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年，正四品鸿胪寺卿穆同果然被道光帝钦授浙江乡试副主考。

在翰林院见到礼部的咨文副本，曾国藩感觉出了座师穆彰阿在道光帝心目中的地位。因为穆同虽说也是出身两榜，但却是武科，惯玩拳脚，他是一个“四书五经”一窍不通的人。这样的人竟然也能被外放出去协助主考组织一省的乡试，不是穆彰阿的作用，又会是哪个呢？

至于穆相让曾国藩也帮衬几句穆同的话，曾国藩答应是答应了，但却没有做，他也不敢做。但当朝一品大学士、军机处首辅、道光帝眼中敢说敢做的人物穆中堂，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还是越发看重了。

穆彰阿知道，穆同于学问上是个大白丁，全京城都知道，相信最圣明不过的道光帝也应该有所耳闻。曾国藩偏偏是京城里公认的文章高手，而又是得宠的时候，除非他帮衬几句，穆同的愿望哪能实现。这笔误记了的糊涂账，竟然使曾国藩仕途顺利了许多；想给曾国藩出点难题的人，因碍于穆老相爷的面子，也都作罢。

穆同身为正四品的鸿胪寺卿，除掉每年的俸禄一百五十两、米一百五十斛之外，还有世袭的一份俸禄，也将近二百余两，再加上恩俸，一年的总收入不会低于七百两。有士大夫阶层的收入，他为什么还如此看重这趟皇差呢？

原来，钦命典试的官员不仅要从户部领取不菲的程仪①（主考一般为两千两，副主考为一千两），乡试结束时，地方上还有一份礼金赠送。乡试主考一般由两榜出身的翰林公（也须四品以上的官员）或三品以上文职大员充任，自然是文名鼎盛的文章高手了，乡试结束后，要由地方上集些钱来孝敬，一般为两千两银子，这等于又拿了一份程仪；至于副主考就可以不拘品级了，但也要是文章出众之人出任（穆同这种特殊情况除外），一般孝敬一千两银子，也和程仪相等。无非一个公开，一个不公开罢了。礼金多由一省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名为辛苦费，实带有贿赂的意思。当时有民谣说：“一任主考官，百姓吃十年”，“京官不外放，穷到能卖炕”。主要说的就是这种灰色收入。

其实，这种不成文的规矩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只是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数目。那时候，京官赴省主持乡试，有的省给一千，有的省给两千，还有的送五百，主要是看肥省还是穷省。那时的乡试主考官还没程仪一说，只是由户部出些往来盘缠，年终的恩俸略高一些而已。

康熙帝为了杜绝考试中的腐败现象，专让户部设了程仪一项。官员们自是三呼万岁，口称皇恩浩荡奴才们感激涕零，但地方上孝敬的钱仍然照拿，否则这三年一遇的乡试，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只是不再明目张胆了。

康熙帝出于体恤百姓之心所采取的这项措施，自认为做了一件于国于民都有益的大好事，却没有收到分毫效果，国库倒成定例地每三年都要拿出老大一笔银子。

这一年的考评，曾国藩名列一等第二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兼署翰林院侍读。

随着官阶的提升，曾国藩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社会兼职于是多起来，比较著名的有湖南在京同乡会会长、湖南赈灾会执事、湖南会馆执事、长沙会馆馆事等，达十几种之多；很多人都想依附穆彰阿这棵大树好乘凉，身为其座下第一大弟子的曾国藩，不想受益也要受益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运去金变土，运来土变金。

好事真的一件跟着一件向曾国藩袭来，挡也挡不住。道光帝亲自点将，钦命曾国藩充任四川省乡试正主考，从五品官做乡试正主考是大清首例，副主考则由官拜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赵楫充任。赵楫官阶倒比曾国藩高，为从四品，这又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没有过的事。

隔了一天，户部便将两千两银子的程仪送到了翰林院，翰林院全体震惊。胡林翼、陈公源等一般下属嚷着要吃曾国藩的花酒，曾国藩一笑置之。回到住处，望着这两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他的心早已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湘乡荷叶塘。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七年入京会试，不中，只得怏怏返乡。在金陵书肆闲逛时，他万没想到，这里竟有他梦寐以求的《明史》出售。他一问书价，不由一喜一忧。喜的是，怀里的银子正和书价吻合；忧的是，购了《明史》，便没了回家的盘费。

他双手攥着硬硬的银子，在书肆犹豫了许久，徘徊了老半天，一连走店门两次，终于还是咬着牙把书买下来。他一边把书小心地一册一册放进担子里，一边悄悄地问书肆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

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道：“那不是？”接着又吃惊地问他一句：“爷莫不是为了买书要当衣服吧？爷呀，书不看不要紧，衣服不穿咋行呢？”

曾国藩笑了笑没有言语，挑起《明史》步出店门。他挑着《明史》走进当铺，当掉长衫，这才到码头与人合伙搭了个返湘的船。仿佛是天意，船钱正和他当长衫所得的钱相吻合。他心里想的是：“坐船不穿长衫可以，碰到《明史》不买可不行！”

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

当曾国藩挑着书一晃一晃地走进家门时，已是狼狈不堪，全家人还以为他遭了劫。

这时的曾家，为供曾国藩求学，已花去了银子无数，积攒的家底几近无存，就差借债度日了。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以联袂会试。

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二次进京赶考的机会，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着十几两的缺口，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入睡。曾麟书时年已近知天命，他知道自己是天生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是无望了。但是，他要从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儿子已经是举人，离进士只一步之遥了。可是，银子……

