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达抚顺以前，一路上可以听到各式各样关于美妙前景的估计。车上的气氛全变了，大家抽着从沈阳带来的纸烟，谈得兴高采烈。有人说他到过抚顺最豪华的俱乐部，他相信那里必定是接待我们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在抚顺不会住很久，休息几天，看几天共产党的书，就会回家；有人说，他到了抚顺首先给家里拍个平安电报，叫家里给准备一下；还有人说，可能在抚顺的温泉洗个澡就走。形形色色的幻想，不一而足。说起原来的恐惧——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又不禁哈哈大笑。可是，当到了抚顺，下了火车，看见了四面的武装哨兵时，谁的嘴角也不再向上翘了。

下了车，我们在武装哨兵的监视戒备下，被领上了几辆大卡车。从这时起，我的头又发起昏来。在胡里胡涂中，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只知道后来车停下时，我已置身在一座深灰色大砖墙的里面。又是大墙！而且是上面装着铁丝网、角上矗立着岗楼。我下了车，随着人们列队走了一小段路，停在一排平房的面前。这排房子的每个窗口，都装着铁栏。我明白了，这是监狱。

我们被大兵领进了平房的入口，经过一条狭长的甬道，进了一间大屋子。我们在这里经过检查，然后由不带武器的军人分批领出去。我和另外几个人跟着一个军人在南道里走了一大段，进了一间屋子。我还没看清楚屋里的形势，身后就响起了门外拉铁闩的刺耳声。这间屋子里有一条长长的板炕，一条长桌和两条长凳。跟我一起进来的是伪满的几名将官，当时还不熟悉。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不知道他们是同我一样的恐慌，还是由于在我面前感到拘谨，也一律一声不响，低着脑袋站在一边。这样怔了一阵，忽然那刺耳的铁闩声又响了，房门被拉开，一位看守人员走进来，让我跟他到另一间屋子去。我没想到在这间屋子里又看见了我的三个侄子、二弟溥杰和我的岳父荣源。原来还是让我们住在一起的。他们刚刚领到新被新褥和洗漱用具，而且给我也带了一套来。

最先使我受到安慰的，是荣源凭着他的阅历做出的一番分析。

“这是一所军事监狱，”他摸着窗栏说，“全是穿军装的，没有错。不像马上……出危险，不然何必发牙刷、毛巾呢。刚才检查的时候，留下了金银财物，给了存条，这也不像是对……，这是对待普遍犯人的。再说伙食也不错。”

“伙食不错，别是什么催命宴吧？”侄子小固毫无顾忌地说。

“不，那种饭有酒，可是这里并没有酒。”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看下顿，如果下顿仍是这么好，就不是了。没听说连吃几顿那个的。”

第二天，我开始有点相信岳父的话了，倒不是因为伙食和昨天不相上下，而是因为军医们给我们进行了身体检查。检查非常仔细，连过去生过什么病，平常吃什么、忌什么都问到了。同时还发了新的黑裤褂和白内衣，令人更惊异的是还给了纸烟。显然，这不像是对待死囚的。

过不多天，一个粗短身材、年在四十上下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他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在苏联都看过什么书，这几夜睡的好不好。听了我们的回答之后，他点点头，说：“好，马上就发给你们书籍、报纸，你们好好学习吧。”几个钟头之后，我们便收到了书籍、报纸，还有各类的棋和纸牌。从这天起，我们每天听两次广播，广播器就设在甬道里，一次是新闻，一次是音乐或戏曲节目。除此之外，每天下午还有一个半小时的院中散步。就在第一次外出散步时，侄子小固打听出这个叫我们“好好学习”的人是这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

给我们送书来的那人姓李，后来知道是位科长。

那时我们除了对所长之外，管所方人员一律叫“先生”（因为那时不知道别的称呼）。这位李先生给我拿来了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说现在书还不够，大家可以轮流看，或者一人念大家听。这些书里有许多名词，我们感到很新鲜，然而更新鲜的则是叫我们这伙犯人念书。

