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腥风血雨的“肃反”正在进行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红军经过11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现吴旗县城)。从此，陕北苏区成了党中央和红军总部“落脚求生，东山再起”的根据地，在黄土高原找到了“家”，建家创业，将几乎走投无路、生死悠关的中央红军引向夺取胜利的坦途，且使之充满了朝气蓬勃和巨大活力，揭开中国革命胜利新的一页。鲁迅先生知道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写信祝捷：“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而蒋介石在峨嵋山上听到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消息，他对左右沮丧地说：“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灭毛，非人力所及也。”

一、毛泽东给他松了绑

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开始转移并不是远离江西，到了贵州两进遵义，未能在此地落脚，随后打算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最后改变为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都未如愿以偿。后来他们一直到了甘肃更不明确落脚点，前途茫茫，去宁夏向外蒙发展？向苏联发展？没有一定的明确方向。1935年9月中央红军选择陕北是从偶尔捡到一张《晋阳日报》上有一则消息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红军和根据地而确定的。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对部队进行改编，将中央纵队和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支队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会议决定去陕北。当时三军团只剩2000多人，彭德怀对三军团讲话时流着眼泪。毛泽东在会上说：陕北有自己人，那里有个“家”。这对人困马乏，损失惨重，前途茫茫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晋阳日报》为解晋军失败窘境，夸大陕北红军的实力，为中央红军指明了方向，对救中央起了重要作用。

部队改编时还有14000人，不足一个月时间到吴起只剩不足8千人，如果没有陕北落脚点，再拖两个月，后果很难设想，西北历史可能改写。

高岗、刘志丹在劳山战役中知道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红军已转战到甘肃，他们天天盼，夜夜盼，时时盼中央红军到陕北。

刘志丹、高岗正处在被枪毙、活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等来到吴起镇看到“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高岗”的标语。他们在吴起工农民主政府和保安游击队和骑兵团干部张明科、马福记、龚逢春、刘景权等同志迎接时，了解到刘志丹、高岗等许多革命干部被西北代表团关、杀、埋的情况。10月22日在吴起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行动的方针报告，会后总书记张闻天派中央保卫局长王首道和刘向三、贾拓夫带一部电台先赴瓦窑堡传达毛主席的：“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的命令。毛主席给王首道谈话时说：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王首道等到瓦窑堡后尽快把事态控制下来，对高岗、志丹等“要犯”进行了调查了解和审查，及时解决了陕北的肃反问题，扭转了陕北危机局面。张策说“其意义不仅在此，也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高潮和争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条件。中央来了挽救了陕北，陕北也挽救了中央。从陕甘根据地而后所产生的作用看，也是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央当时没有陕北落脚地，的确后果不堪设想。

陕北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出发点，也是转折点，新起点。正是“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丁玲对她的挚友杨芝芳说，毛主席曾在保安与她谈话时说，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真像是叫花子。陕北红军送去许多大洋、粮食、衣物，解决中央红军燃眉之急。“陕北红军跟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他们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毛泽东抓紧时间部署和指挥陕甘支队打退了尾追中央红军的马鸿逵部的四个骑兵团，割掉“尾巴”。

10月29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下寺湾会师后，中央红军(时称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致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说：“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期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兄弟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我们久已听到，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能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携手，更使我们无比兴奋。”致书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为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和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致书号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而斗争！

11月3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央机关到甘泉县下寺湾陕甘边特委和十五军团部驻地，会见徐海东时说：“一定要在陕北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毛泽东为什么用略带伤感的古赋描绘陕北未来的景色，没人能知道。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聂鸿钧、程子华等把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十五军团组建、劳山战役及“肃反”等情况向中央作了口头汇报。毛泽东批评逮捕刘志丹、高岗等同志的错误说：“没有这些好同志，哪来的这块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兼)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中央机关设在瓦窑堡，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陕北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3个特委。5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向部队发表讲话，决定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一方面军，(恢复了原来的番号)，共11000多人。13日毛泽东在下寺湾召开的中央西北局会议上说，陕北苏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不足一万人。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在布置直罗战役时，彭德怀召开七十八师(原二十六军)干部会议，他针对二十六军干部受整的情况时说：“陕甘根据地很重要。红二十六军、二十七10日，张闻天、秦邦宪等率中央机关由下寺湾出发辗转到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后，按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保卫局，由中央保卫局接管了一切工作；以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等五人组成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中被关的高岗、刘志丹等主要‘案犯’进行认真审查。张闻天、博古等听取了审查汇报。在审查期间，朱理智等把真实情况隐藏起来，歪曲历史，蒙蔽中央，还说他们‘创造了陕北红军和苏区……’‘创造了十五军团’。”

