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率部回师安定在杨园则、唐家川休整，针对敌人进攻态势，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确定实行“东击北攻，集中南下”的战略决策，取得胜利。

一、排除“左”倾干扰痛歼晋军

在陕北反“围剿”战争中，我陕北第一、三游击纵队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布置，分别向神府、长城内外发展，积极配合红军主力反“围剿”斗争。第一纵队在横山县候家高山(今为子州县)伏击了武家坡敌八十六师1个连，后又袭击贺草峁民团，两次歼敌近300人，缴枪200多支。第三纵队趁夜袭击横山县油房头民团。

红二十六军第一、二团和骑兵团，根据西北军委、前总的动员令指出的“向西牵制，向东出击，西面监视敌六十一师，东面袭击敌四十二师”的方针，在宜川、洛川、甘泉、宜君、白水等地区打击敌人，开辟游击区，他们控制了咸榆公路宜川——洛川段，牵制了敌四十二师的行动；关中地区张邦英等指挥的游击队沉重打击南线敌人并阻制其北上，有力地支援了陕北主力反“围剿”战争。陕甘边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前总在唐家川召开解放6县庆祝大会，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刘志丹、高岗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前敌总指挥部成立以来坚持人民战争方针，贯彻“动员令”的精神，取得伟大胜利。他们在讲话中回顾了几个月来，两军同力协作，发扬了英勇顽强和连续战斗的作风，转战几百里，解放了6座县城，拔掉不少敌人据点，歼敌正规军2千多人，地方武装3千多人，缴枪3千多支，子弹30万发，轻重机枪2百多挺，各种炮几十门，把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在20多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发展到30多县的广大地区。

1935年7月，山西闫锡山部李生达、孙楚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黄河，对吴堡、绥德进行“围剿”，并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针对晋军进攻态势，我前总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向东挺进，打退晋军，然后南下打击东北军的战略方针。刘、高根据这一方针，部署作战方案，安排了后方的工作，派黄罗斌带1个团主力南下配合地方游击队，牵制敌人，侦察东北军的行动，为主力东击北攻后南下作战摸清情况。在红军主力东进攻打晋军前，刘志丹、高岗亲自指导各团、营、连层层加强部队整训，补充兵员，总结经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培训补充新兵以适应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

他们对后方工作也作了具体安排：王世泰伤愈回部队接替吴岱峰代理三团长职务，吴岱峰到后方负责办干部学校，培养营、连、排干部；组建了后方医院、服装厂、枪械修理等后勤单位，并派得力且懂行的干部担任领导。刘志丹妻子同桂荣、高岗妻子杨芝芳等一批家属安排到被服厂工作。高岗对后勤工作明确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打仗是打后勤，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后勤工作好坏是至关命运的大事。

西北红军在前指的指挥下，打出陕甘、陕北一片红。西北工委和军委机关从山沟里于7月初进驻永坪镇，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也搬到这里。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后，认真总结经验，研究部署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并且开始实施反“围剿”作战方案的时候，上海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智、聂鸿钧、刘炸夫组成驻西北代表团，于1935年7月初来到西北工委驻地永坪镇，朱理智等带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左”倾路线“交底”的框框，找“郭洪涛做为助手，当参谋”，下车伊始，乱批乱斗，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给陕北、陕甘根据地和二十六军造成危机，铸成严重的错误。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过程。1934年初，郭洪涛同志从北方局回来根据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左倾思想标准来衡量陕甘、陕北的工作，认为刘志丹、高岗等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郭洪涛同志将情况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局代表据此组成朱理智、聂鸿钧(朱、聂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刘炸夫(因故未来)三人为驻陕北苏区代表团。聂鸿钧(曾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与中央局联系，在离开上海前，贺昌炽(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满洲、河北、陕西和北方局代表联系，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和聂谈话时说：“北方局代表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人物主要是黄子文、蔡子伟等；刘志丹、高岗等思想很右。”他要求代表团去陕北，“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的问题”，“检举内奸清洗党内异已分子。”(见聂鸿钧回忆)

5月30日，聂鸿钧从上海到天津，北方局(在天津驻)高文华书记向聂鸿钧介绍情况和上海谈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聂鸿钧脑子里铸定了一个印象，他认定陕甘、陕北的情况属实，是右派掌权的问题，要抓右派反革命。

聂鸿钧、朱理智先后到达陕北，对西北军委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等和二十六军领导怀有偏见，多方刁难、找岔子，没作深入调查，只听信某些人一面之词如说什么“从太原、西安来的‘来路不明分子’，有的是张慕陶派来的，有的是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如李西萍(已经逮捕)在苏区破坏活动事实”等等，“这些人能进来都是刘志丹、高岗引进来并受到他们的包庇”，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高岗是刘志丹的谋士，是一个‘党棍’。”聂、朱听了这些不实之词，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两人坚信无疑了。殊不知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正是来自郭洪涛同志的报告。聂、朱按照上海、天津“指示”“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问题”，坚定了开展“肃反”的决心。他们一股脑儿贯彻王明路线，搞得腥风血雨。

刘志丹、高岗率领主力红军南征北战，粉碎敌人发动的“围剿”斗争，聂鸿钧、朱理智等在后方策划“肃反”活动。朱理智自任中央驻陕北代表团的书记，自授命有领导西北工委、军委的职权，严重干扰了西北苏区的工作。

7月15日，朱理智、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上由朱理智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五封信。会议没有让在前方打仗的工委委员参加，擅自撤销了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的职务，把他批斗了一顿派到米西县当副书记。朱理智自任代表团书记能直接领导西北工作而代替了工委的职能，又以代表团书记的职权，指定聂鸿钧为西北军委主席，不设副主席，刘、高在军委的领导权自然消失，朱、聂轻而易举篡夺党和军队领导权。

永坪会议开了几天，几乎是朱理智一人讲话，除宣读上述5封信外，又掺和自己“左”倾观点，大加发挥，形成左上加左。他们为了推行左倾路线，朱聂等人一唱一和，自编自演地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以“肃反”为名的夺权目的更加合法化。“决议案”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对西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和规定，说什么“两条道路即苏维埃与殖民地的斗争同样在西北尖锐地表现出来”，要求“西北党共同努力”，“迅速创造一块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四方面军和25军已退出根据地)根据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已经胜利的发展着。”还说：“中国目前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日益动摇崩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另一个是新兴的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军事崩溃、财政恐慌、碉堡政策失败，甚至说“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武装力量削弱”，“白军战士走向革命道路”；“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中占全国六分之一”，说什么“我们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前面”，“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他们自吹这是“列宁主义路线”的估计。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估计，说什么“陕甘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对第三次反“围剿”，提出了错误的方针、任务，要红军全线出击，还提出“反对崇拜枪杆的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奇谈怪论。

