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尽管我在农场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对农场还是很有感情的。农场的这段经历，使我积累了很多人生的经验，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1969年4月底，我回到北京。那时父母已经从单位放了回来，但是还没有“解放”。

妈妈被整得最惨，她一直被关在第一机床厂一个厕所的茅坑上面，只有6平方米，太不人道了。那时她正处于更年期，回来后神经就有点不正常，经常犯病，犯病时总怀疑有人害她，后经医院诊断，患了“被害妄想症”。

父亲被揪到河南，他参加革命前曾经练过武功，造反派打他时，他不敢还手，但本能地防御，这一防御，把造反派伤了，所以打得更厉害，被打成椎间盘突出，不能走路，得依靠着什么才能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还要让我爸爸上班。那时我大姐带着我弟弟回了老家，我二姐去内蒙古插队，家里只有我。每天早晨，我推着自行车出来，我爸爸趴在我身上，扶着我，到南池子乘三路公共汽车，然后我骑车赶到北池子接他，再转乘九路无轨电车，到东四情报大楼（即现在的外交部）。

晚上下班我再反过来接他。不但如此，我还得做饭，我是从不会做饭的，到了那个时候也只好瞎对付了，他们居然认为挺好吃。那时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我的身上，弄得我特别惨。

1969年我十七岁，那时“革命”的理想早就破灭了，工作也没着落，章娅说对了，就是整天“闲荡”。一次父亲找我谈话，说我不上山下乡的话，他在机关很难交代。我知道父亲处境很无奈，那时我们家里搬进两家造反派，而且占据了最好的房间。他们成天监视着我们，我的情况他们都知道。

后来我妈妈也对我施加了压力，这一下我顶不住了。再说我整天没事干，也觉得非常无聊，总得找个归宿呀，于是我就回到学校，向军宣队提出去东北农场。

军宣队说，通过了解，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质也是好的，可就是身体不行。我就和军宣队的软磨硬泡，要求他们给我革命的机会。后我把体检表藏了起来，谎称丢了，他们也就同意了。以后我想办病退回京，再找这个表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历史跟我开了个玩笑。

1969年9月23日早上，我拿着行李和爸爸妈妈告别，刚走到他们的房间门口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我从来没有这么哭过，我意识到这一走恐怕永远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无法控制自己。我妈妈没出来，在里面也哭得很厉害，最后一个孩子也被逼走了，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一个母亲伤心呢？父亲在屋里陪着妈妈，也没出来，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悲伤、绝望之情。这个情景我至今未曾忘记。后来是几个邻居把我送到火车站。从那以后，遇到别人有困难需要得到帮助时，只要力所能及，我总是要伸手帮助。

我理解一个人处于绝境时的心情。

我们坐的火车也算是种“专列”，上面全是知青。火车也没有个时刻，走走停停，经常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停上几个小时。来北京接我们的人把农场描述得美好极了，简直就像个“世外桃源”。所以我们在车上还是充满信心，有说有笑，高兴得不得了。

经过两天两夜的旅途，我们终于到了山河农场。农场接待我们的第一顿饭吃得好极了，可从第三天起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刚到的那天下了场雪，雪落到地上就化了，东北的黑土一见水就特别泥泞，踩上去都粘脚。我们都穿着新衣新鞋，弄得一塌糊涂。头两天因为下雪没干活，第三天开始下地割豆子。东北的地垄一眼望不到头，每个人负责一垄，低着头往前割。

女的最差的一天也要割三千米，我割九百米就躺倒在地，动不了了，什么泥呀土呀全都顾不上了。割了几天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去找连干部说明原因，要求调换轻点的工作。按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可连干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的请求。一怒之下，我便歇了病假。这样，连干部认为我藏奸耍滑，无病呻吟，我们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

到了农场我们才知道，山河农场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我们来的前一天劳改犯才走。农场的干部过去都是管教劳改犯的，现在他们还是拿管教劳改犯的方法来管我们，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再教育”对象同劳改犯没有什么区别，对我们知青的人格根本就不尊重。

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的歧视，别的不说，连里的知青几乎人人皆可参加的基干民兵，我都没资格参加。这种歧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你是低人一等的。

