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日军进犯台儿庄，受到重创之后，日本军阀便调集海陆空三军，大举进犯徐州，中日两军展开了徐州大会战。1938年5月24日，中国军队败退，徐州失守，苏北、豫东沦陷。黄河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人为的决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移到洛阳。派到豫东的40名民运指导员，有39名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我一个仍留在豫东商丘地区。国民党在商丘地区的党务专员、各县的县党部书记长，都已逃跑。我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虞城县长蔡洪范，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展开了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蔡洪范任总队长，我任政训处长。我们收集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在地方上的枪支弹药，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队伍迅速壮大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就发展成了一支拥有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是当时活动在黄泛区以东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当时商丘地区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敌伪政权尚未建立，各县的土豪劣绅准备组织“维持会”，欢迎“皇军”。我用“武装请客”的方式把那些土豪劣绅请到司令部，把他们制作的“欢迎皇军”的旗子亮出来，并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说：是中国人。我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欢迎“皇军”呢？他们无言可答，有些害怕，怕我把他们作为汉奸处理。我一转口气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事情就好办了。第一，不准你们借用日本人的势力坑害老百姓；第二，不准把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报告日本人；第三，要求你们能把日军的活动情况随时报告游击队。他们都同意以上三个条件。我请他们吃了饭，喝了酒，送他们回去了。用这样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待土豪劣绅，为游击队的活动减少了阻力。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防护据点，收复了两座被日军侵占的县城，得到一批战利品，主要是炮弹、机枪、军刀、电话机等等。

6月下旬，我们派秘书李洪同志（地下党员）赴洛阳，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汇报情况。同时，我让他和我党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让他向刘子久同志转达我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我们接到由淮阳地区行政专员转来的程潜长官的电报，要我和宋克宾火速赴洛阳。我们两人带着几个卫兵和一部分战利品，坐着小木船，经过60里路宽的黄泛区，到达了周家口（现在的周口市），日夜兼程到漯河，转乘火车经郑州到洛阳。受到程潜将军的亲自接见、长官部的表扬、政训处的慰问；参加了政训处举行的欢迎晚会。我们举办了战利品展览，洛阳各报纸报道了我们在豫东的抗战情况。

有一天晚上，李洪同志陪同刘子久同志来到我住的旅馆。刘子久同志正式对我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自“一二·九”以来，我争取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到无比荣幸！我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我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我见程长官的情况，并说明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拟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由宋克宾担任豫东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仍担任政训处长。刘子久同志表示同意。为避免意外，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很快就离去了。

当时刘子久同志的职务是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在离开洛阳之前，我去看望刘子久同志，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交给雪枫同志。

第一战区长官部发给我们步枪子弹20万粒、手枪子弹　1万粒、电台两部、法币5万元。我和宋克宾带着这批军用物资回到豫东之后，有许多股自动成立的地方武装要求收编，部队很快就扩大了。按游击队的编制，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魏风楼兼鹿邑县长，第二纵队司令宋子刚兼虞城县长，第三纵队司令蔡洪范兼永城县长。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成为豫东一支最大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冬，彭雪枫同志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豫南竹沟镇，经西华县来到豫东鹿邑县。先驻王皮流、自马驿，尔后移驻太清宫（老子的故乡）。受到宋克宾等人的欢迎。我单独和彭雪枫同志见了面，向他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并转交了刘子久同志写给他的信。他表扬了我的工作，并要我继续搞好统战工作，有事和他直接联系。

1939年春，彭雪枫同志率部进到永城县境，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了几位战士。在永城县书案店为牺牲的战士开追悼会，我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会后，彭雪枫同志约我单独谈话，我要求调到新四军工作。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