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是伊盟地区点燃革命火炬，传播革命真理，领导人民冲破黑暗，迎来曙光的第一个共产党人。1926年秋，陕北革命初创时期，高岗只身到伊克昭盟的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在纳林河成立第一个党小组，播下革命火种。10年后的1936年春，他率骑兵团开到伊盟地区，贯彻执行党中央《三五宣言》，开创绥蒙根据地。他坚持“接近上层，争取中层，团结下层”和“不拉土豪劣绅”的方针政策，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组织和民族自治政权，扩充军队，戌守北边，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在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为我党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探索了经验，做出了贡献，赢得了蒙古民族的爱戴，他们亲切地称“我们的高司令”。

一、“长城扬威”赶走“黄马队”

1934年赤源县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沿长城的威武、清坪两堡东、南地区成了解放区，长城北面有曹动之、吴亚雄、郝玉山等带领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夏，靖边解放后建立了长城、威武、清坪等区乡政权，游击队活动异常活跃。秋冬，大部队南下作战，打击“围剿”苏区的东北军又遭错误的肃反，敌人趁机将魔瓜伸进靖边等地。傅作义派一支骑兵部队进驻张家畔，士兵着黄衣，马是土黄色，故群众称“黄马队”。黄马队进驻后，勾结惯匪张廷芝和靖边、横山的驻军、地方武装以及投敌叛变分子，串通一起，四面出击，为非作歹，“围剿”苏区，到处掳掠抢劫，捕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基层干部，残酷迫害群众，破坏苏维埃政权，逼迫群众交粮送草，摊派苛捐杂税，修寨建堡，成立保甲，逼民上寨，瓦解我党政组织，加强反动统治。赤源县六区主席投敌后向闫家寨子反动派递送情报，密告游击队组织和活动情况，出谋划策攻打苏区党政机关。八区主席杨国太叛变后充当了国民党横山县威武堡清乡团副队长(51年被镇压)，带引国民党队伍多次袭击我区乡政府。。横山县五堡民团团总曹仰汉(后被镇压)带领民团到威武、长城、清坪解放区清户口、查“敌情”，建立“铲共义勇军”和“肃反”组织，进行“肃反”，消灭“赤匪”。他们组织建立连环保，一家有事，全甲担保，隐藏不报，与“匪”同罪，先后杀害了我区乡干部许怀生、韩步云、孙祥清、邵二骡、刘应歧、张文广、张继生等多人，严刑拷打赤卫军干部卜培英、张宝山等。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长城内外的情况下，革命队伍内少数不坚定者动摇妥协，有的脱离革命队伍，个别的投敌叛变；有的当了敌人的走狗，摇身一变成了“铲共义勇队”的头头，带领还乡团和投敌叛变分子，借助黄马队势力和熟悉当地情况大肆骚扰，使陕蒙边界、长城内外我区乡政府一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坚持下来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转移到无定河以南山区活动。芦河北及长城外被敌人侵占，刚获得解放的人民又处在黑暗统治的水火之中。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瓦窑堡发表了《对蒙古人民的宣言》(亦称三·五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蒙古人民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一条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宣言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妄图实现其“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中国”的侵略野心。宣言指出日本侵蒙的目的是“把你们的土地当作战场，人民当作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最后消灭蒙古族。何况还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作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

党中央政治局于35年12月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族)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宣言、决定为蒙古民族解放斗争指明了方向，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号召蒙古族要“自觉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可欺也。”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高岗以毛泽东指示为指针，以“宣言”、“决定”为武器，率部到塞外开展革命工作，计划到东胜一带开创根据地。

伊盟，位于鄂尔多斯草原和毛乌素沙漠腹地，在陕、宁、绥三省区交接处与山西晋西北隔河(黄河)相望，属陕甘苏区的北大门，又是日军从绥远向陕甘苏区进攻的前哨重点，日伪、蒙奸和国民党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开辟伊盟地区的革命工作，创造根据地，争取与团结强悍的蒙古民族一道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保卫党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伊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频，也是物华天宝之地，盛产食盐、煤炭、皮毛，又是中华民族发祥地——河套地区。据史志记载，远古时期，这里是汪洋大海，到侏罗纪变成了陆地，北部的阴山拔地而起，伊盟东部和接壤的神府、榆横属下游地段，地下水位高，沙泥土质沉积，为植物生长提供了条件，形成茂密森林地带。秦汉时代，毛乌素地区是“沃野千里食稼殷积”，“水草丰美”，“群羊塞道”的农牧业均为发展的“塞外桃园”。公元400年初，匈奴赫连勃勃在“骇浪惊涛”的无定河畔修筑统万城为大夏王朝国都，居民20万，甚是繁华，是个“临广泽而带清流”的都市。唐朝中后期，由于民族间纷争频繁，争夺这块宝地的战争迭起，屯兵、战争、开垦和放火烧荒致恶性循环，到公元八、九百年，逐渐退化到茫茫沙漠，统万城(即白城)“深处沙漠之中”。清朝时期破坏更为严重，腐败的清王朝以“借地养民”的名义，大量放垦，到解放时期伊盟80％土地沙化，沙漠面积达1750多万亩。伊盟各族人民处在食不胞腹，衣不蔽体的境地。伊盟人民渴望革命党来拯救。

伊盟地区是强悍善骑射的成吉思汗的发迹和陵寝之地。曾经在这里发生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和本世纪二十年代旨在反帝反封建王公贵族的“独贵龙”运动，给予反动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勾结蒙奸德王和李守信侵占华北和内蒙地区，妄图征服满蒙乃至占领全中国。抗日战争中，日伪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把伊盟作为从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与我争夺甚为激烈。

1936年1月底，高岗带骑兵团开到张家畔、龙洲界一带活动，和这里活动的曹动之蒙汉游击队会师。广大群众奔走相告“大红军上来了！”骑兵团和游击队形成打击敌人的拳头。正在策划打击“黄马队”的部署，黄马队慌忙逃回绥远。高岗率骑兵团收复了张家畔作为立脚点，招兵买马向伊盟地区扩展，相继解放了柠条梁、掌高兔、大石砭、黄大梁、雷龙湾、巴兔湾、纳林河等地区，拔除十多处敌人据点，恢复和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党组织，扩大红军，拓宽游击区。1936年2月张爱萍为此作诗一首《长城扬威》：

