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了！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是人类战争历史上的奇迹，奇就奇在一个弱国打败了强国。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且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以及全世界范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地理位置处于中国版图雄鸡头的东北，地大物博，工业雄厚，交通发达。苏联军队将要撤回，出现了权力真空。为填补日伪被消灭后的空白，不仅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地区，也是美苏两大势力角斗的热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

东北背靠苏联，西边接壤外蒙，东边与朝鲜隔江相望。毛泽东主席在“七大”绘制夺取全中国的蓝图时，把东北作为夺取全国的战略基地。之后，中央决定派了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领导东北的解放战争，建立解放全国的后方基地。毛泽东说：“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一、庆祝抗战胜利内战前夜忧虑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要求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国民党集团却倒行逆施，要恢复其在全国的封建独裁统治，内战的危险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成为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1945年8月3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的协定对日宣战。苏联后贝加尔军区、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等，组成了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与机械化集团军、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总兵力157万，大炮28000多门，坦克5500辆，飞机5000多架，舰艇500艘以及自动推进炮若干，于9日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发起对日军进攻作战，突破了日军的防线，攻入中国东北境内。盘踞在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成了强弩之末，在苏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打击下，土崩瓦解。东路，由麦列茨科夫元帅率远东第一方面军与关东军主力交战，日军负隅顽抗，但军力对比悬殊，第一线阵地迅速崩溃，双方装甲部队刚一接触，日军的坦克装甲板薄，高射机枪一扫，装甲板像马蜂窝似的，全是窟窿眼儿，而苏军坦克装甲坚厚，炮弹都打不穿。于8月中旬，攻占了勃利、图门、敦化等地区；西路，马科诺夫斯基元帅率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由蒙古东部出击，横穿大漠，跨越大兴安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8月中旬，主力前锋进抵长春、沈阳近郊，左翼攻占齐齐哈尔，右翼进至张北、承德、赤峰等地区，一举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日军的联系；北路，普尔卡耶夫大将率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黑龙江，主力在黑龙江舰队配合下，沿松花江南下，右翼攻占暖辉，向嫩江挺进，左翼近逼宝清，连克佳木斯、依兰，逼近哈尔滨、北安等地。

其间，苏伞兵部队同时配合主力在双辽、辽源、延吉、吉林、大连、旅顺等城空降。各路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师。9月1日，东北全境解放，彻底摧毁了日军在中国的大本营，也摧毁了日军准备进攻苏军的力量。不可一世的武士道迎来了最后的末日，骄傲逞凶的太阳旗纷纷降落在黑土地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8月9日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了七道命令，其中第三道是命令冀察热辽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李运昌、万毅等部向东北进发，配合苏军占领山海关、锦州和承德等就近的城市。美国同时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这样，三方进攻迫使日本政府于8月15日接受无条件投降。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8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垄断接收日本投降权利，指出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日伪投降。

9月2日，日本天皇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128万日本军队向中国无条件放下武器。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举国沸腾，万民同庆。抗日根据地革命首府——延安，人们正在沉睡的时刻，突然传来日本投降的特大新闻，延河两岸欢声雷动，无数的火把，映红了夜空。巍巍嘉岭山之宝塔，放射着奇光异彩，延河水卷起了巨浪。各院校、工厂、机关职工、师生和农民，把棉衣里的棉套揪出来缠在木棍上，醮上油，做成火把，不约而同地向延安南关新市场狂奔而来。街上的大商号在门口高喊：“胜利了！大减价！”小摊贩们把水果、面食品等抛向庆祝的人群中，高兴地喊着：“胜利了！快吃！我们终于胜利了！”延安城的人民连续几天沉浸在欢乐喜庆之中，兴奋的说呀、笑呀、唱呀，睡不着觉。高岗和大家一样，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轻轻唱起《东方红》、《刘志丹上横山》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的民歌。

抗战胜利，不仅中国人民欢天喜地，全世界人民都高兴，连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也在他的回忆中说：“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据师哲老人回忆：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连日来开会分析抗战胜利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形势。毛泽东去重庆前，同高岗在杨家岭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恐怕住不长了。”

高岗说，内战可能爆发，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早憋不住了。毛泽东说：“内战一爆发，人民又要遭殃了，我们还可能要上山打游击哩。”

高岗说：“主席的看法正确！抗战胜利了！也是喜忧参半。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把他狗日的彻底消灭。”

毛泽东说：“对！一喜一怕。喜的是日本投降了，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怕的是国民党还有四、五百万军队，是强大的呀，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要离开延安啊。”

高岗说：“离开延安，换一个地方夺取全中国！”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那里是不会得到权力的。利用国际政治力量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分出权力，也许不是空想。”

高岗说：“要强者自动让出权力，这还没有过先例。”