中央召开党务委员会，朱理智、郭洪涛也参加，戴季英抱来一堆高岗等人的莫须有的罪证材料。党务委员会经过查阅材料，发现漏洞百出，大帽子底下毫无事实。11月初旬，打开牢门乌云拨退，先释放了高岗、刘志丹、习仲勋和刘志丹的警卫员等18人，保住了脑袋，“重见了太阳”。正如刘志丹在狱中对难友说：“乌云总不能遮住太阳。”

11月11日中央召开平反大会，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以暴力手段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样的传统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党内不许‘整人’，社会上也不许‘整人”’。公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分配工作。王首道在保卫局设便宴，他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都是创造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好同志，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是无私无畏的指战员和革命干部。这次肃反是错误的，中央给你们平反，恢复你们的工作，并向你们道歉。时至1982年，王首道在一次座谈会上说：“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前，一度把他们抓起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激动的。”

刘志丹代表出狱的同志致感谢答词。他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得很及时，解救了我们，如果来得晚些，我们大家就可能没命了。”他还说，“这次肃反扩大到我们头上，主要是西北代表团偏听偏信，甚至只听右派分子为蒙混过关、保护自己、陷害好人、破坏革命而编造的假话，我们的话半句他们也听不进，不相信自己同志的斗争历史事实，以致造成这种混乱的局面。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他还对出狱的同志说，我们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要严于责己，善于作自我批评。中央恢复我们的工作，同志们在接受工作中不要计较职位高低，要服从党中央领导，做好本职工作。

刘志丹、高岗出狱后，广大军民得知后，奔走相告，欢心鼓舞，高呼：“陕北得救了！”“刘志丹、高岗得救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12月6日离开东村经安塞县到瓦窑堡，听了五人小组汇报了肃反情况后说：“逮捕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13日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说：“你们受委曲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一种考验”。刘志丹说：“中央来，今后一切都好办了。”高岗说：“老刘带领大家冒着生命开创根据地，毛主席迟来陕北，我们就可能没命了。他们不听革命者的话，一意孤行，只听个别人的话。”

毛泽东说：“你们在这里不是搞得很不错嘛！我一到陕北，就看到人民群众很懂得革命的道理，政治觉悟很高，乡村政权很巩固，游击队战斗力很强，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还说“陕北这个地方，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里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我们感谢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我是来投奔你们的呀！”“我们到陕北就是到家了，有了根据地，有了立足点，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同志对陕北是有特殊贡献的。”

周恩来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他批评戴季英等人得了“疯狂病”，戴季英不服气地强辩。周恩来说：“象刘志丹、高岗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见习仲勋回忆)

刘志丹、高岗释放出来，群众说他们成“气候”也，必然有“百日之灾”，有“贵人相救”，这是“天数所定”。

是年冬季，党中央到瓦窑堡后，中央有关部门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考察，结论指出：“陕甘党的同志，红二十六军工作是最好的。”

老干部王东皋回忆当时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说：“35年秋底，我从赤源县被调到瓦窑堡肃反，交待右派反革命问题，被关了50多天禁闭，那简直是人间地狱，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那时差不多天天审讯，审问者都是南方口音，有些话你听不懂就得挨打；指明问供，你说不知道也得挨打；你不回答也得挨打；你若说刘志丹、高岗对穷人好的意思，打的更惨，硬打硬逼，蛮不讲理，可把人整惨了，枪打、刀砍、活埋很多人。和我同号关的两个干部，他们说了刘志丹、高岗爱穷人的话(他们不知道刘、高也被关)，便骂他们为‘右派反革命’涂脂抹粉，打得鼻口流血，脸肿的肥大，半死不活被拉出去活埋了。我见刘、高也被抓了，死咬门牙一句话不说，挨了几次打。