对这些书最先发生兴趣的是小固，他看的比谁都快，而且立刻提出了疑难问题要别人解答。别人答不上来，他就去找管理所的人问。荣源讥笑了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学校，这可是监狱。”小固说：“所长不是说要我们学习吗？”荣源说：“学习，也是监狱。昨天放风时我听人说，这地方从前就是监狱。从前是，现在有书有报还是。”溥杰跟着说，日本监狱据说也给书看，不过还没听说过中国有这么“文明的监狱”。荣源仍是摇头晃脑地说：“监狱就是监狱，文明也是监狱。学那行子，还不如念念佛。”小固要和他争辩，他索兴闭上眼低声念起佛来。

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小固传播了刚听来的一条新闻：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谷拿一块表送给看守员（这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职务名称，我们当面称先生，背后叫“管人的”），结果挨了一顿训。这条新闻引起了几个年轻人的议论。小秀说，上次洗澡的热水，并不是热水管子里的；锅炉还没修好，那水是“管人的”先生们用水桶一担一担挑来的。“给犯人挑水，还没听说过。”小瑞也认为这里“管人的”跟传说中的“狱卒”不同，不骂人。不打人。荣源这时正为吃晚饭做准备月捻完“往生神咒”，冷笑了一下，低声说：

“你们年轻人太没阅历，大惊小怪！那送表的一定送的不是时候，叫别人看见了，当人面他怎么能要？不打、不骂，你就当他心里跟咱没仇？瞧着吧，受罪在后头！”

“挑水又怎么说？”小固顶撞地说，“给咱挑水洗澡，就是叫咱受罪？”

“不管怎么说，”荣源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共产党，不会喜欢咱这种人！”

说着，他摸了一阵口袋，忽然懊恼地说：“我把烟忘在外边窗台上了。真可惜，从沈阳带回来的只剩这一包了。”他不情愿地打开一包所里发给的低级烟，还嘟囔着，“这里‘管人的’大都吸烟，我那包算白送礼了！”

真像戏里所说的，“无巧不成书”，他的话刚说完，房门被人拉开了，一个姓王的看守员手里举着一样东西问道：“这屋里有人丢了烟没有？”大家看得清楚，他手里的东西正是荣源那包沈阳烟。

荣源接过了烟，连声地说：“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听看守员的脚步声远了，小固先禁不住笑起来，问他刚才念的是什么咒，怎么一念就把烟给念回来了。荣源点上了烟，默默地喷了一阵，恍然大悟似地拍了一下大腿：

“这些‘管人的’准是专门挑选来的！为了跟咱们斗心眼儿，自然要挑些文明点儿的！”

小固不笑了，溥杰连忙点头，另外两个侄子也被荣源的“阅历”镇住了。我和溥杰一样，完全同意荣源的解释。

过了不多天，发生了一件事，使荣源的解释大为逊色。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溥杰一面急急忙忙地找报纸，一面兴奋地说，他刚听见别的屋子里的人都在议论今天报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使他们猜透了新中国叫我们学习的意思。大家一听，都拥到了他身边，看他找的是什么文章。文章找着了，我忘了那文章的题目，只记得当溥杰念到其中新中国迫切需要各项人材，必须大量培养、大胆提拔干部的一段时，除了荣源之外，所有的脑袋都挤到了报纸上面。据溥杰听到别的屋子里的人判断，政府让我们学习，给我们优待，就是由于新国家缺少人材，要使用我们这些人。今天想起来，这个判断要多可笑有多可笑，可是在当时它确实是多数人的想法。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尽管荣源表示了怀疑，其他人却越想越觉着像是这么回事。

我记得从那天起，屋里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起来。从前，除了小固之外，别人对那些充满新名词的小册子都不感兴趣，每天半天的读书，主要是为了给甬道里的看守人员看。现在，不管看守人员在不在，学习都在进行着。那时还没有所方于部给讲解，所谓学习也只不过是抠抠名词而已。当然，荣源仍旧不参加，在别人学习的时候，他闭着眼念他的经。

这种盲目的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所方宣布调整住屋，把我和家族分开时，它就像昙花一现似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