永坪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夺取绥德、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还无根据地提出“神府和绥德、吴堡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并要“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即铜川)、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合水发展”。要在敌人重点驻守的洛川开展工作，消灭甘泉、富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向宁夏、三边等地发展，“打通国际通路”等等。他们对当时敌我力量不作任何对比分析，对红军主力如何部署没有具体措施，只凭理想主义空谈宏论，坐在后方安全的办公室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捏造以攻坚战取代运动战，光说大话、空话，做出超越实际的极左的“四面出击”的所谓决议。他们好象有撒豆成兵的法术，舞文弄墨，对敌人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从四面包围来却无动于衷，住在后方策划在西北党内、军内“肃反”。正如列宁曾经批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他们把口气当力气，想推翻一切，改造一切，是智者无知。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也推行左倾政策，肉体消灭地主，富农分坏地，打击中农，还提出农村实行六小时制，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刘、高看到“决议案”坚决反对，刘志丹说：“这是做梦。”高岗说：“不是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吗？拿什么打通国际通道？”

刘、高认为我们的部队连游击队加在一起不足一万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四面包围，只能采取“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朱理智却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说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取消革命”。朱理智等要提拔工人到领导机关，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刘、高认为陕甘工人阶级不多，不能照搬天津、上海的办法。朱理智认为这是“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应当停止，解除革命武装。”是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服务，使陕甘革命走到失败的道路，是“更进一步的暴露了反革命的实质”，是“反动统治各派别在党内的联盟军与应声虫”等等。

前总对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后勤保障工作安排后准备出发时，驻陕北代表团派人送来信叫红军主力攻打米脂、绥德、清涧、瓦窑堡、延安，再打通神府联系。刘、高经研究分析认为上述城市，敌人防守严密，工事坚固，兵力较大，据险固守，很难取胜。对这个错误主张，刘志丹考虑到是北方代表驻陕北代表团的决定有点犹豫，但仍决定攻打瓦窑堡未得手，高岗在当时对“形势认识的比较清楚”，在他支持下前总没有再执行代表团指示，决定东进打退晋军，安定后方，南下作战。

此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发动的陕北第二次“围剿”彻底破产，损兵失地。我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红二十五军正在经甘肃向陕北转战。面对长征红军即将进入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取得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高桂滋向蒋介石急电求援日：“防广兵单，防不胜防。如不增兵，陕北将成为第二江西也。”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为阻止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合并挖掉长征红军立足之地，在调集大军堵截长征红军的同时，集中了陕甘宁晋绥等军队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兵分五路，东面沿黄河一线有晋军5个旅；北面敌八十四、八十六师；西面东北军5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又1个团，西北面宁陕交界地区有马鸿逵3个骑兵团；南面洛川一线东北军3个师，共10万多兵力。此次“围剿”，敌人仍以陕北为重点，以东北军为主力，以刘、高主力为主要对象。战略上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四面合围，企图聚歼我主力红军，彻底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将“只剩”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抠掉，摧毁中央红军的立足点。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蒋介石决定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代总司令职权。“剿总”机关从武汉搬到西安，张学良坐阵指挥。中央红军快到陕北时，蒋介石电令东北军、马鸿逵、马鸿宾等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高岗。命令你部骑兵前往包围，予以歼灭。”

蒋介石以损人的目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他企图借中共军队削弱或消灭东北军，以东北军削弱或消灭红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结果，东北军和红军打成了朋友。西北红军前总领导刘志丹、高岗认真分析敌情，根据敌人向来各怀鬼计，互不协调，部署尚未完备的情况，前指采取集中红军主力，各个击灭敌人的战略，首先打击进入根据地晋军先头部队，以巩固后方根据地。

7月21日，刘、高率部东进到秀延县王家沟时，敌八十四师一个连向我发起攻击。我军奉命进行反击，毙伤敌70余人，缴获30多支枪。继之，高桂滋部艾捷三团原由绥德出发增援靖边，赶到半路得息靖边县守敌已被红军消灭，辗转返回绥德的途中，滞留在三皇峁、老君殿一带抢劫、掳掠、抓民夫，大肆骚扰百性。我前总命部队趁其不备，向敌人发起进攻，在高家塌、南沟岔消灭艾捷三1个营，击溃2个营，敌人死伤惨重。艾捷三负伤弃马逃回绥德。其残部和敌四九九团、张廷芝的骑兵营又向我军发动进攻。我军乘胜击溃该敌。此次战斗，共歼敌300余人，缴获300多支枪和一批战马，揭开第三次反“围剿”的序幕。

高桂滋初进陕北气势汹汹，最终没有逃脱骄兵必败的下场，两个旅已减少一半，寸步难行，再不敢轻举妄动，固守在绥德、清涧城里。

根据地群众对这次战斗编歌谣唱道：

六月里来热难当，双湖峪闪出个艾团长，

艾团长来领大兵，一心要来打红军。

一路上放火往前行，掳些牲口好骑乘。

赶黑到了苗家坪，苗家坪的坏种笑盈盈。

守卫放哨老操心，把艾团长当老人敬。

鸡叫三遍天大亮，拔营收哨起了身。

走狗坏种头前行，艾团长后排连大营。

只顾走，不顾看，二郎山碰上刘志丹。

刘志丹，名声大，艾团长听见害了怕。

艾团长领兵往后逃，蛇沟里出来一纵队(即红一团)。

一纵队，战火硬，打得艾团长撑不定。

艾团长上了寺儿畔，山里下来老三团。

老三团，挂子端(打枪准)，快枪机枪手榴弹，

红军军号吹得欢，吹得艾团泪涟涟。

西庄里落下个扫把星，东庄里跑了个小张营(即张廷芝)。

幸亏太阳落得早，若不然，艾团长的脑袋提尿罐。

不是艾团长跑得欢，早把艾团筋打断。

至此，根据地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苏区南北近2千里，东西1千多里。红军主力发展到近5千人，游击队4千多人。赤卫军、少先队，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遍布各县广大乡村，形势一派大好，解放区军民振奋。第三次反“围剿”首战告捷，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扩大了陕甘宁边区构成版图，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创立了立足点和抗日的出发点奠定了基础。