瀚海万顷起波澜，长城内外铁骑暄。

连克柠条(梁)张家畔，百里扬鞭奏凯还。

二、打开伊盟统战局面

张家畔收复后，高岗指挥部队乘胜开进伊盟的乌审旗，宣传“三五宣言”，开展游击运动。他针对蒙古民族好客、厚道和拈香拜把的风俗习惯，广结“安达”(即拜把)，交识了一批蒙古族上层人士和伊盟群众，争取团结蒙族和汉族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日军和国民党军阀，点燃了伊盟地区少数民族解放斗争的燎原烈火。

2月，高岗在榆地沟(现属横山县塔湾乡)何满金家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乌审县苏维埃政权，在思家洼(即长城区所在地)宣布成立了伊盟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乌审县委，设置一套与汉族地区一样称谓的党政军群机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田万生，县委书记赵成书，组织部长曹步诚，宣传部长白永成，军事部长李林凡，公安局长张文清。还组建了一支20多人保安队，负责保卫苏维埃政权。

这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建立县级政权。乌审县党政机关建立后，高岗指挥骑兵团积极配合乌审县新政权开展伊盟革命活动，宣传中共路线、政策，做好内蒙古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在牧民中发展中共组织。高岗深入蒙族群众，亲自发展牧民武八石、兰庆山、陶日告岱等加入中共组织。由于生活、语言、风俗不同，开展工作极为困难，派出去的干部以放牧、赶脚、货郎、行医、安牙、画画、算命等为掩护，有的当喇嘛，学佛经，采取拈香结拜、送礼品等办法拉关系、搞工作；有的打进王府内部，视探情报，分化瓦解，接近上层，争取中层，团结下层。

乌审县政府成立后上报中央，受到中央的批评并令撤销了乌审县政权。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成立乌审县是错误的，改旗设县是大汉族主义的做法，伊盟地区刚开展活动，在蒙古民族地区搞县制会引起蒙古族人民的怀疑和不满。中央指示说：“今天在蒙人中主要策略应该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我们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和习惯，不急于赤化蒙地，意义在于使其成为一个缓冲地带以应付敌人，减少敌人进攻乌审的借口，使乌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统一战线的组织及工作，以对付内蒙凶恶强大的民族敌人。……要把乌审旗作为一个模范。”尊照中央的指示，于2月底将乌审县政府撤销了，中共乌审县委改为乌审旗工委。事实证明，中央的指示英明正确，当时有些蒙古同胞对成立乌审县很不满，怀疑是不是要占领伊盟地区，及时纠正错误，受到蒙古族的好评。高岗经过这次乌审县成立和撤销的变动，进一步理解、明确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乌审旗和横山接壤，两地群众结亲、交往甚密。高岗在横山一高和榆林中学上学时，结识一些伊盟的学生，了解蒙古族的风俗和习惯。1926年秋，高岗到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据伊盟党史资料记载：“陕北共产党创造人之一的高岗和一位姓思的，一个姓魏的人(即魏刚)，在乌审旗河南地区，与牧民巴音图等人歃血为盟，结为‘拜识’兄弟，说明他们不是第一次相见，而是早已熟悉了。高岗是迄今所知第一个进入伊盟的中国共产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红军在陕北活动、战争时，高岗派曹动之、陆占金等在蒙古族人民中开展统战工作，发展中共党员，做乌审旗保安司令部的统战工作，王爷府那素营长即到横山找高岗协商边界纠纷。1936年春，高岗带骑兵团到长城线一带活动，乌审旗保安司令部的副官奇国贤闻讯决心投靠红军，

通过地下共产党员张金贵引荐来到骑兵团驻地，受到高岗等热烈欢迎。他们杀猪宰羊，款待奇副官，并由王维杰老人扶香，高岗、张爱萍、曹动之、吴亚雄、田万生、张金贵、赵成书、高德义和奇国贤拈香结拜，歃血结盟为生死弟兄。晚上吃喝弹唱，热闹非常。在场群众即席纵情唱起蒙汉人民心连心的歌曲，为结盟宴会助兴。

脑畔上苦菜根连着根，汉人蒙人心连着心。

黑天半夜没一点点明，共产党就是那指路的灯。

第二天，高岗、张爱萍陪同奇国贤到羊虎台骑兵团营地参观。红军全副武装，列队欢迎奇国贤，暴风雨般掌声和口号响成一片：“热烈欢迎乌审旗王爷府副官！”“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大汉族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举行的欢迎大会上，高岗、奇国贤分别讲了话。

会后，高岗等向奇国贤交谈了乌审旗情况，布置了开展乌审旗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高岗说：“奇副官来找共产党，和我们交朋友，参加革命，我们十分欢迎。乌审旗蒙古族人民受压迫最深，我们要帮助你们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希望你回去多联系蒙古人民，广泛开展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

“我早就听说红军是真心实意帮助蒙古人的。我在北京、西安亦有所闻，我看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将来是要得天下的，百闻不如一见，共产党、红军如此关心蒙古人的事业，我们蒙人有希望了。”奇国贤向高岗谈了自己的看法。

曹动之说：“我们如今拈了香，就是一家兄弟嘛！党中央、毛主席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奇副官回去后多跟王公上层联系，宣传党的政策，和我们一道工作，并以副官的身份团结好部队中的兄弟。”

奇国贤离开部队驻地时将一匹大青鬃马赠给高岗作为坐骑，还赠送了一些酥油、奶酪等蒙人食品。高岗代表骑兵团送奇国贤一头骡子和两支马枪及一些子弹。奇国贤在接受礼物时说：“草原上的人最善于识别狼和羊，成吉思汗的子孙懂得怎样与朋友交往。”

