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在码头上迎接我更堵心。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么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人商量，没有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了，但我又找不到任何别人商议事情。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只好采取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拿出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的在郑孝胥、罗振玉和诸葛亮的一致劝导下，捺着性子等待下去。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劝马占山归顺。我说在天津时已曾写过一封，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这显然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比较安心了些。

这样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来了一个消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罗振玉在内无不大起恐慌，人人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心中把土肥原、板垣恨得要死。那天我独自在前肃亲王的客厅里像发了疯似地转来转去，纸烟被我捏断了一根又一根，《未来预知术》被我扔到地毯上。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静园，想到假如我做不成皇帝，还不如去过舒适的寓公生活，因为那样我还可以卖掉一部分珍玩字画，到外国去享福。这样一想，我有了主意，我要向关东军表明态度，如果不接受我的要求，我就回天津去。我把这主意告诉了罗振玉和郑孝胥，他们都不反对。罗振玉建议我先送点礼物给板垣，我同意了，便从随身带的小件珍玩中挑了几样叫他去办。恰好这时板垣来电话请郑罗二人去会谈，于是我便叫陈曾寿为我写下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交给他们带给板垣，叫他们务必坚持，向板垣说清楚我的态度。

我写的那些理由共十二条（后四条是陈曾寿续上的）：

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

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

三、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

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尊崇固有之道德，使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

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

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

七、共和制度日炽，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实有莫大之隐忧；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统系。

八、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入关前）在满洲有一百余年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谕群工，莫不推扬道德，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孺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捍头目。此予之所敬佩者。为起步明治大帝，不能不正统系。

十、蒙古诸王公仍袭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由统制之，故不能不正统系。

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惟子之志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子虽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之，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之弊政。否则有名无实，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削迹，一旦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

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国体”之前，要先排定一下“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但是等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从沈阳返回来的时候，那情形就变了。他劝我不要和关东军争论，劝我接受共和制，出任“执政”。

“什么执政？叫我当共和国的执政？”我跳了起来。

“这事已成定局，臣再三向军方争论无效。军方表示，执政即元首……”

我不理他，转身问罗振玉，这是怎么回事。罗振玉说：“臣就见了板垣一面，是郑孝胥跟板垣谈的。”

后来据陈曾寿说，郑孝胥父子根本没把我的十二条“正统系”给板垣拿出来，而且还向板垣保证：“皇上的事，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等等。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只认为他们不会办事，都受了日本人的骗。

“你们都没用！”我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说，我的要求达不到，我就回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郑孝胥说，“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他又讲了一些历史故事，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就听够了，再说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也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最后他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