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刘邦的这些同声气的朋友，是些什么人呢？在沛这一块小小的地盘上，有些算是有点头脸，有些则只是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有些甚至没有正当职业；有些有点鸡鸣狗盗之技，有些则一无是处；有些还算人模人样，有些则污迹斑斑。总之，都不被旁人看好，甚至还受家人的闲气，包括刘邦他自己。但就是这些人，有一天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刘邦还没有做泗水亭长时，曾多次犯事，都是同乡兼好友的萧何替他挡了回去。刘邦做了泗水亭长，仍然守不住规矩，不时越轨；好在他的顶头上司是萧何，总替他在县官那里说情，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年轻时的刘邦是浪荡游侠，不为乡里所喜，泗水亭长的刘邦也完全没有循吏上进的趋向，依然是好酒好色、桀骜无礼、狂言妄为。萧何虽然看不惯他的这些行为，但以萧何之明，他也欣赏刘邦敢作敢为、有事能够担当的个性。

他能感觉得到，刘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下能够仗气使人，深入三教九流，在身边聚集一帮铁杆儿哥们儿；上能够折节低首，远从张耳，兄事王陵。入仕为吏以来，虽然不循规矩，但却颇有影响，在沛县吏卒当中，也是忽视不得的一方人物。

在偶然的几次同席交谈中，萧何发现刘邦表面上虽然傲慢无礼，但是内慧有肚量，哪怕在酩酊醉饮、狂言妄语中，对于有理切中的话几乎马上就能省悟，或者默然，或者陈谢请从，断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众多沛县吏民人物中，萧何对刘邦是另眼相看的。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还在泗水亭长任上的刘邦去首都咸阳服徭役一年。远行久在外，有所交际往来的沛县属吏纷纷前来送行。按照惯例，大家都以三百钱封一红包赠送，刘邦打开萧何的红包，里面却整整齐齐地装了五百钱。

秦汉时代，官吏都是按月领取工资，叫做月俸。亭长一类的基层小吏，月俸只有几百钱，多少年难得一次加薪，加十五钱就是皇帝亲自下诏书的大恩典了。人家送三百钱，已经是与工资匹敌的重礼，萧何是上司，破例送五百钱，是特别有所表示。

这件事，刘邦终身未曾忘却，后来打下天下论功行赏时，他特别为萧何增加二千户的封邑，明言就是为了报答这二百钱，颇有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侠风。

除了萧何之外，刘邦的朋友中还有一个后来忠心辅佐自己的樊哙，他是个杀狗卖肉的，看来也印证了那句“仗义多皆屠狗辈”的俗语。当年大家乱哄哄起义的时候，萧何、曹参派他去接刘邦回来主事。在鸿门宴上，范增指使项庄舞剑佐酒，伺机杀死刘邦，剑锋有几次都到了刘邦的鼻子底下了。樊哙听说事情紧急，拿起盾牌，推倒项羽的卫兵，冲进大帐。

本意呢，他是想来救刘邦，谁知道进得帐来，却见帐内波澜不惊，一派歌舞升平，倒叫他不知如何是好。项羽看见这么一个跟自己一样耿直不怕死的汉子，亦惊亦喜，赐之斗酒彘肩。在以后的战斗中，樊哙又杀敌不少，立下大功，封舞阳侯。

关于樊哙还有不少传说呢！

沛县有一条由北向南的泗水。相传刘邦年轻的时候就住在河的西边，那时樊哙就在此设摊卖狗肉，刘邦经常吃樊哙的狗肉不给钱，说是赊账，实际就是变相白吃。樊哙的营生本小利短，日子长了自然吃不消，不赊又拉不下面子，只好悄悄地由河西搬到河东去卖。

一连三天刘邦吃不到狗肉，一打听才知道樊哙到了河的对面。那时的泗水很宽，平时就有一条木船，人多船小，刘邦没钱上不了船，急得口水直流，正好看到一只老鳖游来，就不顾穷命跳上鳖背到河的对面。

这时樊哙正在集上卖狗肉，刘邦问樊哙，生意怎样，樊哙讲，三天没有发市了，狗肉存了一挑。刘邦见了就吃，说来也怪，刘邦一吃，旁边的人都围上来，你争我抢的，没有一会儿樊哙就把三天的狗肉卖光了。打那以后，每次赶集，刘邦就让老鳖驮他过河，到樊哙的狗肉摊去白吃狗肉。

樊哙气得要命：躲到河东了还没躲过刘邦，怪来怪去就怪那个老鳖驮刘邦过河。于是他就悄悄地把那老鳖杀了，放到锅里和狗肉一起煮了。刘邦一吃感到比以前好吃，一问才知樊哙把老鳖杀了，心里很不高兴，但也不好明说。