高岗到伊盟做蒙古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首先在乌审旗王爷府打开局面。奇国贤回去根据高岗的要求一心投入抗日民族统战工作，向乌审旗王爷奇德山和他的部队宣传中共的民族统战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奇德山为和共产党拉关系提任奇国贤为协理，先后争取团结过来奇金山(保安部队副团长)和奇国华(王府队长)、那素(王府营长)、王悦丰(保安部队中队长)等投入革命，此后拉出一个团的兵力，在我党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民族武装，为开辟乌审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奇国贤身在乌审旗王府，经常和中共负责人高岗及乌审旗工委负责人曹动之、田万生等同志联系，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向蒙古同胞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蒙古青年跟共产党闹革命，打倒日本。先后有赵玉山、存根等一批蒙族牧民走上革命道路。高岗争取一人，团结一层，联系一片。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的“内蒙民族正在将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在高岗的领导下驰骋于古长城内外、无定河两岸的陕蒙宁边的伊盟草原和陕西的横山、靖边、定边及宁夏的盐池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运用政治宣传和武装开路的措施，除恶扬善，打富济贫(汉人地区)，扩充武装，建立组织，筹措经费，准备进入东胜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6年3月，高岗、张爱萍率骑兵团向北开进时，由张爱萍指挥在胡石窑沟(现属横山)宣传抗日，筹措经费，没收烟土(这里种洋烟)，被横山县响水、党岔国民党驻军500多人包围。骑兵部队正在吃饭时，敌人突然三面发起攻击，骑兵冲，步兵围，红军奋起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毙伤敌几十人，终因寡不敌众又在沟里，骑兵无法展开而被敌人打散。张爱萍等率小部分战士冲出包围。正在波罗某村召开地下党员会的高岗闻讯，会未开完迅速跑到波罗沙河等村，集合了被冲散的骑兵队员。这次战斗损失很大，我骑兵团伤、亡惨重，还牺牲了三连指导员齐志珍。战士张生荣(外号叫灰张四)等三人被敌人围到无定河边黑峁墩河滩，敌人口喊交枪不杀，其他两人把枪放下，被敌人“叭！叭！”两枪打死。张生荣见交枪也活不了，急中生智，趁鞋子陷进泥滩里拔出赤脚片子没命地向沙坡爬上去，敌骑马上陡沙坡不行，只管打枪。张生荣跑中觉得左肩下一震，跑到沙窝里鼻口出血，浑身汗水淋漓，脱下衣服一看，棉袄被子弹打开一个窟窿，子弹头还在羊毛絮里装着。张生荣说：“看到子弹在衣服里，盘算起真害怕，多亏老先人没做亏人事。”高岗听了张生荣报告后说：“灰张四急中生智，捡得一条命，真是死里逃生，三生有幸。要不是把鞋脱掉，沙坡就爬不上去，可能成烈士了。”他号召部队学习张生荣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扛枪杆子就要不怕死，才能你死我活，遂决定提任副排长。

这次战斗中，骑兵团被敌人虏了几名战士。敌营长派兵将红军战士往榆林押送，路过鱼河堡天黑住宿，锁在一房子里的红军战士互相背靠背把绳子解开从窗子爬出，将敌兵砸倒，逃跑回来归队。高岗说“你们干得对！你不砸倒他，送到榆林就没命了。”

由于在胡石窑沟战斗受挫，张爱萍被调到瓦窑堡红大学习，作了检讨，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进军东胜计划取消。

高岗率部队回到长城区楼沟等地休整。他对田万生说“胡石窑沟这次失利，完全吃大意的亏。他们正在弄饭吃，山上连哨也没布，只顾收没富豪洋烟。敌人来得急，他们只有向西沙撤。但西沙又是陡坡，无法快速撤走，部队被打散了。”“这次一无所获，牺牲一个指导员，张政委险些送了命。此仇迟早要报！”为了扩充民族武装，高岗从骑兵团抽出几十条枪给乌审旗工委和长城区，武装了地方游击队，工委和区乡干部都有了枪，既是政权机关干部，又是游击队的领导和队员，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提供了条件。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在高岗的统一指挥下，有分有合，需要集中就集中起来，需要分散游击就分开活动，出没在长城内外的沙漠草地，拔除了乌审旗和靖(边)横(山)边界的敌人据点，摧毁了保甲制。然后，骑兵团向柠条梁、安边、定边和宁夏盐池县发展，开展游击活动，侦察敌情，扩大影响，以策应和迎接红军主力西征。

红军主力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奋勇东征前进时，蒋介石、闫锡山纠集大批军队对红军反扑。蒋介石飞抵太原亲自部署进攻东征红军的事宜。红军在敌优势兵力的压迫下逐步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高岗指挥骑兵团、游击队在西线战场打开局面，为红军主力西征创造了条件。

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促成国共一致抗日，毛泽东主席率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以保存抗日力量。5月初，党中央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旬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军队纪律，提出了西征的战略决策，决定成立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了西征的命令。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东征取得了大胜利，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队伍，还筹备到粮款。他最后用极低沉的语调说“我们也有很大的损失，这就是刘志丹同志阵前牺牲了……”

红军回师陕北很长一段时间，高岗获悉一起战斗十多年的亲密战友刘志丹牺牲的噩耗，痛哭流涕，没想到他抗日的壮志未酬，竟倒在东征抗日的路上，“出征初捷身先死”。他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协助西征主力解放柠条梁、定边、盐池，开辟陕绥宁边根据地。

西征野战军分两路向甘肃、宁夏和三边挺进。左权为军长、聂荣臻为政委组成左路军率8000多人，经永坪、蟠龙、吴起西进，连克曲子、环县、阜城等地，直抵宁夏清水河一带，解放了大片地区。徐海东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组成了右路军率6000余人，从延川、贾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保安等地向三边高原进发。高岗率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迎接红军主力西征，积极提供敌情，配合作战，动员群众筹粮备草，保障后勤供应。

5月27日，高岗率骑兵团配合红军主力二十八军首战靖边县柠条梁告捷，旋即包围了安边城守敌。6月17日解放了定边县城，全歼守敌3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180匹马及物资。红军乘胜前进，于19日配合韩先楚、崔田民率领的七十八师，包围了宁夏的盐池县城，经过两小时激战未克。20日，七十八师围城不打，高岗布置骑兵团到城周围做群众工作，侦察敌情，摸好地形，了解到守城之敌对马鸿逵的统治不满，不会顽抗的情况。根据侦察的情况，高岗提议强攻盐池县城。21日集中火力发起攻击，一举攻克盐池县城，汤浇蚁窝，歼灭守敌一个营、一个民团和县警队等近千人，缴获战马200多匹和大量枪支、弹药、物资及一部电台，击毙敌营长孙兆祥和公安局长。5天连克两县城一镇，高岗亲自组建了定边、盐池、安边三个县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立即进行组织动员恢复城市战争创伤，整顿城市秩序，开展工商营业，发展生产特别是盐业生产，为巩固三边和开辟伊盟后套地区提供了前提和建立了后方基地。至此除安边城、闫家寨子敌人占领外，三边城乡一片红。

