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是我最倒霉的一年。3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比赛中，我败给了邵震中，失掉了决赛权，之后又输给华以刚，退居第四名。马晓春和邵震中分获冠亚军。那次比赛，预赛时我一局未失，邵震中预赛是连输三局，九死一生才进入决赛圈的，可偏偏在决赛击败了我。而我仅输一局就失去了问鼎的机会，运气也真是太坏了！

另外在比赛中发生了一件似乎令人无法“启齿”的事，但对关心我的朋友，我觉得还是说出来好。那就是关于我的房子。我1980年和孔祥明结婚，婚后第二年有了孩子，可到了1982年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一直住在父母家，我两个姐姐也住在父母家，她们也都结了婚，四家人住在一起，不方便不说，还把弟弟继波挤到别人家去住，使他一直无法结婚。

当时只有我有可能在外面找房，她们根本就甭想。于是我向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希望能给我分房。虽然当时我的户口还在哈尔滨，但北京市体委正在向黑龙江省体委商调我，黑龙江第二书记李立安也已经答应放人，进京只是个手续问题。再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国家队，今后肯定还会在国家队待很长时间，因为围棋和其他体育项目不一样，本身的运动寿命很长。当时国家体委在“前三门”的统建房已经分完了，于是他就跟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反映了我的情况，并写了份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特别给我分房子。后方毅、耿彪两位副总理在报告上做了批示。吴庆彤还把我叫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他告诉我房子在劲松小区，三室一厅，是“国管局”的统建房，叫我在家里等着电话通知去拿钥匙。

我听到后真是激动得不得了，我想国家对我这么好，我还得继续努力，为国家争光。过了两天吴庆彤的秘书通知我去拿钥匙，我高兴极了，于是拉着上海的棋手邱鑫一起去取钥匙，我想把我的喜悦让他也分享一下。我们骑自行车来到“国管局”房屋调配处，刚进屋，那位处长就对我说，你这是走后门，房子不能给你。我一听都蒙了，我说这是副总理批的。他指着一沓文件说，这些都是副总理批的，接着又说，我要到中纪委告你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态势，不知该怎么办好，也没敢争辩，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回来后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我怎么能算走后门呢？真是冤枉死了！像我这种情况是应该分房子的。我又去找李梦华，他给吴庆彤打电话，吴一再道歉，说这事没办好，他也没办法了。我始终不明白事情究竟卡在哪儿了。那时房子的事太大了，情绪受到极大的打击，棋都没心思下了，直走神儿。如果一开始就没给我也就算了，给了又收回去，还说我是走后门，真是窝囊透了，我又不好和别人说，只能自己忍着。我很难说这对我的比赛没有影响。

接着，我连遭败绩，7月，我负于马晓春和刘小光，丢掉了“国手战”

的冠军。8月，在承德举行的“避暑山庄杯”赛中，我又名落孙山。短短几个月工夫，我就被马晓春夺去了两项冠军，只剩下“新体育杯”赛的最后一座城池了。

由于我的接连失利和马晓春的异军突起，棋界人士一致认为，11月份举行的“新体育杯”的挑战者，十有八九是马晓春。那么聂卫平的卫冕将是自“新体育杯”开创以来的最艰难的一战。如果马晓春再把“新体育杯”冠军夺到手，就意味着“马晓春时代”的到来。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新体育杯”的情况。“新体育杯”是由《新体育》杂志社于1979年创办的，每年举行一次。这是非官方的、由社会办体育杯赛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之前，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是由“官方”举办的。现在各种杯赛数不胜数，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体育项目，而且体育比赛也正在由“官办”向社会办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体育杯”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

另外，“新体育杯”采用了“双淘汰制”，即由“胜者组”和“败者组”的第一名进行“三番棋”，决出冠亚军。并从第二届开始，实行“挑战制”，即先进行“本赛”，只有获得“本赛”第一名的棋手，才有资格向上一届的冠军挑战“三番棋”。这种赛制更公平，也使优秀棋手不至于疲于奔命。

“新体育杯”对参赛棋手的参赛资格要求很高。参加第一届、第二届的全部是国内最强手。1982年试行段位以后，只有本年度全国比赛的前六名，上一届杯赛的前六名，六段以上的棋手以及特邀的强手，才有资格参加比赛。因此参加“新体育杯”的棋手虽不多，但荟萃了全国的精华，因而是围棋界最受重视的一项比赛。

在第一届“新体育杯”上，我第一盘就输给了陈祖德，到了“败者组”。

我又从“败者组”打上来，获得第一名，然后同“胜者组”的第一名陈祖德再次较量“三番棋”，我以二比零获得冠军。如果按一盘淘汰制，我早就被淘汰了。当时，“新体育杯”的奖金是八十元人民币，我已经觉得很多了，那时我的工资也就六十元，还是因为我是全国特等劳动模范，连升了几级才拿到那么多的。

从第二届开始“挑战赛”改为“五番制”，我以三比一和三比零击退了吴淞笙和曹大元的挑战，蝉联了第二届和第三届的冠军。

“新体育杯”冠军可以说是我最珍惜的一项冠军。一来是因为它的规格高，影响大；二来是作为“新体育杯”冠军不必参加争夺挑战权的“本赛”，可以“坐山观虎斗”，“以逸待劳”，心理上大占优势。而且在“新体育杯”

