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不是什么特别伟大、值得炫耀的事情；创业者也不是什么无所不能、高高在上的一群人。相反，不甘平庸的人大多数时候都很苦。创业与打工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看是否适合自己。

周鸿祎看到了什么？

高考前，西安交大有一个预科班对选拔进来的“特别学生”进行淘汰。1988年5月9日那天，周鸿祎提前去报道，算是比较顺的。

大一的军训几乎令所有人记忆深刻，有的人甚至觉得苦不堪言，但周鸿祎觉得还不错。

他们一班人马被拉出西安。教导团里的兵十八九岁，有几个挺痞挺匪，跟大学生矛盾很大，但周鸿祎却混得很好，这也许跟他的性格比较率性有关。

当时大学生是有清高的资本的，且很多人也的确清高，何况这一班人还“特别”。但周鸿祎对等级制度向来反感，加上个性本身带点儿江湖气，慢慢就跟那些小兵打成了一片。有这些兵的“照顾”，周鸿祎训练松一点儿，洗澡容易些，吃饭多给半个馒头，日子也就不那么苦了。

1988年以后，因为一些微妙的原因，大学的学风变得有些浮躁，但西安交大未受太大影响，每天晚上都有人上自习。这个班特殊一些，专门配了老师开小灶，而且刚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所以同学们书念得很认真。

他们同时上信息控制和计算机两个系的课程，大二时候才分开专业。

本科四年给周鸿祎最大的帮助，是把他从一个毛躁的小青年培养成了一个严谨的工程师，他对电脑单纯的亲近感变成了一种事业心。当时有一种说法：北大培养党委书记，清华培养厂长——其实说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异。

当然，这也造成了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特征：不太关心政治。

实际上，那是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过渡历史阶段。当改革开放需要向更新的阶段迈进的时候，各种矛盾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1989年初，曾经铁板一块的苏联阵营在东欧尽显颓势。同年11月，柏林墙倒塌。苏联最终走向解体。但那几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却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状态，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尤其显著。

这一年的前半段，在北京举办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一切看上去都顺风顺水。但危机就潜伏在这样的繁华之中。

1989年之后，政治遇冷，出国潮再次兴起。与此同时，“远离政治”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值得标榜的美好品质。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梦想出国，周鸿祎的父母也希望他出国，但他没出去。

一个原因是他英语不太好，勉勉强强才过了四级。虽然他也装模作样买了很多托福的书，但从来没有踏进过托福或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

另一个原因是他实在找不到一个非要出国的理由，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出国。很多人的出国计划其实都只是阶段性目标。他们所说的那些宏伟蓝图都不是周鸿祎自己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开电脑公司。

中学时代学电脑是野路子，而大学计算机课令他如鱼得水。老师们把他心中的疑惑都解开了。他基础学得扎实，考试考得特别好，自然深得老师喜爱。

英语不好，出国很难；专业课很好，适合创业。以人与生俱来的“趋利避害”本性，他也实在没有足够的动力出国。“既然在国内就可以开电脑公司，为什么我还要出国呢？”当然，没有“海龟”背景后来变成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缺憾。

1990年之后，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冷战后格局的形成；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三是信息化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开始普及，软件业在计算机行业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面向对象技术获得极大欢迎，终于成为90年代软件界最大的热点。随着发展，这一技术形成了OOP（面向对象编程）、OOD（面向对象设计）、OOA（面向对象分析）等多个维度，成为完整的软件开发方法学。

此外，集成工具和CASE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图形技术迅速提高，多媒体被炒得沸沸扬扬。而这一切在国内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契机：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

这一年，周鸿祎大学毕业了，开始念研究生。此后，出现了一波更大的创业潮。周鸿祎以一个在校生的微弱力量，也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了。

在美国，比周鸿祎大一岁的梁建章在1989年就已经拿到硕士学位开始攻读博士了，此时他才20岁。“越级跳”仿佛是梁建章的拿手好戏，1991年，博士没毕业的他就进入了甲骨文公司的硅谷总部。

中国留学生能进入甲骨文这样的公司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仅仅在甲骨文美国公司研发部门待了三年，梁建章居然又“蹦走”了。1993年，他已经有了回国创业的想法，而之后的一次回国探亲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创业的信念。“我感觉到了国内火热的创业气氛，当时就决定以后一定要回国发展。”