等到刘邦当上泗水的亭长，想起当初樊哙杀老鳖不让他吃狗肉太不够朋友，就借口樊哙脾气暴躁，身上带刀不安全，派人把他的刀没收了。樊哙没有了刀就只好把狗肉煮得更烂，用手撕着卖。谁知这撕的狗肉比刀切的味道更好、更美，生意反倒更兴隆了。

后来刘邦当了皇帝，樊哙也被封为舞阳侯，这沛县的狗肉便走向了全国。传说，至今沛县卖的狗肉，还是当初樊哙煮鳖汤时的老卤汤哪！

在亭长任上，刘邦新结识了不少兄弟，夏侯婴就是其中一个。夏侯婴与刘邦两人是同乡，刘邦在泗水当着亭长，夏侯婴为沛县的厩司御，也就是沛县政府马车队的车夫，经常驾驶马车接送使者客人，传递文书邮件经过泗水亭。往来多了，夏侯婴颇感与刘邦意气相投，每当送完客人经过泗水亭，总是停车下马，与刘邦欢谈长语，忘了时间。夏侯婴后来也上进，通过了县吏的任用选拔，正式做了县政府的小吏，与刘邦的关系更加亲密。

有一次，刘邦与夏侯婴对剑游戏，不慎失手伤了夏侯婴，被人告发了。按照秦王朝的法律，身为官吏伤人，要严厉追究刑事责任，加重定罪。为了避免重罪，刘邦否认自己伤害了夏侯婴，夏侯婴也作伪证说不是刘邦弄伤的。

此事涉嫌官吏相互包庇罪。或许是为了树立办案典型，上头对此事十分重视，深究严查。夏侯婴为此入狱将近一年，被拷问鞭笞达数百次，始终咬紧牙关，拒不供认。由于没有证据口供，夏侯婴最终被释放，刘邦也逃脱了追究定罪。从此以后，二人成为生死之交。

刘邦起兵的时候，夏侯婴以沛县令史随同起兵，一直跟随在刘邦左右，长年为刘邦驾驭马车。在一次战斗中，刘邦战败，被项羽军紧追不舍。看着情势紧急，刘邦几次将自己的儿女（后来的惠帝和鲁元公主）推下车，但每次都被夏侯婴抱起。夏侯婴说：“情况再怎么紧急，亲生骨肉也不能抛弃啊？”刘邦大怒，有好几次都想杀了夏侯婴，还好最后还是没有杀他。也亏得刘邦没有杀夏侯婴，使得他后来也立下赫赫战功，封昭平侯。刘邦感激夏侯婴救下自己的子女，专门把宫殿北门的第一座府邸赐于夏侯婴，说：“你要离我近点儿！”以示尊宠。

汉帝国建立以后，夏侯婴做了汉帝国的交通部部长——太仆，位于中央大臣之列。不过，他仍然喜欢亲自为皇帝刘邦驾驭马车，一如从前，倍感亲切荣耀。

刘邦还有一个朋友，叫曹参。曹参也是沛人，曾经做过狱掾，是管理刑狱的下级官吏，与萧何、刘邦的关系都不错。这帮人都在县里当官吏，关系又铁，仗着有点权在当地也算一霸。史书上说他们“居县为豪吏矣”，大概就是这意思。

举事以后，曹参得到刘邦的重用。他攻城略地，斩将搴旗，大家都认为他功劳最大，应当是首功之臣，最后由于刘邦的干涉，才屈居萧何之后。萧曹的关系本来不错，为此事两人心里还有点疙瘩。

萧何死时，曹参在外地，为齐相，听到噩耗，便催促家人赶快准备行装，说“我得过去当宰相了”。果然，萧何临死前向朝廷推荐自己的接班人，就只有曹参一人。曹参当了相国，一切都依照萧何在时的制度办。

刚即位的汉惠帝看到曹丞相一天到晚都请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不用心为他治理国家似的。惠帝感到很纳闷儿，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以为是曹相国嫌他太年轻了，看不起他，所以就不愿意尽心尽力来辅佐他。惠帝左思右想总感到心里没底，有些着急。

有一天，惠帝就对在朝廷担任中大夫的曹窑（曹参的儿子）说：“你休假回家时，碰到机会就顺便试着问问你父亲，你就说：‘高祖刚死不久，现在的皇上又年轻，还没有治理朝政的经验，正要丞相多加辅佐，共同来把国事处理好。可是现在您身为丞相，却整天与人喝酒闲聊，一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政务，二不过问朝廷大事，要是这样长此下去，您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和安抚百姓呢？’你问完后，看你父亲怎么回答，回来后你告诉我一声。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让你去问他的。”