9月5日，延安城几万人冒着细雨集会庆祝抗战胜利。高岗代表西北局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郑重宣布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毛泽东为抗战胜利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在八年浴血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械69.4万余支，炮1800多门，解放区人口达1亿左右，人民军队由3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民兵达到220万人(据96年报刊资料：军队130万，民兵250万)。创造了19个解放区，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69％和伪军95％。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的。据资料记载，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损失财产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以上。我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牺牲巨大。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的总后方，也是出发点。在党中央、西北局领导下，为各抗日根据地和战场培训、积蓄、输送了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军队，支持了一定物资，又发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榜样作用，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得来的权利。早在8月10日日本政府提出投降后，11日，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面命其军队日夜兼程，抢夺胜利果实，一面又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不许接受日伪投降。还命各地伪军“负责维持治安”。7月初，国民党政府派宋子文偕蒋经国同斯大林经过1个多月的会谈，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条约》。其中，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受降权利，把受降权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并答应斯大林提出的外蒙独立和签订《同盟条约》而换取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承诺。这就是蒋介石承认外蒙古为条件，换得接收东北和由蒋统一领导中国的权利。蒋介石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尚方宝剑”，当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的电报。

这个条约于8月下旬公布，之前中共全然不知，这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向美英首脑许诺：“战争结束后，由蒋介石统一中国”不无两样。之后，斯大林给中共发来一封耸人听闻的电报说：“你们不能与国民党打仗，你们如果与国民党作战，你们这个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

不信邪的毛泽东说：“这是什么话，如果说我们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说得过去，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么，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

为了争取和平，毛泽东代表中共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蒋介石利用和谈之机，准备发动内战。

就在毛泽东初到重庆之时，8月29日，国民党军队总司令何应钦印发了蒋介石在反人民内战时期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本》；10月13日，即在签订《双十协定》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其部队遵照“手本”进行“剿匪”，“督励所属，努力进剿，速达成任务。”但是，国民党军队远离华东、华北和东北，一时难以调遣。

8月30日，为抢占东北，蒋介石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命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以便与苏联交涉，并公布划分东北为九省二市(即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和哈尔滨、大连市)建制，任命了省、市长，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开始调兵遣将，抢先争夺东北。正如毛泽东指出，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了。

我党中央对抗战胜利后建国工作早有准备。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七大”以后，党中央和西北局积极抽调干部进行培训，为抗战胜利后接收新区工作做准备。

1945年开春，高岗除集中精力抓了干部组织培训外，还对1942年整风审干以来靠边站、“挂起来”和错整错斗的干部，抓紧进行甄别、结论，使之解脱出来工作。因为被“审查抢救”的人大多数是外地和国统区来的，由于条件限制不好调查，所以一些人的情况一时无法弄清和作出“肯定、否定”的结论。我挺进东北急需大批干部，高岗等向毛泽东建议，让一部分被“挂起来”的人“自已甄别自己”，“自己结论自己”。毛泽东同意了，他说，东北新区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这样一来，被“审查抢救”的人基本都解放了，派往东北地区工作。

其间，高岗部署了国民党驻三边的十一旅准备起义的任务。十一旅老底是苏雨生部，早在1930年，高岗、张东皎等在该旅搞兵运，培训干部，建立中共地下组织。1932年拉出两连队伍起义，解救了红军游击队危急。此后，一批党员长期潜伏其部做统战工作，使十一旅和边区一直保持友好关系，高岗和曹又参以师生关系书信来往频繁。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因该旅反共不力，一直视为杂牌军，受尽了歧视排挤之辱，吃尽了分化瓦解之苦，国民党克扣军饷，在边区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高岗指示边区政府拨款支助。

高岗一直关注十一旅走向人民方面的前途，抗战胜利之前，预料到内战危险的存在，西北局先后派李启明、黎光、葛申等到宁夏、绥蒙考察动态。他们在安边了解十一旅的情况期间，向地下党传达了高岗的指示，要求地下党组织一方面坚持维护统一战线，准备对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另方面准备抗战胜利后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打内战的阴谋；要积极培训干部，扩大进步力量，发展外围组织，对军官和士兵进行民主革命思想政治教育；地下党组织积蓄力量，加强领导，一旦时机成熟，就带全旅起义，走向人民方面，反对内战。

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根据西北局、高岗的要求，取得一团团长曹又参的同意，举办了两期军事培训班，在牛化东、李树林等地下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对一团班以上干部进行培训。他们以军训为名，进行了民主革命政治思想教育，为起义奠定思想基础。同时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工作。一团共13个连长中有11个是中共党员，团副长(牛化东)和一个营长(李树林)也是中共党员。

1945年10月初，高岗派胡立亭到安边传达了毛主席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并告诉代旅长曹又参：“总的一句话，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的。”希望十一旅走向人民一边反对内战。曹表示决心率部起义，走向延安。曹想争取邓宝珊带领杂牌军队也举起反对内战的旗帜，震动更大些，他对胡立亭说：“一切问题到榆林后决定，你回延安向西北局请示一下，最好他们也去榆林一趟。”

