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篇 我的恩师们
遗憾的是,虽然我学到雷老的棋艺,但始终未能学到他那温文尔雅的品格。
前面提到过,我的启蒙老师是张福田先生,但他教我的时间不长。我的第二个老师是雷溥华老先生。
雷老是围棋界的前辈,早年和着名高手顾水如齐名。雷老的棋是一种“功夫棋”,即讲究布局和收官,棋风比较接近日本棋手。而当时国内比较有名的老一辈棋手,如崔云趾、金亚贤等,大都继承了我国的古典棋风,不十分注意布局和收官,热衷于中盘的大砍大杀。因此,在五十年代“斗力”
的棋风盛行时,雷老的棋并未受到重视。可我却从雷老的棋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雷老对我和继波要求很严,从拿子的姿势到坐的神态,都必须规规矩矩。像用棋子敲棋盘,摇头晃脑,手伸在棋盒里把子弄得哗哗响等等,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雷老教棋很重视基本功训练,有时摆一个定式或一种变化,往往要摆很多遍,直到我们能举一反三为止。那时我们棋瘾很大,听一会儿手就发痒了,便缠着雷老要下棋。每逢这种时候,雷老是从不肯迁就我们的。现在回忆起来,正是雷老这种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为我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雷老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也很正直。虽然他那时在棋社不很得志,但从未在背后说过别人的是非长短。和别人交往时,雷老总是那么谦虚有礼,就连对我们这样的孩子,也从不摆出师尊架子瞪眼发火。记得我们下棋得意起来,有时也会脚踩椅子大呼小叫,把棋子抓得乱响。这时雷老总是默默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不好意思地从椅子上下来,坐端正了,他才耐心地和我们讲道理。这些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遗憾的是,虽然我学到雷老的棋艺,但始终未能学到他那温文尔雅的品格。现在我对青少年棋手要求很严,可以说是受了雷老的影响,然而作为老师,我的修养则远不如他。一见别人下了“臭棋”,我便忍不住大加训斥,甚至连“太臭啦”,“哎呀,这简直是糟蹋围棋艺术”等等过激的语言都用出来,至于别人能否下台我是不大考虑的。许多少年棋手都曾被我训得眼泪汪汪,别人不说,马晓春就被我骂过多次。
不仅在围棋上,在其他事情上我也经常如此。比如我很喜欢打扑克,对方的牌技越高我越来劲,虽说玩牌纯属娱乐,但我也要每战必胜,因此对同伴甚是苛求。尤其是打桥牌时,同伴一打出“臭牌”,我就会火冒三丈,以至于棋队的人都很怕和我搭档。当然我出“臭牌”时,人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多亏这种时候不多。这种不能容人的坏脾气使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总也改不好,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
我还有另外两个老师,那就是我在陈老总那儿认识的过惕生和过旭初两位老先生。过旭初年长,人称“大过老”,过惕生则被称为“小过老”,凡是爱好围棋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大、小过老的。当初陈老总找我下棋,为什么把大、小过老也请了来,我想这肯定是有意安排的。当时中国的围棋水平很低,一个日本的老太太,也就五段,就曾把我们的国手杀得一盘没赢。为了打败日本的九段,陈老总也清楚这不是一代、两代就能达到的,必须从青少年甚至儿童中发现苗子,加以培养。他叫大、小过老来,肯定是想让他们来“鉴定”一下我们的“棋份”,当他觉得我们“尚可教”时,便把我们交给了他们。后来的事实证明,陈老总是非常有远见的。
过旭初先生虽然没有正式地教过我,但我和他下的棋比和其他老师要多得多。那时他在位于南河沿的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而我家就在相距不远的南池子,所以我经常去他那儿下棋。从1963年到1965年,大过老和我下了不知多少盘棋,从最初他让我六子,到后来我已能执黑平下了。如果当时下的棋能留下来的话,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可惜我一盘都没有记录下来。
过旭初的棋风很细腻,布局、中盘和收官都有许多巧招,我现在棋里的一些细腻的方面就很受他的影响。
在老一辈棋手中,过惕生先生的名气最大,棋艺也是出类拔萃的。比起前几位老师,过老的棋更接近日本现代棋手的风格。如果说雷溥华先生的棋像日本大正时代的棋,那么过惕生先生的棋则更像日本昭和年间的棋。正因为先后受到这两位老师的熏陶,所以后来日本朋友评价我的棋时说,在中国棋手中,聂选手的棋,尤其是布局、风格都很像是日本棋手。
