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张爱玲和炎樱这种友谊，是只可以共青春，不可以共沧桑的。年轻的时候，元气沛然，忽略那百孔千疮，踮起脚尖，去够那像月亮一样的，生命本身的喜悦，而中年之后，沉重的肉身朝下拖，让你不能够多承担一点点。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本《青年文摘》上，我看到张爱玲写炎樱。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作为一个文艺小青年，我当即为这句话倾倒，再朝下看，这位炎樱妙语如珠，她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第一次看人用“叫喊”形容月亮带来的欢喜，却也道尽了它的璀璨。她也有调皮的时候，在报摊上翻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她说：“谢谢你！”她毫不客气地回答：“不用谢！”

她去犹太人的店里买东西，讨价还价，把钱包翻给老板看，说：“你看，没有了，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张爱玲写道：“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色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几句话，描绘出一个慧黠、灵动、神采飞扬的女孩，在张爱玲那些满目疮痍的小说进入我的视野之前，惊艳现身。然后才知道，这位炎樱，又名獏梦，即吃梦的小兽，这是张爱玲为她取的名字，可见对她的爱。她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色·戒》里描述的那个珠宝店，就是炎樱父亲的家业。她母亲是天津人，所以她有一半中国血统，她在香港大学与张爱玲同窗，在张爱玲的早年生活里，炎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张爱玲的散文《气短情长及其他》里有她。

有一位小姐说：“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的。”獏梦低声加了一句：“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

獏梦说：“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

是刻薄了点儿，但刻薄得机智又幽默。而在《双声》里，她和张爱玲从俄罗斯与日本的民族文化，谈到死去时要穿什么样的礼服，两人灵感频发，显见得是无须多言却又言之不尽的灵魂伴侣。张爱玲的《传奇》再版时，炎樱给她画封面：“象（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象（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象（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象（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

“震慑”和“心甘情愿”，都是用得很重的词。

虽然她也写到两人吃蛋糕时各自付账，且为乘三轮车的费用争执不已，但那种薄嗔更像闺密之间“晒友情”，唇枪舌剑间透着没拿对方当外人的亲昵。

正因如此，张爱玲20世纪90年代创作、本世纪才问世的《小团圆》里，关于炎樱的文字是最让我产生违和感的那一部分。那是一本“狠辣”之书，张爱玲一路写下去，见佛灭佛，见魔灭魔，从父母到姑姑、弟弟，连她自己，一个都不放过。但别的人的阴暗面，在以前的文章里尚有伏笔，唯独炎樱，她在小说里称为“比比”的这个女孩，看上去突兀而陌生。

港战时差点儿被炸死，劫后余生的盛九莉想：“告诉谁？难道还是韩妈？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蕊秋她根本没想起。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

对于好友的死也不会放在心上，比比似乎快乐到没心没肺的地步。但她同时又是高姿态的，姑姑对盛九莉说，比比成天叫你穿奇装异服，她自己的衣服并不怪。盛九莉知道这是因为比比个子不高，又一直有发胖的趋势，不适合做太时髦的装扮，但比比才不会说这样自我贬损的话，只是说盛九莉“苍白退缩，需要引人注意”。像是好友之间的打趣，但说的人有几分是真心，听的人也明白她有几分是真心，反正盛九莉是存在了心里。

比比在盛九莉面前有高姿态的理由，她漂亮活泼，追求者甚众，她对追求者很有一套，对于严肃的她会挑逗，对于热络的，她会特意庄重，像是钱锺书在《围城》里说的，她握着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她从不夸别人漂亮，说起别的女孩她总是做倒了胃口状，虽然因为个子矮、腿短，让个高腿长的张爱玲碰到她的腿时很不适应，但她对盛九莉青里泛紫的长腿也很反感，觉得像“死人肉”。

