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业棋手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绝无任何老本可吃，无论你过去多厉害，只要停滞不前，立时就会被打翻在地，淘汰出局。

1962年时，张福田先生还让我十七个子，到了1965年，我已能执黑与过老一争高低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几次正式比赛，并取得了不坏的成绩，其中最佳一次是1965年在成都获得了“全国十单位围棋邀请赛”

儿童组冠军，这可以说是我初露锋芒。由于这一战绩，我有幸参加了北京棋社为选拔参加全国比赛棋手的集训。

这里我要谈一下弟弟继波的事。当时北京棋下得比较好的孩子除了我和继波外，还有高旭光，他比我小三岁，很有棋才。他从小颈椎有病，总歪着脖子，摆出一副思考的样子。他当时的水平不如我和继波，可他爸爸是北京棋社的负责人。在选拔参加成都比赛的小选手时，如果按照实际水平，应该是我和继波入选。可是高旭光的父亲以兄弟俩都去不合适为由，把继波刷了下来，而让高旭光去了。这件事对继波刺激很大，他发誓再也不下棋了。果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摸过围棋。

也许因为当初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继波的手下败将，所以后来围棋界有人认为，如果继波继续下棋，肯定会成为中国的又一位一流棋手，并且很可能超过我。对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虽然继波思路敏捷，反应很快，确实比我更具有下棋的才华，但是他只能赢不能输，输了棋就兴趣索然，拂袖而去，经不起挫折，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决定他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棋手。而我则是越输越要下，拼命争取“翻本”。正是这两种对待失败的态度，决定了后来我们终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成都事件”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即使没有这件事，他早晚也会放弃围棋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在一般业余爱好者的心目中，专业棋手的生活又轻松又惬意，摇把扇子，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实际上和其他职业相比，下棋也许要苦得多。

一位想上进的棋手平时的训练是艰苦的，不仅要绞尽脑汁去打谱研究，而且还要费尽心思去解各种死活题，常常在棋桌旁一坐就是一整天。

可以说这种训练的单调和枯燥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然而，就算是始终如一地这样做了，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却是个未知数，由于各人的“悟性”不同，成效的显示就有快慢之分，甚至有的人一生不见成效。正因为如此，专业棋手的内心深处时时刻刻都在担心着自己是否能有进步，是否会被同行们抛在后面。这种无形的压力是专业棋手所必须承担的，虽然它使许多棋手吃不香、睡不着。如果某位棋手突然之间没有了这种压力，也许就意味着他的围棋生命结束了。

但是对于棋手来说，所有这一切和比赛失败时的痛苦相比，又算不上什么了。在围棋这个胜负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表现得极为强烈。在专业棋手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绝无任何老本可吃，无论你过去多厉害，只要停滞不前，立时就会被打翻在地，淘汰出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棋手是以赢棋为“天职”的，只有赢棋才能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因此，一局棋的胜负，对业余爱好者和专业棋手完全是两码事，前者输棋尽可一笑了之重新再下，而后者很可能因输掉关键的一局悔恨终生。特别是日本的职业棋手，每一局的比赛都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名誉地位，关系到衣食住行，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尤其是在“棋圣战”、“名人战”、“本因坊战”等几个大赛中，巨额奖金使职业棋手的竞争成了名副其实的“生死之搏”。

总之，输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又是一个棋手必须面对的。在以胜负为核心的围棋天地里，即便是名家高手，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棋手，就必须准备在无数的失败与失望的痛苦中翻滚。

话说回来，集训是1966年初春开始的，北京的高手几乎全部参加了。

对我来说能参加这个集训，实在是一件“露脸”的事，这意味着我从此进入了北京高手的行列。

在集训期间，棋社组织了一场双循环选拔赛，赛场就安排在棋社院内的研究室。当我以参赛者的身份随同高手们步入赛场时，不禁大为得意。

曾几何时，我连到这研究室看看棋，都会被崔云趾老先生轰出来。这件事得从棋社的规矩说起。

北京棋社在西单帘子胡同里，据说原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府邸，环境非常幽雅，是个下棋的好地方。棋社下面有两个下棋的场所，一个是普及室，也就是群众活动室，这是谁都可以来的，在此下棋的人水平自然不高，环境也嘈杂。另一个就是研究室，这里比较安静，是高手们对弈和探讨棋艺的地方，等闲之辈是不允许进去的。