全国内战爆发的前夜——1945年10月25日，十一旅脱离国民党，毅然宣布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以旅规模第一次起义，在西北地区是继“华池起义”第二次最成功的起义，在全国来说，也仅次于华北高树勋起义规模。十一旅起义对胡宗南马鸿逵集团震动很大，为国民党杂牌部队指明了前途。该旅成功起义，是我党地下人员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有高岗的一份心血。曹又参代旅长到延安后，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毛泽东主席握着曹又参的手说：“你来了好，我们欢迎。你们是历史的火车头”。朱德、贺龙、彭德怀分别举行宴会、晚会，观看《逼上梁山》评剧。在“火车头”带动下，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有100多个旅师起义。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11日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3日，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军队高级将领参加，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抗战后中国政治形势和前途，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指出对蒋介石“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他说，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在演讲中反复阐述了新时期的任务是国内斗争，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斗争，这将是一场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是中国两种形势、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定胜败的斗争。他科学地估计了内战的严重危险性，号召全党提高警惕，准备内战，做好保卫抗战胜利的精神准备。“我们再三再四讲明内战危险”，“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有的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丢在脑后。”他用保安县旦八寨子为例说明反动派的本性，批评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抱幻想的人。指出“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新中国是我们的！”这就意味着中共一定要夺取全国政权。

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讲话，从思想上政治上武装了全党，为保卫抗战胜利，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了必要的准备。

高岗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提高了对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和内战危险性的认识，坚定了以武装自卫战反对反革命内战，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卖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形势下，出现和平局面有点可能，因为如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象江西时那么容易对付的，比那时强大的多。但是从蒋介石的过去看，内战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原来“攘外”时集中力量“安内”，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而现在共产党越“安”力量越大。蒋介石决不会善罢干休。

我党反对恢复战前的旧中国，要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已经确定的目标，也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是不可能扭转的根本意志，可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允许的。

23日，各战区将领临返前线时，刘伯承准备到保育院看望小孩子。天不亮前，他的小女儿——华北，被敌人残杀。伯承偕夫人到保育院看到小女儿血淋淋的死在小床上。敌人以杀害革命后代给刘伯承等将领示威。刘伯承将军说：“华北不只是我的女儿，也是中国人民的女儿，孩子死是有贡献的，她要我们永远不能麻痹，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敌人用暗杀革命后代的阴谋来扰乱军心、民心是妄想，敌人不投降，就把它彻底消灭。”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是明摆着，反革命的内战是必然的，须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前两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党内通知，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其气势汹汹所吓倒。”毛泽东反复告戒全党“立足于打”，不放弃“争取和平”，不能对和平谈判存在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高岗等，欢送各解放区领导和高级将领分赴各战场。毛泽东又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谈得越好。”

同日，党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问题，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指出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主席去重庆前，党中央决定派林枫、张秀山等带领1500名干部，先行进入东北工作，拿不下来，可做地下工作。干部团由部队护送，从延安出发，经绥德、晋西北，向东北挺进。干部队伍出发前，中央和西北局领导刘少奇、高岗等和张秀山、黄永胜等进行谈话，交待任务，并组织欢送。

9月14日，苏联红军代表和时任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从东北飞抵延安。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当晚，根据汇报情况，政治局研究了全国军事部署的战略问题，确定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高岗出席了这次调整战略方针的会议，并对全国军事部署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积极支持刘少奇工作。他认为东北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现在空白，调军队、干部尽快去，前面拖住几个口子，东北就是我们的。“独占东北，我们就有可靠的后方基地。”政治局开了一夜会，经请示在重庆的毛泽东，15日凌晨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立即赴东北工作，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于18日到沈阳。

党中央加强东北的争夺工作，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件大事，能不能把东北拿到手关系到全国解放战争能不能早胜利的关键一环。所以，政治局继续开会研究决定西北等各中央局，立即调配一百个团的军事干部和大批地方干部、军队，各自寻找能最迅速到达的路线进入东北。

高岗对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调整战略方针很满意，在研究去东北局的人选时，高岗主动提出到东北去。刘少奇没同意，他认为高岗在西北威望高，对边区情况熟，党中央在延安，继续让高岗在西北工作有好处。但是后来有人说，派高岗去东北本来是最好人选，他有根据地、军事经验，比彭真更合适，可以避免初进东北期间的一些错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统领西北党政军工作。期间，刘、高相处最融洽，配合默契，共谋大计，为解放战争开始做出了贡献。

9月19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征得毛主席的同意，遂派林彪、罗荣桓等高级干部赴东北工作。去东北的政治局委员4名，中央委员20名；从陕甘宁边区抽2万干部，从山东、华中和西北调10万军队进入东北，抢在国民党进入东北、苏军撤退之前，打算我独占东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炮兵学校和通讯学校全盘搬往东北。外电报道说：“共产党、八路军真如神兵天降。”

