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擂台赛日方的擂主是大竹英雄。在我步入棋坛的时候，正当他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和台湾的林海峰同时称雄日本棋坛，人称“竹林时代”。

他是已故巨匠木谷实的学生，在晚期的木谷道场里，他既是加藤正夫、石田芳夫、武宫正树、赵治勋、小林光一等人的大师兄，又是他们的小先生，所以辈分很高。在他的围棋生涯中，一共获得过二十八个冠军，这个数字仅次于坂田荣男。另外，他还有“快棋之神”、“美的大竹”的美称。他的谱我是打过不少的。

今年大竹已经四十五岁，虽说已过了他的高峰期，但棋艺相当成熟。

目前依然保持着“鹤胜战”和“NEC杯”两项快棋赛冠军。而后一项，是在接连战胜了林海峰九段和拥有“名人”、“十段”、“王座”三项冠军称号的加藤正夫后取得的。这一切足以说明大竹的实力。

但不用讳言，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他曾说过和中国棋手分先他是不下的，下就得让先，狂得不得了。实际上也真是这样，跟陈祖德是让先，跟孔祥明是让两子，他都赢了。这次日本棋院请他挂帅，他说他是拿鞭子的角色，意思是只鞭策别人，自己根本不用出场。在我连胜几名日本棋手之后，他也不再提拿鞭子的事了。他还把你当成大高手，经常来请教你。后来经过长期接触，我发觉他就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那时中国围棋水平低，难怪被人家看不起。就是让先，你也赢不了人家嘛！现在不同了，我在东京战胜酒井猛之后，他把我带到一家超级市场，非要送我一套西装不可，并说要是武宫正树在，也会送我一套的。这套西装很贵，价值十万日元，相当一千多美元，说明他对你的尊重。这种尊重是赢得的，因而也是真诚的。

去日本前的一天晚上，彭真委员长把我约到他家。

1987年4月28日，我们再一次东渡日本。一上飞机，空中小姐便认出了我，机长便把我请进了头等舱，而且领我去驾驶舱参观。这可是在飞行途中啊，那里本来是绝对不允许他人进去的。但是他们对我说，你到这里来看看天空，看看大海，对你下棋也许有帮助。

在驾驶舱看天空和在舷窗里看到的真是大不一样。天空辽阔，大海浩渺，心胸不觉为之一振，好像也随着扩展开来。

到东京的第二天，旅居日本的华侨盛毓度先生便请我们去吃饭。盛先生是清末开办洋务的着名大臣盛宣怀的孙子，当年已经七十五岁，也是一位围棋爱好者。盛先生也一直想为祖国的围棋振兴做点贡献。他曾经办过一个“留园杯”。因为他是苏州人，在日本开的饭馆便取名“留园”。“留园杯”办了几次，每次都邀请中国的优秀青年棋手去参加，但我们的成绩使他失望，杯赛也就停了。

我们来到饭店时，只见盛先生穿着长袍马褂在门口等候。这种服装在国内我从来没见人穿过。据说旅居在海外的老华侨，每逢盛大节日，或过生日，便穿起绸缎做的长袍马褂，以显示一种民族自豪感。这种感情我们在国内有时反而感觉不到。

吴清源先生也出席了宴会。中日围棋擂台赛每有大的活动，他都前来参加，对祖国的棋手他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在宴会上，他为我分析了大竹的棋路，他说：“大竹的棋虽然下得很厚，但往往会实地不足。”接着又鼓励我说：“这次你要是再赢了大竹，就是世界第一了，行百里者半九十，希望你不要功亏一篑。”

我打完“世纪之战”以后的轻松感，现在是一点踪影也没有了。虽然我来日本之前，收到的无数信件，几乎都是鼓励我放下包袱，说我即使输了也是民族的英雄。但我明白，我要是真的输了，我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

4月30日，比赛在日本棋院对面的一家私学会馆里举行。因为这天是日本棋院的对局日，所有的对局室都有比赛。我想，这也许是借口，真实的目的和我们一样——输多了，换个地方讨讨吉利。

赛前十分钟，我和大竹英雄先后走进对局室。这天我穿着他上次送我的西装，我指指衣服向他表示感谢。他问西装合适吗？我说希望这套西装能给我带来好运。他也感谢我回赠的礼品，并说礼品里有样东西，他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我说，那些礼品都是孔祥明买的，很抱歉，我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件。

寒暄一阵后，裁判请我们入座。此时离开赛还有三分钟，我便闭目运气，做我那“三脚猫”的气功，目的是想使自己放松下来，进入角色。

离比赛还有十几秒了，大竹突然问裁判：“我是拿白棋吗？”那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把我吓了一大跳。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执白还是执黑吗？听说在这之前，他曾对人表示，什么棋都可以输，就是这盘棋不能输。他会没有准备？不知自己执黑执白？看来他比我还要紧张呀！

这盘棋开局大家下得都很快，到中午封盘时，已经下了七十七手棋。

创了擂台赛上午进度最快的纪录。

下午比赛更加激烈。大竹为了取得实地的平衡，不惜置一大块棋的生死于不顾，采取了寸土必争的方针。我经过长考，决定去吃那块棋。结果被他顶住了，在边上揩油，他也不给。在这种情况下，我手软了，下了几步软着，局面出现危险。

