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重感情，讲孝道。

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重感情，讲孝道。

在山河农场的时间虽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年，其中我还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作为一代知青，我对北大荒的生活还是十分怀念的。多年来，我一直与北大荒的一些知青朋友来往着，如姜昆，就是我的“荒友”。1998年10月，以老知青的身份，我参加了北大荒知青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专程赴黑龙江探访，并为此捐了款。

大概在1992年吧，我曾接到过一封来信，当时我感到很突然。来信人叫蒋美华，是当年上海赴北大荒的知青，在一次扑救山火的行动中被严重烧伤，当年曾是知青中的英雄，我曾听过她的事迹报告，但并不认识她。她在来信中讲述了她近年的生活。返沪后，她尽管受到了政府多方面的照顾，但是由于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一直比较困难。这次遇上房改，她拿不出钱买房，而优惠购房的机会也仅此一次，她想尽办法，还差两万块钱，于是想起了我，向我求救。

我虽然不认识她，但当年对她的英雄行为十分敬佩，也对她今日的处境十分同情。于是我给黑龙江省的一位副省长写了信，讲她过去是为抢救国家财产受了伤，省里有责任照顾她。同时我也将此事告诉了邓朴方，并通过残联把我的信转给了农场局。我的奔走有了结果，此事引起了农场局的重视，专门派人找到我，在我赴上海参赛时同赴上海，补助了蒋美华两万块钱。在上海，我个人请蒋美华吃了一顿饭。蒋美华拿到补助款时十分感动，她热泪盈眶地感谢国家没有忘了她，也感谢我这位当年的老知青。

我当年的连队里有一位鸡西市的女知青，叫张贡，自从离开山河农场后，也是二十多年未联系过。忽然有一天，她带着女儿来北京找我，求我帮她找个工作。原来她丈夫是个矿工，在一次矿井塌方事故中身亡，她的生活也十分困难。看着她们孤儿寡母的境遇，我实在不忍将她们推开不管，但我个人又无能力给她介绍什么工作。想想当年的知青，如今都不容易，我想办法筹措了几万块钱，“借”给她开了一个卖食品杂货的小铺。为了表示感谢，她多次表示让我到她家坐坐，吃顿饭。盛情难却，我去了一次。

她家很远，也较偏僻，虽然居室仍然比较狭小，条件也不好，但总算是有了生活的来源。

姐姐家的小保姆，我也尽力给予帮助。她的故事在当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感动了不少人，韦唯的一首《爱的奉献》更是唱遍了全国。

对外人如此，对家人我更是倾情。作为长子，我总觉得对家庭负有一种责任感。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文革”中，我的父母都受到了迫害和冲击，特别是我的妈妈，除了在身体上受迫害外，精神上也遭受到严重摧残。父亲去世后，妈妈迅速地苍老了，望着满头白发的妈妈，我心中不由得产生出一种悲切之情。

1997年我去九江参加一个比赛，江对面就是湖北黄梅县，也就是妈妈的老家。在比赛间隙，我让当地的朋友开车，悄悄地去黄梅看了一眼。回来后，我把在黄梅的所见所闻讲给妈妈听，激起了妈妈的思乡之情。她表示，自从十几岁跑出来参加革命，六十年了没有回去过，很想回去看看。

六十年了，这个数字大大地震撼了我。望着年迈的妈妈，我下决心一定要陪妈妈回老家看看，了却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于是我放弃了一次世界比赛的机会，于1998年春季专程陪妈妈回乡探望。

黄梅县位于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之处。我和妈妈先飞南昌，再改乘汽车到黄梅。妈妈终于在离家六十年后回来了。我陪着妈妈在她的家乡村前山后转了转，在山上给她的爷爷奶奶上坟。望着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在祖父坟前垂首默立的情景，我心里一阵阵颤动。

由于离家多年，村里已无近亲，加之妈妈年纪大了，因此我们决定晚上住在县城。此行是奉母还乡，纯粹是私人活动，因此我未和当地任何部门打招呼。但终究是县城不大，加之我这个人“公众性”又较强，因此，我一露面就被人认出来了。很快，县里的领导纷纷前来会面。对家乡父老的盛情招待我是受之有愧，同时也对给他们带来的打扰深感不安。

1998年10月4日，是妈妈的八十寿诞，作为长子，为妈妈祝寿我责无旁贷。我通过朋友在北京一家高级俱乐部里包了一个单间，定了一桌寿宴为妈妈祝寿。这一天，我们聂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能让坎坷一生的妈妈在晚年尽享天伦之乐，这就是我的心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