“中央红军到瓦窑堡，我被放出来，看到九死一生的中央红军，不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都一样个个破衣烂裤，肌黄面瘦，头发老长，真象叫花子，四散住在老乡家里，懒懒散散地进行整训。连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周副主席都穿粗布破衣。”

高岗出狱后，受中央组织部委托，到各地了解“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做些稳定工作。他奉命到赤源、横靖县等地区了解情况，宣传党中央到陕北的喜讯。他到横靖县麻城界区正好碰见从白区来的谷奇峰、冯效章(原横山一高同学)在家乡联络10多名青年准备参加军红，担心红军不收白区的人，古历十月，先由谷、冯两人前去与红军联系，却被关押起来。

此前，我党政军正在大搞错误肃反，他俩不知道肃反和高岗被关押。他们找到区政府要求当红军，并说他们是高岗同学，打出高岗同学的牌子，反起到负作用，将他们安排到山沟的村子里，派游击队监视。随后白军来围剿苏区，游击队把他俩和地主、豪绅关押一起，戴上脚镣，多次转移。谷奇峰给区政府写了几封信。未见回信。一次在转移中，恰巧被高岗看见说：“胖娃娃(谷个小体胖，学校时都叫他胖娃娃)，怎么你在这里？”谷将来参军和被关押的情况告诉高岗后，高岗回到区政府的当天下午放了谷、冯。他对谷、冯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革命形势很好，还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你们被关押了几十天，家里人也不放心。部队正需要文化人，你是小知识分子，家在白区，先回去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配合部队解放横山县城。”遂给些宣传品和书籍，并给乌审旗的王兆林、徐鸿猶等写一封信，捎些中央红军到陕北的宣传资料。

二、第一次聆听毛主席报告

1935年12月17——25日，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下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定》。为适应新的形势，会议明确的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策略和方针，以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会议决定猛烈地扩大红军，积极扩充兵员，准备对日军直接作战。

政治局会议之后，于27日在瓦窑堡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高岗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精辟演讲，对他启发教育很大，眼界大开，开动脑筋，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他从心底里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站的高，看得远，讲话博大精深，对中国的形势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策略论述的精辟，坚定了高岗跟毛泽东干革命的决心。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精辟的论述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工人农民不能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革命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之一。

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不仅切准了南方革命失败的要害，也完全符合西北革命运动过程中的实际。毛泽东同志只能在遵义会议经过串连、做个别人的工作，战胜了错误路线，也是在失去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没有干扰才取得军队领导权，也只能到达陕北可靠落脚的根据地，才获得系统地说明中央对这样重大的政治策略问题上的诸多问题。毛泽东这次的讲话之所以对高岗印象最深，就是毛泽东讲的正是高岗想的；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正是高岗所实行的所谓“右倾取消主义”；毛泽东批判的“关门主义”、“急性病”等，正是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中感到的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问题。面对现实，感受很深。他原来认为朱理智等人的那一套和现实不对头，但从理论上又说不清，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才明白了中央也有两条路线斗争。

实际上毛泽东曾受过错误路线的迫害。到延安他对高岗忆旧时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在城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毛泽东到湖南搞调查目睹农民运动写出考察报告，他认为农民一定会起来，是二十世纪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元勋，所以他大胆地采取了一个合乎中国历史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战术，发动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然后向城市进攻。他在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0年斯大林派年仅25岁在苏联读书的王明为第三国际代表回到中国。列宁逝世后，第三国际就成了斯大林的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就纳入了第三国际的指挥下，自然成了工具的工具。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把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改为推向城市。毛泽东认为当时革命力量薄弱，先搞城市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会大伤元气的，因而大力反对。他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按中国情况自己定，不应由外国人来决定，他反对外国插手。但是，当时中共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把自己的脑袋交由斯大林来摇，自然把毛打成了右倾保守者，“狭隘经验主义者”，斯大林甚至说毛泽东是“异端分子”、“红皮白心萝卜”。博古嘲笑毛泽东为《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他们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李德在湖南召开的军委会议上挥舞着拳头大吼“毛泽东盅惑人心，阴谋篡党夺权……”因而毛泽东多次被排挤，撤职，降职，调离部队，倍受折磨，致使红军损失极大，根据地缩小到不足6个县的地盘。1933年夏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后，于6月8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确定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采取“战备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的滚铁式战法，李德以阵地战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湘江战役损失更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不得不撤退出根据地。撤退时博古、李德不让毛泽东跟大部队走，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力争下，才同意随部队转移，幸于34年10月18日离开根据地。蒋介石的军队没用一枪一弹大摇大摆踏着红军的饿殍，举着青天白日旗帜进驻赤都——瑞金城。我军被几十万敌人，围追堵击，赶出几个省，从南国赶到北国，正是“东方不亮有西方，南方黑了有北方。”

