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官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张园上下因此一度感到一片悲观失望。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了，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从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的话，也不说了。人们惟一考虑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很快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人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下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固。张园有了绝路逢生之感，不免渐渐重温旧梦，觉得“定于一”的大业，似乎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们后来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进讲”时局的日本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把新居取名“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真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说时局，与溥杰也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几天客，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告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原来溥杰回国之前，水野子爵亲自找过他，接洽送扇子的事，因此，溥杰明白了这两句诗的来历，并且立即写信报告了我。这是发生在日本南北朝内乱中的故事。受控制于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发动倒幕失败，被幕府捕获，流放隐歧。流放中，有个武士把这两句诗刻在樱树干上，暗示给他。后来，这位日本“勾践”果然在一群“范蠡”的辅佐下，推翻了幕府，回到了京都。以后即开始了“建武中兴”。水野说的故事到此为止，至于后醍醐天皇回京都不过三年，又被新的武士首领足利尊氏赶了出来，他就没再说。当然，那时我也不会有心思研究日本历史。重要的是，这是来自日本人的暗示。那时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东北局势日益紧张，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已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都是起着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连。……

丙子初七日（九月十八日）。诣行在。召见，咨询出行事宜。

丁丑初八日（九月十九日）。日本《日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连。作字。遇韬庵（陈宝琛），谈预料战事恐复成日俄之战。午原（刘骧业）来，求作书二纸，遗满铁总裁内田及日军司令本庄。大七（郑垂）往行日领馆。云：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戊寅初九日（九月二十日）。诣行在。进讲。报言日军据沈阳，同时据长春、营口、安东、辽阳。东三省民报送致十八号，报中毫无知觉。……

己卯初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诣行在。进讲。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我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但我知道不经日本人的同意是办不到的。郑孝胥对我说，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最好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因此我决定派刘骧业，去找日本人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内田和本庄。另叫我的管家头目佟济煦，去东北看看遗老们那边的情形。这时商衍瀛也想去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这些办理“及时应为之事”的人走后，过了不久，郑孝胥的话应验了，关东军派人找我来了。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门外等着我。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住派来朝见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过安，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乘机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我匆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

罗振玉等我看完了信，除了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协助”。照他说，东北全境“光复”指日可待，三千万“子民”盼我回去，关东军愿意我去复位，特意派了上角来接我。总之是一切妥善，只等我拔起腿来，由日本军舰把我送到大连了。他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他的兴奋是有来由的。他不仅有熙洽的欲望，而且有吕不韦的热衷。他现在既相信不久可以大过其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之瘾，而且看到利润千万倍于“墨缘堂”的“奇货”。他这几年来所花费的“苦功”，后来写在他的自传《集蓼编》里了：

予自辛亥避地海东，意中日唇齿，彼邦人士必有明辅车之相依，燎原之将及者，乃历八年之久，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1919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1931年）春赴吉林，与照君格民（洽）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

关于罗振玉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那时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我对这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正巧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又给我留下了一个坏印象。几个月以前，他忽然兴冲冲地从大连跑来，拿着日本浪人田野丰写的“劝进表”对我说，田野丰在日本军部方面手眼通天，最近与一个叫高山公通的军界宿耆共同活动，得到军部的委托，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根据所谓“赤党举事”的情报，派谢米诺夫率白俄军在日军支援下乘机夺取“奉天”，同时将联络东北当地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复满蒙，复辟大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希望我拿出一些经费给他。我听了这个计划，很觉蹊跷，未敢置信。过了两天，日本驻北京的武官森赳忽然来找郑孝胥，要我千万不要相信田野丰的计划，郑孝胥连忙告诉了我，并且把罗振玉又攻击了一顿。这件事情才过去不久，现在罗振玉又来和我谈迎驾的问题，我自然不能不有所警惕。

我瞧瞧罗振玉，又瞧瞧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显然，罗振玉这次的出现，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一则谈话的地点是在日军司令部，同来的还有关东军板垣大住的代表；二则他手里拿着照治的亲笔信；再则，前一天我从大连报纸上看到了“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新闻，天津报上不断登载的中国军队节节退让，英国在国际联盟袒护日本的消息。看来日军对东北的统治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和陈宝琛、郑孝胥他们商量一下的好。

我向罗振玉和上角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他们。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推出场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我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住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他这几句话，使我在坐进汽车之后，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经完全为高兴所代替了。不料回到了静园，马上就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认为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住的代表，并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听了这些泄气话，我颇不耐烦地直摇头：

“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任了一阵之后，很沉痛地说：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惟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七十一岁了，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按他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写了一块“国士无双”的横幅。他曾说：“意大利必将成为西方一霸，大清帝国必将再兴于东方，两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为了嘉勉我未来的黑衣宰相，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亲，让我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订了亲，给以“皇亲”的特殊荣誉。我估计他现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我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

“展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说，“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为妥帖。”

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以为时机未臻成熟。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

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九二九年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之类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自世界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无异幻梦，不能实现。华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今年为民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这二十年整矣。此试巧合，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

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何论东北！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挑战。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郑孝胥胥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都主张等一下去东北的人，而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不妨就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惟恐我变了主意，忙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可说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材料：

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同凡事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晋文公借秦力以复国，必有栾、卻、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吴，亦有子西等旧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会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