三、开辟绥蒙后套根据地

定边、盐池解放后为开创绥蒙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高岗借助红军主力西征所向披靡的东风，积极准备进军绥蒙后套的部署，先派田万生等到召皇、三段地了解敌情，观察地形。田万生在侦察敌情、地形时，从一个大边商闲谈中意外地获知榆林驻军派部队已到城川增援安边守敌的情况，他连早饭未顾吃疾速回来向我围困安边的部队、高岗等领导汇报。围城部队及时调整部署，伏击了增援的敌人，取得胜利，使榆林敌人再未敢轻举妄动。

其时，中央决定成立蒙古游击队指挥部，任命高岗为司令。他率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先后从盐池县、定边县出发，向鄂托克旗驰进，武装开辟绥蒙后套根据地。他们宣传“三五宣言”，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反动势力，清剿土匪，动员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抗击日寇的入侵。红军在日夜急行军中，触动了高岗追古思今的幽情，他竟然讲起了历史故事。一个支队长风趣地说“王昭君出塞为了蒙汉人民团结做出贡献，留芳千古。我们红军出塞，解放蒙古民族，功垂万年！”在行军中，针对部分战士对草原骑兵作战畏难情绪，高岗动员能编善唱的战士自编自唱起攻打骑兵战歌：

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敏捷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快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

我们是无敌的铁红军，打垮蒋贼百万兵，

努力勇敢打骑兵，我们百战能百胜。

这么一唱，消除了部队夜行军中的疲劳和一些战士害怕敌骑兵的心理，浑身是劲，跃马扬鞭，越走越快。这支兵强马壮、英勇善战的铁骑经过两天昼夜兼程，沿途赶跑和打散傲包池、苟池、北大池和哈拉腾、召皇一带盘踞和流窜的几股土匪和民团，骑兵团开进了二道川、马场井、三段地。司令部驻扎在水漫塘指挥部队消灭土匪，打击民团，赶跑了马鸿逵的驻军，将盐池夺回来。解放了鄂托克旗大片地区，建立了伊盟地区的第二块根据地。骑兵团初到三段地，在国民党和王公贵族的反动宣传下，不少蒙古群众不了解红军的政策，有些人逃到草原、沙圪劳里藏起来，一些汉人也把粮食财物藏起来。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沙漠地带，部队供给成严重困难。7月13(即农历5月25日)，民间传说是龙王爷聚会布雨的日子，马场井一个龙王庙上聚集很多人求天降雨，杀羊领牲。炖在锅里的羊肉快要熟的时候，高岗带领红军路过，群众见红军来了惊恐万状，以为羊肉吃不成了。高岗随即发表讲话：“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帮助蒙古族同胞打反动派，抵抗日本的进攻。”经过他和蔼亲切和深入浅出地讲解红军的政策、抗日主张和纪律，蒙汉劳动人民是一家的阶级兄弟的宣传。群众交头接耳，议论红军并不象“杀人放火”那样的“土匪”，大家要红军吃羊肉。高岗说：你们领牲求雨，羊肉应由你们吃，龙王爷才认为你们诚心，说不定就降雨救生了。大家都笑了，气氛轻松了，消除了害怕红军的心理。

面对困难形势，高岗亲自组织部队学习有关民族政策，讲解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严格红军纪律，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配到各地挨村逐户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消灭土匪、民团。部队所到之处，严守纪律，对蒙民的财产秋毫无犯，所用的生活资料和战马的草料平买平卖，对蒙汉同胞一视同仁，还组织帮助老艺人编写二人台演唱，从政治舆论上粉碎了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的反动宣传。经过一段活动改变了蒙民的看法，他们认识到红军和白军不一样，红军是保护蒙民利益的军队，是为蒙民报仇的。从而骑兵团在鄂托克旗站住了脚根。有不少蒙人找骑兵团，控诉敌人的暴行和王公贵族对他们的欺压和剥削罪行。

鄂托克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东南靠毛乌素大沙漠，西临都思兔河，北壤海勃湾，是内蒙古与陕西、宁夏交界处，是蒙汉回族杂居之地，统治者盘根错节。据有关资料记载：满人入关前，这里水草丰茂，植被完好。自清朝统治以来，统治者进行掠夺性的乱垦、乱伐，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变成了“风起沙扬黄龙滚，千村万户被沙吞，道路被阻难通行，十年种田九年空”的悲惨景象。到民国年间，国民党实行大汉族主义，反动军阀，地方民团，土匪流寇成群结伙，轮番流窜骚扰，搜刮残害人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随着骑兵团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蒙民提高了认识，积极拥护共产党，拥护骑兵团，不少牧民参加红军，牧民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同时建立起中共鄂旗工作委员会，金生华任书记(后张生智)，副书记曹步诚，这是内蒙地区建立的第二个县级中共组织。鄂旗工委建立后进一步扩大宣传，进行“抗日保蒙”和“抗日救国”教育，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保蒙运动。高岗帮助组建了一支鄂旗工委游击队，骑兵团给游击队调20多支枪。他要求用枪杆子保护蒙民利益，对那些反共和破坏抗日的分子坚决镇压，对蒙古族基本群众广泛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在提高蒙古族群众抗日保蒙、抗日救国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建立抗日群众组织，以发展和巩固根据地。

鄂旗工委是秘密组织，对外称招待所，专门接待蒙、回族群众和上层人物，协助解决实际问题。鄂旗工委特别重视蒙古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蒙族群众跑来招待所和骑兵团诉苦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告国民党的，告民团的，告土匪恶霸的，告王公贵族的。高岗主持召开旗工委、骑兵团领导会议，根据蒙民反映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讨论了如何深入开展工作，争取广大蒙民的问题。高岗对工委、骑兵团领导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初来时群众躲我们，经过一段工作群众找我们靠我们，这是很大变化，说明我们工作成绩很大。我们不解决群众关心的具体实际问题，群众又会不相信我们。会议根据高岗的意见，反复研究讨论做出三项决定：①在汉人聚居地区，开展挖匪根，斗恶霸；②广泛发动群众，在分清敌我的基础上，组织农、牧、青、妇等抗日救国会；③深入宣传“三五宣言”，争取王公贵族抵御外侮，保障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权力。高岗在会上强调要求在开展斗恶霸、打土匪运动中，将他们(主要是汉人)掠夺老百姓的牛羊、土地财物没收回来，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发动农牧民和青年妇女建立抗日救国会，在基层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成立鄂旗抗日救国会，对蒙回族做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广大蒙回族人民共同抗日，消灭反动派。要利用请吃送礼、拈香结拜等各种方法，拉拢关系，疏通渠道和王爷谈判。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中层人士，增强蒙汉人民是一家的观念，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决定”和高岗的具体指导下，鄂旗工委以三段地为中心，普遍建立“蒙古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和农牧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出现了抗日救国热潮。