赛中，我还没有受到过冲击，一直“稳坐钓鱼台”。但是1982年的卫冕，是在我连吃败仗的形势下开始的，情景如何，心里实在没有多大把握。

在这一年9月底，《围棋》月刊社在上海举办了一次“国手夺魁赛”。

参加者有我和马晓春，以及孔祥明和杨晖两名女棋手。我和马晓春进行五局对抗，孔祥明和杨晖进行三局对抗（杨晖以二比零取胜）。由于我心里已把马晓春看做未来的“挑战者”，而身拥三冠的马晓春对获得挑战权也自信十足，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一次五局对抗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争取“国手夺魁赛”的优胜，二是双方都把此战看成是“新体育杯”的“预赛”，整个舆论界也是这么看。因此胜负对双方的心里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五局对抗的结果，我以三比二取胜，但是赢得异常艰苦，特别是第五局我仅以“半目”险胜。这一结局，使马晓春虽败犹荣，反倒鼓舞了他的斗志，而我却更加感到了卫冕的艰难。就是在这种阴云密布的黯淡形势下，我迎来了第四届“新体育杯”决赛。

1982年11月7日，决定第四届“新体育杯”赛挑战者的“本赛”，在福州拉开战幕。因为我只需参加决赛，所以在“国手夺魁赛”后，我并没有和马晓春一起赶赴福州，而是接受了中国象棋大师胡荣华的邀请，在上海盘桓了数日。原来想利用这几天稳定一下情绪，做一下赛前的调整，可我心里一直挂念着福州的赛事，到底还是于10日提前赶到了福州。

恰巧这一天，比赛爆出了“大冷门”，北京的程晓流击败了呼声最高的马晓春。不过八轮的积分循环赛只进行了三轮，尽管马晓春输了一局，但我猜测，挑战者很可能还会在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三人中产生。

不料程晓流越战越勇，把曹大元、刘小光等全都拉下马，成为挑战者。

客观地说，程晓流的实力比起马晓春、刘小光等新锐稍逊一筹，在争夺异常激烈的“新体育杯”赛中获挑战权的希望不大。而且在此之前，他的竞技状态也不太好，从3月的全国比赛到7月的“国手战”，他表现平平，并有过“九连败”的不光彩的记录。因此他八战全胜获得挑战权，不能不让棋界上下为之瞠目。

程晓流和我是老朋友了，从六十年代起就在一起下棋，当时吴玉林、程晓流和我都是北京棋界小有名气的少年棋手，吴、程的名气似乎还在我之上。1975年还是我把程晓流从农场里拉出来的。但作为竞争者，每逢比赛，我们之间的争夺总是非常激烈，从不讲面子。虽然程晓流以前曾取得过全国第三、第六的好成绩，但在正式比赛中，他还从未胜过我一盘。根据这一情况，舆论界对我们之间的决赛是一边倒，认为我将稳操胜券，问题只是三比零还是三比一。

本来我严阵以待，准备和马晓春再决雌雄，可冲上来的却是程晓流，多少有些遗憾，同时也松了口气。程晓流虽然以顽强着称，但凶猛锐利都不如马晓春，对于他的挑战，我很有自信。尤其是这种五局三胜制的长距离比赛，更使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决赛前夜，《围棋春秋》杂志的记者请我谈谈对卫冕之战的感想，我回答说，卫冕问题不会太大，但程晓流锐气正盛，我要全力以赴，不能掉以轻心。可惜我说归说，做归做，记者前脚走，我后脚便跑去大玩扑克牌，早把“全力以赴”丢到“爪哇国”去了。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以后的决赛是那样的艰难，差一点就“翻了船”。

按比赛规程，决赛的前两局是在福州下的，结果是一比一战平。老实说，一比一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尤其第一局是在优势的情况下，一步看错，走死了一块棋才输的，所以对将移师到北京的后三局，我仍然非常乐观。

1983年1月7日，决赛在北京再次开战。第三局，程晓流执黑先行。布局阶段我领先，但关键时刻却出现了错觉，第六十二着下出了坏棋。程晓流敏锐地抓住机会，竟走出了一连串的妙手，顿时形势逆转。程晓流的棋艺怎么会如此高超呢？我陷入惊慌之中。幸亏后来他求胜心切，连出败着，我才侥幸赢了这一局。

1月12日的第四局，由我执黑棋。同前三局一样，布局我又领先，而且程晓流的第七十二着下出了大缓手。这时，我只要把下边的阵地补上一手，便是必胜的局面。谁知“恶手招恶手”，我鬼使神差地走出第七十七手更坏的一着。程晓流的缓手毕竟捞到了角上的空地，而我的“恶手”几乎可以说是一步“单官”，还被他乘机凶猛地打入我下边的阵地。这一来，我心情大坏，虽然此时仍是胜负未决的局面，但程晓流的顽强却使我沮丧起来，终于丢掉了第四局。