在观战室中，一些日本棋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武宫判断说：“白有望。”而中国的棋手都很紧张。

我原来和孔祥明约好，下午两点出去吸氧，可是盘面上的紧张形势，使我忘掉了时间，忘掉了预先的约定。

孔祥明一直在对局室门口等我，总不见我出去，也不知里面的情况，急得要命。刚好罗建文出去，她便让罗建文再进来，给我做个吸氧的手势。

罗建文进来后，便用双手捂住鼻子，并有意发出深呼吸的声音。这我哪能听得到。每次对局，对手坐在我对面，有什么动作，自言自语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也看不见，更何况他还坐在旁边离得较远的地方，我就更不会去注意他了。

直到下午四点，我去厕所，在门口撞着刘小光，只见他提着个氧气瓶站在那里，我才忽然想起，我早该吸氧了。这时我还很得意，没觉得有什么走得不对的地方。

吸完氧回去，我的确心明眼亮了许多，这才发现自己的形势有些不妙了。我冷静算了算，优势虽没有了，但也不见得就输，大概是半目胜负的局面。我开始顽强地与对方拼抢实地，把优势又一点一点夺了回来。

可是在第二次吸氧前，我又下了一步错棋，让对方吃了我三个子。我背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当时我以为这盘棋我输定了。但是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也得下完，不能就这么认输呀！于是我又重新进行了一下形势判断：虽然在这个地方我损失这么大，但是在其他地方我还能找回来一部分，也就是说在盘面上二者必得其一，这样得失相差还不是太多，损是损了，但损得有限。而且我也没想到我原来的优势有那么大，即使损了，也还不至于就输。我再一点空，这时盘面上仍多七目，只要不出毛病，应该赢一目半。我马上镇静下来，并不断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再看错了。

此时，在日本棋院二楼大厅里，开始了挂盘讲解。大厅里座无虚席，走廊里也挤满了人。据日本朋友说，比“棋圣战”七局挑战赛的场面还要壮观。担任解说的武宫认为，现在的局面，是白胜两目半。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那时候的气氛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本来那屋里不怎么热，可我感到其热无比，浑身是汗，衣服都贴在身上，到后来凉飕飕的。我想再吸一次氧，可是读秒了，一分钟一步棋，我怕超时判负，没敢去。

大竹还有半个小时。不过他也开始频频长考，嘴里不停地叫着“不明白”、“不明白”。后日本报纸说，大竹的脖子，整个都是红的。

这盘棋真是下得紧张激烈极了。日本报纸说这是一场“血的战斗”。

在中国，有一部围棋名着叫《血泪篇》，其实，那种对局比起这两国交兵来，呕心沥血的程度差远了。这局棋一共下了七个半小时，三百二十多手，到后来，棋盒里的子都下没了。

真是托陈老总在天之灵，这盘棋又赢下来了。

当最后一张棋谱送到武宫手中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是这样？”可棋谱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黑两目半胜。“啪”的一声，教鞭从武宫的手上滑了下来。

场内鸦雀无声，人们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结果惊呆了。

有人问武宫，是不是因为奖金少，引不起日本棋手的兴趣？武宫回答说：“完全不是，这次比赛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名誉。”接着他又说：“不要责备大竹，我要负很大的责任。”

接下来的晚餐会上，气氛相当热烈。郝克强团长对日本朋友的款待表示了感谢。接着，他向日本朋友赠送了礼物——围棋领带。另外还赠送给大竹英雄一套线装本的中国古谱《忘忧清乐集》。大竹在讲话中说：“我今天的棋下得不好，下次跟聂先生下棋，一定要下出不低于聂先生的水平来。”他还说：“两届比赛日本队都输了，我希望参加第三届比赛的日本棋手加油，能尽快地赢下来。”他说这话时，眼泪都快出来了。这点我对他很佩服，作为一名棋手，这盘输了，我承认，但下次，我一定要赢回来。

回到旅馆，就接到章曙大使和正在日本访问的陈慕华同志的祝贺。接着，又通过新华社，接到彭真委员长的祝贺。

两届擂台赛中国队都赢了，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围棋赶上日本了呢？我觉得还没完全赶上。在总体水平上，我们还不如日本。第二届他们出来七个新队员，我们只换了两名。第三届他们又新换了五人，我们还只换了两名。这说明我们够出战水平的棋手还是不如日本多。

我在擂台赛上，虽然战胜了八位棋手，我的棋力是不是就在他们之上了呢？也不能这么认为。只能说我和他们可以抗衡了。但只我一个人达到这个水平，也还不行，我多么希望我的队友们也尽快地赶上来，使我在擂台赛上不至于总是孤军奋战啊！

擂台赛期间我在国内的成绩不好，特别是丢掉了全国冠军后，有人戏言我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当时国内比赛除了“新体育杯”是挑战制外，其他的比赛全是打循环，任何一个棋手都要从头打起，而且是连下三天才能休息一天。那时马晓春、刘小光也就二十来岁，我在精力和体力各方面肯定是跟不上了。我认为这是赛制的问题。现在一些大的杯赛都采取了挑战制，这对优秀棋手来说好多了，不致像我当初那样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