8月，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高岗指挥骑兵团开到陕甘宁交界的山城堡、惠安堡，配合主力部队消灭胡宗南一个半旅，在庆阳歼灭了马鸿逵的冶成章(外号野骡子)旅一部。10月初，高岗率骑兵团从豫旺出发，晓宿夜行两晚疾驰100公里，偷袭甘肃会宁县城，配合主力全歼守敌，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一定的贡献。西征战役共歼2000多敌人，缴获战马500多匹，筹集大批财物，拓宽大片地区。之后，他又率部转战到鄂旗，在群众抗战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组建自治政权，国共合作后改为抗敌后援会。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10月间在三段地召开一次军民大会，苦大仇深的蒙古族同胞控诉了军阀、民团、土匪和反动的王公牧主的压迫、剥削的罪行。参加大会的人很多，男女老幼，蒙、汉、回族都有。高岗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的讲话不时被“蒙汉人民团结万岁！”“共产党万岁！”“拥护高司令！”等口号声所打断，掌声经久不息。高岗讲话中指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它的任务是抗日救国，为蒙、汉、回等民族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他说红军进行西征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胜利将推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使与会者进一步明确了大好形势。接着讲了内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史，从反抗奴隶主、封建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扫清灭洋和“独贵龙”运动到共产党成立，讲到蒙古人民革命斗争进入到现在的新阶段。从长期斗争实践证明，只有跟共产党走，内蒙人民才能彻底解放。当前，日寇的魔爪又向内蒙伸进来，这就要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蒙汉回民族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武装队伍，拿起枪杆子，跟上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闹革命，求解放，过幸福生活。

高岗的讲话对与会群众鼓舞、教育很大，当场就有几十人报名参加红军。会后，各族人民奔走相告，会议精神不径而走，到处谈论革命、红军、抗日救国和求解放的道理。这次群众大会是骑兵团进入鄂旗以来规模很大的一次大发动、大动员会。蒙古青年踊跃参军，骑兵团队伍不断壮大，还建立了游击队、自卫军，红军的声威越来越高。

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形势的发展，高岗抓住时机，派周仁山、田万生等进出王爷府、喇嘛庙，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宣传“抗日保蒙”政策、红军的主张，使阿拉庙的大嗽嘛、鄂旗王爷、保安司令章文轩也接受了我党我军抗日主张，达成不破坏抗日救亡工作的协议。

特务、汉奸对鄂旗形势的变化恨之入骨，到处造谣破坏，说什么共产党要“打倒王爷喇嘛”、“共产党共产共妻”，“把当官的蒙人都换成汉人”等等。鄂旗工委根据中央蒙古工委的指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宣传群众，揭露特务、汉奸的罪行，并公开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特务、汉奸分子，使革命人民更加拥护共产党，热爱红军。

陕甘宁绥交界地区哥老会成员是一股很大的潜在力量，他们打富济贫，抑强助弱，多为保护生命财产而入伙，活动很广，影响较大，弄得国民党政权无可奈何，为了争取、改造、团结哥老会成员走向抗日救国，1936年7月初，党中央迁到保安县城后，于13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发表宣言，号召哥老会成员投入抗日救国战线。

农历八月下旬，在保安县永宁山石畔乡的码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大会筹备处设在龙头大爷马海旺家里。参加1000多人，会期7天，代表吃住全由马海旺负责解决。高岗奉毛泽东命到会发表讲话，要求与会代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宣言和高岗的讲话，进行广泛的讨论，明确了抗日救国路线和方向。会议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选举产生了主任、副主任，还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会章程。会后，抗日救国会章程得到各地哥老会成员积极实施，使陕甘宁边区哥老会成员多数成为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他们有的竟相捐款献粮，有的参加抗日队伍，有的奔走各地收骗土匪，有的到白区做地下工作，购买枪支弹药，做了大量的有益于抗日救国工作。抗日救国会副主任、全国进步哥老会副主任马海旺几次到白区通过哥老会关系，买回一批枪支和子弹，武装了地方游击队，后被选为边区劳动模范、志丹县抗联委员会主任。1944年7月2日马海旺病逝，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高岗、林伯渠、曹力如、谢党哉等送了挽联，表示悼念抗日爱国志士，林伯渠题写了碑文。不少哥老会进步成员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如哥老会大爷李仲英曾任红二十九军军长，马锡五任最高法院副院长，在陕甘宁边区创立了“马锡五判案方式”。

高岗对反对革命的哥老会成员甚至当敌特、汉奸分子坚决镇压，对倾向抗日救国的进步成员争取、改造、团结。1937年春，宁夏哥老会头子杨老五等六、七个回民，来到漫水塘我骑兵团部队驻地搞策反，拉拢游击队叛变，制造游击队、自卫军(自卫军是当地大户自筹资金买枪招人而组织起来的抗匪组织)同骑兵团的摩擦，妄图挑起自相残杀，以达到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有两个特务已打进游击队内部搞阴谋哗变活动，准备里应外合袭击骑兵团。游击队长发觉后即派人到二道川向高岗报告，高岗于当天傍晚带几个战士回到漫水塘，听取了金生华、高德义的汇报，遂决定审讯搞策反的特务。高岗亲自审问，弄清罪恶后，处决了首恶分子，其余的关押一夜第二天放了，只留杨老五打算第二天公开审判枪毙。杨老五被拉到野地上准备枪毙时，他苦苦哀求饶命，并要求让他把衣服扣子扣上穿戴整齐再枪毙。哥老会的龙头李大辫子极力为杨老五说情，请赦免一死。高岗为争取哥老会(这一带哥老会组织很多)，就借机给李大辫子一个人情，放了杨老五，让其改罪自新。蒙古工委和鄂旗工委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挑选了一批干部，经过短期学习培训分配到二段地、三段地和二道川等地区，组织群众，开展反奸、除霸工作。他们募集公粮，筹措资金，购买战马，扩建武装，巩固后方根据地，积极负责。在培训和分配时，高岗亲自讲课和布置任务。干部下去后宣传发动群众反奸除霸，监督坏人的自觉性提高了。一天，桃力民地区可泊庙群众抓来两个汉奸送到指挥部审问时，发现就是替杨老五说情的那个李大辫子和他的儿子。原来他是日特，以哥老会大爷伪装骗取高岗的信任，蒙混过关，自以为得计，回去后受日寇派遣到桃力民我军驻地侦察情报。他到桃力民不长时间，刚开始阴谋活动就被群众抓获。高岗亲自复审后核实了其罪行，在桃力民召开军民大会，枪毙了这两个汉奸，对汉奸、特务以沉重打击，擦亮了群众眼睛，使特务、汉奸再不敢进入根据地活动。三段地、桃力民地区在抗战时期曾是伊盟地区安定的后方根据地，为内蒙各地特别是大青山根据地培养、锻炼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后来内蒙古自治区把三段地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桃力民地区善舞爱唱的蒙古族翻身姑娘们到处颂扬共产党，唱道：