我向过老学棋时,最初是乘公共汽车去他家。过老的住处很远,往返一趟需要很长时间。后来父母从我的嘴里知道过老生活环境不大好,住房比较差,出于对他的敬重,在征得他的同意后,便把他们夫妇接到家中来住。这一下我可高兴了,此后天天泡在过老的房间里,连吃饭都不愿回家吃。时间一长,妈妈怕影响过老夫妇休息,又担心我误了学习,便不准我天天去过老那儿,可过老住的房间离门口最近,我一回家抬脚就能溜进过老的房间,妈妈根本管不住。
有一次,妈妈气极了,一把揪住我问道,你是姓聂还是姓过?吓得我张大了嘴,怔在那儿。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妈妈之所以那么生气,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说来有点好笑,她怕我没日没夜地泡在过老那儿,过老夫妇没有孩子又喜欢我,当真要将我认成儿子岂不槽糕。虽然我总惹我妈妈生气,但她心里却最疼爱我,宝贝儿子无视她的存在,天天不着家,当然又气又急。后来提到此事时,妈妈自己也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和过老朝夕相处使我受益匪浅。首先,我学棋有了一种安定感。原先无论向哪一位老师学棋,总要考虑时间,天色一晚便坐不住了。现在老师就在家中,所以坐得住,听得进,有了问题还可以随时去问个明白。
其次,由于过老住在我家,像陈祖德、吴淞生等国家队的名手经常来和过老切磋棋艺,于是我也大沾其光。每逢他们来,总能下上一两盘指导棋,和这些一流棋手对弈,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过老在我家的那段生活,许多细节如今回忆起来已经有些朦胧了,但有关棋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众所周知,过老的棋很灵活,擅长弃子。他有句名言:都丢了,就赢了。意思是把成为负担的子通通弃掉,丢掉了包袱,下起来自然轻松得多,取胜的希望也就大了。过老曾给我摆过一盘清末国手陈子仙与方秋客的当局,其中有一段精妙的弃子,他在讲解时说,你看,这块棋逃出来多苦呀!
给他吃就赢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我和过老的对局中,我也常常被他的弃子战术搞得狼狈不堪,明明吃了不少子,棋却输了。所以有一段时期,我简直迷上了弃子,总想下出些漂亮的弃子来,一盘棋如没用上弃子战术,即使赢了也感到十分乏味。
久而久之,竟被我悟出了其中的一些名堂,直到现在,弃子仍是我的有效武器。
谈到弃子,我想再说几句,我认为弃子最能体现一个棋手的心胸。有人仅仅把弃子看做是摆脱对方的腾挪手段,这种理解未免狭窄了一些,实际上,精彩的弃子往往是攻击型的,这主动送给对方吃,让他不得不吃,吃了又难受,这才是真正的弃子战术。
过老下棋时落子很快,他也要求我尽量下得快一些,不要举棋不定,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把棋下快的习惯。这一习惯使我后来在有时间限制的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特别是现在为了适应电视转播,快棋赛越来越多,而且每步棋要求的时间越来越短,棋下得快的好处也就益发明显。
首先,下得快可以使对方产生压迫感。试想一下,当对方苦思冥想好不容易投下一子时,你却很快甚至立即就回敬一招,就会给对方一个震动,啊,他早料到我的意图了,这么一想,对方就会沮丧起来。
其次,节约的时间可用在关键时刻。对局时常出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局面,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判断和计算,如果事先将时间用得差不多了,此刻就会慌了手脚。
再有,下得快可抢先把对方逼入读秒,从而摧毁他的斗志。凡是观看过围棋决赛的人,大都见过棋手因读秒而连发恶手痛失好局的情况吧?参加过比赛的棋手,对那催命般的读秒声恐怕体会尤深。那种心乱如麻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想起来都觉得恐惧。因此,如果不想陷入读秒的困境,就必须千方百计争取把棋下快。
当然,如果是盲目地追求快,就毫无意义了。任何一个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把棋下得飞快,甚至一天可以下上二三十盘,可其中的破绽、漏洞比比皆是,这根本不能称之为下棋。我所说的“快”,是建立在下得好的基础上的快,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基本功的训练,包括对棋形的感觉和计算能力。另外还有一个诀窍,要善于“偷”对方的时间,即在对方思考时,自己也要开足马力动脑筋,对他有可能落子的地方的变化,事先加以计算,不要消极地等着对方下子。这也是我所以下得快的极重要的原因之一。
也许有些喜欢长考的人会问:既然下得快好处无穷,为什么日本仍有许多长考型的九段高手呢?
