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灵魂里住着一个中国

(编者注:以下是《中国时报》驻日记者洪金珠的访问村上春树的全文。采访对话时间约为20世纪90年代末。)

洪金珠:您在《发条鸟年代记》曾经写中国大陆、满洲等地的事情,还在《寻羊冒险记》中写一个酒吧老板陈桑,有人说您的小说对中国、中国人有很特殊的描写,甚至认为“中国”是您创作的原点,您对这种说法看法如何?

村上春树: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人”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亲于战争中曾被征调到中国大陆;他是在大学时代被征调当兵,他的人生因为那次的战争有很大改变,小时候父亲虽然绝口不提战争的事,但他常常讲中国风土民情,“中国”对我而言不是实际的存在,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小说出现的不是韩国人而是中国人?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把我的记忆影像写出来而已。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

洪金珠:您在大学时代曾经搞过学生运动,这是否也相对影响到您后来的写作?

村上春树:当年搞学运的人很多,我不过其中的一员罢了。学运对于我的小说并没有什么影响,那次的学运倒是让我“对于文字失去信赖”;例如,有一个字眼叫做“革命”,当时我们一听到这个字眼就心跳加速,兴奋得不得了,觉得这个字眼非常正确、有正义。但事情过去后才发现“革命”不过是个“语汇”罢了;我因此对于“好听的语词”不再有信心,从此我也不想借用人家的语言,我只想创造自己的新语汇。

我个人最理想的表现是:以最简单的文字表现最艰难的道理,但一般人却以很难的字眼表现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的小说是描写人们共同的经验,往往让读者于阅读后有一种医疗效果。

洪金珠:您内心是否也有一般人的不安?

村上春树:我已经有一定的岁数,也有人生的目标,不安是没有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不安,当时日本一直在成长,年轻人只要有工作,通常不会有不安感,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有工作,也还是有不安。

洪金珠:您是否有什么宗教信仰?

村上春树:没有。我父亲是一个和尚,他原本是个学校的老师,由于家里世代都是寺庙的住持,后来他也成为家传寺庙住持,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则完全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洪金珠:由于您连续写《地下铁事件》,台湾的读者非常担心从前的“村上春树”再也回不来了,您最近是否有新作?

村上春树:我正在写新的小说,预定明年1月可以完成。是一部与从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恋爱小说,题目还未确定。不用担心,“村上春树”就要回来了。写法跟以前相似,但内容与过去都不一样。我向来不喜欢做重复的事,每一次都挑战完全不同的题材。

我以前的小说偏长,现在写的恋爱小说属于比较短的小说,并且彻底地琢磨、简化文字,让小说更加紧凑兴奋。我自己也写得很兴奋,是一部有点不可思议的奇妙小说。这部小说在明年1月完成,1999年1月12日是我50岁的生日,我希望把这部小说当做自己50岁的纪念,算是我文学生涯的新纪念碑。

洪金珠:您长年在国外生活,是因为故意想与日本保持距离?让自己更看得清楚日本吗?

村上春树:我留在日本或到国外都没什么差别,因为我只要有个电脑到那里都可以写东西。到国外旅游时,没有电话的打扰,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及新朋友。

我每天的三餐多是蔬菜、水果及鱼类,在美国或其它国家旅行时,大多都很容易吃得到,因此也没有特别的思乡感。我以前一直想逃离日本,因此长期住在美国,后来又因为想多了解日本而回日本;我一直想逃开日本这个“大家庭”,我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但日本这个“大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自由”。

如果问日本人,他们最喜欢的字眼是什么?他们会说喜欢“努力”、“忍耐”、“和气”等;“自由”往往排在最后面。这也表示,日本是很缺乏“自由”的国家,所以才让我一直想逃离日本,想逃离“家”。比如,我的小说从来不写“家人”,因为我从前一直想逃避这些。

我到国外后,果然得到我要的自由,但所做的事都让我觉得寂寞。我觉得自由是好事情,但自由不是最终的目的;自由后还要想人生应该如何,所以我回来做我应该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