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我们的骏马并肩驰骋；

党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四、在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

在西征取得重大胜利后，苏区扩大到陕甘宁绥四省的大片地区，苏区总面积达到10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00多万，以保安(今志丹)为中心的四周敌人据点全部拔除，党中央于1936年6月从瓦窑堡迁移到保安县。

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特别是加强伊盟地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统一战线，贯彻民族政策，巩固根据地，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和上层人士抗击国民党军和入侵华北的日本军，党中央到保安后，根据伊盟形势发展变化决定加强蒙古领导工作，成立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开始是李维汉)，曹动之、赵通儒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内蒙古的革命工作。

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工作极为重视。因为党中央迁驻保安后，一直有解放宁夏，以宁夏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打通外蒙古和苏联联系的打算。

蒙古工作委员会在盐池县成立，后迁到定边，中央党校等机关迁住定边。蒙古工委决定以骑兵团和曹动之带领的蒙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骑兵部队指挥部，高岗兼任司令，曹动之副之，统一指挥三边、伊盟各县、旗的地方部队、游击队、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统战工作，争取蒙古族上层人士抗日救国，高岗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揭露了日伪蒙奸合伙泡制“内蒙独立自治” 的骗局和国民党军阀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改县调印(即旗改县，调换印章)，建立保甲，帮助日寇吞并内蒙的罪行。明确指出关乎内蒙古民族存亡的严重问题，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蒙古工委在定边成立了蒙民招待所，专门接待、联系蒙族人士特别是上层人士，发展统一战线。同时开办了训练班，专门培养训练蒙古族干部。

蒙古工委按照中央提出的“在少数民族中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不能到处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的精神，确定蒙古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以伊盟为中心，有计划地大力领导蒙古族的抗日救国运动和开展民族工作。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蒙古族群众，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争取大部分蒙古上层人士同情抗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政组织，动员群众，发展农、牧和盐业生产。

乌审旗、鄂旗在蒙古工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和建立统一战线活动。按照蒙古工委“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的指示精神，田万生、赵通儒、白汉臣、郝登鸿等一批干部到伊盟各地针对蒙古族重义气、讲信用和磕头拜把的习俗，以做买卖、揽短工为名，联系上层人士和蒙古族群众，扩大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反蒋救国的道理，在深戛鲁图、舍尔利格等地发展蒙民党员，组建基层支部。田万生去乌审旗动身时，高岗亲自和他谈话。他说：“开展乌审旗地区的工作很重要，这里的工作一做好了向后套发展，就可以为打通国际交通线创造条件。你在乌审旗已经有了关系，要先找奇国贤，然后扩大范围，为上层工作的开辟创造条件，争取乌审旗成为模范区域。”田万生作为蒙委特派员独身到乌审旗王府做统战工作，他按高岗的指示首先找到奇国贤家，对奇说：“是高岗派我来乌审工作，请兄弟关照。”并把高岗嘱咐告奇。奇国贤说：“高司令派来的人，只要是我管辖的地方，你可以放手工作，我想办法保护你。”田万生经过一段工作和蒙古族群众熟了，拈香结拜，称兄道弟，亲如一家。有些蒙族同胞要求到延安参观红区，经高岗请示中央同意，于1937年1月(党中央刚迁到延安)组织了一个54人参观团，由田万生、其劳(汉名赵玉山)带领到延安，白坚负责接待，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进行友好谈话，使参观团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对开展伊盟地区统战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参观团的同志给延安和毛主席着了神奇的色彩，有的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和凡人不一样，是天星转世，神仙下凡。回到伊盟后，越传越神奇。

蒙古工委在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在政治上坚持抗日反蒋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战线，还以经济领域进行统战工作。在解放前，定边、盐池、鄂旗，大池、苟池、傲包池等名义上是蒙人管理，实际上所有权归马鸿逵一手掌握。驮盐的要割两张税票，一张由王爷开，税款轻，给蒙人一点甜头，另一张叫花定票，由马鸿逵的盐务所开，这张票税很重，收得税几乎全部归马鸿逵。骑兵团把盐池收回管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形成统一战线，阿拉庙伊南游击司令部保安司令章文轩向我蒙古工委及高岗提出要管理盐池。蒙古工委为争取蒙古上层人士，高岗同边区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研究决定将盐池交回鄂旗蒙人管理。章文轩随即派人来蒙古工委接收并受到高岗等热情接待。盐池交回，对鄂旗一带特别是上层人士影响很大，为我党在伊盟开展统战工作创造条件。蒙古族群众说：“红军真为少数民族办好事，马鸿逵把我们的盐池抢占了，红军给我们夺回来。”借此机会，高岗及时派田万生、曹步诚、慕生发等做王爷章文轩的统战工作，送给几十条枪，打消了章文轩对红军的戒备心理。双方洽谈达成四项协议：①相互来往，有事共商；②章部允许共产党在鄂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发动和宣传群众抗日；③章部允许共产党在汉人地区征收抗日公粮，杜绝保安部队挑衅事件；④双方协议条款，对国民党方面严守保密。从而，鄂旗地区蒙汉人民友好往来，扩大了我党我军影响，抵制了日伪和国民党特务、汉奸向伊西的侵占，为创造和发展伊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6年夏，中央调骑兵团到瓦窑堡休整。高岗和张爱萍(5月从红大回到骑兵团)率部从靖边县麻城界出发行进中听老乡说，我驻李秋家坪县政府被张廷芝的队伍袭击。高、张指挥部队追击，一直追到下午未发现敌人，高岗主张停止追击，张坚持继续追，并亲自带领部队追击，想挽回胡石窑沟失利影响。骑兵团入春以来，除胡石窑沟失利后，在高岗指挥下连打胜仗，士气高昂，不顾疲劳。张爱萍是犟脾气，带领部队又追了二、三十里找到了敌人。战斗打响，战士们义愤填膺，奋勇当先，当即消灭部分，俘敌40多人，夺回了敌人抢去的东西。不料在返回途中遭敌伏击，部队受到损失，东西全丢，俘敌逃跑。气得高岗直拍脑袋，到乡政府连炖羊肉也吃不下。张爱萍在李秋家坪战斗失利后又调到红大学习。去校前，毛泽东召见并批评了张爱萍说：“你又犯了错误！你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作为带兵的人，不能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你说是不是？我看还是没接受教训，没有承认错误吧。”