首战打垮八十四师艾捷三等部队，扫除了东击障碍，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主力兵团东线出击。8月1日在清涧县的袁家沟等地区集结，趁晋军立足未稳，先发制敌，轻装急进到吴堡县境内，严密隐蔽待机歼敌。在前指的统一部署下，陕北第二、五游击纵队和当地赤卫军已将敌据点慕家塬包围，前总决定首先歼灭该敌。高岗等到寨底观察，发现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强攻危险，遂改变为“围城打援”。慕家塬寨墙坚固，四周筑有碉堡，驻晋军二0六旅1个连。刘高认为该据点与宋家川、郭家沟等敌据点同属敌四一二团建制，围击该点必引来各点增援。他们决定命1个团担任围点攻击任务，其余主力分路打击增援之敌。

8月10日夜，我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团对慕家塬寨子发起偷袭未成，又加四十二师三团发起强攻，将守敌一连全歼灭。12日，宋家川等据点敌人得悉慕家塬被红军包围，不知道已经被歼，出动1个营又2个连兵力前来增援，被我部阻击打垮，其大部被歼，余部狼狈逃窜，此战缴获大批辎重物资。

西北红军首次同晋军交战告捷，对部队鼓舞很大。此战后，敌人发现我主力在吴堡地区，误以为我军要北上神府，急忙向北调兵防守。我前总却挥师南下到绥德东南新庄一带，准备打定仙焉。定仙焉是绥德——宋家川交通要道，驻守晋军1个营已被我游击队、赤卫军围困多日，断粮断水，晋军正太护路军三旅六团前去增援，并派飞机助战。我前总决定实施以“围城打援”的战法，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晋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智派郭洪涛送来指示信命前指向北发展，打通佳、米、神府根据地。刘、高研究后认为不妥，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仍部署消灭定仙焉守敌。

他们命1个团配合游击队、赤卫军继续包围定仙焉，诱敌驰援，其余主力隐蔽各点准备歼灭援敌。

8月21日拂晓，晋军正太护路军第三旅长马延寿亲率第六团由枣林坪出发向定仙焉行进增援。敌人进至王家辛店遭我军主力阻击。刘志丹、高岗亲自指挥各团正面攻击，迂回敌后，大胆穿插，四面夹击，打乱敌人建制，歼其部分兵力。敌人遂退后，我军乘胜追歼，连夺几个山头，敌人溃不成军，毙伤俘大量敌人，剩余残敌没命逃跑。我军奋勇追歼，经过几小时激烈围歼战斗，在金簿兰沟把敌围住，除敌旅长等少数人化装逃跑外，其余全歼。此战毙伤俘敌副团长齐汝英以下1900多人(一说1800)，缴获轻重机枪60多挺，82迫击炮6门，长短枪1900多支，骡马80多匹。

此战后，西北红军主力正式建立了机炮连，这是西北红军诞生的第一个重兵器连。被缴获的炮和重机枪都集中在这个连，以后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西北红军发展重武器的先驱。

在慕家塬、定仙焉两次战斗中，刘志丹、高岗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用“围点打援”与迂回阻击等战法相结合，应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消灭了晋军两个团，使入陕的阎锡山两个旅受到重创，仓皇逃回山西，尝试到了我军的厉害，惊呼“刘志丹、高岗匪部啃不动”。我军趁势解放了佳县、吴堡、绥德等县大片地区。这次战斗时间短，伤亡少，战果大，缴获多，在西北红军战争史上创造了首次辉煌战例，创造了消灭整团整旅的纪录，为以后集中兵力击破南线敌主力东北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经验。

在定仙焉战斗中，敌机进行侦察助战时，被我军在山上用机枪击伤一架坠落到绥德县薛家峁地区，还俘获两名飞行员。这是西北红军创建以来缴获的第一架敌机，指战员们高兴地在现场观看，消除了畏飞机的“迷信”，议论飞机是可以战胜的。

闫锡山部在陕北吃了败仗，为解窘迫，谎造军情，在《晋阳日报》上说：“陕北刘志丹、高岗赤匪占领六座县城，赤化人民七十万，拥有正规军五、六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员二十余万人。”“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赤匪飘浮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国民党天津《大公报》也登载了类似报道。

中央红军到甘肃哈达铺正好看到这张报纸，从茫然中看到曙光。毛泽东及时找时任白区部长贾拓夫问清陕北情况，他高兴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贾拓夫将1933年二十六军失败、刘志丹死活不知、陕西省委破坏、他派高岗到照金恢复二十六军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敌人的这张报纸所通报的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情况，成了中央红军的无声向导。

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我们的根据地。”他高兴地右手一扬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那里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

刘志丹、高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责任感，没有执行朱理智的瞎指挥，率领红军有限的力量全力以赴，与敌人进行血与火的殊死战斗，在夺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又组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首战告捷，旗开得胜，打退东线晋军，凯旋归来。回师到延川县的文安驿休整。前指召开会议，研究对南线敌人作战方案部署，讨论战略战术原则，对部队进行战术培训，让俘虏来的炮手修理和讲授使用重武器技术课，战士学习操作所缴获的机炮等武器应用技术。前总组建机炮等重兵器部队，加强军事、军容和军纪教育。正在紧张地南线作战准备期间，代表团朱理智等来到文安驿部队驻地，进行干扰。

8月27日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永坪会议《决议》和北方代表的5封信，并决定用两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朱理智把在永坪会议讲的那一套重复了一遍，要求干部讨论“如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问题，干扰了部队休整、训练。参加听传达的同志越听越糊涂，讨论中大家提出一大堆疑难问题。朱理智等非但不答复解释，反而说什么“这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布置的挑拨阴谋”。随后，朱理智等在《西北战斗》刊物上分别发表文章：《打倒反党的右倾消极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奋斗》，号召“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和右倾调和主义的残酷斗争”，“必须把斗争深入到全体党员中去”，攻击刘、高等不听他们的瞎指挥是什么“取消党的领导”。

朱理智认为高岗是个敢想、敢说、敢于的人才，是个“直筒子”，在军队中威信高，在地方党组织中影响也大，不把他拉过来，开展反对右派取消主义有困难，妄图“分化瓦解”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拉一派打一派。他找高岗谈话、做工作，要高岗和他们一起“反对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严辞顶回去。高岗坚定地说：“我们这里就没有右派取消主义！”旗帜鲜明的敢顶中央驻陕北代表团，表明他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正如马文瑞同志在1945年西北高干会上说：“高岗对中国革命形势看得清楚。”刘志丹、高岗对朱理智的那一套坚决抵制，在文安驿会议上展开激烈的斗争。高岗主张寻机打击南线敌人进攻，“各个击破敌人第三次‘围剿’”。朱理智等要“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双方针锋相对，广大指战员一致拥护刘、高等人的正确路线，理所当然地否定了朱理智等人的错误路线。

