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敢想过将来自己能成为一位全国冠军，因为我觉得那些冠军们都是才华出众、高不可攀的人物。但自从参加集训队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把夺取全国冠军当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对局胜率的提高，这一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运会恰好给我提供了机会。

为参加全运会，我又回到黑龙江组建围棋队，因为团体赛必须有五名棋手。我在黑龙江也带过几名学生，但水平都不行，这时我就想到了程晓流，此时他还在农场务农。为此我赶到他所在的九分场，动员他出来。开始他还不愿意出来，很傲气，自视甚高，想上大学什么的。我说我是专程从北京赶到这儿找你，来之前还跟省体委的领导做了工作，作为知青、战友、朋友，我是替你着想，不要老在农场里待着了，出来机会更多。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他终于被我说通，参加了黑龙江省围棋代表队。由于整体水平不行，团体赛我们的成绩差强人意。

个人赛的决赛，由获得分组循环赛的小组第一名的四位棋手参加，其中有陈祖德、王汝南、赵之云和我。决赛采用循环赛的方法。在决赛之前，尽管我明知迟早要和陈祖德相遇，但心情上很希望把我们之间的决战向后拖一拖。只要我赢了前两场比赛，那就能以有利的姿态与他一争高低，最起码心里能踏实一些。不料9月23日的抽签结果，第一轮我就碰上陈祖德，真可谓“冤家路窄”，我也只能暗暗叫苦。

当时舆论界一致认为，冠军将在陈祖德和我之间产生，但一想到又要和他进行一番生死搏斗，我就有些心惊胆战。陈祖德曾三次荣获全国冠军，又是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1974年我就惨败在他的手下，和冠军失之交臂。没有和陈祖德比赛过的人，是很难想象他在盘上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势是如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9月23日晚上，未能进入决赛的棋手全都出去尽情玩耍，而我一想到明天的激战，心里就一阵阵发慌。这和一年前的情景是多么相似啊！想到此，我霍然一惊，去年那令人痛苦的一幕还会再演吗？我马上鼓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年来的苦练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即使输了也要拼得“壮烈”一些。这样一想，我的心平静下来。

9月24日，景山公园的围棋比赛大厅里，坐在我对面的陈祖德久久地注视着棋枰，然后轻轻地揿下按钮，停止了比赛计时钟的走动——这是棋手认输的表示。我顿时感到狂喜的热流迅速地涌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强作镇定地向他颔首致意。由于激动，当我在裁判员递过来的对局记录上签名时，手颤抖得怎么也无法把字写工整。离座之际，连腿都发软了。这就是我在争夺全运会冠军征途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这只是决赛的第一局棋，但我已看到通向冠军宝座的大门为我打开了。之后我又战胜赵之云、王汝南，以十四连胜的战绩获得了第三届全运会围棋比赛冠军，这是在我获得的诸多冠军中第一个冠军头衔。

获得冠军，当然高兴万分，然而夺取冠军的艰难征途，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棋艺未精，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比如和王汝南的那盘棋，局势几经变化，最后形成了极细微的局面，正常收官，我可能要输一点点，可他过于紧张，出了一个小漏洞，反被我险胜四分之一子。事后王汝南难过得顿足捶胸，而我在胆战心惊之余，不能不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好，不然的话，冠军的桂冠就会戴在王汝南的头上了。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有趣的事。1975年胡耀邦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亲自过问了我父亲的问题。我父亲要解放可还没解放时，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请他到围棋协会任副主席，同时担任全运会围棋比赛的裁判长，也算是散散心。

我和父亲之间有种奇怪的默契，他不抽烟喝酒，也不让我抽烟喝酒。

其实我在外面是既抽烟又喝酒，但我从不当他的面抽烟喝酒。他当了裁判长，我们就经常在公开场合见面，躲都躲不开。我抽烟时，只要有人一说你爸爸过来了，我赶紧就把烟掐了。这事闹得围棋队的人都知道，有时还故意和我开玩笑，等我把烟掐了一看，父亲根本没来。但我仍不敢大意。

在上海预赛时，父亲正好是我们这个赛区的裁判长，这使我很难办，在比赛中不抽烟不行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已成了习惯，不抽就不能集中精力思考。比赛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还是抽了。后来我发现，凡是我抽烟的时候，父亲肯定不在我旁边，而且也从来不提及此事，这可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