1936年7月，中央派以毛齐华、贾拓夫和工、青、妇负责人李坚真、钟月林(宋任穷妻)等为巡视团和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到定边、盐池县等解放区考察和指导经济工作，对蒙古工作委员会给以极高评价。蒙古工委发动群众从老财家里挖出大烟、元宝银洋交中央财政部解决困难。有人对蒙古工委机关财务混乱感到怀疑。蒙古工委机关管帐先生为人老实，没文化，记下一本糊涂帐，检查团的同志帮助搞了几天弄不清，后来经考察团协助下反复核对把帐弄清了。高岗高兴地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提醒我们对经济的重视，只顾政治，没注意经济，几乎说不清，落个贪污名。蒙古工委在检查团的帮助下，深入发动群众，落实了工商业政策，对团结各民族发挥了极大作用。

期间，蒙民头头来很多人要同高岗和中央经济巡视团的同志结拜，为了搞好统战工作，高岗、贾拓夫、毛泽民、毛齐华等和蒙古上层人士设香案，结“安达”。高岗向毛齐华说中央红军未到陕北前，受朱理智等人的迫害，关进监牢，受冷受潮，致腿部生湿疮，至今未好。毛齐华说：“你到中央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治疗？”高岗说：“小毛病，不好意思提。”毛齐华回中央反映后，周恩来、张闻天电告部队派医生给高岗治疗好湿疮。

9月，中央在保安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部署宁夏战役计划，毛泽东向前线指挥员部署讨论。高岗以地方领导干部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宁夏战役”等问题。高岗在会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验及今后意见。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赞扬了高岗领导绥蒙工作的成绩。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在红军将领中，高岗同志能够独当一面，力挽狂澜，他和刘志丹一起使红军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别人的根据地全部丢失，而唯有陕北根据地得到发展，这说明他们的正确果敢，“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高岗这样的同志”。毛泽东讲这番话似是针对一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而言的。

通过这次会议，高岗对陕北错误肃反的根源有了进一步认识，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认识到政治上搞“左”倾主义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高岗被放在绥蒙草地沙漠没有辜负毛泽东主席的期望，经受起了“真革命”考验，不仅开拓了地盘，在绥蒙少数民族地区站住脚，在乌审旗、鄂旗和盐池创建根据地，还扩大了红军，和蒙古上层分子拉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并取得经验，出现了“抗日保蒙”的局面。这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属首创。

会议决定成立保安司令部(亦称三边保安司令部)，属中央军委二局，任命高岗为司令员。会议还决定改蒙古工作委员会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开始李维汉)兼蒙古游击司令，统一领导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团结蒙回等民族反蒋抗日。他担任保安司令后加强对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狠抓保安部队建设，做了大量细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已经成为一名可靠的、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赢得毛泽东的完全信任和重视。

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高岗、宋任穷、宋时轮、贾拓夫为委员。宁夏工委成立后，积极为宁夏战役做准备。西安事变后，宁夏工委撤销。

一次，高岗患病躺在老乡家的炕上。毛泽东亲自去看望，他见高迷迷糊糊，用手摸头滚烫，即派人通知中央保健医生傅连璋前去检查治疗。毛泽东亲自给高倒洗脸水，并对高岗随从人员说你们要好好照顾，高司令的安危关系到中央的安全。高岗不好意思地说：“着凉了，过两天就没事啦，我的命大，这点小病不要紧……别叫医生。”这件事连警卫人员也感动了，他们说：“毛主席真是人民的领导，爱兵如子，爱民如子，跟他干革命，一定可以得天下。”毛泽东和高岗交谈时，说：“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红军救了“中央红军”。高岗不同意这样说，他说：“中央红军救了陕北，也救了一批干部”。

西方野战军准备打宁夏、夺银川，中央派中组部长李维汉到定边于9月22日成立定边工作委员会，李任书记，高岗、宋任穷、宋时轮、贾拓夫为委员。10月，定边工委改为三边特委，贾拓夫任书记，高岗、李维汉、毛泽民、宋任穷为委员，高岗兼任军事部长。杨芝芳也到定边工作，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

为了增强汉、蒙、回三大民族团结抗日，10月下旬民族工作委员会在定边县城举行三大民族盛大宴会，进行会餐和歌舞演唱。高岗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各民族团结一致，驱逐日寇，争取中国独立，各民族解放。三大民族代表也互相表示民族团结的心愿。他们说：“这样的宴会从来没有过，现在响应高司令的号召，我们要亲密团结一致驱逐日寇，争取中国独立，使各民族得到解放。”这次名义是聚餐宴会，实质上是一次各民族代表人物交流感情，增强团结，一致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动员会议。

为了联合东北军抗日，早在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高岗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张学良、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士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已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致将士书说，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敌，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北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自东北军退出东三省后，蒋介石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的地方和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豫鄂皖边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来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要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人喜欢，教东北军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致将士书指出，打红军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而且是“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它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我们不揣冒昧的为东北军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诚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愿同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是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甘心做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来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在致将士书中提出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欢迎到苏区来。对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并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在致东北军将士书的敦促和释放俘虏高福元的劝解下，对张学良等将领触动很大。之后，红军派代表同张学良等谈判，统一战线取得一定进展，最终形成三位一体促成西安事变，达到国共合作抗战局势。