周鸿祎没有这么传奇。梁建章去硅谷总部历练的时候，他还只能通过一本《眭谷热》窥探那个神秘莫测的世界。但是，他真的没闲着。

周鸿祎做了什么？

电脑小狂人的第一次中关村之行

大二时学校的氛围虽然很特别，但因为对政治比较迟钝，加上念的是自己最想念的专业，周鸿祎对此并没有兴趣深究。他已经把C语言、Pascal语言学完了，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班主任安排他去教研组，但是教研组没什么钱，给一些打印纸和书就不错了。但他还是希望找一些事自己做，于是四处寻找，终于发现了数字电路的自动检错项目。这个项目里，有很多检错图需要用电脑画出来。

当时带他的研究生是将每张图都写成软件，然后用画图语句再把每张图画出来。苹果计算机的上下左右四个光标键可以用来操控画图的过程。

他没急着依葫芦画瓢，而是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去思考，最后的结论是：自己应该做一个工具，这个工具能把这些图一次性都画出来，而且可以在界面上随时调出来查看和修改。

他先做了这个工具，然后找班上几个同学把这些检测图都画了出来。此时的周鸿祎并不知道有款软件叫autoCAD，图也都是矢量图。

这个项目后来获了奖，令当时领导他的研究生都很惊讶。周鸿祎得意了一段时间，倒不是因为获奖和奖金，而是觉得自己能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经过这次试手，他不再满足学校教研组里的研究了，想从外面接活儿，想出去参加一些校外的实践。后来他的确接了很多活儿，包括银行立体计算器。银行立体计算器有8段显示器，它们是固化的，央行一旦调息就得改程序。这时候周鸿祎大三了。他找来同学一起做，想先把机器码弄成汇编语言，但程序很乱，大家不知道从哪里改。后来的解决方法是在8086机子上做了一个模拟器， Z80的模拟器。这个模拟器可以单独跟踪、单独调试，相当于有了一个在线调试器。理所当然，他在班上获得了“电脑小狂人”的称号。

据说他当时的标准形象是这样的：腋下夹一堆软盘，头发乱如茅草，但眼睛贼亮。除了干学校外面接的活儿，他一有空就往机房跑。

大四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实践。他开始到外面的公司学习攒电脑——第一次觉得离“电脑公司老板”的梦想这么近！但他靠近梦想的方式比其他同学迅猛！

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主要在西安的公司里实习，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第一次去，他不知道怎么办汇票，也不知道怎么去知春路，更不知道怎么去中关村办航空托运。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些事，更别说搬箱子、接货、送货这些力气活儿了。但周鸿祎很有兴趣，他坐火车跑了好几次北京。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北京逐渐不露怯了。哪个牌子的激光打印机什么价，他一清二楚，还学会几句黑话，貌似很老到的样子。

暑假回家他给同学做了一套音响，自己和同学都很开心，但家里人特别生气。他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应该去学英语，像别人那样出国深造。

总的说来，他的大学四年过得很紧张，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干活儿，夜里两三点才睡觉，全然不顾身体健康受影响，谈恋爱就更没时间了。

可是本科毕业后是读硕士还是工作，他又迷惘了。后来，他挑了个管理学院学管理，原因是：既然自己的梦想是电脑公司，总该学点儿管理学。毕竟自己在计算机专业上的实践不少了，毕业时类似的工具和产品做了四五件了，毕业设计也很成功。

夜黑风高研究反病毒

周鸿祎的研究生导师李怀祖是个“老清华”，读书时曾被打成“右派”，吃过许多苦，后来到西安教书，对周鸿祎非常好。但课才上了半年，周鸿祎就开始逃课。

一方面，他的研究生同学里由大学直升上来的很少，因为直升没有意义，缺乏管理经验，课虽然能听明白，但其实领会不了真意。大部分同学是厂矿企业送来或者考来的，社会阅历比他丰富很多，人家不带他玩。周鸿祎觉得很痛苦，对环境的不适应变成了对学业的厌倦，觉得专业选错了。他想回去做产品，不想回去给导师干活儿，因为那些他已经在校外干过一段时间了，社会实践也多，加上又去北京开了眼，心气也高了。

当时病毒研究已经出现了，但还没有江民，只有瑞星。看了一本《计算机反病毒研究》后，周鸿祎决定研究反病毒。这个想法遭到很多人嘲笑。西安当时的环境虽然闭塞，但同学们都踌躇满志。即使这样，他们也觉得周鸿祎的“反病毒卡”没啥意思，也不可能做起来。

