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之前，曾经有人问我：世界上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我毫不犹豫地说：台湾。一是因为台湾是祖国的宝岛，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血脉和文化；二是因为没去过，有一种神秘感。

1988年，我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后因我是“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委员，台湾方面拒绝签证，最终没能成行。直到1992年9月，我的这个愿望才终于实现了。

这次台湾之行，是受台湾奥委会副主席李庆华先生之邀。李庆华先生是原台湾“行政院”院长李焕的儿子，是反对“台独”的，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李庆华之所以邀请我去，一方面是打破海峡两岸之间体育交流的壁垒（我是第一个正式应邀到台湾的大陆运动员），以促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另一方面他要竞选“立法委员”，也是为了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尽管当时我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按照他们的“条例”，中共高层干部是不准入境的，可是在李庆华的努力下，还是把我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使我的这次台湾之行得以实现。

9月16日中午，我从香港直飞台北桃园机场。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出关，没有任何麻烦。在机场，约有十来位台湾记者前来采访我，问我此次访台心情如何？我用“非常亲切、非常轻松和感觉非常好”来回答他们。

四年前，我因参加“应氏杯”围棋赛途经桃园机场，台湾方面曾因我的所谓“身份”问题而不准我入境，当时他们之中的许多记者也来采访过我，我曾对他们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再到台湾来的。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年。但现在我毕竟来了，也算了了我的一个夙愿。

李庆华先生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并把我直接送到台北三大电视台之一的中华电视公司（华视），接受专题采访。没想到采访我的华视节目主持人李庆安小姐，竟是李庆华先生的胞妹，她可能因此而“近水楼台先得月”。

她长得很漂亮，思路也敏捷，她说我是多次“过门而不入”。我说她说得非常贴切，不过不是我“不想入”，而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入”，这次既然“入”了，就希望什么都看看，什么都听听。接着李庆安小姐又问了我十几个问题，大致都是大陆的围棋水平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情况，包括什么时候学棋、吸氧等等，没有什么“敏感问题”。最后我表示，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看老朋友，结交新朋友。

下午三点我又在下榻的希尔顿酒店召开记者招待会，接受台北新闻媒介的采访。在离开机场时，李庆华在汽车里问过我来台湾有什么心愿。我说我的心愿之一就是想见一下张学良将军。这本来是我私下对他说的，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给我捅了出来，于是就有记者追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我否认有什么政治背景，我说：“张学良是抗战英雄，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从小就崇拜他。听说他快九十岁了，所以很想见他。”

出来之前，我曾和吕正操打过一次桥牌，他听说我要来台湾，就对我说，如果有机会见到张学良，替他转达对张学良的问候，并希望他有空回来看看，他很想念他。吕正操是张学良的老部下，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而且是在牌桌上偶然谈起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背景。我怕有人借题发挥，多了一个心眼，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敢提及此事。

可第二天报纸上一发表出来就不对了，说我到台湾的最大心愿是看望张学良，估计我要给中共某些高层人物传递口信。这件事新闻界“炒”得很厉害，后来我被告知：张学良身体欠佳，不能接见。事后沈君山告诉我，本来我是有可能见到张学良的，可让新闻界这么一闹，张学良不愿意招惹麻烦，只好谢绝了我的求见。这成为我访台的最大遗憾。

第二天中午，台湾“行政院”院长郝柏村要在他的官邸单独约见我。在我来台之前，“台办”的人曾找我谈过几次，一方面给我介绍情况，一方面也交代了若干“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可以和“台湾”政府官员接触，但只能在我住的旅馆里面，不能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如去了，不就等于承认他们了吗？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对“台湾”政府，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们都是个政治实体，而且在那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你只有跟他们接触，才能相互沟通，做他们的工作。像郝柏村这样的人物，你能让他到旅馆来看我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说了，人家大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我只能在旅馆里接见人家，不去登门拜访，这实在不合情理。我们中国人历来就有尊重老年人的传统美德，不管他是什么政治立场，岁数比你大，你就应该有起码的礼貌。所以这条“规定”我没有照办，考虑再三后，我还是去了“行政院”。

十一点三十分，郝柏村在“行政院”接待室接见了我，在座的还有“行政院”副秘书长、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会长王昭明以及李庆华，不许记者采访。开始我还挺紧张，生怕走了嘴，叫他郝院长，因为我们并没有承认“台湾”政府，我只能叫他郝先生。另外他提到我们这边都是称中共，连大陆都不说，我提到他们也一律说台湾，一个字都不错，所以谈话很累。