高岗按中央战略策略主要打击宁马军队和地方民团，避免同东北军作战。1936年秋张学良去南京，何柱国部趁机向我军进犯，我军奋起反击，打垮何部4个连，俘虏一批战马和人员。经过“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宣传和谈判，达成互不打仗的统一战线协议，我方将俘虏、战马等战利品归还。我军属下怨声很大，“我们用生命鲜血夺来的，当官的又送给，白干了一场……”高岗给部下做思想工作，解释统一战线的意义，揭露蒋介石企图趁红军跟东北军打仗，借红军的力量消灭异己东北军，同时削弱红军力量，达到两败俱伤，他好从中取利的阴谋，这叫“借刀杀人”。战士们听了高岗的解释，心悦诚服，怨声渐消。

红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设想以宁夏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以便于同外蒙和苏联的联系，争取外援。随着“打宁夏，夺银川”的准备工作，为三大主力会师筹备军粮在定边成立征粮委员会，由李维汉、董必武负责，贾拓夫、高岗为委员。具体征粮工作主要由高岗抓，他为红军主力打宁夏，夺银川筹粮、备草，保障了主力部队供养。后来由于西路军渡黄河后失败，宁夏战役计划取消。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西安逮捕了国民党几十名要员，实行“兵谏”。我中共中央在保安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推动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促进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14日张、杨两将军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所有“剿共”事宜一律停止，结束了西北战场上红白两军和国共两党的对峙状况。16日，南京政府何应钦军事部长演“戏中有戏”，悍然宣布了讨伐张、杨的命令，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向西安逼进，妄图趁讨伐张、杨的机会，灭蒋反共，为投降日本消除障碍，铺平道路。张、杨为回击何应钦等亲日派的进攻，把陕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关中东部。我红军主力也日夜兼程急行军南下，在西安西部集结策应东北军、西北军，打击中央军的进犯。

红军主力南下，高岗指挥骑兵团和游击队，承担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西北面的保卫防御工作。同时，征得东北军的同意，红军进入了原东北军驻守的陕北部分防地。12月25日，红军进驻延安，三边工作由民族工委统一负责领导。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当时有很多人心存疑虑，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在苏联的催促下，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高岗来到保安毛泽东住的石窑洞里说，这不是“放虎归山”吗？蒋介石这人向来出尔反尔，他不会信守诺言……下边都想不通，议论纷纷，说蒋介石不打日本，“9·18”后一再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共产党势在必剿。把东北军撤出东北，将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专门“围剿”红军，把中央红军赶到陕北，不知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罪该万死。革命就是要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好不容易捉住又放走。经毛泽东对“逼蒋抗日”解释后，提高了他的认识，疑虑顿释，心情轻松，并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胸怀。他积极向部下解释说，捉蒋是逼他抗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军队统一行动，一致对日，这是毛主席放眼全国救亡的。杀了蒋介石，正中了亲日派的阴谋诡计，发动内战，会削弱抗日力量……

期间，国民党特务和地方反动派勾结一起，趁我主力南下，肆意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危害中央机关，策动游击队叛变。为了保卫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安全，高岗奉命调回保安加强保卫工作，清除暗藏的特务、地方反动分子，有一次险些遭敌人暗算丧命。驻扎盐池县井记沟的豫旺县游击队长，在敌人的策反下，趁我军南下，策划谋反叛变。民族工委发觉后，高岗指挥骑兵团前往包围了游击队并当场缴枪，带回定边改编，消除了我后方一大隐患，稳定了军心，保卫了党中央的西面和北面后方基地的安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北地区不仅要团结蒙古族，还要团结回族、藏族和其他民族一致抗日。1937年初，为加强民委的力量，根据高岗的要求，中央调杨一木、高增培、王万义、鲁直等一批骨干到民委工作。高岗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意见，组织学习《三五宣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36年5月25日发表)。他指出加强团结蒙民和回民工作“是党在西北的战略任务”。他强调要坚持贯彻两个“宣言”的精神，回族人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协助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高岗亲自点名抽调一批骨干派往绥蒙各旗的桃力民、郡王旗、杭锦旗等地，全面开展伊盟地区的革命工作。他们继续深入贯彻《三五宣言》，宣传解释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蒙汉联合抗日保蒙救国。同时，抽部分干部到宁夏开展活动，发展回民地区抗日统一战线。他对派往各地的干部要求：要高举抗日旗帜，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争取蒙、回、汉团结起来，抗日保蒙、保回救国。

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蒙民部、回民部，杨一木任回民部长，赵通儒任民委秘书长兼蒙民部长，蒙民招待所改为蒙回招待所，还成立回民学校、蒙民学校，以便联系蒙、回民族，培养蒙、回族干部，还扩建了蒙汉支队，组织了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蒙汉支队是由曹动之领导的乌审旗卫队和横山县二支队的基础上组建的，刘约三任支队长，李占胜任政委，何英武任总支部书记；回民支队由马怀蔺任司令，李静波任政委。

这个时期，高岗在蒙族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他和蒙族群众及上层人士混得很熟，拈香结拜，请吃请喝，互相来往谈工作，交朋友很频繁。他们之间建立浓厚感情和革命友谊。成群结队从远道赶来定边的蒙族群众和王公贵族要见高岗，一见面就要结“安达”。高岗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做工作，把统一战线工作寓于交朋友之中，为尔后开展伊盟工作结识了大批朋友，培养了一批蒙族干部。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特务和日伪汉奸煽动破坏，制造摩擦，我方的人员被蒙人扣留后一说是高岗的人，蒙方就放了。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高岗先后带领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一班人，从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在三边和伊盟、盐池、豫旺开创根据地，以“三五宣言”和“回民宣言”为指导方针，宣传贯彻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以交友拜把子为手段，反对大汉族主义，深入细致地做民族上层人士和下层群众工作，争取团结了大批少数民族同胞包括上层人士和爱国分子及革命分子，解放了群众，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取得了成功的民族地区工作经验，并在蒙古族群众中留下深刻印象，树立了威信。高岗回到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伊盟的上层人士和群众是高岗的常客，称兄道弟，亲如家人。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和西北局，高岗主持召开多次会议，专题研究讨论蒙、回等民族地区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解放斗争，探索了正确的道路，从理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结合上创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