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南京之初，国民党当局对我们平津学生抱有幻想，想把我们搞的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为他们所利用。所以他们表示支持我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搞的抗日宣传、群众组织，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超过了他们要求的范围。他们就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铲除我们。现将当时的经过情况，略述如下：

从1937年9月初开始，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经常来平津同学会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甚至宪兵学校的学生，也约请平津同学，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平津同学会与南京秘密学联取得了联系后，曾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这表明平津同学会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明显的效果。由南京平津同学会输送到后方各地的民先队队员和积极分子，都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展民先队员。这些活动都超过了国民党所要求的行动范围。国民党当局对此产生疑虑和恐慌。他们感到平津同学会和大批平津学生继续留在南京，对他们是个威胁。

于是在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后方各大、中学校已经开学，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在湖南长沙、陕西城固分别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疏散聚积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到后方去。并动员平津学生自行离开南京。但是愿意离开南京的同学很少，大多数同学仍然要求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南京政府教育部发给平津同学会一份“训令”，要求同学会自动解散，遭到同学会的坚决反对。南京宪兵司令部借口“维护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学会，从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并要求同学会停止活动。同学会予以拒绝。

为解决平津同学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同志向我们同学会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代表博古同志的指示：为便于将在南京的平津学生，经过合法的渠道输送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可用平津同学会的名义，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办个训练班。听了传达后，同学会派我和郑代巩为代表，到南京政府教育部，见到高教司司长周炳琳，提出办战训班的要求。周答，可以转请国府研究，你们自己也要有所准备，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参加？同学会将办战训班的消息公布于全体同学，并请愿意参加者签名。有些同学由于不了解战训班的性质，是否签名？犹豫不决。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党员，向群众作了说明和动员，并由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带头签名。于是有很多同学签了名。9月下旬，战训班的筹备处派李炳昌筹3名教官，来平津同学会了解签名情况，间男女各有多少人？并拿走了签名册。9月底战训班正式宣布成立，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然留在平津同学会。

10月初的一天，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余仲虎，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名义，要求我们解散平津同学会。他并威胁说：如果不解散，在南京的平津流亡学生中，一旦出了汉奸，你们同学会要负完全责任。我们同学会负责人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1937年10月8日晚间，我们平津同学会的执行委员正在开会，市委书记李华也来参加。忽然听到窗外有马靴声。郑代巩说了一声：“不好，军队来捉人了。”我赶快沿着走廊向东走，看到大批宪兵已经进到院内，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两个宪兵把我押到宿舍，要我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这样，我就被逮捕了。我们同时被逮捕的共10人。即：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葛佩琦、刘玉柱、方琦德、赵启海、蒋南翔、杜天翔。我们被关押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罪名是“滋事学生”。我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的被逮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而害怕爱国学生参加抗战的真面目。

我们被捕的当天，分散关押在有刑事犯的监号内。室内潮湿，空气污浊，臭不可闻。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质问：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我们是爱国学生，为要求参加抗战来到首都，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爱国无罪，要求立刻释放我们。下午，看守把我们10人集中到一所空监房（关押政治犯用的）。房内有十多个监号，让我们自己安排床位。只锁监房门，不锁监号门。这样，我们就比较方便一些。每天由丁秀带着，在走廊里做早操，由赵启海指挥唱救亡歌曲，上午集中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下午自由活动。每天两顿糟米饭，北方同学吃不饱，看守代我们出去买大饼。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们要求改善生活（一种斗争方式），看守给我们送来南京板鸭。我们被关押之后，没有受“审讯”。到了第七天，把我们叫到三间空屋里，一位穿西服的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没有字的红格纸，要我们写个人的家庭住址、学历和来南京的目的。我写的是：来南京要求参加抗战工作。写完之后，那个人就要我们回监房取行李。警备司令部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一进门，看到很多平津同学会的老同学，他们围拢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交谈，帮着我们拿行李。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无限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