朱、聂等迫不及待地企图拿掉刘、高的军队指挥权，由他们取而代之的计划没有得逞并未善罢甘休，回到永坪酝酿更大的“肃反”斗争。他们费尽脑汁，给刘、高等罗织莫须有罪名，只和郭洪涛同志谈，并搜找所谓证据，诬蔑刘、高同杨虎城搞统战是和“敌人勾结”；区别对待哥老会和土匪的政策是“土匪路线”；对外来知识分子提任领导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甚至把刘、高指挥打仗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阴谋”，特别抓住攻打横山县城未克的问题是“已经暴露了反革命原形”等等，朱理智对创造苏区地方干部都扣上右倾取消主义者的帽子，加以打击。真是不打倒刘高不罢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费尽了心机，更残酷的斗争还在后头。

打退晋军，安定东线。前指在延川县文安驿等地休整期间，研究准备南下作战时，陕北第四游击队纵队负责人曹动之前来报告说，横山县城守敌力量不大，防守不严，周围地区已被游击队占领。他要求主力部队前去攻打横山。前指考虑到消除北患，认为横山群众基础好，二十年代就开展了农运学运，击退北线敌人会对集中南下作战有利，前指开会决定我八十四师和四十二师的义勇军出击北线。

横山县城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清雍正初年置县制后，陆续修茸，是三面临沟，东面依山，石头砌墙的一座古城。它位于长城南侧的无定河支流——芦河东岸，易守难攻。以横山县城为中心沿芦河岸南有清坪、威武两堡(清代被农民起义军所破)，北有波罗、响水两座古堡驻有国民党军队，距大夏首都统万城40多公里。是榆林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内驻国民党井岳秀八十六师独立骑兵支队300多人，在城东面的五里墩驻敌一个连，距县城东南30里的五龙山和50里的韩岔各驻一个连。红军总指挥部作战方案是：在城东15里地张尔家峁、沙坪沟和城北斩贼关部署了打击敌援部队，对县城趁敌戒备不严，采取偷袭击破。

9月初，我主力在刘、高带领下秘密从文安驿出发北上，在横山东南地区鲁家河集结，并进行攻城部署。10日晚，主力部队开到城西10里的陈阳洼等地严密封锁横山的消息，来往行人一律只许进不许出去。前指在该村召开指挥员攻城动员会议并部署了兵力。曹动之介绍了情况，刘志丹、高岗分别作了战斗动员。在傍晚抓的一个自称是给红军通信的人说，南墩梁只住二三十人，柴兴梁、郭墩也没多少敌人。这些据点都是高岗熟悉的地方。所以，前指在这些地方部署兵力不多，主要目标集中县城部署、计划偷袭一举成功。八十四师连长吴瑞旺年轻体壮，打仗勇敢，带领30名战士组成登城突出队，负责架云梯登城。似是敌人已经发现了，有充分准备。那个自称给红军“通信”的人晚上不见了，怀疑是敌探。是夜，红军在墨黑的情况下登城，先上去两三人是隐蔽起来还是被敌人无声无息抓走，后面登梯的人以为隐蔽起来继续上登。云梯是几节竹杆结成，连天下雨，既软又短，战士登城心切，上去的人太多压弯云梯，人都甩下来。此时敌人手榴弹顺声扔下来，牺牲许多人。

11日，偷袭未成改为强攻，前指发出攻击南墩、柴兴梁、郭墩敌据点的命令，结果南墩梁驻近一连人，事后才知道是头天下午从五龙山调进部分兵力，加强了这个碉堡的。我军派一个连去攻打，伤亡很大，几乎全连覆没，连长梁文郁牺牲。其它据点敌人回窜进城时在娘娘庙前被击毙、击伤多人。城外据点全部拔除，敌只守孤城，惊恐万状，准备突围逃跑，由于我军不明情况，连天下雨而撤围，敌侥幸保住了城。

这次奔袭横山城完全出敌人意料，虽然因战术上有缺点，失掉了突然性，未克县城，可使井岳秀大为震惊，起到敲山震虎之作用。敌八十六师畏我再战，怕红军继续北进，仓皇收缩兵力，固守榆林，急调“围剿”神府的部队向榆林转移，同时加强了横山、米脂的防务，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减轻了神府红三团压力。横山、米脂的守敌也不敢轻举妄动，横山以东、南、西面的广大农村一片红，石窑沟、威武、清坪等地区普遍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小组游击队，赤卫军组织大发展。靖横连成一片，我军北线出击达到了拓宽和巩固后方之目的，解除了南下作战后顾之忧。

红军主力由南往东，由南往北，两次出击，打退晋军，吓住北面井岳秀部，使陕北地区除榆林全县在敌人控制外，敌人只守绥德、米脂、神木、府谷、横山和延安等几座孤立的县城，广大乡村都成红色区域。部队壮大，武器充足，后勤改善，赤卫队、小组游击队和地方政权、基层党组织蓬勃发展，贫农会、妇女会都成立起来，广大根据地日益巩固，集中兵力打击南线东北军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西北红军和二十五军会师

横山战斗后，红军回到文安驿、玉家湾等地休整期间，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刘志丹、高岗在干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抨击了左倾冒险主义，系统地总结了西北军委和前总成立以来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高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都是不怕牺牲的战士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不是坐在办公室说来的，更不是“纸上谈兵”得来的。他说，每支枪、每颗子弹、每块解放区土地，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他号召大家要珍惜它，保护它，以利夺取更大的胜利。刘志丹在讲话中号召指战员，要戒骄戒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打退东北军的进攻。会议研究了南下作战的方案。

刘志丹、高岗在指挥解放陕北6县战斗中，特别注重了经验总结和地形勘察，每次战斗开始前亲自观察地形地物；战斗开始亲临战场，指挥战斗，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创陕甘苏区时，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同志说高岗经常深入连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询问火夫、马夫的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点滴经验并记在本子上，弥补和修正自己的看法，在大会上介绍出来，很实在。他不像刘志丹那样文雅，讲话有时很粗莽，不分上下级，不顾场合，常讲脏话，说左倾狂热病就像个鸡巴，动不动就硬起来。可是，他讲话群众爱听，语言简练、明快、易懂。陕北红军初创时期，新参军和收编民团等人员多数是为谋生而来，有的对爱国和害国的概念都弄不清。高岗给战士解释说，现在工人农民造反动派的反，国民党说是“害国”，所以爱国有“罪”，爱国者成了“害国”者，害国者反而成了“爱国”者，于是害国者镇压爱国者。战士们听了顿开茅塞。