确实,日本是有许多长考型的高手,而且威震日本近代棋坛的一代宗师秀哉名人就是一位长考专家。不仅如此,我国清代着名的大国手施襄夏也可谓长考型,据有关资料记载,施在和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大国手范西屏对弈时,范常常落子如飞,而施一再沉吟,往往一步棋要想好几个时辰。
那么对这些名家高手的长考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和棋手的性格、气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比赛规则有关。像比赛限时,我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采用。日本虽早一些,但也是在秀哉时代之后,而在此之前,棋手对弈从不受时间限制,一局棋下几个月甚至几年是常有的事,因此当时的棋手很容易养成长考的习惯。
另外必须认识到,这些名家(包括日本一些九段)的长考,蕴藏着“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绝不是没有能力把棋下快。我相信,假如当真给施襄夏和秀哉名人限制时间,他们同样会下出非常漂亮的棋来。
纵观中日棋坛,虽然棋手历来就有感觉型和长考型之分,但从目前围棋发展的趋势来看,也许不久的将来,感觉型将会完全占主导地位。
现在日本的重大棋战都是采用“两日制”比赛,即每方限时九小时。我国的比赛限时通常是不到三小时,于是有人认为所以下不出好棋是因为比赛时间太短。实际上,就连日本的一些着名棋手,如藤泽秀行、石田芳夫、加藤正夫等,都对“两日制”提出质疑,希望能缩短时间,改为“一日制”
比赛。
我认为,棋的质量固然和时间长短有一定关系,但并不等于必须时间长才能下出好棋。日本许多优秀棋手(其中包括长考型)在“NHK”杯赛中的卓越表现就是明证。我们一些棋手之所以常为比赛时间不够而苦恼,重要原因是关键时刻不能果断地下决心。
棋是千变万化的,每一种局面都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下法,而且每一种下法又都有利有弊。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能穷尽这些变化,因此想在比赛的有限时间里,把所有的变化都细算一遍是不可能的,结果越算越没把握,越算越不敢下决心,时间不知不觉就耗费了很多。实际上,比赛中的许多“恶手”常常出现在棋手的“大长考”之后。
总而言之,在下快棋方面我是过老的“忠实信徒”,也希望成长中的青少年棋手养成下快棋的习惯。
向过老学棋阶段,他常给我讲一些古今中外围棋名手的故事,如范西屏、施襄夏、黄龙士,以及日本的秀策、丈和等等。记得过老十分崇敬秀荣名人,曾特地将张福田老师的一套《秀荣全集》借给我,并嘱咐我要好好打打秀荣名人的棋谱。
本来我是不大喜欢打谱的,可老师既然吩咐过了,也只有照办。不料秀荣名人的棋很快就使我入了迷,不知不觉就把《秀荣全集》从头到尾打了一遍。虽然以我当时的水平,秀荣名人的棋的奥秘之处,十成中未必能理会一成,但那段时间的打谱对我的帮助还是相当大的,最起码使我熟悉了各种类型的小目布局。此外,秀荣名人卓越的感觉和轻妙的转身也给了我一定程度的影响。
既然提到打谱,我就顺便谈一下对打谱的看法。
毫无疑问,打谱是学棋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是专业棋手还是业余爱好者,要想提高棋艺都必须打谱学习。但我想强调一点,打谱必须得法,千万不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
我常常看到有的人打谱十分刻苦,一天能打许多盘,而且谁的谱都打。
我不敢说这种方法毫无效果,但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往往事倍功半。我觉得成长中的棋手,打谱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选择和自己棋风相近的棋手的谱,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喜欢大模样作战的可选择武宫正树的棋谱,喜欢取实地的可选择木谷实的棋谱,喜欢攻杀的可选择加藤正夫的棋谱等等。不要谁的名气大就打谁的谱,只有这样才能见成效。
