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之前，苏联出兵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我党武装力量迅速进入东北，开始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准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决定派他的王牌军队　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派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这表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场血战，即将开始。党组织派我到东北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于是我辞去了余纪忠要我留在北平担任政治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职务，到沈阳（东北保安长官部所在地）去了。

在我动身去东北之前，报纸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国民党企图用这种宣传，来恫吓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但我不怕，我想共产党员要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毅然乘火车到了沈阳，坐在杜聿明司令部内，为我党搞情报工作。

到了沈阳，余纪忠分配我代理政治部第一组组长。这个组是管军队政治工作的。国民党部队从关内调到东北时，部队的政治部，都要把该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驻地、人数、编制等，书面报给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我将这份“一览表”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国民党驻沈阳的党政军各大单位，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官、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每两周开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由东北行辕召集，由行辕主任主持。我随着政治部余纪忠参加该会时，获得一些重要情况，也报给了我党。

1946年冬，西安地下组织负责人赵耀斌来沈阳部署工作，他作为我的客人，和我一同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并和我讨论了在沈阳建立地下电台的问题。

1946年12月，据说苏军要将占领的旅顺、大连交给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持下，组成了旅大统一接收委员会，我任该会委员兼宣传组长。我率领宣传组前进列辽南熊岳镇。此地是国民党新六军的防区，我和该军驻熊岳镇的陈师长谈过防务情况。我将新大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及时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春，在我军发起辽东南战役之前，我代表长官部政治部到安东（丹东）视察工作。驻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参谋长向我谈了军队的部署情况，并陪同我视察了新修的防御工事。我将这些情况，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沈阳学生定于6月2日发动游行示威，以响应北平学生的号召。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沈阳市党部、沈阳市教育局、警察局等单位，组织成“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制止学生游行的对策。我和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四人都打入了“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如果学生不听劝阻，强行游行，可以开枪制止。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说，无论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最后决定：当夜派军警逮捕各校的学生会负责人。会后，我把这个决定秘密通知了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他们6月1日夜离开学校，末被逮捕。

1947年6月中旬，政治部改为新闻处，余纪忠任处长，我任第二科长。7月间，我军围攻四平，攻打国民党新七军（军长是陈明仁）。两军相持数周，未分胜负。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副长官郑洞国任前进指挥所主任，我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我们带着一个榴弹炮营、一个坦克大队增援四平。当天晚上驻在铁岭。我用军用电话，将增援情况报给了我党沈阳地下情报组织。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昌图，指挥所驻在昌图县城东门外。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与四平外围的我人民军队接了火。下午，围攻四平的我军撤退，四平解围。我连夜进入四平城内，代表前进指挥所，“慰问”陈明仁军长。陈军长简单介绍了战斗情况后，他说：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他们夜间爬到工厂的高烟筒上，打信号弹，给城外共军指示进攻目标。我说：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有时他们来到我们的眼前，我们还不认识他们。夜深了，陈军长派人送我到招待所。所内只有几张木板床，没有被褥。床上铺的是空投物品、弹药用的降落伞；我躺在降落伞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从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慰劳团，到了四平，团长是北大校友傅汝霖，他要我和他一同去慰劳伤兵。我们到了几处伤兵医院，少医缺药，情况十分凄惨。处理伤口，缺少纱布和绷带；一些断腿缺胳膊的重伤兵，在痛苦地号叫。慰劳完伤兵之后，我和慰劳团一同坐飞机到了长春。此地驻的是国民党新一军。在慰问高级军官的慰劳会上，我见到该军的军长、师长、参谋长等，从交谈中，得知该军的部署、动态等。回到沈阳，我将新一军的这些情况，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国民党由于四平战役失利，调整了他们在东北的军政机构。撤销了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军事政治部归东北行辕统一指挥。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和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调走了。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陈诚代理东北行辕主任，统一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陈诚到东北之后，对下属机构进行了改组，将新闻处改为政工处，调走余纪忠，由魏鸿绪任处长，我仍留任第二科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来沈阳，商得陈诚同意，将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改为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调我任该处处长。我担任的行辕政工处第二科长，由李年同志接任。东北通讯处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东北的新闻出版机构和宣传事宜。我担任的“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是我做地下工作的掩护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