尚能维持一时。今公继之而起，若能竭尽全力，扩练新军，坐拥到底，则朝廷必然望北洋如泰山北斗。他时同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又算得了什么？

说到了大头心坎儿上的杨士骧一路高升，成为袁党中的头号人物。

可惜，事实证明，此人善于伪装，人品严重堪忧，是袁世凯用人失察的孤例，大头后来也被他摆了一道。

上任直督后，杨士骧松了口气，摘下面具，开始疯狂地贪污。

当时，蔡乃煌任津海关道，此乃妇孺皆知的肥缺。

杨士骧召见蔡乃煌时，动辄破口大骂，骂得旁人都看不下去了，犹自喋喋不休。

一天，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老爸张镇芳私下里劝杨士骧：“他好歹是个道员，还是给留点面子吧。”

杨士骧答道：“老同年不知也。小骂则地毯皮货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是以不可不骂。”

如此贪婪之人，却因惧内，一生不敢纳妾，曾撰联自嘲“到死不闻绮罗香”。

杨士骧酷爱戏曲，经常在看戏时释放压抑已久的欲望，跟优伶乱搞，搞垮了身体，以至于没干两年，便倒在直督任上。

朝廷谥其“文敬”，时人讥讽道：“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

1907年的秋天注定是多事之秋。

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湖南乡绅熊范舆率领一帮地方贤达，向朝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民间请愿书。

书中心平气和地教育统治阶级，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根除“内患”。

而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它使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如何能够抵御外侮？

因此，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必须及早成立，监督政府。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之声即起”，从而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

化解了民众的怨气，解除了内患，万众一心，外忧自不足虑。

最后，熊范舆还驳斥了甚嚣尘上的“民智未开”论——似乎每个时代普及常识的人们都不得不回应这一奇谈怪论。

请愿书中说，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但更多情况下是“助长其增高”。

立宪各国，只有英国的国会是由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其余无论哪国，初开国会时，老百姓懂个屁的宪政民主。

由此，熊范舆得出一条震古烁今的结论：开设国会，恰恰是提升民智的重要途径。

当然，统治阶级要故意装睡的话，就免谈了。

不过，在人民日渐上升的智商和统治阶级每况愈下的道德已成为主要矛盾的晚清，想掩耳盗铃蒙一天算一天，恐怕越来越难。

修正自己，就是修正世界

民意汹涌。

各地汇往北京的请愿书开始像歌词中所唱的那样：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肃亲王善耆是体制内的改良派，作为民政部尚书，接到这么多群众上书，深感压力山大的他也劝慈禧因势利导，刷新政治，不然以革命党这只求一死的阵势，国无宁日。

于是，上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不到两天，袁世凯便受到了慈禧的召见。

太后明显老了。

且心事重重。

她叹息道：“内外交困，日甚一日。有说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者，究竟如何是好？”

袁世凯无语。

眼前的这个女人，他已过招多次。

她到底是谁？

她是咸丰的宠妃“天地一家春”。为了利用自己的小叔子奕訢，打破皇族不可入军机处的成例，又过河拆桥地弃之如敝履，罢免诏书中还错别字连篇……

也许，只有权力逻辑方能准确解读慈禧的行为模式。

无论戊戌政变还是庚子国变，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不管什么变，都是慈禧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做出的激烈反弹。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嗜权且对权术炉火纯青的慈禧可以维系自己和清廷四十八年而不坠。但在那个转型的时代，需要的不是精巧算计、帝王心术，而是一位伟大的君主来带领中国走入现代化。

比起还需要倒幕尊王、重树天皇权威，方能变法维新的日本，清廷完善的皇权保障体系早已由雍正创造出来。

只可惜摊上了权人慈禧。

这既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然而，历史自有其运行之法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只有顺天应人，方能在沧海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英雄。

而这个人，此刻正跪在慈禧对面。

袁世凯对曰：“与其坐以待亡，不如立宪。即使无益，也可避免后悔。”

他早已说破嘴皮，并且清楚：垂暮的朝廷，已没有能力和胆量来给自己动手术了。

病入膏肓的慈禧饮鸩止渴，继续玩儿她的御人之术。

内调张、袁，初衷就是坐山观虎斗，可她偏要把戏做足，召见张之洞的时间罕见的长。

慈禧：“大远的路，叫你跑来，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今日你轧我，明日我轧你。今天你出了个主意，明天他又是另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心里好有个数。”

张之洞：“自古人臣不合，最为大害（在君主看来未必）。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慈禧：“现在用人很难，你看能大用者究竟有几人？”

张之洞：“此事仓促间不敢妄对。”

慈禧：“徐世昌如何？近来参他的人很多。”

张之洞：“未始不可用，但太得意，阅历尚浅。”

慈禧：“岑春煊何如？”

张之洞：“有血性、能办事，但稍嫌急躁。然而当今人才难得，投闲置散，亦殊可惜。”

慈禧：“庆王呢？”

张之洞：“奕劻阅历甚深，当有余。”

其实，用谁都没用了。

从慈禧开始考虑死后的人事安排，精心布局、扬满抑汉的那一刻起，改革便宣告死亡。

随之而来的，是清廷蜕化成一头自暴自弃的怪物，以反改革的狰狞面目示人。

反动案例一：严禁绅商士民议政干政。

对此，《申报》发文讽刺道：“朝廷已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真想搞专制，不妨明说，何必用专制的手段，肮脏此立宪之美名？”

面对纸媒的群起而攻之，朝廷的应对简单粗暴，即反动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出版事前审查，压制言论自由。

一石激起千层浪。

《江汉日报》痛骂制定此律的畜生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

采用北京白话、深受市民喜爱的《正宗爱国报》嘲讽道：“啥叫《报律》呀？简直的外号儿就叫收拾报馆，堵住报馆的嘴，不准你说话，就是《报律》的真精神。”

反动案例三，终极反动：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当然你会问，这有什么反动的，还终极反动？

因为宪法和宪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宪法是exe文件，不可更改，可以执行；而有的国家，宪法是txt文件，任意更改，无法执行。

问题最严重的是清政府这版，整个一错漏百出满屏乱码的pdf文件，既不能执行也不能更改。

用软件转码后发现，整个《大纲》分两部分。

首先是“君上大权”。

通篇都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等字眼，结果，皇权比立宪前还大，完全开历史的倒车，还不带打灯的。

其次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人模狗样地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说得跟真的似的。可惜，所有权利都有一个“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前缀。而所谓的法律都是什么样子，看看《大清报律》一清二楚。

也许，这才是最深切的悲哀。

改革已死，只剩一群饥饿的秃鹫，分食地上腐烂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