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宁夏银川市八里桥革命公墓。

在一阵阵悲壮的哀乐声中，张子华烈士遗像安放仪式隆重举行。人们在凄切中缅怀过去，挥泪祭奠这位当年曾冒着风险，深入虎穴，传递信息，协助周恩来副主席处理复杂问题，为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神秘使者。

张子华，原名王绪祥，1914年4月21日出生在宁夏中宁县恩和乡一个地主家庭。在大革命时期，他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参加过农民抗交“鸦片税”、打土豪贪官的斗争。1930年，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姓名为张子华。

他入党后，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领导下工作。曾到门头沟煤矿背过煤，组织工人斗争。调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后，参加了天津码头、纱厂工人运动和唐山五矿工人罢工的斗争。1934年5月，在天津部署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活动时，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同年9月，受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陈铁铮（孔原）的委托，化名黄汉，赴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说服那里两个根据地领导人消除误会，加强团结，将陕北根据地的3个游击大队扩充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1935年初，他被调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任秘书，5月又派往豫鄂陕游击队任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部参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将其魔爪伸进了华北大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国民党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吁，这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先声，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受到了国民党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欢迎，他们同意停止内战，和中共举行和谈。

1936年1月，国共两党首次秘密和平谈判在上海举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张子华（化名黄汉）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名义，同陈立夫的亲信、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在这次极不寻常的会谈中，谌小岑首先向张子华介绍了国民党方面准备抗日的措施，表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意愿。张子华向中共上海党组织汇报后商定，鉴于国民党政府还有些和谈的诚意，建议国民党派代表和他一起到陕北苏区直接同中共中央面谈并汇报情况。国民党政府表示赞成，同意派出董健吾为国民党方面代表，赴陕北谈判。董健吾曾是宋子文在美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又是宋庆龄的朋友，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董健吾竟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遂同董健吾结伴而行。张子华担负起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艰巨使命的时候，年仅21岁。

由于有党组织的周密安排，有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和国民党政府要员宋子文的帮助，董健吾又持有宋子文亲笔签发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张、董二人顺利到达了古城西安。

西安距离延安几百里地，但由于国民党重兵把守，关卡如林，使得张子华与董健吾寸步难行。为了完成此程重任，他俩冒着危险，亲自去找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借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强烈要求抗日，早已考虑与共产党、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他看到董健吾的委任状后，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决定提供方便，促成好事。2月19日，张学良和陕北电台联系好后，亲自派出自己的飞机，把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延安。他俩于2月27日到达瓦窑堡。当天，中央组织部部长博古（秦邦宪）就亲切地接见了张子华。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又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中央决定继续和国民党联络，派遣张子华去南京，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动向。董健吾也带着博古给宋庆龄女士的关于我党和平谈判的五条原则的密信，及时返回上海。

4月16日，张子华受命离开瓦窑堡，途经西安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张学良将军通报了国共两党联系的情况，并和张将军交上了朋友。张子华于4月底到达南京，很快和曾养甫取得了联系。他向曾养甫坦诚说明此行两项任务：一是要详细了解南京政府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二是希望南京政府派人到陕北去，和中央领导人直接谈判。这时，陈立夫已接替宋子文主持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向曾养甫口授了国民党政府的4条答复：1国方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国民党中央采择；4共方可选择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曾养甫当即找来谌小岑，要他抄写一份，马上交给张子华并及时报告中共中央。令人惋惜的是，这样重要的答复，谌小岑在交给张子华时却没有说明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明确答复，而说成是他本人根据国方意见归纳的，仅供中共参考。后来，曾养甫知道谌小岑办错了此事，拖延了时间，造成了误会，深表遗憾。为了弥补过失，消除误会，在国民党一时选不出合适的人员去陕北的情况下，曾养甫要张子华再回陕北给中共中央送口信，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南京会谈。于是，张子华便以国共双方使者的身份，冒着极大的危险，常年奔波在南京与瓦窑堡之间。

1936年5月中旬，正是陕北高原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美好季节。张子华从南京回到了这片温暖的土地，不顾旅途劳顿，当即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闪着一双兴奋的剑眉，当即给谌小岑写信：希望谌小岑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还约请曾养甫、谌小岑来陕北晤面。周恩来还给张伯岑、时子周等爱国人士写信，陈述中共的主张。

张子华携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再次秘密地来到南京。因为这次国共谈判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激烈，随时可能翻脸。张子华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旦有个闪失，就会有杀头的危险。果然不出所料，张子华到南京后，要求谌小岑给找一个住处，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公开活动。国民党当局却深怕国共两党谈判的机密被泄露出去引起内乱，竟把张子华投入监牢。谌小岑劝曾养甫说：“‘两方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同意释放张子华，由谌小岑陪同到上海。

到上海后，张子华熟练地编了一份电报密码，要求谌小岑给一个南京电台呼号，以便两党通过电台进行联系。曾养甫害怕由南京电台联系影响太大，便给了一个汉口电台的呼号。同时，曾养甫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张子华带着密码及信件，不顾疲劳，跋涉千里，于8月27日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这是张子华为早日促成国共合作的第3次陕北之行。

中共中央对张子华带回的情况十分重视，在认真研究分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的讲话之后，不失时机地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且指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之中。”周恩来于8月31日给曾养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

9月20日，张子华携带着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信件，又风尘仆仆地南下广州。当时，南京政府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曾养甫已调任广州市长，陈立夫也到广东视察。张子华将周恩来致二陈和曾养甫的信交给了谌小岑。27日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向他口授了国民党政府的4项条件：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3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4立即派人具体谈判。并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还把为周恩来准备好的护照交给张子华，请他速回陕北报告。

第二天，张子华就发电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曾养甫邀请周恩来谈判的意见，并于10月4日返回西安，详细电告了国民党的4条谈判条件。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陕北根据地，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时机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决定：周恩来暂不去广州，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10月17日，中央得知蒋介石飞到西安，即电令张子华交涉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谈判。但终因蒋介石坚持要消灭红军，致使这次交涉未获得任何结果。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张子华也于11月中旬返回保安。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尽管国共两党领导人员的直接面谈未能实现，但他在沟通关系、传递信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被任命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2月12日，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张子华又奉命随周副主席于15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他16日来到延安。17日，同周恩来乘张学良的专机到西安。从此，他便以周恩来的秘书、红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他同宁夏驻西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主动拜访了宁夏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会见了来西安的宁夏党政要员，还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宁夏军阀马鸿逵再次提出谈判，并委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到银川商谈成立统一战线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等问题。

1937年8月，张子华踏上了养育他的家乡大地。他连家都顾不上回，就直奔银川，同马鸿逵谈判了两次。马鸿逵老奸巨猾，不解决实际问题，还阴谋扣押张子华，使谈判不欢而散。虽然谈判没有成功，张子华却利用这段时间，帮助恢复和建立了中共宁夏地下党，秘密建立了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小组。张子华发现马鸿逵企图扣押他的阴谋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银川。

1938年1月，张子华再次南下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运部担任文化组主任。2月又被调回延安，4月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教员。

就在张子华专心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无情的灾难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39年9月，有人竟突然提出：张子华在天津被捕有叛变嫌疑，到宁夏谈判有通敌嫌疑。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不幸的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距离遥远，无法派人到天津、银川等地调查，问题一时难以澄清。

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张子华始终坚信组织。他对前途始终充满希望。令人痛心的是，他被隔离不久就身染肺病，于1942年去世，年仅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承认其党籍。1985年5月，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召开会议，为张子华烈士恢复名誉，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李学军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