其实我们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向郝柏村建议，台湾能否也在学校中开设围棋课，这可以开发智力。他表示支持。我又不客气地说，台湾的围棋水平是比较低的，要提高，比较简捷的方法便是两岸棋手多交流，“台湾”的棋手不一定非到日本，也可以到大陆学棋。另外，大路的棋手也可以到台湾来，这样，不仅对围棋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两岸文化的交流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郝柏村明确地表示，他支持这种交流，他甚至建议，将来可能的话，可以把吴清源、林海峰、聂卫平等杰出的中国棋手请到台湾来，搞一个围棋交流活动。在交谈中，我知道郝柏村本人并不会下围棋，但很喜欢打桥牌。他知道我经常和邓小平打牌，就问我邓小平打牌采用哪种叫牌法，他的牌技如何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又谈起中国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他都去过。我说我和他一样，也是没去过西藏和新疆，其他地方差不多都去了。最后他表示他很想到海峡的“那边”去看看。我不能说“欢迎你回来”，我没这个权力，我只能说你的这个愿望我一定给你转达。我们一共谈了五十分钟，出来时，迎面碰到“行政院”副院长施起阳，站着聊了一会儿，然后离开“行政院”。这时外面围了很多闻讯而来的记者，问我会谈的内容，我一律“无可奉告”，上车就走了。

回到北京后，“台办”的人跟我说，也就是你，换了别人是要通报批评的。但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我做得是很对的，这事我也向几位中央领导汇报过，他们都说我做得好。而且到目前为止，从大陆去台湾参观访问的人中，能见到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就我一个。

在台期间，我还先后会见了“教育部”部长毛高文、“立法院”院长刘松涛、台北市长黄大洲、高雄市长吴敦义以及很多委员会的主任，我都叫不出名字来，都是台湾的高层人物。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有会谈的话题基本上一样，就是问中共能不能承诺永远不对台湾动武，一谈就谈到这，特别是议长。

就在我去台湾前不久，台湾当局从美国购买了一百五十亿美元的F-16战斗机。就为“动武”和“战斗机”之事，我不断地同他们轮番进行“舌战”。

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个棋手，但据我所知是不能承诺的。他们问我，既然大陆方面口口声声说我们是骨肉同胞，为什么不能承诺呢？我反问他们，既然你们也承认海峡两岸是骨肉同胞，为什么还有人要搞“台湾独立”呢？只要你们首先承诺永远不搞“台湾独立”，我想大陆是不会动武的。可是据我所知，你们也没有承诺不搞“台湾独立”，这就不能责怪中国政府了。

他们又说，如果和大陆统一，台湾吃亏太大。他们列举了台湾的经济如何如何发展，外汇储备如何如何多。我说你们对大陆太不了解了，现在大陆建设得也不错，如果你们觉得和大陆统一吃亏很大，你们也可以像香港一样，搞一国两制呀！他们又说，你们中共出尔反尔太多，并举了好多历史上的例子，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我说对不起，我太年轻，历史上的事有些不知道，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以后让历史学家去评论，我们应该向前看，不应该纠缠在历史旧账上。听了我的话，议长说，正是因为对中共不放心，才花了一百五十亿买了这么多飞机。我对议长说，别说一百五十亿，就是后面再加一个零，一千五百亿又能怎么样？莫非还能反攻大陆不成？！你们把这钱花在台湾的建设上不是很好吗？你们买飞机，不是让美国人把钱赚走了吗？美国人就希望你们这么干。

还有一次，台湾“海基会”的几个头专门请我吃饭。这些人相当有水平，有能力，风度也非常好。他们以为我是个专业棋手，玩“政治”一定玩不过他们，在吃饭时故意提出一些政治问题“挑逗”我。

他们首先说起中共不讲信用，我问有证据吗？他们于是举出历史上的一些事。我说，你们的岁数和我差不多，我讲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们也是听说来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好能举现在大家都了解的。他们举不出来。我接着说，你们就是凭前辈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我也是这样。比如抗战，我过去所受的教育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面浴血奋战，像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地道战、地雷战等等，而国民党却躲在后方，抗战刚一胜利，就“下山”来摘“桃子”。我刚说到这，他们就蹦起来，说什么抗战是国民党打的，共产党本来已经被赶到山沟里去了，趁机在后面发展自己的实力，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致后来和国民党对抗。我说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他们这才又坐了下来。我说，后来我才知道在抗战中，还有台儿庄血战、沪淞抗战、滇缅远征军等等，这些都是国民党打的。这样看来，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过去我们两边的宣传和教育都有片面性。你们说共产党不抗日，可我的亲叔叔就是在抗战中牺牲的，当时是连指导员。这太有说服力了，他们无话可说。

后来又谈到西安事变，他们讲的和我知道的也是完全不同，绝对两个版本，共产党一个版本，国民党一个版本，到底哪个版本更符合历史，恐怕只有大陆和台湾统一后，由历史学家去论证了。我们争论得很厉害，但都是在谈笑中进行的，大家都不失风度，争论不下的问题，也就嘻嘻哈哈地过去了。这顿饭吃得很妙，遗憾的是大陆这边就我一个，颇有点“舌战群儒”的味道。

这次陪着我的是李庆安小姐，她不仅是电视主持人，而且还是国民党中委，台北市议员。事后她对我讲，想不到你的嘴那么厉害！我说如果是我个人的事也就算了，他们说共产党没打过仗，这可对不起我那个在抗战中牺牲的叔叔，所以要“争”一下。