半年来，西北红军转战陕北、陕甘地区，在西北军委、前总的正确指挥下，有时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在内线打，有时出敌不意打其不备在外线的敌占区内打，解放了大片土地；有时打大的，围歼1个团，有时打小的，吃掉1个连，还通过政治攻势，兵临城下敦促敌人缴械投诚；有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时攻坚，夺取县城和集镇；有时打击敌人的主力，有时打击敌人的控制部队。兵法上的“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围城打援”和“长途奔袭”等战术都用上了。他们的战略战术和毛泽东同志的人民群众战争的军事思想相符合的。实施了集中全力，各个击破敌人，有利时就打，不利时就走的战略，始终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周密的部署，准确的侦察，选择好战场，摸清敌人的实力，特别注意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志丹、高岗配合融洽，冷静沉着，多谋善断，随机应变。这是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同时抵制了朱理智等执行的左倾高压政策。张邦英、张秀山等老人谈到陈家坡会议后的两年时间里，一度和上边失掉联系，“左倾”路线影响不大，刘高按陕甘实际部署工作，开展革命，创造出陕甘根据地和扩大了红军队伍，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地，否则，陕北的历史可能是另一番写法。

刘志丹、高岗在总结解放六座县城经验后，特别要求部队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服自满思想。志丹告诫指战员，这些成绩不值得骄傲，更大的胜利还在后头，正如俗话说：“老鼠拉木掀，大头还在后头”。高岗说，我们不仅夺取陕甘，将来还要夺取西北乃至全国。广大指战员在讨论前指的总结时一致表示拥护，认为总结句句讲的是亲身干过的，最实际，又合理，高度概括，没有哗众取宠的东西。大家说老刘老高讲的越听越想听，听了心情舒畅，斗志增强，朱代表团讲的，越听越糊涂，气得人肚子疼。“他俩配合好，相得益彰，既有冷静的政治头脑，又有火热的战斗意志，他们的那套战术经验，是从过去多次失败中得来的，是用烈士鲜血换来，越来越精了。”有的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同弟兄们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得到弟兄们的信任，这给咱们很大帮助。他们还很注意政治工作，使指战员明确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士气极高昂。

前总正在部队休整期间，研究部署南下攻打东北军的作战任务时，西北工委送来通知说徐海东、程子华率二十五军已到永坪镇附近，要刘、高率红军向永坪集结，欢迎和会师。西北红军指战员接到通知非常高兴，表示热烈欢迎。前指随即召开会议讨论拟定《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玉家湾召开军人大会，刘、高作了动员讲话。高岗说二十五军是久经沙场的正规军，全体指战员要虚心学习他们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他号召向红军老大哥学习，搞好团结，密切配合二十五军作战，在南下作战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9月13日，刘志丹、高岗率部队从玉家湾驻地出发，14日到达永坪西北工委驻地集结，15日同二十五军胜利会师。16日举行了3个军的团长以上干部会议，互相见面，互致问候，互相介绍了经验和情况。徐海东、刘志丹在会上讲了活，庆祝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17日，朱理智以陕北代表团书记身份，在永坪镇对面娘娘庙里主持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高岗、刘志丹、徐海东、郭洪涛、程子华、郭述申、聂鸿钧、张达志、崔田夫、杨琪、张秀山、白治民、史秀云、慕纯农、王月明、王达成、杨和亭等参加会议。会上，朱理智抓住刘、高没执行他们要打绥德、延安、米脂、清涧和佳县的指示以及奔袭横山未克，肆意把原西北工委惠子俊和军委主席、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高岗说得一无是处。他置几个月连续解放6座县城和大片土地，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是当时在中国大地上革命最活跃、地盘最大的一块根据地的事实于不顾，借着二十五军的势力，恶意攻击西北工委和前指、原军委。从远道而来的二十五军的同志，不明真相，一时又无法明辩是非，加之，当时急于打击敌人的进攻，朱理智、聂鸿钧等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拉程子华(程是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二十五军的代表)为代表团的成员，顶替了刘炸夫末到之缺。会议一边倒，高岗在会上对朱、聂的错误指责进行斗争，被刘志丹制止。

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朱理智担任书记，郭洪涛副书记，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原西北工委委员一位也没保留。当时有人私下议论，省委名称加一个“晋”字，既无山西的部队，又无“晋”的地盘，只有朱是山西人。

西北军委改组，聂鸿钧追任军委主席(原已任命)，戴季英任军委参谋长，撤掉原军委参谋长朱子休、医院院长李向富的职务。原西北工委、军委部门的负责人，除原宣传部长张秀山改任供给部长外，其他均排挤在省委、军委之外。至此，朱理智等提出的“左”倾路线主张，文安驿会议上未能得逞，这次会议上占了统治地位，借二十五军的势力，党和军队权篡夺到手，为错误“肃反”提供条件。

会议还决定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改编为十五军团。9月18日(即“九·一八”纪念日)，在永坪石油矿西北红军干校门前广场上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了十五军团正式成立。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一说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副主任。军团下辖3个师，原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张绍东任师长(后叛变)、政委赵林波(后叛变)；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由二十五军派的张明先担任(后脱离革命)；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这天，当地群众从几十里路赶来参加大会，人山人海，会场上红旗飘扬，标语满墙，气氛非常威武壮观。

几天之后，高岗的政委一职由代表团成员程子华接替，高岗成了专职政治部主任。高岗的政委职务取消后，省委、军委和军团的4个正职和部门的领导职务都被朱理智、聂鸿钧等担任，大家都想不通，向刘志丹、高岗谈看法。刘、高仍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表现丝毫争名位的情绪并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还主动抽出人力和物力武装补充二十五军。二十五军从鄂豫突围出来，到永坪兵员锐减到不足1200人，武器短缺，衣着破烂不堪，经费拮据。刘志丹、高岗决定拿出一笔经费、粮食给二十五军，调500多人给二十五军补充缺员，将二十六、二十七军60挺机枪和几十门炮及一部长短枪支、弹药以及被服等调给二十五军，改善了二十五军的装备。朱理智阴阳怪气地说：“他们使用不了这些重武器。”