高岗等日以继夜抽组和动员干部去东北工作就绪后，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听了刘少奇等汇报后，决定派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作，加强东北干部力量。毛主席在杨家岭召见高、张谈话，他们分析了东北的战略地位和日本投降后的形势，一致认为我党先期占领东北的重要性，要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北满、西满地域广阔，背靠苏联、蒙古，是我们首先要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你们一个是建设根据地的专家，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都有长期革命工作的经验，中央派你们去东北，加强东北局干部力量。前方有林彪、罗荣桓，后方有你们，我就放心了。”东北情况我们了解不多，你们做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汇报，不管任何困难，“一定要把北满根据地搞好，要像钉子一样死死站住北满，有了这片根据地，我们就有与国民党抗衡的资本了。”他接着说：“老高啊，让你离开西北行不行啊？我们要占领东北，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光独霸西北不够的。你回去安排一下，让习仲勋暂时负责西北局工作，这里有彭德怀、贺龙同志，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安全。”

高岗如愿以偿，和张闻天、李富春、王鹤寿等乘坐美国军事观察组的飞机出关夺天下，准备独占东北。刘少奇、朱德、林伯渠、习仲勋等中央和边区领导到延安东郊机场热情欢送并寄予厚望。高岗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于10月下旬离开他革命20年的西北，飞往东北。

他从1925年闹学潮到1945年抗战胜利，没有离开陕甘宁边区一步，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血汗，他带着一股对边区深厚的感情驱车到东关机场，登机起飞后，回首宝塔山，延河水和绵土沟、小砭沟(他的故居)，留下了冲动的眷恋之情，在冲天而起的飞机上久久不能平静，萦绕着在西北20年来走过的一条坎坷不平、遍地荆棘的道路，曾被敌人追捕、抄家、监禁、判死刑、反革命分子暗算和左倾路线者批斗、关押和准备活埋，先后遭七次劫数，历历在目；思考着飞往东北新的战场，创造东北根据地，夺取东北胜利。

北方的10月，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从飞机上俯瞰到农民忙于收获辛苦一年的果实，不由得回味着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教导和日前讲话。他们先飞抵邯郸，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休息几天后，改乘火车和汽车，经承德、朝阳到锦州，会合冀东来的李大章、张策等一起乘火车于11月21到达沈阳。他们沿途向已进入东北的干部、部队了解情况，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精神，部署争夺东北的策略和任务。

由于形势紧张，东北情况不熟，加上苏军干涉，高岗等高级干部为防万一，不敢在沈阳下火车，而在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就下火车，然后坐汽车到沈阳市。当时，沈阳一片兵荒马乱的局面，东北局先住在沈阳博物馆的一个大建筑物中，因苏军干涉而搬到铁西区。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将东北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由国民党政府接管。

苏联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以及“走钢丝”的姿态持续很长时间。他们不相信中共领导人民能够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更不相信中共能领导东北人民迅速控制东北，扭转局面。他们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不了解也是事实。他们认为中共是“农民土地改良者”，不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中共的军队只是些分散的缺少训练的“游击队”，成不了大事业。斯大林在早以前就要中国共产党像法国、意大利、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杆子，中共当然不能同意的。所以，他极力拉拢蒋介石，给中国的物资、武器都运给国民党军队，皖南事变后将数百门大炮运兰州支援蒋介石。1937年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王稼祥和王明时，询问陕北有多少红军？王稼祥回答：约3万人。王明赶忙插话说30万。因为在俄文里没有“万”字的数目，只能说30千、300千。这就给斯大林种下陕北红军多的概念。在苏德战争紧张时，斯大林两次电报要求中共出兵长城外、蒙古边境，形成对希特勒威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所以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红皮萝卜”，一直不大信任，认为毛泽东不听他的话，不听他指挥，说毛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免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1948年初，派米高扬到西柏坡来摸底后，斯大林看法有所改变。他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谈话时说：我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即划江而治)，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动员人民的力量战斗。“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

但是，直至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式人物，开始只称“毛泽东先生”。抗战胜利后，他同意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接管各大城市、铁路，又不让共产党的机关、部队驻扎大城市，也不让打出共产党的机关、八路军的旗号，我们不使斯大林为难，48年前称“自治军”、“民主联军”，机关和军队迁出大城市，到农村、小城市。高岗等一到沈阳就遇苏军通知东北局、八路军限期撤出沈阳。东北局再三交涉无效，竟扬言不撤就用坦克赶出沈阳。我军某师赶往前线乘车途经沈阳，被苏军赶下火车，限期离开，否则就缴枪。部队派人找东北局领导，高岗说，照苏军讲的办，回去给你们领导讲，就说是我的命令。实际东北局也没办法，他们都是被赶之列，高岗他们到哈尔滨也照样被扣起来。

