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寺院里的钟声悠远而漫长，一年一度的国庆大典（皇太后寿辰）就在这样的钟声里开场了。依道光帝的意思，今年的国庆还和往年一样，在京的官员每人赏一碗面条，给有功的督、抚们赏上两件黄马褂，武将们中优秀的赏个“巴图鲁”（荣誉封号，意为勇士英雄）算了，但大学士穆彰阿却认为不妥。

穆彰阿郑重其事地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折：“皇上自登基以来，无日不操心费神，勤俭克己，更是超过列祖列宗。今年是皇太后七十寿辰大典，非盛世不能相逢，非明君不能遇到。我天朝圣国的国庆非小夷小邦可比，岂能一碗面条了事？尤其是战乱之后，为向小夷小邦显我天朝强大，大典非隆重不能震慑。只有这样，国太才能心安，夷人才不敢小瞧我天朝。”

驻藏大臣琦善琦大人，也从边疆发来奏折，极力怂恿皇上轰轰烈烈地举行国庆，并且强调说，悄悄地过国庆，虽有了节俭之名，却也算示弱于外夷了，举国上下都无光。

道光帝拗不过大臣们的苦劝，只好勉强同意，但还是告诫承办大典事宜的顺天府：“凡事能俭就俭，断不可勉强。”顺天府正三品府尹一连叩了八个响头，一连说了八句“臣一定遵旨办理”，这才喜滋滋地退出。

大典的前奏曲在顺天府的操持下，正式拉开了序幕，先是清理临街店铺的招牌，顺天府工部办事房规定：“凡京师店铺招牌，限五日内一律到城南李记招牌铺统一样式，统统更新换好，不许到其他招牌铺制作。有违抗者，轻者封锁铺子，重者罚银入狱，无论铺面大小，概莫能免。”

规定里所谓的李记招牌铺，就是奉天府工部衙门张尚书的老泰山和大清国工部衙门匡侍郎的小内兄合开，专为商家制作招牌的铺子。据说，仅皇太后这一次生日，“李记”就把钱挣海了，就算李记招牌铺十年不接生意，也不会倒闭。

此规定当天即张贴出去，五日后，就有专人一条街一条巷地验视，好不认真。

有几家自认为招牌是新做的，只是样式有违，想蒙混过关，店主便被捕快锁拿，最终费了上千两的银子赎罪不说，还照样把旧招牌砸碎，到“李记”做了新的，这才了事。

临街的墙面刷上了新洋灰，不临街的民房也抹上了新泥巴，一派万象更新之景。大菜馆、大酒楼、大戏园子，更是张灯结彩，连欢乐场外面挂的大红灯笼，也要到官府指定的地方买崭新的挂上。顺天府这时讲的话是：“十天再造一个大京城！”

顺天府这样一闹，虽然百姓叫苦不迭，尽管京师仍然还是以前的京师，但气象的确焕发了一种活力。办完了这些，官府又挨着店面逼人捐资，说要统一购买黄沙，京城大小街道都要抢在这几天铺上新沙子。皇太后的吉日，谁敢道个不字！

长沙会馆也被官府硬捐去一百两银子。曾国藩住的湖南会馆仗着里面住着几位翰林，名誉理事又是当朝的三品大员太常寺卿唐鉴，这一百两银子的捐款便想赖掉。哪知道顶了三天，会馆管事的就被顺天府首县的捕快拿了去。一百两的捐资不仅分文未少，赎人又花了七百两。

管事的放出来后，越想越有气，便去找唐鉴大人，希望唐大人能出面为自己也为湖南人讨个公道。哪知到了唐府，不仅公道话没有讨出一句，到最后，竟然让唐鉴连湖南会馆的名誉理事也给辞了。

唐鉴的理由是：“唐某位高权重，不宜再做什么理事，虚名害人、害己、害同乡。”

任管事百般苦劝，唐鉴只是摇头，再也不肯答应。

其实唐鉴也有他的苦衷，他只跟曾国藩一人说过。那是曾国藩到唐府向唐鉴请教圣人思过的工夫时，唐鉴语重心长地讲出这样的一番话：

“圣人思过重在慎独，慎独的工夫重在独字上。独而不慎，无以思过。大清乃太祖马背上打下的江山，重武而轻德。惟当今圣上，重德而轻武，偏偏又天灾人祸不断，权臣则阳奉而阴违。德臣难施展，权臣又当道，为今之计，退而求其安，方不致丧节丧德，也能保全名声。

“老夫久历京师，官至九卿，场面经过无数。大清国是满人的天下，我汉人决难伸腰，行事办差，惟满人马首是瞻，老夫穷居高位，也仅是混口饭而已。老夫不擅从政，却喜欢育人，趁现在圣上不厌，老夫不久就要辞官南归了。涤生啊，你还年轻，听老夫一句话，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无论居何位置，都要急流勇退，这是老夫心腹之言。你的秉性，你的为人，和时下的官场，如何能融啊！水至清则无鱼，官至清则遭忌啊，无论什么时候，这都是不变的理！”

曾国藩知道，唐鉴这官做得比较委屈自己，在官场急流勇退是迟早的事。无论是谁，官运极盛时，公私事格外顺手，一唱百和，然而闲话也由此而生，怨谤因此而兴。与唐大人交厚的太仆寺少卿倭仁、刑部郎中何桂珍、都察院都察御史吴廷栋等几位，哪个不是满腹的学问！但在官场，除倭仁籍隶蒙古沾点皇亲无人敢小瞧外，几乎个个噤若寒蝉！

曾国藩想一阵，悲一阵，气一阵。他心道：“自己最初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什么要做官就做个廉官，要做人就做个君子，全是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仅仅因为拒绝参加宴席，实缺都给丢掉了！现在连吃饭用度都要向家里人要钱，还扯什么廉官、君子，边际都不着啊！”

大典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第一批进京的是京城左右省份的督、抚及住在奉天府的王爷、亲贵们，随后到的是偏远省份督、抚的专差和驻藏将军延龄的八百里专折。

道光帝见到延龄的专折后吃了一惊：莫非西藏又有骚乱不成？打开一看，原来是延龄为参加大典又怕皇上怪罪，而于赴京途中拜发的问安奏折。奏折中写道：“奴才离藏已四十余日，正在日夜兼程赶往京城。皇太后的七十大寿，奴才不伺候在身边哪行！祖宗的在天之灵，不剐了奴才才怪！”

看完奏折，道光帝的脸都气白了。边疆事繁，非内地可比，擅离职守，如何得了！他提笔在延龄的折子上批了“糊涂”两字，又立时传谕军机处拟旨，将延龄降二级处分，仍回本任，令其迅速返藏，半刻不得延误！

圣旨发出去不久，蒙古王爷、西藏四名噶伦所派的专使及朝鲜王府的特使，也一并进了京；英吉利与美利坚等夷邦虽也派了使节乘了船来，道光帝却没有接见，礼物自然也没有收。道光帝这么做，据说是穆彰阿和耆英的一番苦劝起了作用。

穆彰阿诚恳地说：“夷人都长着黄毛蓝眼钩钩鼻，吓着皇太后可不是好玩的！七十岁的人，哪能经得起吓呀！望皇上三思！”

耆英指天画地道：“我天朝圣国乃礼仪之邦。夷人的两条大长腿生下来就不能弯曲，到了贺寿时，百官都跪请皇上、皇太后的安，他们却站着，这成何体统！传出去，有损国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