“另觅宝地，落脚求生，东山再起。”毛泽东一直认为早期红军失败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有关系。把“中国共产党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军由30万人损失到2万人左右。我没有怪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当时中共不少领导也同意王明、博古的那一套，不赞成毛泽东那一套“农民游击战术”，和毛关系较好的王稼祥也不赞成那种适合农民口胃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农民革命毕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只满足于农民运动。如果这样，与李自成、洪秀全又有什么区别呢？可他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这是和李自成、洪秀全根本区别的所在。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卅年》一书中说：在敌人第五次进攻红军时，“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进攻。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期间，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到‘左’倾分子同样的损害。各地红军，除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领导的陕甘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在国民党第五次围攻以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到陕北会合之后，总共不到三万人。但这是红军和党的极可宝贵的精华。”

毛泽东一贯认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他在长征的路上和王稼祥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乃至博古的左倾幼稚病就在于对中国现状把握失当。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不成熟，怎么能照搬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教条呢？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哪怕城市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最后也会消融在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里。因此，中国的革命，“不能不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道路，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千万优秀共产党人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使农民在革命实践中脱胎换骨跟党走，中国的革命没有打不胜的道理。”他说不要再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速胜的呓语”，一切中国人自己做主，借助于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复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顿开茅塞，心悦诚服。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回军事指挥权时，有王稼祥的一大功劳。

毛泽东到延安后和高岗谈话中多次讲到这些道理，使他对农民的力量、意义认识更加提高，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正确。这也是他紧紧跟随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弱，工人占不到1％，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深受土地危机之苦，土地危机一定有助于他们鼓动全国，动摇蒋氏政权。同时他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朱理智要攻城市，强调“提拔工人在领导机关、保护无产阶级领导权”，无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只是他们从“北方”带来的“奇货”贩卖而已，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毛泽东到延安不久，找高岗、肖劲光谈军事问题时，又一次赞扬延安：“我们的延安很美啊！不要小看延安这个地方，我们走了两万五千里，几乎把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了这块落脚之地。这是我们的资本，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在这里扎根，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他还强调军事工作，根据地、政权要靠枪杆子取得的重要性。毫无疑意，中央红军经过十多省一年来的长征途中脱险后，有个安身立命的家，自然感到“家”里的温暖。

三、为东征扩红筹资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中央军委成立动员部，派高岗到陕北省负责扩大红军，准备东征，跟日本军直接作战。随他到陕北省延安、赤源、延川等县扩红的还有高长久、贺晋年等。高岗到秀延县扩红，他依靠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发动了扩红宣传运动，组织男女青年秧歌队，宣传队，深入村庄，通过唱歌、扭秧歌，说快板，说评书，演节目等办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动员青年参军。高岗组织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有《送郎当红军最光荣》、《要翻身只有当红军》和《一人当红军全家都光荣》等，特别是组织了一批青年妇女宣传队(女同志，女宣传是新名称)和儿童团的宣传号召力最大。“女宣传”一到村庄演唱：“三月里三月三，男当红军女宣传，一心呀要共产，人人把身翻……”“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宣传队进村，群众说快去看女同志唱歌，小红军(少年)讲话，周围群众都来看热闹。