高岗到达沈阳前，对“独占东北”信心很大。经沿途冀东、热河等地了解情况且国民党军已占山海关，并向北推进和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危机四伏的现实，他依形势突变一改初衷，认定我独占东北不可能了。在11月21日沈阳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研究东北战略方针时，他与东北局主要领导发生分歧意见。他说，苏联要履行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将沈阳等大城市移交国民党，国民党军已进占山海关。目前敌强我弱，又无地方党组织支持，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部队装备差，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避开大城市，应该到铁路两侧和农村及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创造根据地，做长期斗争的准备，而不是下大力气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的优势，丢弃大城市就丢弃了优势，主张力争坚持大城市，苏联红军按理支持我们，也应该支持我们。不会把我们控制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大城市很重要，绝不能放弃，有大城市就占优势。这种主张是彭真在七大发言时就强调以城市为中心，他说：“不掌握城市就不能有胜利。”先占大城市还是先占农村的两种意见发生分歧，林彪、张闻天赞成高岗的意见，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彭真坚持己见，直到“守四平，保长春”失败后，彭真的主张失败了，并造成极大损失，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教育了彭真。沈阳会议后，林彪对高岗说：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向中央建议，由你来主持东北局的工作。高岗说：我坚决不同意，“你千万不要说”。

高岗到哈尔滨对东北战略方针很担忧，他对老战友张秀山等同志说，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时，对先占城市还是先占农村的方向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城市不是不想要，现时争不到，争到也守不住，我弱敌强，非到农村创造根据地不可，力量壮大再夺城市。

客观地讲，苏军也给我军以支持、帮助，以牵制国民党，也同国民党打交道，不敢惹美国，不让美国抓住斯大林曾承诺的把柄，于是为“不使苏军在外交上为难”，东北局撤出沈阳，北满分局和军区也从哈尔滨迁到宾县。因此在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的行政官员和保安部队控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收编伪武装约20多万人，扩充其保安队等。

此时，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中国问题的公报，指出苏军尽早撤离中国。但是，国民党要求苏军推迟撤离时间，替它维持现状，以便乘机调进大批军队，独霸东北。苏军也想拖延以便搬运战利品。这样正好使苏军和中共领导及其领导的军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使苏军领导对中共和军队有所了解，看到八路军穿的烂，吃的差，武器劣，打仗很勇敢。在不违背雅尔塔协议的条件下，给中共的军队一定的方便和支持。把“三八式”枪丢下让我军拿，甚至将日军武器库暗示我军搬运。据有关资料称：我党我军进东北收缴日伪枪支50多万，为中共东北扩军提供了条件。

1946年1月10日，国共“停战协定”成立，双方颁发停战命令，但蒋介石同时密令调派部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他利用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来进行“和平”欺骗，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二、创建稳固的东北根据地

提出满洲战略建议。高岗根据多年流血牺牲的实践证明，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当时东北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看，已经洞察出“独占东北”无可能，准备“长期斗争”。要夺取东北地区，首先要形成守住背靠苏联、朝鲜的北满地区，并以此为出发点，角逐东北的中心，然后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构想。

中央红军到延安时，毛泽东曾找高岗、肖劲光谈话。他说，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了建设根据地的重要，还要靠我们去做工作。南方丢了根据地，长征二万五，真尝到流离失所的滋味。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指出，要提高部队的素质，需要搞军事训练，特别是提高干部的素质，对干部进行教育。要动员青年参军，扩大部队。

毛泽东的教导铭刻在高岗的脑海里，不仅在边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抓干部素质的提高，到北满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仍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教导，“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

1945年10月31日，中央决定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人事安排，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并建立总部。调刚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林彪改任自治军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

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根据党中央11月2日的指示，于11月16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和吉黑军区(后改称北满军区)。在讨论人选时，陈云推让高岗当分局书记，他说：你是西北局书记，当书记顺当。高岗说这不行，你当书记，我当司令，打仗、搞根据地，我比你有经验，我在外边打仗，你在家坐阵，有问题一起商量，保证听你的。他们俩都是东北局委员，创建北满根据地的重任落在他们肩上。

由于伪满时期，东北党组织损失殆尽，此时开展工作十分困难。高岗等到哈尔滨，住在南岗花园街的一座破房里，连门窗也没有，乱七八糟。从延安去的干部着装，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看起来很不象样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向苏军告他们是一伙“土匪”，苏军便把一部分人抓起来，押进监牢，后经交涉才放出来。

当时进军东北仓促，又没翻译，与苏军语言不通，无法接谈，有时只能用《国际歌》和马列书籍表示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苏军看不起我们，国民党也没放在眼里，群众看到八路军说，看你们那一身行囊，就凭你们那几条破枪还想夺天下。由此可以看出开展北满工作形势严竣，条件很差，创业艰难。