三、“赤膀战劳山”蒙冤下牢狱

9月19日下午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南线作战、打退东北军“进剿”的战略。徐海东、高岗和刘志丹等认真研究了作战方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大军压境，打蛇先打头，首先打掉进入苏区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如果先集中兵力打垮他两个师，挫败敌人锐气，陕北战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徐海东说：“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首先打响第一炮。”高岗以政委的身份积极支持徐海东的讲话，他坚定地说：“红十五军团成立，第一仗只能成功，给东北军一点颜色，叫张学良看看，红军就是战无不胜！”

会后，部队从永坪出发，经过3天晓宿夜行绕过延安，9月下旬到甘泉县的王家坪等地隐蔽、集结，寻机歼灭东北军。军团部召开会议，研究歼敌方案，刘、高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建议佯攻甘泉守敌，诱驻延安敌人增援，采取“围城打援”战略，歼敌于大小劳山。

当时，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的一一0师和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地区，一0七师随王以哲军部到洛川。敌一一0师六二九团第二营长陈镇藩带5个连随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及两个师的军需主任，由延安到甘泉接运西安送往延安的棉服装备。他们一进甘泉县城就被红军包围。军团部徐海东、刘志丹、高岗等带团以上指挥员到咸榆公路边的甘泉以北15公里的劳山看地形。大家一致认为大小劳山打伏击战很理想，两面山岭连绵起伏，林木茂密，咸榆公路延安——甘泉段夹在一条沟间，正好是一条口袋，便于伏击。如果把敌人装进来，正如把狡猾的狐狸装进口袋，有再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伏击战场确定后，军团部立即部署兵力，命八十一师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包围和佯攻甘泉城守敌一一0师的1个营和接运服装的部队，利用攻打甘泉诱延安敌人出来增援，遂命主力八十一师进到甘泉以北之白土坡及其东山正面堵击敌援兵，阻止其与甘泉守敌会合，配合主力预伏战场歼灭之，要不惜一切代价在白土坡堵住敌人，否则，延安援敌与甘泉敌人会合，我军将失去战机。……七十五师埋伏在大劳山东北后山上，七十八师隐蔽于小劳山两侧山地一带，骑兵团位于芦家村黄土沟地域，对敌人形成伏击圈子。

诱出延安增援敌人后堵击敌人与甘泉敌人会合，是劳山战役的攻坚战，高岗负责具体部署此翼。9月29日八十一师奉命急行军隐蔽在吴家沟待命。先遣1个团已经包围并开始佯攻甘泉县城。

10月1日，不出我军预料，延安敌人出动1个师按我军团部预定的时间驰援甘泉，象一群灰老鼠进入伏击“口袋”里。敌一一0师师长何立中骑在马上带着部队大摇大摆向甘泉行进，真是浩浩荡荡，有点欺人太甚，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劳山是延安至甘泉段最高的山，一一0师原以为红军可能在沿山设伏，在山上派尖兵和少量搜索部队，大部队顺川沿公路行进，一直未见红军一兵一卒动作，顺顺利利通过几道险要的山势。当到我军伏击圈时，敌师部命尖兵和山上的部队撤下川来，将原来一路改为四路纵队，集中快速前进。一一0师师长何立中得意地加鞭催马，乐观地对参谋长说：“红军鬼计多端，我当他们在这一带打我们的伏击，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不会再中共军的口袋阵了。”何立中得意洋洋地海口刚夸完，参谋长还未来得及回话，红军的信号枪打响了。红八十一师正面发起堵击，七十八师把退路截断，公路两旁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一齐在约二华里的敌人群中开花，立刻混响成一片，震天动地，响彻山沟。分不清枪声和手榴弹声，几千敌人象戳了的马蜂窝，向两侧山上东窜西跑，何立中带师部和直属队占了路西的山头，凭借山上的村庄顽抗，被我八十一师二0一团一个冲锋，将敌压制到一个小山头。敌六二八团拼命向甘泉方向冲来，三面火力向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压下来，企图打开一条血路向甘泉靠拢，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高岗从指挥所赶来，亲自上阵指挥该团抢占了大劳山一侧，并亲自参加战斗，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率警卫连、侦察连赶来增援，很快把敌人堵在小劳山东山。敌人向师部靠拢，抱成一团，几次反攻，妄图打通甘泉的道路，高岗指挥八十一师打回去了，并发起猛烈反击，指战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夺回来敌人占领的山头，正面堵击敌人达三小时，使敌人被迫退到小劳山村。这时太阳即将落山，我军有好几个营、连、排干部伤亡，二营教导员王学礼负伤，栾新春、谢四娃、杨玉清、李富贵等7个连级干部伤亡，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高岗顿时仇恨满胸膛，审时度势，一把脱掉外衣，一声呐喊跃出战壕带领部队冲锋，不畏生死的杀敌。杨森、贺吉祥等师团领导也跳出战壕，冒刃血战，拼命冲杀，率部队乘胜追击，攻进村子，围歼敌人。七十八师从左侧压下来，接着七十五师也投入战斗从右侧包抄过来，打的异常激烈，公路两旁地里麻叶子都打光了。有的战士受伤拉着肠子爬着战斗。到日落前将被包围的一一0师大部歼灭，师长何立中颈部中弹后丧命，参谋长范驭洲当场被击毙，活捉团长裴焕彩，团长杨德新自杀。天黑前，战斗结束。可在总结会上，把八十一师一团团长免职，要当场枪毙作战勇敢而幸存的两个营长，经高岗、李赤然等出来说话，才免于一死，实在令人费解。

这一仗是十五军团成立后打得第一个大仗、硬仗、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支劲旅，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重创了东北军的骄横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军威，打下了共产党和张学良在洛川举行和谈的基础。这次战役共伤俘敌人3700余人，击毙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有炮12门，轻重机枪180多挺，步枪3千多支，电台一部，战马300多匹。高岗在“这次战役中起了最大作用，为夺取这次胜利做出巨大贡献。高岗同志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适时赤膀上阵，身先士卒。他带头发扬了不怕死的精神，极大地鼓舞战士英勇冲杀，如果拿不下对面的山头，再晚一小时，到天黑了，战斗就无法结束。敌人会趁夜逃跑的，战场也不好打扫，好多伤员抬不下来，被冷死、渴死。”(见李赤然回忆记录)后来，陕甘宁边区到处传颂“高岗赤膀战劳山”的传奇佳话，编入小学课本。劳山战役后，流行一首顺口溜：