第二,切忌贪多,不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对每一盘棋谱都要钉住了反复研究,力争完全弄懂。如果打谱时能够钻进去,每一个新发现都会使你感到其乐无穷。
第三,全力以赴去猜测对局双方的意图,找出其中的破绽,因为再高明的棋手也不会招招是妙手。经常站在“挑毛病”的立场上,对棋力的提高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方法。
第四,不要迷信棋谱中的解说,更不要死记硬背钻牛角尖。据说藤泽秀行打谱就从来不看解说的。我们有的棋手记忆力极好,甚至随便摆出一盘棋(当然是由着名棋手下的)便能说出对局双方是谁,这说明他打谱是下了相当苦功的,但当别人对他下的某一步提出疑问时,他便说某某就是这么下的呀!言外之意,名家都这么下,你还敢有异议?这便成了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了。围棋本身博大精深,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技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过去公认的好棋,现在也许就不大用了,过去没人下过的棋,现在下出来很可能就是好棋。比如在吴清源、木谷实开创新布局之前,黑棋起手就下在“星”或“三三”上是无法想象的,而现在这种布局却成了主流。陈祖德首创“中国流”布局时,开始也被人认为是“旁门左道”,曾几何时,便风靡世界棋坛。因此,仅仅满足于模仿前人一招一式的打谱是不足取的。
第五,不要总是一个人闷头打谱,适当地进行集体研究是很有益处的。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体研究可以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这对青少年棋手尤其适合。听说在日本的藤泽秀行、加藤正夫、武宫正树、赵治勋等超一流棋手就经常定期聚会研究棋艺。
就我本人来说,除了集体研究时,我很少用棋子在棋盘上打谱,而是“看谱”。过去上学时我很喜欢看小说,后来变成了看棋谱,现在临睡前看一两盘棋谱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感到“看谱”能加强记忆力和培养快速计算的能力。不过学习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我的方法是否适用于其他人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只能供人参考。
关于打谱,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打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践,只有在实战对局中,才能检验自己的认识和想法是否正确。我主张下棋和打谱的比例应该是七比三,甚至是八比二或九比一,我们有些棋手把大量时间用在打谱上,却很少下棋,未免有点本末倒置了。日本棋手的“感觉”
之所以普遍比我们要强一些,关键就在于他们棋下得多。
关于向诸位老师学棋的经历就大致谈到这里。当我成年以后,尤其是了解到日本一些着名棋手拜师学艺的情况时,更加感到了这段经历的可贵。
现在活跃在日本棋界的高手们,当初大都经过艰苦奋斗才得投于名师门下,而且入门以后的生活和修业也是很艰苦的。据赵治勋回忆,他入木谷门后的修业很苦,每天必须按师父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去做,稍一疏忽,立刻就会遭到严厉的训斥。例如师父和师兄们出的死活题,他如做不出来就不能回屋睡觉。在当时的日本,即使是入了名师之门,也很难得到师父的亲自辅导,能与高水平的师兄学上一盘就很不错了。据说加藤正夫入木谷门后,仅仅和木谷先生下过一盘棋。另外在日本棋界,职业棋手的等级森严,低段者一般难得和高段棋手下上棋。赵治勋就因为林海峰九段在他少年时与他下了一盘让五子的辅导棋,至今念念不忘,感激万分。相比之下,我从小就受到许多国内一流棋手的指教,实在是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