曹窑接受了皇帝的旨意，休假日回家，找了个机会，一边侍候他父亲，一边按照汉惠帝的旨意跟他父亲闲谈，并规劝了曹参一番。曹参听了他儿子的话后，大发脾气，大骂曹窑说：“你小子懂什么朝政，这些事是该你说的呢，还是该你管的呢？你还不赶快给我回宫去侍候皇上！”一边骂一边拿起板子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

曹窑遭了父亲的打骂后，垂头丧气地回到宫中，并向汉惠帝大诉委屈。惠帝听了之后就更加感到莫名其妙了，不知道曹参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

第二天下了朝，汉惠帝把曹参留下，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要责打曹窑呢？他说的那些话是我的意思，也是我让他去规劝你的。”曹参听了惠帝的话后，立即摘帽，跪在地上不断叩头谢罪。

汉惠帝叫他起来后，又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

曹参想了一下，就大胆地回答惠帝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惠帝立即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

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

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

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是继承守业，而不是在创业，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就更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

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他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

《汉书》在写到萧何、曹参的故事时，班固这样感叹道，萧何和曹参，二人都不过是秦朝的小小刀笔吏罢了，在当时都是碌碌无为的，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后来跟随刘邦，才建立了不朽功勋。谁能看出，两个小小的地方干部，竟有这等见识和本事！在旁人看来，刘邦虽然一副无赖相，却于众生中识得萧何、曹参，并且大胆使用，真是不简单。

刘邦识人用人的过人之处还不仅仅在此。且不说他对张良、韩信、陈平等人的重用，他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看似上不得台面的常人、庸人、小人、闲人的同乡朋友的使用，就常出人意料，又尽得其宜。他得天下，难道仅仅是天意？

周勃的祖先原是河南卷县人，后来迁到了沛县。他原来靠编织养蚕的器具为生，还经常给办丧事的人家做吹鼓手，也参加过军队，做拉强弓的武士。刘邦起兵反秦时，他就跟随着南征北战，建汉后，又参与平定诸王的叛乱，最后封为绛侯。他先后俘虏相国一人，丞相两人，将军、郡守各三人，独自击破敌军两支，攻下城池三座，平定五个郡，七十九个县，可谓战功赫赫。

《汉书》说周勃还是百姓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很朴实，甚至都有点木讷的人，谁能看出他是国之重臣呢？但刘邦可能正是看中周勃为人朴实忠厚、刚直无私这一点，对他很信任，认为国事可以放心地委托他去办，并预言“安刘氏者必勃也”。后来的事实也正印证了刘邦的预言，所以说刘邦真知人也！不过周勃一点也不喜爱文学，对儒生也不讲什么礼节，每次找儒生说客来谈事，总是朝他们大声喊：“有什么话就直说！”

周勃后来病死，谥号为武侯。一年后，文帝又封他的儿子周亚夫为条侯，以示继承周勃的爵位。周勃之子周亚夫也是一位威震三军的名领，历史上有名的“细柳慰军”，就是赞扬他治军严明，连皇帝慰问时也不让随便进军营。所以文帝临终时告诫太子刘启，如有紧急之事，可以让周亚夫领兵出征。这可谓子继父志、两代忠臣。

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有深交的另一位兄弟是任敖。任敖也是沛县人，年轻时在沛县监狱做小吏。任敖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二世初年，刘邦弃职亡命，受到官府的追究，夫人吕雉被牵连逮捕，在狱中受到不善待遇，任敖大怒，出手击伤主持吕雉狱事的官吏，保护大哥的夫人少吃苦头。任敖后来也随刘邦起兵，爵封广阿侯，官拜上党郡守。

吕后当政后，念及往日旧事，任命任敖为御史大夫，以副首相之位主管汉帝国的司法政务。泗水亭长任上的旧日恩怨，到了汉帝国皇帝的时代，似乎都有所回报。

在这些同乡朋友之中，王陵算得上是有点身份的。王陵和刘邦是同乡，但王陵的家庭背景比刘邦牛得多。王陵是当地著名的富豪，刘邦则是流里流气的瘪三。王陵缺乏文化素养，爱意气用事，喜欢直言，加上家里有钱，王陵当年的名气比刘邦大得多。因此，尽管刘邦当年谁也不怕，但对王陵则避让三分。虽然王陵的实际年龄比刘邦小了很多，刘邦却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他。

有了这样一层关系，王陵心理上一直很藐视刘邦，也从来都没有真正佩服过刘邦。很多时候，王陵甚至有意和刘邦一争高下。尤其是当他看到原来根本不如自己的刘邦居然成为一代枭雄的时候，心里的酸味就更加浓重。所以起义之初，他并不想跟刘邦干，并且跟刘邦的仇人搅在一起。