苏军为履行《中苏条约》和雅尔塔协议，将东北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移交国民党政府。11月17日通知我军公开的机关和武装部队限至23日前撤离哈尔滨市。我公开机关于本月22日从哈尔滨迁到距哈尔滨市90公里的宾县安营办公。军区机关在转移途中遭到土匪的袭击。先遣部队回报，宾县县城也被土匪包围，军区命汽车营迅速前往，在我先前到宾县城驻守仓库的两个连的配合下打退敌人。军区机关进城不久，又发生了敌人在城内搞里应外合的反革命暴乱，被我军消灭了叛匪。北满分局、军区和松江省的领导机关迁到宾县，也便于发动群众，创建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

陈云、高岗、张闻天于24日在哈尔滨市会合后开了三天会，进一步全面分析了满洲的形势，国军海陆空齐头并进，土匪猖獗，危机四伏，又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组织，没群众支持，连抬担架的人也找不到，有“西路军”过黄河之危险。他们总结了几个月来东北经验教训，提出全满洲战略决策的建议。11月30日，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和东北局发出关于《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对前几个月东北工作坚守大城市、独占东北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战略调整的意见。电报说：“当前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沈、长、哈)，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并提出在以牡丹江、佳木斯、北安、龙江、洮南等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电报分两天发出，中央当天收到前半部分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当中央收到电报全文后，完全同意陈、高、张的“几点意见”。接着，高岗等要求东北局增派部队到北满，肃清反动势力，创造后方根据地。

北满会议确定战略方针。北满分局和军区根据中央同意的电报意见，于12月1日，召开中央北满分局扩大会议。陈云、高岗在会上就目前形势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作了重要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要进入东北。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创造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高岗在创造根据地是有经验的，他针对国民党运兵东北态势，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国民党要争夺东北已经肯定，我们独占东北无可能了。我们要在东北站住脚，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中小城市和铁路两侧的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他说，北满匪患极为严重，群众深恶痛绝，土匪不消灭，群众难以发动，根据地无法创造，我们无法站稳脚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象闯进沙漠里的兔子，迟早要渴死饿死……”各级党组织和部队领导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创造能进能退的根据地，准备同国民党“长期的斗争”。他针对当时东北局的指导思想说，如果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国民党军队进来，我们进退维谷，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进来，我们是绝对占不住大城市的，进一步明确了形势和任务。会议一致通过了陈、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到群众中去，建立有广大群众可以依靠的乡村阵地。

会议后，北满地区抓紧组建各省、地领导班子，松江、合江、嫩江、北安(即黑龙江)、牡丹江等地的省委和军区指挥机构相继建立，并层层传达贯彻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整训队伍，派大批干部下去，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剿匪除霸，使北满地区形势斐然巨变，成了解放全东北的巩固后方基地。北满会议确定的“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整军扩兵”的方针落到实处。

高岗在指挥剿匪战斗中，特别强调部队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体贴群众的工作，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满足群众对经济的要求，从而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他把发动群众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做”，把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他的话来说：在陕甘开创时期，跟刘志丹学到不少发动和联系群众的工作艺术。依靠群众就胜利，眼睛明，耳朵灵；脱离群众就失败，成了聋子、瞎子，部队难以扩大。延安时期从1936年始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决策会议，已介入高层领导宫闱，加之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领导艺术，政治理论有很大提高，他对干部说：“中国革命不依靠农民群众，不能成功。”“东北党员少，干部少，军队也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待觉悟的农民，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任何革命，农民都是重要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动员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军，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

北满会议在东北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它不仅决定我党我军在北满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措施，同时，对调整东北的基本方针、战略部署和创造解放全东北的后方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调整东北战略部署。毛泽东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醒：“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对“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形势认识不足。我党初进东北时，正是存在着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的情形。

苏联把东北交给国民党后，蒋介石更加气焰嚣张，又有《中苏条约》的“尚方宝剑”，发动内战，夺取东北的方针、部署已定，划分省市建制，委任行政官员，建立国民党部组织，对伪武装和土匪头子封官加委，还把远在云南、四川等地的军队调往东北。

在1945年11月初，由美国的30多艘军舰护送下，国民党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集结完毕后，开始向山海关中共刚到达的山东第七师进攻，并占领山海关，继之夺取锦州。同时派遣大批特务潜入东北，与日伪军警相勾结，收编伪军和土匪，组成所谓“先遣军”等，以壮声势，与中共争夺地盘。

美蒋的战略目标，先抢占北平、天津，控制华北，以华北为基地，再进军东北，妄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独占东北。11月5日，苏军允许蒋介石在苏军撤离前五天空运部队接收各大城市。这就使国民党军队迅速大规模进入东北更为方便，从海、陆、空运往东北大量军队，武器装备也比我优良得多。我军兵力不足，又只靠两条腿，连小米加步枪也保障不了。东北局主要领导仍然抱独占东北的企图，把注意力集中于夺取大城市。