我当然不承认自己是“等闲之辈”，仗着关系熟，经常溜进去看棋。对此别的人碍着过老的面子都睁只眼闭只眼，唯独崔老不肯通融，只要被他看见，就非把我赶出去不可：“什么臭棋也到这儿来？出去，出去，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那时我对崔老又恨又怕，每次被他赶出研究室，总要暗地咬牙发狠：哼！有什么了不起？早晚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下决心，第一个要赢的就是崔老。实际上崔老并不是对我有什么恶感，也不是单单对我这样，像吴玉林、谭炎午、程晓流统统被他轰赶过。他很讲究“棋份儿”，而且脾气很固执，凡是他认为不够“份儿”的，都不准进入研究室，其中自然也包括我这无名小辈。

那次选拔赛我下得非常顺手，竟然把我的老师过惕生先生都赢了，最后获得第三名。究其原因，一来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招都敢下。

二来高手们碰上我这个十四岁的小孩都很头疼，赢了没什么光彩，输了却实在难堪，所以下起来不免患得患失，缩手缩脚，结果反被我乘虚而入。

不过我最想赢的崔老却把我杀得大败，成为那次选拔赛的唯一憾事。

后来，我和崔老下了许多盘棋，他的棋力不错，有战斗力和计算力，对我影响很大。在和崔老的接触中，我发现他是个相当可敬的老先生，而且心胸豁达。围棋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老先生不提出，晚辈不可以主动提出和老先生下分先棋，即使你的水平超过了他，也不行，否则会被认为没有礼貌。老先生一般碍于情面，怕输了不好看，也不和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下。我的老师们就不跟我下，我也不提。是崔老主动找我，我才可以跟他下。开始我执黑，让先，事先讲好升降的，后来他把白棋让给我，分先了，最后下到我让他先。在老一辈名棋手中，第一个主动把白棋让给我的就是崔老，要知道，对成名的老棋手来说，能够这样是多么不容易啊！于是我对崔老的最后一点“积怨”也烟消云散了。

后来听说他刚发的工资被偷，他一下就不行了，很快就死了。那时他的工资是九十九块，还是陈老总特批的，这是他全家的生活费。他一生清贫，死后过老到各家募捐为他办了后事。我们家也凑了点钱。

北京棋社还有个很有名的人物——宫安慧老太太，她曾是伪满总理的太太，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了，给棋社当会计，每月挣三十几块钱。宫老太太对我特别关心，经常叫我到她那小屋，给我开点小灶，吃点好吃的东西。

当时在棋社学棋的孩子很多，有高旭光、吴玉林、谭炎午、程晓流、金同实……还有我弟弟继波，可她只叫我一个人去。

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听吴玉林讲，她认为在这些孩子中只有我能下出来，将来会非常有名。她还把她年轻时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都是泳装，漂亮极了。我那时对男女的事还不懂，但女人的漂亮我还是能感觉到的，我都想不出来这个老太太当年会那么漂亮，可以说是国色天香。大概我当时也土，没见过什么漂亮的女人，可是过了三十多年，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她真是漂亮。

可能是在棋社工作的缘故，她也会下几步围棋，不过水平很低，只是刚刚学会吃子和做眼。她下棋有个致命的弱点，容不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有你的子存在，只要你放上一个子，她立刻组织四个子来吃你，一边吃嘴上还一边说“卡死”、“卡死”。我让她子让得多了，最多时让到五十个，棋盘都摆满了黑子。我怎么赢她呢？说起来都是笑话，我在棋盘上放上一个子，她立即就来吃，我就乘机在棋盘上满天星斗地乱放，她就忙不过来了，这“卡死”一个，那“卡死”一个，没等她“卡死”几个，别的地方就都被我收拾了。

即使这样，她“卡死”我一个子时还是非常得意，显得很天真、单纯。一些大的书法家和画家都和她有来往。“文革”中她可惨了，受了不少罪，后来到了国外。“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回来，据说是因为吃螃蟹中毒死了。

选拔赛结束后不久，我代表北京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围棋赛。本来以我的年龄可以参加少年组比赛，并且十有八九能获得冠军，但棋社领导为了培养我，决定让我参加成人组的比赛。对于刚刚尝到与大人比赛的乐趣的我，此决定正中下怀，所以在棋社领导征求意见时，我立时满口答应。

不过我当时的水平实不足以和那些久经战阵的成年棋手抗衡，像陈祖德、吴淞笙等一流棋手还要让我二子，所以比赛成绩平平，最后只获得第三组第一名，总名次为全国第四十一。尽管成绩不理想，但我在比赛时所表现的计算能力和顽强作风仍引起了围棋界的注意，许多前辈认为我很有发展前途，我也憋足了劲要在下一次全国比赛中卷土重来。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下一次全国比赛竟然会隔了八年之久。

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