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第二十三届欧洲围棋锦标赛期间，陈祖德、沈果孙和我应邀赴法国巴黎进行访问和下指导棋。这是中国围棋代表团第一次踏上欧洲大陆，揭开了中国和欧洲棋手直接进行交流的历史。

欧洲围棋的整体水平很低，他们的冠军是个在法国的韩国人，我让他三子他还不能赢。在巴黎的三个星期，我一共下了四十一盘让子棋，全胜，可见当时欧洲围棋水平之低。听说现在有人已到“让先”，进步还是很快的。

我们去欧洲之前，当时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副总理专门给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写了信，我们一到，就受到大使馆的热情接待。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辆专车，还派了大使馆的三秘专门陪同我们。

巴黎可以说是世界文化之都，我们先后参观了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凡是有名的地方似乎都去了，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在这方面兴趣不大，他们想去，我不能不去，我就稀里糊涂跟着去了，人家说好，我也说好，也不知道怎么个好法，真可谓“陪着太子读书”。

1978年，应邀赴巴黎第二十三届欧洲围棋锦标赛进行指导。与陈祖德、沈果孙、翻译在大使馆前合影。

对于西餐我也吃不惯，有一次端上来一盘蜗牛，据说还是一道着名的法国大菜，看着就可怕至极，根本不敢入口。我唯一爱吃的是几法郎一盘的炒鸡蛋。到使馆吃饭就感觉特别好。

另外，法国人请你吃饭，不知是“小气”还是因为什么，就一道汤、两道菜，比起中国人的“好客”可差远了。而且法国人不论男女老少分手时都要接吻，这也使我震惊异常，很不习惯。

总之，这是我第一次到“西方”去，算是感受了一下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吧！

1985年，我和刘小光一起去了洛杉矶，这也是中国围棋棋手第一次到美国。这次是应设在洛杉矶的中华围棋会的邀请，去下指导棋的。这个围棋会是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搞的，每天我们都到围棋会和他们下下指导棋，晚上没事就打打桥牌。

他们见我们生活很单调，于是就要包一架飞机去大峡谷玩，被我断然拒绝，一是花钱太多，二是我也没有兴趣；这可把刘小光气坏了，抱怨了我半天。后来人家又邀请我们去迪斯尼乐园游玩，我本来也不想去，可盛情难却，加上刘小光十分兴奋，只好去了。刚走进大门没多远，我就问陪同我们的小姐怎么回去。小姐挺奇怪，怎么刚进来还没玩呢就问回去的事。我说迪斯尼也算来过了，我们就回去吧。刘小光正在兴头上，一听跟我急了：“不行！不行！这次不能再让着你了！你在这儿坐着歇着，我们先玩去，一会儿再来接你。”我真的就坐在那儿歇着，让他们去玩。听说迪斯尼很大，要玩过来得很长时间。他们见我等着，没好意思多玩，玩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可能我使他们大为扫兴。我真的不喜欢游览。

可是对“赌城”拉斯维加斯我却很有兴趣。我自己从来不赌，但是喜欢看别人赌，从中琢磨它的规律，这同我从小喜欢有胜负的东西有关。我看后觉得，如果我真下筹码，我是可以赢的。这不光凭运气，也有概率。比如轮盘赌，你先观察它经常停在什么地方，连看二十次，你就会觉得某一个地方快来了，就可以在那儿下注。第一次不行，第二次翻一倍。第二次还不行，就再翻一倍，那地方肯定是要中的。我在心里试过几次，每次皆中。还有“二十一点”，他是几副牌放在一起，凭着自己的记忆，我觉得也能赢，只要概率上赢他就行。在国内我们曾用四副牌玩“敲三家”，最后剩十二张牌时，我能说出其中的十张，我记牌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我说过不赌，在拉斯维加斯这个世界最大的“赌城”，我也没有“开戒”。