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军委并高岗等人的电报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先占沈阳，再夺长春”。

高岗、陈云当日即回电不同意“彭罗”(即彭真、罗荣桓)的意见，认为中央东北局的部署与中央的指示不相符，指出：“大歼灭及阻断北宁路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高、陈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7日，刘少奇根据高、陈的意见，回电指出：“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求迅速分散发展扩大部队，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东北局于10日复电中央表示：“决遵照执行”，并放手收编伪武装，彭真对张秀山说：“伪满兵都经过良好训练，我们有枪发给他们，即为我所用，‘拒敌于国门之外，独占东北’。”

马上发展大批军队，准备“决战”也不符合东北的情况。北满分局、军区收到刘少奇的指示电，及时电报中央和东北局，根据北满敌我斗争主要问题，提出补充意见。同时，汇报了北满地区许多战略要点为国民党势力占领或控制，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并存在着以国民党为“正统”的观念；我军现有两万多新部队，多系招集收编合股而来，阶级觉悟低，成份复杂，流氓、土匪、宪兵伪军极多，不但不能消灭敌人，还勾引土匪，助长敌人士气，没有战斗力，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群众对我不满，存在不稳定等情况。电报指出：这些情况决定我们要“准备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现在“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数量，应立即讨论如何掌握现有的部队……配备干部，加强领导，清洗坏人，补充兵员，解决服装，团结内部。”“军事首长率领此部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决地扫清各战略要点、中小城市的主要敌人，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

东北局在部署上仍把注意力集中于三大城市，“屁股坐在大城市”徘徊。12月21日，中共中央根据高岗、陈云、黄克诚等的意见，发出关于东北建立长期永久根据地的指示，指出：“请你们注意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设，”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犹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中央东北局和北满分局向中共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远在延安的中央对东北情况又不了解。12月24日，针对东北的情况，中央倾向北满的意见，以刘少奇名义向东北局发出指示，明确地指出“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指示指出了东北工作的要害。

其间，苏联获知东北局和北满分局的分歧的消息后，派一军官到宾县转达了苏联的意见，要高、陈转告中共中央，说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把根据地建立在树梢上，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经过潜心研究分析东北形势后，在养病期间亲自代表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为我党在东北提出战略任务和取得胜利的根本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积蓄力量，准备进攻。高岗、林彪等立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东北局仍抱着夺取大城市“战略决策”，封锁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贯彻，还批评高岗等“泄密”，逼他们作检讨。仍寄希望于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幻想，认为占领大城市争取主动权，造成既成优势。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但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放弃“独占东北”战略的，我们愿望无法实现。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伪满垮台，东北这块肥缺，不仅是国共争夺的焦点，也是美苏插手的热点。历来，和谈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蒋介石握有400多万军队，超过我军四分之三，装备精良，训练也较有素，在亚洲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不多。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杜聿明带一个军，一路攻占义县、阜新、北票、朝阳、叶柏寿等城市，简直攻无不克，所向披靡，随后几个军跟了上来。很显然，他们和谈是为争取时间，调兵北进，独占东北，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然后南北夹击，一举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群众愤慨地说：“十四年前蒋介石如果有这样的劲头，日本不至于那样轻而易举占领东北并依东北、华北作为基地，向各地发展。退一步讲，抵抗不住，也挫一挫日军的锐气。”

中央这次指示，形势与任务应该说已经明确了。可是，东北局虽然于12月撤出沈阳，仍留恋不舍大城市，在沈阳附近的卫星城——本溪、抚顺等城市打圈子。

高岗等对形势变化作了深刻分析判断，认定我独占东北“无可能”。随着形势变化，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应变策略，这是一个高级领导必具备的条件。他和陈云、张闻天去年11月就提出全满洲战略建议。刘少奇提出扩大部队问题，他们针对当时扩军形势，又及时指出：不忙于扩军(即收编伪武装)，要巩固好“现有军队”。因为当时，兵员成份很复杂，日本投降，伪满倒台，八路军进东北早，大量成建制的伪满军队走投无路，被我收编过来不少，军队迅速扩大。曾克林到沈阳不到10天，收编两万军队，北满也收编4个多旅的伪军。这些兵有的弄不清八路军、中央军是怎么回事，反正日伪垮了，苏军要走，跟八路军是中国军队，大部地方“和平接收”，旧政权的头头也包下来，戴上一顶红帽子；有的成建制被收编，多数是国民党建军分子组织的先遣军，配合国军接收东北，国民党军未到前，暂时投靠八路军求生存的。以“先八路，后中央”的策略，不少坏人混入我军。所以，军队扩大很快，在短期扩大军队近10万人。结果靠不住，国民党军队一进来，说国军是“正牌”，大部叛变，掉转枪口，打八路军，杀害我派进的干部。据资料记载1945年12月底到46年1月初，十多天叛变的有4万多人。随着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原收编的伪军警，多数叛变为“政治土匪。”