“张学良成什么样，日本来了不抵抗，来到陕北打内仗。丧家离妻也不枉，何立中劳山把命丧。联合红军把日抗，打回老家才高尚。”

“左”倾路线和个人权欲一联姻，必然要产生恶胎，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朱理智等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社会政策上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自然和刘、高执行的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二十五军也带来了张国焘的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戴季英把张国焘那里的一套搬来，并大加发挥。刘、高正在前方不顾生死带领红军打敌人，粉碎敌人“围剿”的紧急关头，后方朱理智指控他们是“右派反革命”，罗织他们的所谓“罪状”。

劳山战役胜利后，瓦窑堡守敌闻讯而逃，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后方机关从永坪移到瓦窑堡。

刘志丹、高岗等在前方指挥血与火的战斗，西北战场首次取得最大胜利。而朱理智等掌握了大权，有二十五军作后盾并抽给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在后方积极策划肃清“右派反革命”的部署，“没有二十五军某些人支持，朱理智他们不容易搞起来的”。所以，他们更有恃无恐了，十五军团开拔前线的第二天，省委就发出了“肃反”的指示，给高岗、刘志丹等肆意罗织许多莫须有的罪状，说他们占据农村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义”；土改时不肉体消灭地主，给富农生活出路，是“富农路线”；在民团、土匪里拉武器、改造绿林为游击队员是“土匪路线”；和国民党中爱国人士实行统一战线，是“投降主义”等等，专门召开省委会成立保卫局，戴季英兼任局长，确定了“肃清”“来路不明的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革命分子”，认定“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和二十六军中”，要“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

省委会一结束，对已经关起来的真右派反革命分子李西萍、姜绪搞逼供信，首先把供出的张庆孚、蔡子伟等抓起来，刑讯逼供。

李西萍、姜绪对朱理智、戴季英等的意图，心领神会，见风使舵，你想要什么，他就供什么，为搅混水，趁隙逃避罪责，嫁祸于人。审讯中指供谁，他们就编出谁的一堆“罪状”。接着，后方机关把张秀山、黄罗斌、高朗亭、张文舟、李启明、高锦纯、张仲良、孔令甫、胡彦英、赵起明、赵守一、汪锋、郭宝珊、贺笑晓、刘汉武、黄子文、张文华、朱子休及其妻子段秀珍等逮捕关押。他们只听李西萍、姜绪等人被逼的供词，不相信同志的辩解和创造苏区与红军的斗争事实，使肃反严重扩大化，很快波及到前方，开始大逮捕，大屠杀。他们不搞任何调查研究，不看证据，硬打硬拷，施以酷刑，捏造出许多人的名字，硬打得叫他们承认是“反革命”。其实他们根本不敢调查，刘、高等一批老干部在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民中威信很高，贡献很大，有良心的人无法给他们捏造什么“罪证”的，群众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翻身”、“经济上救命”的恩人。所以，他们只有给刘、高扣上“右派反革命”才能把他们打倒，欺骗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因群众对右派反革命概念不懂)。

劳山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即10月4日，省委给前方聂鸿钧等送来信说后方已逮捕几个人，供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刘景范、张策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指令前方立即在军内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聂鸿钧、徐海东等研究执行省委的指示时怕出乱子，徐海东提出为避免弄错，最好等中央来解决较好，没敢轻举妄动。军团部在劳山战役中从俘敌手中缴获电文得息，朱毛红军已到甘肃的陕州，“有流窜陕甘边模样”，不能让其会合。

在军团部会上研究下步出击计划时，高岗、刘志丹主张部队西出环县、庆阳，迎接中央红军。军团会议同意高岗等人的意见，决定出兵环县、庆阳之间，接应中央红军，并将军团部的决定报告省委。省委没有同意并未答复，有人竟说什么“中央红军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徐海东、聂鸿钧等给省委去信催问后，省委才答复：在甘(泉)鄜(县)之间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这实际是按兵不动，加速了所谓“肃反”，要赶在中央红军到达陕甘之前，解决刘、高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问题，企图造成既成事实。

前方军团部没有执行在军内进行肃反的指令，仍打算西出环县、庆阳。朱理智等送紧急指示到前方，信中严令停止红军出击环县的行动，指出“这个行动可能发生事变，造成罪过”。“刘志丹、高岗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助解决。”

十五军团接到信，原地等待并写信催促郭洪涛快来。军团部把刘志丹和高岗隔离开来。高岗和杨森等被调到安塞县后方地区，以防“发生事变”。结果郭洪涛没来，来了个程子华，他有病，坐的架窝子，以十五军团政委前去执行任务。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研究，仍没敢下手，因当时二十六、二十七军有五、六千人，二十五军连补充了几百兵员还不足两千人，加之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对刘志丹、高岗很爱戴，就是二十五军的官兵，对刘、高也有了感情，他们亲眼看见刘志丹、高岗在行军中只骑马，有时还让有病的战士骑马，自己步行。特别是高岗在劳山战役中，赤膀上阵，英勇冲杀，以“刺杀手”在部队传颂，二十五军官兵对高岗产生了敬重之心。在前方抓起来，既不利于当时的紧张战斗，又怕发生事变。因而决定采取分而逮之的办法，将刘志丹骗哄调回后方工作，然后再分别抓高岗、刘景范、习仲勋、杨森、马文瑞、张策等一批党政军领导。