当刘邦的部队率先攻入咸阳，刘邦本人也已呈现出王者气象时，王陵的心理失衡就显得更加严重。远远不如自己的刘邦都可以弄得这么大发，自己难道还不如他？王陵干脆自己也聚集几千党羽，驻扎南阳，也想和刘邦一样成就一番事业。他多次谢绝与刘邦合作，他心里就是不服气——当年老子可比你强多了！

然而形势比人强，在秦末乱世，一个人的成功靠的是多方面的积累，家里曾经有钱不是一个人成功的必然理由。当楚汉相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王陵就需要挑边站了，要么依附他人，要么自取灭亡，他不可能自成一极。万不得已，他选择了刘邦，但内心的不服气却时时存在。谁也不能保证，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之下，王陵会一心一意地跟随刘邦走下去。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久，项羽就盯上了王陵。他派人把王陵的母亲挟持过来，极尽礼节，想以此招降王陵。王陵派手下前来探望母亲，在送别他们时，王陵的母亲说：“我知道王陵原来不服气汉王，但是在我看来，将来得到天下的一定是汉王。请替我转告王陵，要小心地侍奉汉王，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有三心二意。为了避免王陵节外生枝，我将以一死来为你们送行。”说罢即拔剑自刎而死。

美好计划成了泡影，项羽大为恼火，随即传令将已经自杀的王陵之母投入开水中给煮了。王陵从此铁了心跟随刘邦干革命。刘邦也很重用他，让他建功立业，建国后，王陵被封为安国侯，并且成为刘邦去世后重要的托命大臣，惠帝时接任曹参做了右丞相。

因此，当王陵回顾往事时，一定会为母亲的远见卓识而百感交集。

也许是为了报答刘邦，在吕刘争夺天下的斗争中，王陵坚定地站在刘氏一边，敢于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使吕氏不得不有所收敛。王陵的公开战线与陈平、周勃的地下战线互相配合，有声有色。可惜王陵先死，没能等到胜利的一天。

汾阴侯周昌，从刘邦起沛开始便一直跟随着他，“为人强力，敢直言”。刘邦想废太子，立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天下安危也不顾了，大臣们的劝说也不听了。周昌仍然据理力争。这个周昌起初也不过是沛地的泅水卒吏，一个下级吏员。

这些人，不说当时不被人看好，就是后来打下天下，坐在朝堂，位列公卿，又有几人看得起他们？韩信，一个钻别人裤裆的汉子，能高贵到哪儿去呢？却也看不起这些杀狗、卖席子、管牲口的。

一天，韩信去看樊哙，樊哙受宠若惊，低声下气地说：“大王居然有时间来看我！”韩信不屑一顾，出门走不多远就叹口气，说：“唉，瞧我混成什么样子，居然与这些人为伍！”

以韩信之军事才能，得天下并非不可能，但终为刘邦所擒，何故？韩信自己也知道这缘由：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一句话：看得起这些人，会用这些人。

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同乡朋友肯定还有很多。除此之外，刘邦能得天下，自然也离不了他此后招徕的一些人才。这是无须赘言的。

陈胜、吴广讲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每一个人都有出将入相的资质；只是天弗与、时不就而势难成罢了。老是抱怨身边没有像样的人才，总是急于到处搜罗人才，其实很有可能人才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刘邦那样识人的眼光、用人的胆识而已。

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普通，普通得像刘邦起事前的萧何、曹参、周勃，不管他多么愚顽，愚顽得像早年的王陵、樊哙、周昌，只要用好了，大而言之，可以立功至伟，小而言之，也自有其长处可以发挥。身边的人都不能用好，还侈谈什么招募人才？叶公好龙罢了。

在刘邦早年的交友关系中，可以看出几种不同的类型来。刘邦与张耳、王陵的交往，是下对上的归心低首，以宾客后进从之游，这种交往关系，是小弟对大哥的仰慕和敬畏，互相之间是从和主。

刘邦入仕前与卢绾，入仕后与夏侯婴、任敖间的交往，则是上对下的，在这种关系中，刘邦是团伙的中心，纠结一帮意气相投的小弟兄，相互之间是主和从。

刘邦与萧何之间，则是另外一种关系。刘邦和萧何，家庭教育不同，品位性情迥异，二人之间，私下没有杯酒结交之欢，即使有事同席共饮，彼此间也是有礼有节。他们之间始终保持有一定的距离，互相欣赏，互相戒备，也互相协作。他们彼此欣赏对方所有而自己没有的长处，他们彼此把对方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也不以为意，他们之间都感觉得到互补的需要。刘邦和萧何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对等的士人之间的礼尚往来，颇有一点淡淡如水的明澈。

刘邦早年的这种人际交往关系，影响了他一生，因而也影响到汉帝国建立以后的君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