大家越嘲笑，周鸿祎越是想做给他们看看。《中国计算机报》和《计算机世界》上有时候会探讨一些与病毒研究相关的内容，他看不懂也硬着头皮坚持了下去。

同时，他在研究生同学里物色了两个合作伙伴，其中一个是石晓虹（现奇虎360公司副总裁）。

条件很艰苦，一开始他们连电脑都摸不着，自己还得编码编程。后来，他逐渐减少了编程的时间，更多地做起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来。一位合作伙伴负责核心研发，石晓虹负责测试。（这一貌似很小的重心转换日后却让他收获了很多。）这个阶段最有趣的应该是他们蹭别人计算机用的那些花招了。

他们成天盯着机房，一看别人走了机位空出来就赶紧占上。机房的老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有的同学禁不住周鸿祎的苦苦哀求，把自己导师的电脑借给了他，有的后来干脆被他拉过来入伙。再后来，居然有同学主动申请帮他做程序。

借电脑给他的同学常常晚上将他锁在实验室，这样他就能干一晚上活儿，天亮再爬出去回寝室睡觉。管理宿舍的大妈、同寝室的同学和他难得打一次照面。

他们一边研究，一边给外面公司放话：我们啥都做，反病毒卡，网络工程，你们谁来帮我们销售？

1992年下半年、199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有老师想做联机词典，就找他们去干活儿，但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因为他们老是想用电脑干自己的事。

周鸿祎有一个癖好：到处拷软件回去研究。在帮一个老师的活儿干完后，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准备把自己偷偷做的那些反病毒软件拷回去，再拷些别的“高级”软件以便编程使用和跟别人交换“高级”资源。糟糕的是，后来那老师发现词库被他们拷走了！

产品还没做出来，派出所倒是进去了

老师本来觉得付钱给他们就亏了，这下子抓到了把柄，干脆到学校公安处举报了他们，说他们在偷偷制造病毒。学校那段时间刚好丢了些硬盘、网卡、CPU（中央处理器）和其他硬件，几条举报信息合在一起，公安处把破案的焦点落在了周鸿祎身上。这也难怪，他们昼伏夜出，全校有电脑的地方他们基本都去过，调查者很容易找到线索。

于是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突然来了几个公安，周鸿祎被带走了。

公安们祭出了疲劳战术，周鸿祎头一次有这种经历。也是第一次，周鸿祎懂得了什么叫“言多必失”。

他一上来就跟公安讲他的理想，讲《硅谷热》，自己为什么要研究病毒—自己以为坦诚是最好的反审讯技巧，殊不知说多错多，越抹越黑，后来连睡觉都被禁止了。白天公安让他晒太阳，暖洋洋的特别瞌睡，就是不准他闭上眼睛。

后来两个公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让他打会儿瞌睡，一个不让他打瞌睡。

再后来他看见石晓虹从门口经过，然后就听见隔壁传来的哭声。一个公安红脸说：人家都已经承认了，你也招了吧，再不招可就进监狱了。

他们不给吃饭喝水，还威逼利诱。周鸿祎终于精神崩溃，开始胡思乱想：我们没干坏事啊，石晓虹他们承认什么？我该招些什么？中学干的坏事不算吧。他绞尽脑汁地想自己干过什么坏事。

最后就连有一次路过操场，有个足球滚出来被他顺走了、踢烂了的事都招了。至于拷学校软件的事，更是令公安大喜过望。公安其实都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只是拷了这个老师电脑上的软件。

公安把老师们叫来对质，但老师们基本都觉得拷贝软件算不上大问题，学计算机的研究软件再正常不过了。定不了罪，公安就开始诱供：你有没有拿走硬盘？拿走 C P U?你要不说送监狱，说了就是学校内部矛盾，内部解决。

在这种娴熟的手法下，很难有人不崩溃，周鸿祎特别想逃跑。当然，逃是逃不了的，于是在“我想见班主任”的要求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屈招了：用宿舍哑铃砸碎硬盘，丢到下水道冲走了……周鸿祎按照公安编好的细节录了口供。

招供后，周鸿祎终于在第三天见到了班主任。他本来是想向老师求援呼救的，可是本来对他很亲近的班主任却明显地与他拉开了距离。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孤独，当时死的心都有了。但他毕竟是个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痛定思痛，仔细琢磨班主任的话：“不管多大的事，如果有错一定要承认，如果没有你一定不要乱说。”周鸿祎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回公安处翻供。