刘志丹随即带着警卫员谢文祥动身回后方，从下寺湾的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路过安塞县的真武洞时，碰见了省委的通讯员又去军团部送紧急信。通讯员不知底细，他认得刘志丹是军团的领导遂将信交给刘志丹，志丹拆开信看见，正是一份逮捕他和高岗等几十人的名单。刘志丹看后把信封好，交给通讯员并说：“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并给高岗写一封信，说这信你看后交给军团长，绝不能让红军打红军，他连夜到中央代表团住处去了，给他们汇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志丹和警卫员快马加鞭到瓦窑堡，结果一到就被抓了起来，连警卫员也抓起来，刘志丹的坐骑成天不下鞍，造成别人虽见不到刘志丹，以为是在忙开会，准备走的假象。随后把马也藏起来，怕人看到刘志丹的马，志丹的爱人同桂荣及其女儿贞娃(即刘力贞)天天打听，等待志丹回来，却一直未见到。后方把刘志丹抓起来，通知前方聂鸿钧等按省委通知的名单，即在高桥、王家坪、卅里铺等地将高岗、杨森、习仲勋、马文瑞、张策、刘景范等陕甘边党政领导和二十六军领导抓起来。他们作贼心虚，不敢公开抓人，都是以“开会”、“研究要事”等为名骗来抓人。保安民团胡继元、高景山(就是前面说到的为“老人过周年的高区长”)带70多名全副武装起义，跑来下寺湾找刘志丹、高岗投奔红军。白天还组织了一个欢迎会，当晚以设宴招待领导为名把10名大小头头都逮捕起来关进监牢，在军队和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战士们说：“红军的政策变了，以往欢迎来投降，优待俘虏，现在如此对待他们，以后谁还敢投降我们呢？”陕甘西区办事处主任张策是从保安骗回来的，当天下午还是欢迎民团的主持人，晚上也被抓起来，和民团头头关在一起，民团头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真是荒唐至极。之后将起义的民团头头，以土豪恶霸用黑布袋子套在头上，拉到十五军团驻地窨子沟集体挖坑活埋。

陕甘边和二十六军被抓起来的“右派反革命”，经过一番打扮，被巧装成国民党的俘虏，头上套一个布袋蒙得严严实实，从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解押送到瓦窑堡，脚上戴八斤镣，手上卡三斤铐，手铐不够，用绳子把手捆着，投入牢房。高岗、黄罗斌、郭宝珊、任浪华、孔令甫、张策等关押到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不分昼夜，轮番审讯、逼供。有人甚至诬蔑刘高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刘志丹知道自己要遭逮捕，还来瓦窑堡是为骗取党的信任”，“解放六座县城消灭白军，纯属反革命欺骗党和群众耍的花招。”张庆孚(即张胖子)是34年上海中央局派往陕北的特派员，他一到陕北按“左”倾观点指责刘、高右倾。经过一段时问观察，看到刘、高的做法是正确的，抵制代表团的做法，首先被抓起来，骂他是“叛徒”，是刘、高的“走卒”，往死里整，把他和张秀山等吊起来、鼻孔里灌辣面水，张庆孚被整得精神失常。

监狱里没有任何人道可言。监狱是特制的，原来的旧窑里做几个小洞子，没有铺盖，地上垫些谷草，叫你站不起，活动不成，一动干草吵吵作响，看守进来用刀背、枪托乱砍乱打一顿。有个“犯人”听到隔壁审讯室打得惨叫，神经受刺激拼命向外冲，进来几个战士不分清红皂白向那人戳了几刺刀，倒在血泊中，然后又拖出去砍了。“犯人”吃不饱饭，喝不上水，害病硬撑着，往死折磨，有一个“犯人”拉肚子也不让出去，便在脚地下，弄得满窑臭气熏天。“犯人”的衣服长期不脱，身上的虱子一串一串，高岗、习仲勋、张策等要求松开绑捉一下虱子，被站岗的打了一顿。高岗质问说：“为什么打我们，我们又不是蒋介石。你们有本事去打蒋介石……”站岗的说“你们是蒋介石派进来的，打你们和打蒋介石一样”。天冷夜长，不许出去小便，他们只好便在吃饭的碗里第二天放风时倒掉，然后拿来再吃饭，真是残忍至极。

在审讯中他们用尽了极残酷的肉刑，指名逼供。高岗在被审讯中，坚持了党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进行了坚决抵抗和斗争。他在监狱里还编顺口溜：“手绑麻绳脚带镣，身上披个烂麻包，头上戴个八挂帽，光脚丫子满地跑。”“不知犯了什么罪？”他的抗争顺口溜招来多次毒打。

这样，后方指名逼供的名单送前方抓，前方逼供的名单送后方抓，背靠背逼供，两面抓人。后来逼得有人连保卫局长戴季英和朱理智等也被供为右派反革命，他们气急败坏地将供词的人暗杀了，有的惨遭活埋。

陕甘边党政至县书、县长和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无限上纲，无限扩大，戕害好人，枪打、刀砍、活埋了好干部、好党员很多名。高岗等人的监狱后院已经挖了一个大坑，随时都有可能将这些人无声无息地埋掉。高岗妻子杨芝芳、儿子老虎(即高毅)成天提心吊胆打听，杨芝芳在被服厂工作也被开除，她让老虎出去看他爸爸被抓没有，见每拉回一批蒙头罩面人，老虎跑来说“又拉回来一批土豪”。后来从高朗亭那里得到高岗被抓的消息，她母子揪心裂肝，天天盼，夜夜盼老高放出来。她几次找范子文、雷恩俊打问，他们未给告诉。

这次“肃反”铸成浩劫，一批党员干部为创造和巩固陕甘、陕北根据地在陕甘边打退敌人多次“围剿”，陕北打退三次“围剿”，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枪林弹雨，铁血交织，天当被子地当炕，脑袋别在裤带上，出生入死，幸存下来的没有死在敌人枪口下，却被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关的关，杀的杀，活埋的活埋，弄得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干部躲避，群众外逃，军队恐慌，离散情绪日高。据资料记载，枪打、刀砍、活埋200多人。苏区到处议论刘志丹、高岗等“被关起来”，“二十六军的机关枪被二十五军缴了”，“二十五军是白军，假装成红军来消灭二十六军的”，二十五军也为“左”倾路线执行者背了新黑锅。不过，没有二十五军作后盾，朱理智等不敢向刘、高等下毒手。陕北苏区人人自危，区乡干部见二十五军躲起来，打发群众应付差事。军队互相戒备猜疑，冲突时有发生。有的内部互相对打缴械，有的投敌叛变，之后宗文耀、金铃等带的几股游击队叛变引发了有名的“赤安事件”、“三边事件”。陕北游击队、赤卫军准备劫刘志丹、高岗等人的监狱。被刘、高整治的地主、豪绅、反动派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打上白旗搞反攻倒算，控诉刘志丹、高岗的“罪行”，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水”活动，夺回了农民分得的土地、财物，搞得根据地党政军民惶恐不可终日，党政领导机关不出来制止。地主豪绅逼债户交付已经宣布废除的债务，从而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共产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人心冷淡，各有散心，部队战士开小差成风，领导辞职当战士。

以朱理智等为代表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对边区党和革命造成极严重损失，吴生秀说：“不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刘志丹、高岗他们要被整死的。”在习仲勋的回忆里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天意也吧，机遇也吧，他们在断头的时刻被挽救而幸存下来者，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