在参观议会时，有几个摄影记者老想拍我在议会正面的照片，我就故意不让他们照，总是站在侧面。正面有国民党的党旗，我觉得不舒服。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一位我认识的议员的座位，并叫我坐上去试试“感觉”。我放松了警觉，就坐了上去，没想到刚一坐，闪光灯就闪了起来，我知道上了他们的当，可是已经晚了。

在台北，沈君山先生还领我去拜访了两位国民党元老，一位是九十二岁高龄的陈雪屏老人，据说他仍在“台湾”总统府当“资政”；另一位是八十多岁的陈致平老人。这两位老先生都是围棋爱好者，而且一口地道的“京腔”，和他们聊天有种“如回故里”的感觉。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刘棣怀、过惕生、顾水如等北京老国手的事情，令人非常开心。

陈致平老人说他很想回北京看看，特别是到曾经待过的地方转转，可他女儿不让他回大陆。我说你女儿太怪了，为什么不让你回去？他说女儿怕他身体不好。我说人只能是越来越老，不会越来越年轻，既然决定要回去，那就应该早去。这时他才告诉我，他的女儿就是风靡大陆的台湾女作家琼瑶。我让他转告琼瑶，就说我批评她，她自己经常到大陆来，也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自己的父亲早一天到大陆来，以了却老人家的一片心愿。后来琼瑶的弟弟带她爸爸来大陆了，琼瑶还托她爸爸带了一块手表给我。我请他们吃了顿饭，聊了聊北京的一些变化，希望他不至于“迷路”。

在台中市，我专程去看了“牛肉面大王”张先生。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过去我儿子骢骢小的时候，曾经请过一位姓崔的大妈来照管他。这位崔大妈对我说，她丈夫死了。但是1988年，这位“死”了的丈夫突然从台湾回来了，并找到了崔大妈。他就是台中市的“牛肉面大王”张先生。我也因此认识了张先生。当时我正为“应氏杯”赛的事申请去台，张先生便邀我在台中见面。但没料到这一等就是四年。于是张先生便把四年前当地报纸登的“和聂卫平相约”的报道贴在饭店里，逢人便说，聂卫平肯定会来的。当我真的来到他家，老头儿高兴极了，忙这忙那，一定要我品尝他的牛肉面。

说老实话，老头儿的牛肉面是挺好吃的。

在高雄时，他们想让我参观所谓的“国军纪念馆”，被我“免了”，我只参观了高雄的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李庆华先生的父亲李焕十多年前创办的。陪同我参观的除了大学方面的人，还有高雄的议员。参观完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于是就在大学旁边的一个很普通的餐馆就餐。餐馆里面有个卡拉OK，那个议员一见就来劲儿了，问我大陆有没有卡拉OK。我反问他：你去过大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身为议员，对大陆的情况这么不了解，这怎么能行？我可以告诉你，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卡拉OK绝对比台北、台中、高雄多得多。当然我也不是说大陆什么都好，有些地方是很穷，你最好自己到大陆去看看。他们还问起“六四事件”，这是我最不好回答的问题，我只坚持一条：中国这么大，不能乱，任何形式的乱都是不行的。中国要发展，要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必须有个稳定的环境。

此外，我还坐船游览了日月潭，参观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先生是个很有知识的老人，他对我说，这里的宝贝很多，许多东西对外不开放，但我都可以看。我进去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比我们故宫里的东西好多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国民党撤退时从北京故宫搬走的，好在这些东西保存得完好，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参观中，我对唐代的一副棋盘和棋子很感兴趣，还特别数了数棋盘的格数，和现在的完全一样，都是十九格。遗憾的是隔着玻璃，无法触摸棋子，不知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在棋具旁，李庆安给我照了张相，故宫里是不准照相的，我这是破了例。

在台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寻找我的“义妹”。1991年中秋节，中央电视台在北京饭店搞了个现场直播的中秋晚会，我也应邀参加。

晚会的主持人有从台湾特邀的电影演员张纯芳小姐，她曾经在电影《老莫的春天》里扮演老莫的妻子，我过去并不认识她。那天晚上，我刚好同她坐在一张桌子上。席间，她突然提出要认我做义兄，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只是应酬地说那可不敢当。没想到在主持节目中，她事先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突然宣布她是我的义妹，并把我拉到台上讲话，把我弄得非常尴尬，结果还说错了话。本来是中秋节，我却对着亿万电视观众说了句：春节好！闹了个大笑话。

以后我们并没有联系。到了台湾他们问我在台湾有没有亲属，我本来想回答没有，不知怎的忽然想起这个“义妹”，就说了出来，可是没有她的电话，他们就通过电视台和报纸帮我“寻找”起“义妹”来，还说我找不到义妹，心里如何焦急等等，闹得满城风雨。在我离台的前一天，张纯芳小姐来了，我们见了面，还一起喝了很多酒。我自认酒量很大，但恐怕比不上这位义妹。这时那些记者们又说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整个过程被他们“炒”得就好像是阿哥阿妹历尽了多大磨难似的。

总的来说，这次台湾之行，使我大开眼界，也交了不少朋友，增进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