那时我非常苦闷，学会了吸烟、喝酒。知青在一起没事就打扑克、神聊，什么粗野的话都有。东北的虱子还特多，所有知青的身上都有。那时饭量也大，可以像流星赶月般地连吃十个花卷，可还没到下顿又饿了。由于油水不够，有的知青就偷干部的鹅。他们的手段非常高明，抓住鹅的脖子后用大衣一卷，叫都叫不出来。我虽没偷过，可吃过好几次。我在农场的地位很奇怪，干部对我不好，可知青对我还不错。

我不大会洗衣服，怎么也洗不干净。那时男知青总是找女知青帮忙，我和女孩子从来不讲话的，一讲话心跳得不得了。连里的女孩我基本上不认识，回到北京后人家来找我，我都记不起人家叫什么。连里有个叫刘和平的，也是北京知青，给我介绍了两个女孩，金小娟和薛丽，说她们可以帮我洗衣服。于是我就把脏衣服抱过去，洗干净了再抱回来。后传说我跟这两个女孩好，其实根本没有，仅仅是她们帮我洗衣服而已。那时我心里还只有章娅，和其他女孩子不会有什么的。不过在农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她们俩给我洗的衣服。现在和她们失去了联系，如果能找到她们，我一定要好好感谢她们。

我带了一副围棋到农场，可没人下。我带去的那副棋，还是陈老总送的，结果被人打架时当成暗器全给发了出去，我心疼极了。后来实在憋急了，我曾跑到一百里外的九分场，找程晓流下了三天棋。他把我接待得非常好，把从家里带来的最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在知青中我还有点名气，我和程晓流下棋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知青纷纷从其他分场赶来，这在农场也算是盛况空前了。

临别的那天晚上我和程晓流长谈到深夜，气氛很沉闷，那时我们的理想早就破灭了，都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可我又不死心，觉得将来总会有出头之日，不可能就这么混一辈子。程晓流比我悲观，他认为以后没戏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心里灰灰的。

1971年春节前后，农场刮起一股“返城风”，许多高干子弟凭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纷纷离开农场回到城市，留下的知青顿时“军心动摇”。对此，农场的领导也慌了手脚，对走了的他们想管也管不了，只好对留下的拼命加强“扎根边疆，铁心务农”的教育。

我也是个干部子弟，不是不想回城，而是我的父母还没有解放，又没有关系，所以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实实留在农场。不料这一来反倒“因祸得福”，被分场新来的领导所赏识，把我树为“扎根边疆志不移”

的先进典型，还让我在全分场进行学毛着的巡回讲演。我干活不行，可谈“心得体会”还行。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学得怎么好，而是想通过这个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将来万一有机会出去，领导不至于从中作梗。

就在我的地位日趋上升之时，我收到弟弟继波的一封来信。继波在信中告诉我：据吴淞笙讲，日本围棋代表团即将访华，近日便可到达北京。

我把信反复看了好几遍，确信没看错后，不禁欣喜若狂，我立即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当时正在夏收，我公开请假肯定不会放我，于是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溜回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我还不敢回家，我爸爸妈妈问我怎么回答呀，我要是说回来看棋，肯定要挨骂，说不定还会把我送回去。我一下车就直接住到一个朋友家，然后跟继波联系，想问清具体的比赛时间和地点。没想到继波告诉我日本围棋代表团不来了，这一下我可傻了眼，为了看比赛我冒了这么大风险，现在没有了，这可把我坑惨了，哭都来不及了。没办法，第二天我又匆匆上了火车，返回农场。

果不出所料，我这个“先进典型”突然“失踪”，成了全场的一大新闻，许多人议论纷纷，说我肯定一去不回了。最感恼火的是分场领导，好不容易树立的典型竟然不辞而别，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对我本来就有看法的连干部更是幸灾乐祸，我一回到连队，马上就把我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是政治骗子。我的地位一落千丈，重新成了落后分子，而且是极善伪装的落后分子，这一恶名甚至在农场一级的领导那儿都挂了号。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处境更惨。我因心脏有病，体力不好，重活儿干不动，就把我分到晒粮场上。这里的活比在地里轻松多了，可中午被太阳晒得热极了，出汗很多，口也特别渴。送水的是个知青，他特别坏，只给女的喝。场上就我一个男的，他就是不让我喝。这我哪受得了，就跟他急了，吵了起来，也不知谁先动手，就打了起来。