这天正好南五舅来探望星冈公，见曾家大小愁眉不展，知道是为子城进京的事发愁。南五舅没有言语，回家后硬是把家中全靠它耕种的一条尚未长成的半大乳牛拉到集上贱卖了，并连夜把这卖牛钱送到曾家。尽管这十几两银子曾麟书很快便还了过去，但这件事，却给曾国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自己这进士，中得不易呀！

临进京时，曾国藩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亲人、家乡人对自己的厚爱。可是几年下来，他非但没有实现这理想，相反，倒让家里又给自己填补了偌多银两。

尽管星冈公一再压着家里人不准讲闲话，还一再在信里给孙子打气，说不经清苦贫寒，磨砺不出好官，但曾国藩的心里一直不好受，亲戚们也都有老大的意见。

中试第二年的八月，曾国藩请假回湘谢师省亲，家中的一场争执使他铭心刻骨。

这时的曾家，在星冈公的全力操持下，又能用起长工了，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都请了先生，在湘乡，俨然一副大家气派了。这都是星冈公持家有道所致，没一笔外财，十几缸菜根儿所制的腌菜便是佐证。

话题由曾麟书提起来的：“宽一点了翰林，翰林可都是应着天上的星宿哩，湖南一共才出过几个翰林！湘乡这十几年里出过一个吗？点了翰林可就是皇家的人了。我看趁宽一回来，就再豁出去一把，把院落扩一扩，房子也就势修缮一下，再给宽一起一个书房吧，以后回来省亲也有个待客的地方。预计要买的地，我看就算了吧。宽一用不多久就得做官，翰林出来做官，我看最差也得是个道台、知府什么的。就算是知府吧，还愁没有银子用吗？就算将来放个最不济的县太爷，三年还能弄他几万雪花银子哩！”

此时的曾麟书，仍长年在外坐馆，已是一把胡须的人了，拖着一口长腔，教着七八个乡间子弟，一年得个三五十两的束金，口里整天“之乎者也”个没完。曾麟书深知，科举道路的艰辛，所以对功名看得尤比别人重些。儿子替老子争了光，他自觉有种优越感，所以就先行发言。

“是啊，妹丈说的是这个理儿。”曾麟书的内兄江超益，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也说，“子城点了翰林，真就是天上的星宿哩。何况生子城时老爷（指曾国藩的曾祖竟希公）梦见蟒蛇入怀，院里老古槐也枯死了。子城肯定还是个大号的星宿哩！修修门面再起几套院子我看行。”

“那我明天就安排备料，早动手早利索。”曾麟书的二弟曾骥云快人快语。此时，全家都相信出了个翰林公，好日子就快来了。

看着大家兴高采烈七嘴八舌地乱讲一通，比较冷静的老太爷曾星冈终于咳嗽了一声。这是星冈公要说话的前兆，大家再熟悉不过，厅堂马上便静下来。

老太爷满头银发，雪白的胡子飘飘洒洒，两只三角眼永远都有一股寒光射出来，不怒自威。曾国藩的形象和祖父极其相像。

曾星冈用手抚了一把胡须，他说话的声音绝对不像年已古稀的老人：“庄户人的本分是什么？老祖宗曾参虽然是个圣人，但没过三代就已经败落下去以农为业了。到宽一这一世，已是七十代了，我曾家一直以农桑为业。庄户人的本分是种田种麻，种好田渍好麻，想办法让田里多打粮食、多出麻。而吃皇粮当官的职分是什么？是替皇家办事，替百姓排解冤屈。

“无论何朝何代，都越不过这个理儿。宽一现在仅是点了个翰林，前程还早着呢，离当官更差一大截子。别说眼下当不了官，就是立马放了知府知县，这一大家子也不能全靠他养活。做官不能长久，有铁打的衙门，听说过铁打的官吗？种好田，持好家，才是最根本的。你们几个知道皇上给县太爷的俸禄是多少吗？才三十几两银子呀。刚才麟书说，最小的县太爷一年也能有万儿八千的进项，做这样的官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家几代人受官府欺压，难道还要让宽一欺压别人吗？再者说了，没有当官就先想到弄银子刮地皮，这怎么能当好官呢，这样的贪官从古到今又有几个有好下场呢？订下的那块地明天就去交订金，院子房子嘛，就不要修缮扩充了。至于再给宽一起几间会客用的房子，反正现在也不急着用，也等一等再说吧。我们这样的庄户人家，招摇不起呀！”

曾星冈的一番话，把全家人的嘴都封住了。

曾国藩把祖父的这番话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时时回味，竟至回味了一生。

他知道祖父的格言：做官就做个千古留名包文正公似的好官；做人，就做个曾参一样的大圣人；种田，就做个百里挑一的好庄稼把式。

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几年来，为了能让自己这个翰林公安心在京城读书、做官，全家人一直都勒紧腰带过日子。湘乡达到曾星冈年岁的人，一般的人家，都要给备顶小轿，但星冈公就是坚持坐躺椅而不乘轿子，嫌轿子费银子。早就该修缮的房子，也一直拖到他升授翰林院检讨的那年八月才草草地修缮一次。

知道曾家根底的人都说星冈公持家有方，多数人则说曾翰林家真能装穷。最近听弟弟们来信讲，连最亲近的南五舅，都不大登曾家的门了。

“门槛高了哩，儿子在京里做着大官，大把的银子往家里偷着运，还装穷，是怕穷亲戚登门求借呢！”南五舅逢人便说，心里很是愤慨。可是南五舅的大恩，曾国藩一生一世都是不敢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