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伯华，原名维汉，字华昌，1904年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幼年随父从河北省逃荒到吉林省榆树县夏宝屯落户，其父杜万贵靠行医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杜伯华从小读书勤奋好学，但因家境清贫，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随父外出采药，串乡行医。天长日久，学会了识别草药，掌握了采药、制药技术和摸脉看病。1931年，到榆树县城开办了建中医社，次年，改办华昌药房。这时，他不仅继续钻研中医，还自修西医，医术不断精进，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

1932年8月，杜伯华在前来榆树县开展抗日宣传的姑表内弟李向之的影响下，决心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李向之在华昌药房建立了中共榆树县地下交通联络站，杜伯华被任命为联络站负责人，以行医为掩护，接送过往干部，搜集日伪情报，筹集和转送抗日物资。他将药房盈利的绝大部分捐献给了东北义勇军作抗日斗争的经费，或者直接购买胶鞋、棉衣、枪弹、药品等物资，转送义勇军官兵。1935年春，他还巧妙地掩护遭伪警察通缉的抗日联军五团副团长李士英出城脱险。当他得知敌人将要逮捕他，查封华昌药房时，他及时转告了党的地下组织，并变卖了药房，辗转到了北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由李向之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夏秋之间，他由党的组织派到陕西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东北军，在孙铭久旅下辖的学兵队任连指导员。西安事变时，他参加了活捉蒋介石的军事行动。1937年初，杜伯华根据党的指示，带一些学兵队队员返回北平，在西城粉子胡同25号煤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下属的社会支部所在地）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卢沟桥，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平津相继陷落。党决定杜伯华带领一部分学兵队员参加“平西游击队”。

当时，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南撤，北平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北平地下党认为这是营救抗日战友、扩大抗日武装的极好机会，指示游击队做好准备，攻打德胜门外河北省第二模范监狱，解救难友，缴获枪支弹药。杜伯华利用为管理人员看病之机，进入监狱侦察，摸清这个监狱共关押近600人，其中20多人是共产党员，监狱有30多名看守警察，监舍的布局和通道走向等情况也熟记于心。通过数次接触，杜伯华还和一位看守狱门的老头交上了朋友。8月28日深夜，游击队员来到狱门前“叭、叭、叭”三声联络信号枪声响起，狱门大开，游击队员蜂拥而入。这时，看守人员列队站在院中，身上未带任何武器，正准备迎接日军派来的接收大员，却乖乖地当了游击队员的俘虏。游击队一枪未放，劫狱成功，缴获3挺机枪、数十条步枪及弹药，犯人全部得以解放，其中一半人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力量壮大后，被正式命名为平西抗日救国军，全军编为3个总队，杜伯华任医务处长、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任二总队主任（即政治委员），率部在青白口、雁翅、门头沟以东地区活动。11月中旬，抗日救国军在阜平整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杜伯华仍任二总队主任，率部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杜伯华等带领部队参加了二道河子伏击战，歼灭日伪军近百人，并击落敌机一架。4月下旬，杜伯华调任房（山）良（乡）联合县县长。5月8日，联合县政府正式成立后，他迅速开展抗日宣传，加强县、区、村抗日政权建设，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组织青年参军参战，使全县工作出现了新局面。1939年3月，他升任冀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为巩固和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倾注了很多心血。

杜伯华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即使是从军从政时期，也挤出时间为军民群众看病，拯救过无数伤病员的生命。

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有个小战士的腿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军医要给他截肢。这个小战士流着眼泪说：“我刚16岁，没有腿怎么打鬼子呀！给我留下这条腿吧！”军医说：“已打成这个样子，我是没有办法了，你找杜专员吧，兴许他有办法。”

恰好，杜伯华来这个部队探望伤病员，他听说这个小战士的情况后，反复检查这个战士的伤情，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同志不要难过，让我再想想办法。”杜伯华立即抽出时间，亲自上山采药，配制成治伤药。让战士内服汤药，外敷膏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小战士的腿奇迹般地保住了，伤也治好了。当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流着激动的泪水，深情地向杜伯华敬了一个军礼……