后来与石晓虹他们一碰头，周鸿祎才知道他们被传话不超过12个小时，而且什么都没招，翻来覆去就说一句话：“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

又经过几天的折腾，公安查不出个所以然，周鸿祎也跟公安混熟了，公安让他出去不要乱说，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导师请他吃饭，给他压惊，倒也没有批评他，但总有些人对他指指点点。据说还有别的导师提醒自己的学生要和他保持距离，后来他找了个宿舍搬了出去，平时一个人也不出门。

为了疏解压力，周鸿祎买了《王朔全集》。那些大无畏的文字给了他很大慰藉。更慰藉他的是那些没有因此疏远他，向他伸出援手的老师和同学。

还好，再黑暗的时候都会有些小小的温暖。一个同学当时是机房管理员，就不在乎舆论，向他伸出了援手：我有一台电脑，你到我这儿来用吧。

周鸿祎和伙伴们后来做出了反病毒卡的原型，带团参加挑战杯，在上海得了奖。挑战杯很多都是导师的项目，但这个项目他们是原创的。

历经磨难，最终得奖后，周鸿祎感慨万千，也一直心怀感激。

周鸿祎想到了什么？

做人要真诚，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周鸿祎的口无遮拦一直备受争议。除了“红衣主教”之外，他还有“红衣大炮”的封号，与人称“任大炮”的任志强可谓“绝代双骄”。这两人家世、行业都不同，不知道任志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但周鸿祎对自己性格的形成是进行过反思的。

就是因为经过这些小磨难，他才明白做人真诚多重要，说真话多重要。也许，那些因为“病毒门”远离他的老师和同学，内心排斥他的真实原因并非是他偷偷拷软件，那不是什么事儿。但他们肯定不喜欢外表强大的周鸿祎“屈打成招”，哪怕就屈一小会儿。

虽说无大过错，但这显然不符合群众的希望——他们希望看到英雄，百折不挠的英雄，受尽折磨依然咬牙挺立的英雄。

而且，人在没有遭遇困境的时候，总是认为一旦身临困境，自己必定能坚持下来。很难说清楚这种心理的确切来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坚持不住，所以被他们看不起。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在这一过程中吃了多少苦，承受了多大压力。

所以周鸿祎很长一段时间里遭遇的横眉冷对真正寒到了他的骨子里。虽然他几乎是立即就改正了错误，但“舆论”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对罪大恶极的人施以宽恕，说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对普通人的错误耿耿于怀，说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也许，承受过那种令人寒到骨子里的冷眼的人，也才会对“诚实”看得这么重吧，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于是有时候就变得口无遮拦，说话脱口而出，直来直去。

说真话，也许日子会难过一时，但造假，却可能一辈子抬不起头——这是周鸿祎人生的第一堂大课。

坚韧是在磨砺中生成的

周鸿祎其实并非天生就是个斗士，相反，他的性格里有软弱的一面。

高考的高压环境本来对磨炼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幸运地跳过去了。虽然物理大赛的失利算是挫折，他也沮丧了很久，但毕竟后来还是上了西安交大这所不错的学校。这个挫折折射出的软弱如果被高考的成功克服，他可能会获得一种非常宝贵的体验和提升。遗憾的是，他没有亲自去跨越那道分水岭。

进了大学，又是个特殊班。与普通大学生相比，他们借书多、权利多、开的课多，老师又好。用那个时代常用的比喻，他们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最大的竞争来自学业。全国各地选拔来的一帮聪明人在一起比拼，很多人会受不了，周鸿祎自然也有点儿受不了。但是他毕竟有天赋，除英语外，他应该是班上成绩最好的，研究和实践也很优异，当然很自信。

本科毕业后他又被保送读研究生，一路畅通。要不是班上那些“社会人”的冷落，要不是“病毒门”带来的心理蹂躏，周鸿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地观照到自己性格中的软弱，并在其后的隐忍中逐渐变得坚韧。

所以，软弱也好，性格里其他的缺陷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它并不会妨碍最后的成功。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凡人多，既然是凡人，便有凡人的毛病，你有，别人也会有。别人在这个方面优于你，也可能在其他方面不如你。重要的是要会吸取教训，别再重复犯错。

凡人的成功，不需要对齐最完美的那几个人，只需要甩开同样平凡的同行者。创业不是什么特别伟大、值得炫耀的事情；创业者也不是什么无所不能、高高在上的一群人。相反，不甘平庸的人大多数时候都很苦。创业与打工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看是否适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