“聂、程之战迎来决胜的第五局”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棋界。由于前三届“新体育杯”决赛，我都是以压倒优势获胜，而这次却被程晓流给逼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所以已不大为人注意的“新体育杯”决赛重新成了围棋爱好者热衷的话题，程晓流也变成了众人瞩目的新闻人物。

1月19日下午1时，在北京体育馆的贵宾休息室，决赛第五局正式开始。按规定第五局要临时进行“猜先”，本来我“每逢猜先，必猜黑棋”是有名的，可这一次却不灵了。程晓流猜到黑棋使我精心构思的黑布局，全无用武之地。在决战之前，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静，五局三胜的长距离比赛，意外地变成了一局定胜负，精神压力本来就相当大，此时又被对方猜到黑棋，就更觉紧张。难到这是不祥之兆？我暗自嘀咕，点烟的手都微微颤抖了。

程晓流的心情大概也并不轻松，还差一步他就可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冠军宝座了，其紧张程度绝不在我之下。但从他那没有一丝笑容的脸上，我感觉出他要拼死一战的决心。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这场极其关键的比赛中，我“赌徒式”的好胜心终于又开始显灵了。

程晓流采取“中国流”布局，我则大胆地使用了自己近来探索的一种下法，以小目对抗。局势的进行和我预料的一样，一开始双方就寸土不让，很快便进入了“热战”状态。由于程晓流一着棋过分，被我控制了局面的主动权，并且毫不手软地穷追猛打。至第一百零六手围上中空，我出了一口长气，胜负基本定局。当时在场的全部高段棋手也确认是白棋胜势。不过鉴于对方前四局的顽强表现，我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然而就在胜利在望之际，我却几乎因为“拉弓过满崩了弦”。

在高水平的围棋比赛中，即便已获得优势，但要把优势转化为胜势，并最后赢下来，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因为对方决不会轻易地放弃抵抗，如果差距还不是很大，他就会顽强地一手一手地努力追赶。如果差距很大，那么他就会孤注一掷，采取“玉碎”的战法，这就是棋手常说的“胜负手”。

这是最让优势方头疼的，因此处于优势的一方时刻要提防对手突如其来的“拼命”，心情往往比对手更紧张。

由于我的优势是如此明显，程晓流终于放出“胜负手”。他连走了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两手，希望突破中央白空。其实我只要退让一下便可平安无事，但当时一种本能的反击意识，促使我在未细算的情况下就贸然出击。结果被黑一百四十五手严厉地一断，棋盘上顿生波澜。我猛然一惊，冷汗立刻冒了出来。完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像电光般地闪过。

整个比赛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围观战的棋手都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棋盘，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寂静得似乎都能听见自己急剧的心跳声。

与此同时，在北京体育馆内进行了公开挂盘讲解，由王汝南和华以刚担任解说。那时还没有电视转播，北京的围棋爱好者闻风而来，创造了观看围棋表演人数的最高纪录。因为事先没估计到观众会如此踊跃，所以票都不够了，只得临时再去准备。据说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观众自始至终无一人退场，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气氛越来越热烈。在黑一百四十五手断时，王汝南激动得嗓子都哑了，他当即宣布：白棋面临困境，形势不明了。这时观众大哗，议论声、叹息声、惊讶声几乎把解说的声音都淹没了。

赛场内，我还在搜肠刮肚地苦思冥想，但并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万般无奈，只得让黑棋吃掉了我边上的二子，直到一百四十八手我才逐渐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并意外地发现，尽管这一战役损失很大，白棋依然稍稍领先，顿时精神大振。此后尽管程晓流奋力追赶，也未能扭转败局。结果我以二目半胜了第五局，宣告卫冕成功。

比赛结束后，我和程晓流步入挂盘讲解场地，参加发奖仪式。当我接过“新体育杯”时，全场数千名观众掌声雷动。此时此刻，回想起刚才那惊险的一幕，不禁心惊肉跳。

1983年我又从马晓春手中夺回全国冠军。

1984年我的状态非常好，我和马晓春那盘棋，公认是我的绝对优势，后我心太急，想去吃他，结果反而输了，冠军又被他夺了回去。

从1974年到1984年的十届全国比赛中（1976年中途取消），我一共获得过六次冠军，一次亚军。1984年以后我不再参加全国比赛了，原因同全国比赛的赛制有关。全国比赛实行的不是“挑战制”，而是“循环积分制”，所有棋手，包括上届冠军，都要从头赛起，一盘也不能少，而且经常是连续下三四天才能休息一天，这对年轻棋手不算什么，对老棋手就显得非常“残酷”。我每次参加全国比赛后都感觉特别疲劳，而且像我这样的棋手，每年国内外的重大比赛非常多，特别是198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开战，我所承受的负担越来越重。当时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对我很关心，劝我好好休息，就不要参加全国比赛了，别的比赛热热身就可以了，全力以赴搞好擂台赛。后来金明正式通知我可以不参加全国比赛。

现在全国比赛都是十来岁、二十来岁的孩子们来下，岁数大点的，像马晓春、刘小光、俞斌等人都下不动了。

现在看来，退出全国比赛是非常英明的，这使我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中日围棋擂台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