这个叫比比的女孩，精明、现实，善于货比三家，奉行失节事小吃亏事大，这使得她有时还有一丝丝粗鄙，比如蘸了唾沫去搓土布，看它会不会掉色。

在《小团圆》中，炎樱从快乐的吃梦的小兽，还原成了一个太通俗的女孩，通俗得我们在邻居家就能见到，张爱玲和炎樱的各种芥蒂因此无遮拦地铺展开来，写《小团圆》时，张爱玲和炎樱已疏于联系。

1952年，张爱玲离开内地来到香港，她一度前往日本与炎樱汇合，以为是赴美的快捷路径，三个月后无功而返。但炎樱在日本显然过得不错，张爱玲曾对她后来的知己邝文美说：“无论谁把金钱看得重，或者被金钱冲昏了头—即使不是自己的钱，只要经过自己的手就觉得很得意，如炎樱在日本来信说‘凭着自己的蹩脚日文而做过几billions（数以十亿）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处在她的位置，我也会同她一式一样—所以看见一两个把金钱看得不太重的人，我总觉得诧异，而且非常佩服。”

我不知道她这话是不是在赞美邝文美，但她口口声声能理解的同时，隐约亦有不以为然，拿自己打底，不过是给予更辛辣的讽刺。这也可以看出两人主场的变换，早年在中国，炎樱仰仗张爱玲得以结识苏青、纪弦、池田笃纪等人，在给朋友的信里，炎樱描述张爱玲的风光，说：“你真不知道现在同爱玲一块出去有多讨厌……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回过头来上下打量。”连外国人都上前求签名。炎樱因此也有了作家梦，并且当真试作了几篇小文，张爱玲热心地帮她翻译成中文。

但随着张爱玲远离故土，一时不为人所知，生活能力又差，昔日风光日渐式微。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炎樱都比她更能找到感觉，炎樱一到日本就有船主求婚，在纽约，也是倚仗她的人际关系，张爱玲才得以进入救世军办的贫民救济所。两人还走动着，炎樱陪张爱玲去看胡适，之后她到外面打听了一下，回来对张爱玲说：“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境遇的转换，使得炎樱原本就有的高姿态更加凸显，张爱玲对她原本就有的不满也随之水涨船高。我们不能说，张爱玲那篇《同学少年都不贱》写的就是她们的故事，但可以想见，同学飞黄腾达后的冷落，张爱玲一定深刻地感受过。何况这时，张爱玲已有了更好的闺密邝文美。

邝文美是作家、评论家宋淇的夫人，曾就职于设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张爱玲赴美之前也在该处任翻译，俩人得以相识。邝文美不像炎樱那样光芒四射，张爱玲认为这是她犯不着以才气逼人。张爱玲给邝文美的许多信里都有对她性情的赞美，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个温婉善意宜室宜家的端方女子，是张爱玲心中最理想的那种形象。除了各种经得住考验的美德，她对张爱玲也有远比炎樱更多的爱，在她的耐心聆听面前，张爱玲逸兴遄飞滔滔不绝，却也知道她需要照顾家人，所以每到晚上八点必然催她回家，并诙谐地把她称为“我的八点钟灰姑娘”。

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她在美国给邝文美写的第一封信，提及宋淇夫妇转身离去时说，她心里轰然一声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喉咙被堵住，眼泪流个不停。之前张爱玲也曾为炎樱落过泪，但那是她和炎樱约定一道回上海，炎樱却撇下她先走了时。

张爱玲在这封信里还说：“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她说得不错，就算是老朋友跟邝文美也没法儿比。刚到美国的张爱玲大概很受了些炎樱的冷遇，两个月后，她给邝文美的信里又写道：“Fatima（炎樱英文名）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illusions（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spoil mefor otherfriends（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看到没有，在张爱玲的笔下，炎樱成为她的闺密，是她“对朋友期望不大”的产物，她还曾跟邝文美说：“‘宗教’有时是扇方便之门。如炎樱—她固信教，不说谎，可是总有别的办法兜圈子做她要做的事。我觉得这种‘上帝’未免太笨，还不容易骗？”

