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2年5月，朱德为悼念左权将军，写下这壮烈诗篇，引人深切怀念。左权生前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是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杰出将领，是全军公认的军事家。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驰骋沙场，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诸方面，建树辉煌，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立下卓越的功勋。

左权，乳名自林，学名纪权，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茅岭村一户佃农家庭。他7岁入塾启蒙，1914年考进黄茅岭第八中学。1921年夏又考入县立渌江中学，曾与同学蔡升熙、宋时轮等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勤奋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3月，左权考入广州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堂。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大队学习。1925年2月，由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后来在《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中写道：“讲武堂中多三湘七泽间子弟，以湖南的革命前辈，训练湖南的革命青年于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真所谓相得益彰。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

左权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曾任排长、连长等职，先后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925年11月，他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6月奉调回国后，即被中共中央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同年底，担任红军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6月，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属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红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办事机关兼）参谋处代理处长。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后，左权任该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2年初，率红十五军先后参加攻打赣州和漳州的战斗。1933年1月，调任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作战参谋，曾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制定出在黄陂设伏全歼进犯之敌的方案。同年12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并投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参与指挥乾昌桥、凤翔峰等战役。

1934年10月，左权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作为前锋部队，开始长征。1936年5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大会师，曾率部在甘肃东部的曲子镇、马岭歼敌2000余人，并一举攻克会宁县城，实现了三军大会师。接着，在11月21日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各一部，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采用“拦头、堵尾、冲腰”等战术，歼灭前来进犯的胡宗南部第一军的一个旅另两个团。此役，被刘伯承称之为“布置作战，细致周密”的一个范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总部改组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1937年3月，左权任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左权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从此，他协助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部队，深入敌后，转战华北。

9月间，左权路过山西洪洞县时，给久别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于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到达五台县南茹村。总部机关刚安顿好，左权立即组织司令部展开工作，了解华北敌我态势。左权根据侦察获悉，日寇第五师团正由广灵、灵丘向平型关进发，进而攻占太原。他立即将敌情报告朱德、彭德怀，定下在平型关伏击日寇的决心，遂令一二零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于24日冒雨向平型关急进，做好伏击准备。25日凌晨，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多人，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一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11月，八路军总部转移到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各部队领导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遵照朱德、彭德怀的意图，具体完成了部队进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会后，在左权主持下，以八路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作战、训练、建设太行等训令。

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和左权率领，向太行山挺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三路进犯山西临汾地区。2月25日，八路军总部行至山西省安泽县（府城）与进犯的日军遭遇。当时，朱德和左权正在府城左侧山上观察地形，左权立即指挥身边仅有的两个连阻击。在敌众我寡的严重时刻，左权命令部属将朱德护送到20里外的安全地带，而他自己不顾安危，亲临前沿指挥战斗。当他察清敌情后，指挥部队从侧面出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左权与敌周旋两天，争取了八路军在临汾的军需物资转移的时间，并掩护45个村庄的群众脱险，八路军总部顺利到达安泽县刘垣。罗瑞卿曾说：“在这次临汾遭遇战中，左权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致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

4月，日军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分进合击”，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太行山根据地。朱德和左权详细研究了敌情，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主力跳出敌人合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并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左权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反“围攻”作战。4月16日，敌1500余人钻进了八路军在武乡、长乐地区布下的口袋，将敌分割在河滩里，激战一天，全歼该敌。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回窜，八路军乘胜追击，连续收复武乡、沁源、安泽、壶关、长治等19座县城，把日寇赶出了晋东南，彻底粉碎了敌“九路围攻”，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转移到武乡县砖壁村。左权住在一座破庙里，只有一张旧方桌，用门板支撑的小床铺，墙上挂满了用红蓝箭头标记的军用地图。他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终日思考着如何粉碎日寇对晋察冀根据地的进犯。10月，日军集中2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左权日夜注视着敌人的行动，指挥部队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零师一部，将日军主力一部包围于黄土岭，歼敌900余人，击毙敌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敌人悲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军屡遭打击后，被迫于12月全部撤出晋察冀根据地。左权写了《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这一次围攻晋察冀地区》一文，总结了八路军冬季反“扫荡”取得胜利的经验。