一次，五支队教导员史进前得了瘟疫伤寒病，高烧昏迷，生命垂危。杜伯华看到与自己一同做地下工作，一同砸监狱，又一同在平西打游击的战友病成这个样子，既心疼又着急，立即上山采药熬好，一口一口地给教导员喂下。在他精心治疗护理下，教导员的病情有了好转。他万分欣喜地说：“哈！你死不了啦，终于把你从死神那里抢回来啦。告诉你，大家把你的墓地都准备好了。我这些日子里常常想，你不该死啊，这样年轻，才21岁……”杜伯华一边说着，一边深情地抚摸着战友那双干瘦的手。为了巩固疗效，杜伯华又派人化装进城买来治瘟疫、伤寒的特效药，使教导员的病情完全得到控制，迅速恢复了健康。对这件事，史进前非常感激，至今念念不忘杜伯华的救命之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特别残酷和频繁。边区军民生活极为艰苦，尤其是药品十分缺乏。1940年，晋察冀地区瘟疫流行，疾病丛生，严重损害了边区人民的健康和部队的战斗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十分关心边区军民的疾苦，把制药行医出身的杜伯华调来军区卫生部任副部长，主管制药工作，并指示卫生部部长游胜华说：“伯华同志到卫生部工作，你们应充分发挥他的特长，特别是把制药工作搞上去，以粉碎日寇对我之经济封锁。”

杜伯华到任后，到军区各医院看望伤病员，询问病情，详细了解缺医少药的情况，决定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亲自设计药碾和干燥器等制药的关键设备与工具，并带领边区军民上山采药；还从机关抽调几名骨干及战士办起了制药厂。在研制各种药品的过程中，他每研制一种新药，总是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观察服后痛苦大小，有无副作用，以掌握第一手资料，绝对安全后，才给伤病员服用。为此，他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胃里也痛得火烧火燎，浑身冒汗。有一次，他喝下自己配制的汤药后，开始喉咙干燥，胃往下坠，接着昏迷了4个多小时，幸亏被同志们及时发现，才抢救过来。以后，在大家的督促下，他每次试服新药，都事先准备好解药，并有卫生员在旁守护，防止出事。制药厂经过他一次又一次地试验，改进配方，终于研制出解热、利尿、防腐、健胃、镇咳化痰、镇痛、止疟等几十种药品。药厂在生产片剂的过程中缺乏片剂粘合剂，他就发动大家采集桃树胶来加工生产。他亲自研制手摇式压片机和石印机，改善了制片生产和包装的条件。缺少注射用的安瓶，他又领着大家建起了玻璃车间，生产安瓶。只要伤病员和医疗单位需要，药厂就千方百计地从中药代用品中提炼制成各种片、散、丹、膏。不仅克服了严重的西药来源困难，也便于野战部队携带和使用。这些药品虽然外观不够精致，但很有疗效，拯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解除了他们在伤病过程中的痛苦。晋察冀边区的药品，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销往平津、晋冀鲁豫、晋西北等地，甚至还从敌占区换取了伪钞，购进了各种西药和医疗器械，解决了边区医疗用品的困难，对粉碎敌人的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2月20日，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发的《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中指出：“自敌对经济封锁加紧后，西药之购买与输入日益困难，而我们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虽因技术设置所限，提炼尚不纯良，外观不如舶来西药之精致，但所采用之原料亦多含有西药成分之原料，或按中医验方所配成，屡次试验均极有效。”聂司令员肯定的这些成绩，与杜伯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1年的环境虽然非常艰苦，但共产党人对抗日胜利和祖国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194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纪念日。杜伯华准备在这一天，和他亲密的革命情侣松伟结为伉俪。可是对革命和人生充满乐观的杜伯华，生命的指针却永远停在了6月30日这一天。这天，他因试服606药物中毒而倒下，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着的革命事业和亲爱的战友。当时他年仅37岁。

杜伯华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遗体安葬在河北省唐县神仙山麓，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葬在一起。

（总后政治部编研室组稿任征、滕利娜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