即使这话不算讽刺，也未免看得太透，通常看透又说透，而且是跟第三者说透时，那友谊已所剩无几。张爱玲还有一段话，是帮邝文美诠释她和一位好友的交情，却也像是她和炎樱友谊的稀落的注脚：“如果老朋友再会晤的时候忽然不投机起来，那是以前未分开的时候已经有了某些使人觉得不安的缺点，已经有了分歧。”

的确是这样，她在香港、在上海时，对于炎樱的高姿态，对于她不够爱自己，都已有芥蒂。但是，那时候，她还很年轻，即使已有自闭倾向，还有一部分是朝外面打开着的，对于外界，有一种年轻人的兴致与好奇心。炎樱的聪慧善悟、神采飞扬，尚且能够吸引她，即使她不够爱自己，即使有时暗自生一肚子气，年轻的时候，也有足够的气力抵挡与忽略这些，去看见对方的好，汲取那些有益的能量。

而到了张爱玲的纽约时期，她已经阅尽千帆，人生失意，理想还在遥远处闪着光，她的灵魂和身体都很疲惫。时间不够用，精力也不够用，她须得删繁就简，在有了更好更爱她的女友之后，炎樱，就成了她大刀阔斧删去的那一部分。

表面上看，她和炎樱分开，是因为她结了婚，赖雅将她带离炎樱居住的纽约，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契机，让她终于能够与这位日渐发达也益加陌生的旧友分道扬镳。

1960年，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信里写道：“Fatima上月结婚，自纽约寄请帖来，对象不知道是医生还是博士，我也没查问，大家都懒写信。”

事实上，应该是她更懒得写信，这固然是她中年之后深居简出，懒得与绝大多数人通信，但她对炎樱的冷漠，更来得心意如铁。据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也是唯一看过张爱玲留下的全部资料的宋以朗先生介绍，炎樱曾经给张爱玲写了好几封信，张都未予回复。炎樱在某封信的开头说：“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不再理我。”看到这句是不是挺伤感？无缘无故地就被少年时的好友甩了，甚至连解释反省的机会都没有。可是接下来，炎樱又开始夸耀她挣了多少多少钱，全然不顾张爱玲当时灰暗的心情。

不是所有人，都能原谅朋友一生得意扬扬爱炫耀，张爱玲对这一点尤其反感。她曾写她小时候刚到上海时，给她天津的玩伴写信，描写她的新家，写了三张信纸，还配了插图。“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吧？”

炎樱的自我夸耀，即使不算粗俗，也常常是浅薄的，1992年，她给孀居多年的张爱玲写信：“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美丽的女生？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美丽，但George（炎樱丈夫）说我这话是不诚实的—但这是真的，我年幼的时候没有人说我美丽，从来也没有—只有George说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爱我……”我想象张爱玲看到这封信时的反应，是啼笑皆非呢，还是在心里说，真是受够了？

其实炎樱的夸耀，只是一种积习，不完全是想占朋友上风。1995年年底，她对采访她的司马新说，她又要做新娘了，并且用中文夸奖自己“好厉害”。司马新作为张粉，对她有爱屋及乌的欣赏，觉得她确实好厉害。便是我这局外人，也觉得这种自夸有她的一种可爱，张爱玲与炎樱的友谊走到那一步，是因为她俩都是太自恋的人，她不够爱她，她，也不够爱她。

世上的友谊和爱情一样，有许多种类，像张爱玲和炎樱这种友谊，是只可以共青春，不可以共沧桑的。年轻的时候，元气沛然，忽略那百孔千疮，踮起脚尖，去够那像月亮一样的生命本身的喜悦，而中年之后，沉重的肉身朝下拖，让你不能够多承担一点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与炎樱曾经的友谊也是可喜又可贵的，因为，那才是青春的友谊，带着少女气质的友谊，就像，我们都曾有过的那些友谊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