1940年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太北地区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3月初，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来到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说什么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朱德和左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向他陈述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一贯主张，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但朱怀冰仍顽固不化，回去后，又奉蒋介石的命令，进犯太行山区。左权率第二纵队南下反顽，在太南山区歼灭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和两个整师及其他杂牌武装万余人，控制了武、涉公路以南，临淇以北的广大地区，从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8月至1941年1月，左权协助彭副总司令（这时朱总司令回延安）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他每天端着蜡烛，面对地图，分析敌情，考虑这次战役的部署。参加这次战役的有105个团，他对每个团的战斗任务都作了周密的划分，而且要求在同一个时间向敌人发起进攻。这次战役从8月20日开始，至1941年1月下旬止，经历了三个阶段，历时5个多月。仅前三个半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4万余人，严重地破坏了正太路，使敌交通线瘫痪一个月之久。“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左权及时总结作战经验，发表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1941年11月，日军三十六师团和独立第一、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从山西黎城疯狂地向黄崖洞、水腰地区袭击，企图一举摧毁八路军兵工厂。为保卫兵工厂的安全，左权亲自指挥黄崖洞保卫战。当敌人进至我防御前沿时，他命令总部警卫团抗击敌人，用“咬牛筋”的战法把敌顶住，并指示部队“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杀敌致胜”。他指挥部队先在山口处顶两天，煞住敌人进攻势头；又在第二道防线顶两天，不断杀伤敌人；最后再上高山，待增援部队赶到，对敌来个反包围。经过8昼夜激战，八路军1500余人的部队抗击5000多敌人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中央军委在《一九四一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黄崖洞保卫战应作为我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不仅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而且有着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戎马倥偬中，抓住战争间隙，潜心研究，孜孜不倦，广收博采，著书立说，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诸方面都有许多建树。周恩来评价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左权极为重视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明确提出：“军事是一种科学，要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正是凭着对中国军事理论的刻苦研究和顽强的毅力，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发表了40多篇军事文章。他的《战术问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等许多篇论文，成为宝贵的军事思想财富。他提出：“要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一条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事情，并号召广大指战员不断研究敌人的战术，求得不断的进步，改善充实自己的战术。他认为，战术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是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决定的，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依据我军历史的传统和军事任务的性质作出规定，对此，他特别推崇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原则。他在《论军事思想原则》一文中写道：“在中日战争中，我们有防御中的进攻，有持久中的速决，有外线中的内线的多种斗争方法，这一切确是辩证法在实际战争中的运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便是把辩证法应用到中日战争中的成熟的天才佳品。”

左权长期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直接领导司令部工作，对司令部建设有着重要的建树。1938年3月，他在八路军将领会议上提出，司令部工作是复杂和负责的工作，是指挥员指挥军队的机关，建立健全司令部工作的各项制度至关重要。同年冬天，他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总结司令部工作经验，从当时的部队实际出发，制定了第一个司令部工作条例，即《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时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门的机构，确定了工作职责，使司令部工作有了比较正规的章程。

1942年5月，日寇纠集2。5万余人，分四路向太行腹地进行奔袭式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军事指挥中枢——八路军总部。在这紧急时刻，彭德怀、左权立即召开会议。左权坚定地对大家说：“目前，我们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前方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在我们周围，保护几千同志生命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太行山压顶也决不动摇，誓死保卫总部的安全！”当天晚上，各机关乘夜暗转移到南艾铺（原属黎城县，后划偏城县，现归涉县）地区。25日，部队正在十字岭吃早饭，敌人突然从两翼包抄上来，以飞机大炮漫山轰击。左权站在山峰上，双手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情，指挥部队坚决阻击两翼敌人。因机关人员多，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彭德怀、左权决定分头突围：左权亲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沿清漳河东侧向北突围，罗瑞卿主任率政治部向东南青塔方向突围，杨立三部长率后勤部向东北羊角方向突围。左权同时派作战科长王政柱率警卫排护送彭德怀到安全地带，而彭总坚持要同机关一块突围。左权对彭德怀说：“事关重大，你安全突围出去就是胜利，我直接指挥机关突围就行了。”他让警卫员硬把彭总扶上马。时近中午，左权亲自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冲锋，阻止了敌人前进，为机关突围争取了时间。当太阳偏西时，终于掩护各机关人员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这时，警卫连连长唐万成要求左权离开十字岭，他始终不肯离开，决心率领部队最后冲出敌人重围。他在检查队伍时，发现担文件箱的人还没有上来，为保护党的机密，立即命令警卫员转回去找。当他带部队冲到敌人最后一个封锁点时，一颗炮弹落在他身旁，他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7岁。

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全国解放后，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有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

（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稿李宝春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