高岗利用这些场合多次发表动员讲话，号召青年参军保家保地保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他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国民党的军队是维护地主豪绅的利益；红军是保护咱贫苦老百姓胜利果实的军队，没有红军保卫，咱们的胜利还要得而复失，又叫地主豪绅抢去的”。“日本正在侵略中国领土，从东向西打过来，没有共产党领导红军和全国人民抵抗小日本，咱们就要受到日本鬼子的欺侮”。他还说：“中央红军为了革命，为咱贫苦老百姓，从江西南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为消灭反动派，爬雪山过草地，经过千险万难，吃尽了苦头，咱们和他们比比，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要有人的出人，男当红军女宣传，有钱的出钱，为打倒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出人出钱。”经动员后，秀延县出现“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局面。

在扩红运动中，他们坚持贯彻拥军优属政策，把扩红和打土豪、分田地等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军属优先分好地，分牛羊和财物，开会、看戏坐前排，家里缺劳动的给代耕，使军属既感到光荣，又得到经济实惠。广大贫苦农民祖祖辈辈受苦受压受剥削，对国民党军阀、官僚和土豪恶霸早就恨之入骨，原来无力量报仇雪恨，一经宣传动员，提高了觉悟，认识到“当红军光荣”，“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到处讲“要翻身当红军，当红军才能过上好光景。”一传百，百传千，改变了广大群众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观念。

高岗很善于发动群众，群众听了高岗的动员，“呼”地成了燎原之势，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军。秀延县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有2000多名青年参军。中央军委、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办事处、陕北省政府及时表扬了秀延县的扩红事迹。《红色中华报》连篇报道了秀延县的扩红成绩和经验，推广到全省、全边区。贺晋年、高长久等同志在清涧等县推广运用了秀延县的经验，发动扩红运动。报道中说“秀延县扩红得第一位”，“秀延县扩红走在前边，筹集经费超额完成任务”，号召各县“向秀延县学习，向秀延县看齐！”中央军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刘志丹)把秀延县树为扩红榜样，立为“擂台”。在秀延县的带动下，加快了陕北地区扩红的进程，到1936年春完成扩大红军任务2万多人，给新成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和为东征、西征输送了大量兵员，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为了扩大北线回旋余地，1935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组建临时北路军，刘志丹任指挥，宋任穷任政委，带领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高岗、张爱萍带领直属中央军委二路骑兵团和陕北游击师(原米西、横山游击队)，从瓦窑堡出发向横山地区挺进，打击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北部根据地“围剿”，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12月28日，北路军发出《告井岳秀部队书》，号召井部弃暗投明，与红军一道抗日救国。

12月30日，中央决定成立二十八军，下辖三个团，1200多人，在横山石窑沟地区召开军人大会宣布成立。以绥、吴战斗团改编为一团；陕北游击师改编为二团；安、清独立团改编三团，刘志丹任军长，政委宋任穷。

1936年1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刘、宋：“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敌援，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宋等，“要红七十八师开始南移，归还主力，到瓦窑堡附近集中待命；陕北游击队和骑兵团仍在北线行动，消灭井岳秀的小股部队，并迷惑该敌，使其不知道七十八师行动的目的。”

刘志丹、宋任穷、高岗、张爱萍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电令率北路军，经绥德县三眼泉(今子州县)、横山县的石湾、石窑沟、武家坡等地，整编游击队，扩充队伍，扩大影响，壮大声势，掩护七十八师转移。于腊月15日直逼横山县城跟前集结，当晚，先锋军摸到县城周围侦察敌情。16日晨，红军两个营攻击五龙山守军，一连国民党军闻讯弃寨逃跑。中午，指挥部命令各部队在曹动之、吴亚雄的骑兵游击部队、赤卫军的配合下，全面包围了横山县城。下午三时左右战斗打响，红军首先向李家洼、五里墩等城外守军发起进攻，不到半小时占领县城外面的全部敌人据点，并歼灭了部分敌人，其余敌人逃回城里。国民党军张子英部固守孤城，惶恐不安。刘志丹、宋任穷、高岗、张爱萍对横山守敌围而不打，在“围城打援”中消灭一部敌人。达到了掩护七十八师暗暗南移和敌人北调，加强榆林和米脂、绥德一线，扩大红军影响的目的后，主动撤出战场，到石窑沟等地休整，欢度春节。期间，中央命二十八军返回瓦窑堡。