人说下围棋的人本身就有一种气功，加上我的爆发力特别大，真急了拼起命来，几下就把他打得躺在地上直吐白沫。我一看，不敢再打了，心里挺紧张的，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其实他是装的，赖在那里不起来。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马上有人跑去报告，那时农场都有手铐，是铐劳改犯的，结果把我给铐了起来，直接带到分场场部。我又没犯法，怎么能随便铐我呢？我不服，使劲儿挣扎，结果越挣扎铐得越紧，我一看也不敢乱动了。后来说那个人没事了，这才把我放了，但没让我回连队，而是送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里有不少流氓一类的人，关在那里，我感到特别压抑，每天干的活也是最脏最累的，而且有一种被押解劳改的感觉。更不合理的是，一连几个月我的工资统统都得交给那个和我打架的知青。那时我们一天的工资是一元二角五分，每个月我都出不了满勤，最多只能挣三十多元，不出意外，勉强够自己吃饭和吸烟。这么一来我还得借钱，经济上非常困难，完全把我逼上绝境。这回我实在无法忍受，到年底我真的走了。

1971年底我回到北京，因为是冬天回来，我爸爸妈妈认为很正常，农场冬天没活干，知青全都回来了，也不用请假，只要开春回去就行。我在农场的事也没和家里讲，省得又让他们操心。可到了次年春天，北京知青开始陆续返回农场，这使我有点犯难，妈妈问到我，我就拿话搪塞，反正我是不想回去了。

非常巧，正在这时黑龙江省农场管理总局的局长来找父亲，他在延安时是父亲的学生，和我妈妈也认识，他希望我妈妈能帮他们农场搞一些汽车、叉车、钢轨、钢材等紧俏物资。当他知道我就在他们下属的山河农场时，当即表示我不必回去了，就算给总局出差，还正式任命我为总局驻京联络员，并由总局发给我工资、粮票。就这样我名正言顺地留在北京，使农场的那些“哥们儿”羡慕得不得了。

我们农场对这件事抵触情绪很大，说我是“走后门”，要说也确实是“走后门”，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如果当初我继续留在农场“铁心务农”，那今后就不会有一个下围棋的聂卫平了。那位局长可以说是“歪打正着”了。

说是联络员，其实很少办事，大部分时间我都去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那时国家围棋队已经解散，陈祖德、吴淞笙、华以刚、王汝南等七名国手都分配到那里当工人。那时他们都还没有结婚，全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

他们七人上班是“三班倒”，宿舍里总有人在，我就和他们下棋，从早到晚几乎一刻也不停。他们当时也是身处“逆境”，也就不在乎我业余不业余的了，要不然找他们下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奇怪，我在农场时基本上没摸过棋，只和程晓流下过一次，也没看过棋谱之类的书，对当时日本的棋更是一无所知，可回来一下，我发现我的棋比过去高了一大块。我认为这同一个人的阅历有关，阅历丰富了，就能使人眼界开阔，思想境界大为提高。

我有个感觉，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人，视线很短浅，一到北大荒，看到那一望无边的田野，顿时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广阔，就觉心里“怦”的一下，随着生活的历练，人的境界就高了一大块。再加上艰苦的环境，特别是身处逆境对我意志的磨炼，所有这些使我的棋在意境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现在有一些棋手，素质不错，也很有才气，可就是达不到应有的高度，关键是没有像我到农场那样艰苦的经历，因而缺乏阅历和顽强的意志。

1993年，应农场局（现改为九三分局）的邀请，在总场场长的陪同下，我又重返阔别了将近二十年的山河农场。我发现原来的房子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个厕所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我忽然对陪同我的人说，我们当时住的房前，每到冬天都有一个奇特的景观，有一米多高，我让他们猜那是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得出来。我告诉他们，那是尿结的冰。北大荒冬天夜里都在零下二三十度，谁都懒得拐个弯上厕所，于是出了门就尿，再加上洗脸水，很快就结成一个大冰坨，而且越来越高。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去刨，我当时就专干这个。我讲完这个故事，他们都乐了。

我还去了当年打架的晒粮场，把我被铐的地方指给他们看……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尽管我在农场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对农场还是很有感情的。农场的这段经历，使我积累了很多人生的经验，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总之，在农场的这段经历虽然令人不堪回首，浪费了几年时间，但对我来说也是一笔财富，使我在今后的棋战中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