这次赴美最有意义的是和韩国棋手曹薰铉下了两盘快棋。当时有个旅居美国的韩国四段棋手车敏洙，他的棋挺厉害，我们的一些棋手都下不过他。我和他讲好让先，他觉得能赢，还和人家赌。结果连下几盘，我都大胜，没给他一点面子。他知道我是大陆围棋“第一人”，于是他把韩国围棋“第一人”曹薰铉叫到美国，想让我们“较量”一下，看看谁最厉害。可那时我国和韩国还没有外交关系，这事要请示大使馆。大使馆认为这涉及和朝鲜的关系，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他们无权表态。当时和我们一起来美的还有一个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官员，我就让他向国内有关方面请示。本来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弄得这么复杂。后来争取了很长时间，才获得了批准。

当时我和曹薰铉并不认识，是第一次见面，但名字互相知道，也没想到在以后的“应氏杯”上成了“冤家对头”。因为这是中国和韩国的顶尖棋手第一次相遇，所以在美国还是挺轰动的。华人说我能赢，韩人说他能赢，而且开了赌，闹得很热闹。第一盘我执黑输了，第二盘我执白赢了，打了个平手。美籍华人和美籍韩人都大呼过瘾，双方都没丢面子。

随后我又去了旧金山，旧金山的市长送了我一把“金钥匙”，并授予我“旧金山荣誉市民”称号。在旧金山，几位台湾朋友为了让我“开开眼”，见识见识“美国文化”，带我去看了一次脱衣舞。我以前认为脱衣舞都是黄色的，这次一看，觉得不那么黄，有点艺术性。脱衣女郎脱到只剩一件大拉链的衣服时，突然跑到我的面前，说她看出我是从毛泽东的国家来的，问我能不能把她的拉链拉开。当时全场的人都看着我，我感到非常尴尬，于是毫不客气对她说，我是从毛泽东的国家来的，但我对这个并没兴趣。旁边的人给她翻译后，她马上说是她不对，并对我表示道歉，但她还是希望我能给她拉。我觉得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在她一再表示歉意的情况下不给她拉一下，未免显得有些“小气”，于是象征性地替她这么一拉，这时灯突然灭了，她也就趁机跑到幕后去了。

在美国我接触的都是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就像在国内似的，吃饭也都是到中国饭馆，很习惯。洛杉矶非常漂亮，让我感觉到在物质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是太大了。而且我还觉得洛杉矶的月亮比我们的圆，我说这话可能有点“涉嫌”不爱国，我观察了很多天，不知什么原因，人家的月亮确实比我们的圆。回国后说起这事，有人说这可能和大气污染有关，污染严重的城市，晚上是连星星也看不见的。我想他说的有道理。

但美国也不是什么都好，首先社会治安就绝对成问题。在旧金山，晚上和朋友出去，就亲眼目睹了持枪公开进行抢劫，朋友马上把我拉走，好危险！

1988年3月，我第一次去新加坡，这也是中国围棋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新加坡。当时新加坡的围棋水平很低，也就是刚刚起步，说得不客气点，就是请我们去教他们。以后他们又陆续请了我们一些专业棋手长年住在那里，指导他们的棋手。

我以前听说过新加坡如何干净、漂亮，可到那儿一看，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得多，街道、公园……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像精心处理过一样，没有一点垃圾、灰尘。当时任副总理（现任总统）的王鼎昌接见我一次，聊了很长时间，我就问他为什么新加坡管理得这么好。他说就一个字“罚”，而且是重罚。随地吐口痰，就要罚五百元新币，合一千多元人民币。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元新币，一罚就是一半，让你无法承受。这使我想起在北京王府井，吐一口痰才罚五角，据说有一位被罚的人，因一元钱没法找，干脆又吐了一口。如果是罚五百元，你看他还敢不敢再吐？！还有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就应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实行重罚。

不过我在新加坡的运气实在不好，1989年“应氏杯”决赛的最后两盘，我都是在新加坡输的。听说中国足球、篮球在新加坡也输。我是再也不愿去了。

日本和韩国是我去得最多的国家，去日本有七十多次，去韩国有三十多次，都是同比赛有关，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