2月19日，刘志丹、宋任穷致电周恩来：

甲、我们拟以五天行程到达瓦窑堡。

乙、关于独立营及游击队的布置，我们意见米西独立营及第二支队十五日已出横山与波罗之间活动，并散布谣言察横山，波罗二处无敌情，该部即渡过无定河在横山以北以西活动。在横山、波罗之间活动，再经横山以西向横山活动。第二支队在水地湾，周家硷、三皇峁一带活动。第三支队在武家坡一带活动。以上布置今晚电发，以便告诉米西县委。

骑兵团仍按原定向伊盟行动。

第二次打横山达到了为红军东渡作准备的战略目的，使神府、佳县和吴堡的守敌迅速抽兵北调，集中兵力固守榆林等地，刘志丹率二十八军从瓦窑堡出发经吴堡到神府过河东征。

陕北红军两次攻打横山，当地群众编出信天游和顺口溜：

“三十个马队两杆号，一队队红旗朝北摇，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

“对面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刘志丹是清官，坐上飞机打横山，一心要共产，……”

英雄刘志丹，一心要打横山，他带上少先队，又带上红军团。

红军出了营，带上了赤卫军，手枪红缨枪，消灭白匪军。

来到横山城，四面包围定，打开横山城，捣毁敌营盘。

机枪腾腾腾，大炮轰轰轰，蒋介石打内战，一定要完蛋。

“高岗刘志丹，百姓都喜欢，解放横山城，人民把身翻。”

高岗等从禁闭出来不以右派反革命对待了，但在信任和使用上，仍受着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干扰，实际未能得到彻底平反，正确使用。头上仍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对反革命自由主义”两顶帽子。刘志丹至阵亡这两顶帽子还戴着。正如李维汉回忆里说：“当时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不是公正的。”张秀山说：所关押出狱的领导干部，都降职降级使用，习仲勋当环县书记，惠子俊当赤安县组织部长，杨森、杨琪、黄罗斌、王世泰等高干当独立营长、县军事部长，他自己去红大当教员，高岗带十几人、马打发到伊盟草地。刘志丹、杨森、杨琪在东征时都牺牲了。

打罢横山后，高岗按中央决定到伊盟开辟根据地，被任命为伊盟工作组长(一说陕北省委书记)带骑兵团开进长城线的陕北和伊盟边界。抵抗日寇从绥蒙而来，他带领的骑兵团基本是一个空架子，挂着中央军委直属陕北骑兵团的番号，原骑兵团人马武器抽得七零八落，只有十几人、马、枪，人马靠自己扩，枪支全靠他自己从敌人手里夺。

开展创建三边和伊盟根据地几乎是“白手起家”。高岗到靖边由曹动之、吴亚雄和郝玉山、马腾保的游击队给调一些人马和武器。开辟伊盟地区力量单薄，装备极差，供给困难，没群众基础，开展工作困难可以想见。可“左”倾路线执行者都担任重要职务，还说什么“中央刚来，不了解陕甘、陕北的情况”，想方设法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歪曲历史，欺骗中央。他们向中央党务委员会夸功说他们创造了十五军团，把自己打扮成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造者，将“肃反”错误全推给聂鸿钧、戴季英，与他们没有责任。党务委员会讨论出狱同志的党籍时，有人仍认为刘志丹、高岗等“存在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自由主义态度。”在他们的干扰下，使平反工作留下一条尾巴。贾拓夫到关中任特委书记要高岗任司令员时，有人说“他没能力，做不了。”毛泽东叫高岗任陕北省书记，他们在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跟前嘀嘀咕咕说高岗的坏话，毛泽东气愤地说：“在实践中考验，他是真革命，会为抗战奋斗，为人民服务；是假革命让他们跟敌人跑去”。1945年秋，西北局高干会上座谈西北历史问题时，马文瑞说，实际上象苏武牧羊，把高岗“流放到沙漠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