领导者在战略上存在着分歧意见显而易见。1946年2月，陈云、高岗针对东北形蛰日趋恶化的情况，又接连向东北局和中央电报反映情况，指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的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主力以迟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以陈云、高岗为首的北满分局、军区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并为中央做出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时，对后来东北战略部署的调整，实行正确的领导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这些番号改来改去，都是为不使斯大林为难。东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民主联军的管辖下，东满、南满、西满军区相继建立，连已建的北满军区共四大军区，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扩大组织补充团和地方武装。除山东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七旅直属联军总部外，其余主力部队整编后均归各大军区指挥。扩编后的山东第七师、陕甘宁的三五九旅和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等5个军区划归北满军区所辖。在陈云、高岗的领导下，上下团结，左右一致，军民合作，同心协力，造成强大的剿匪除霸、反奸清算斗争声势，建设政权，发展党组织，加快了北满根据地建设步伐，中央曾对北满工作给予极高评价。出师剿匪，发动群众，反奸清算。高岗到北满地区率先指挥剿匪战斗。他向总部要来三五九旅、山东七师等主力到北满剿匪地区，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短期取得胜利，打开局面。在剿匪的同时，以剿匪战斗开路，普遍开展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和除霸的群众斗争。高岗和陈云在宾县抓试点，他们亲自部署、指挥，掀起了反奸除霸的高潮。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发动群众，大造声势。他们没收汉奸、恶霸的土地、浮财，分配给贫苦百姓，同时在城市里清算汉奸及民愤极大的高利贷者等，将清算、没收所得交配给社分配。陈云、高岗等到点上总结经验，在全松江省乃至北满各省推广，指导各地反奸清算，动员群众除霸，建立依靠群众的根据地。还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社论，推动了东北各地区发动群众工作。北满分局和军区抽调干部和部分队伍，派到宾县基层进行反奸清算、剿匪反霸斗争。高岗向干部、部队交待：每到一处，都吃住在赤贫户家里，关心群众疾苦，严格遵守纪律。经过一段工作，群众把工作队员当作亲人。一开始，采取一个屯一个屯做工作，对在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及时进行培养教育，组织起来带到新区开展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干部的不足，又发挥了他们了解当地民情风俗的优势，说话群众爱听，也相信，反过来又教育了干部。从而由一个屯一个屯做工作，发展为一大片一大片地展开反奸清算、反霸，犹如“星火燎原”。分局、军区领导称之为“蝗虫政策”。北满地区农民多数是山东、河北逃荒来的难民、雇工、零工、伙种者占农民60％，如不解决他们的要求，便无法取得农民的拥护。抗战时期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抗战胜利后，中央没有分土地、反剥削的指示。为急于发动群众，高岗大胆主张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尽量满足群众的要求，只要有利于发动群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除了分配了开拓地外，还分配了汉奸地。高岗说，群众要分汉奸的土地就分，要清算严重的剥削者就清算，要减租就减，要减多少就减多少，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实行这种特殊办法是不得已的。鉴于目前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大胆点放开手脚，让他们多得点实惠，待群众觉悟了，会按政策办事的。这种办法吸引了大多数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有利于中共与民主联军把经济、扩兵和剿匪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哈尔滨郊外周围县城和广大集镇、农村很快掌握到我们手里，群众积极配合部队，挖掉了土匪立足的土壤，主动地及时地给我们通风报信，踊跃参军参战，为消灭土匪、反奸除霸出力献策献计。分局领导把这种做法概括为“经济——武装——再经济——再武装”。

在宾县取得经验后，1946年春，北满地区全面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反奸、除霸斗争，干部、部队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开拓地”给贫苦农民，安抚救济，把政治上的剿匪除霸、反奸清算斗争同解决农民迫切经济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奠定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群众基础。在土匪盘踞较多的合江、松江、牡丹江等省军区按照北满军区的部署，结合经济斗争，组织强有力的部队，划区包干作战，向大罗勒密、克木兰、延寿等地区流窜的政治土匪发起攻击，歼灭几千人，为民除大害，进一步揭开了发动群众斗争的盖子，群众扬眉吐气，所谓的“正统”观念不断改变，中共与民主联军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使我们在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站稳了脚跟。

到4月中旬，北满所辖5省，除黑龙江省5个县、合江省2个县仍被土匪占领正在进剿外，其他地区均在我党我军手里。嫩江、龙江(即黑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均建立民主政府。北满共65县我占58县。县政府大部分经民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多数经过改造，“经过四个半月的剿匪、民运工作，北满农民已认识共产党是帮助农民的，国民党不利农民。人民对我纪律严明及生活艰苦有好感。”不少人到哈尔滨去宣传民主联军的好处，扩大了中共民主联军的影响，为解放哈尔滨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