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造事业，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始酝酿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即将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振兴中华。为了适应新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和任务，中央对战略部署和领导机构、领导工作进行重大调整，加强了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与统一领导。

一、筹建国家计划委员会

1952年，全国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打击了资产阶级对新生政权的猖狂进攻。政权巩固，社会秩序安定。这些为1953年在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创造了条件。

但是，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过去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各大区相对独立的体制已不适应。同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应及时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刘少奇则认为应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有分歧，导致财政、计划和政令不能统一贯彻实行。毛泽东主席经过长期考虑，借鉴中国历代经验及外国经验，决定“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采取果断措施，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8月，中央参照东北局机构改革的建议提出《关于加强中央机构改变大区机构与任务的意见》，从各大区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工作，毛泽东“认为可行”，遂决定调高岗、习仲勋、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等到中央工作。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分别对准备调中央来的同志谈话，毛泽东与高岗谈话，并热情欢迎他早日到京着手分管的工作。毛泽东在谈话时对中央打算调各大区到京的领导人征求了高岗的意见。毛泽东说：对经济建设，“我们心中没数，人家想支援，我们甚至说不明白想要人家提供什么，提不出一份想要什么项目、货物的清单”，“你在东北搞几年计划经济，和苏联专家也熟，摸到一些门道，回来负责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期间，周恩来、陈云去苏联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未通过，并受了批评。毛泽东急盼高岗早日来京，重新制定五年计划。此时高岗正在安排东北1953年的基本建设。9月2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给高岗的电报：“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来盼告。习仲勋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恩来、陈云同志明日可回北京(即从苏回京)，并告。”

1952年9月，东北地区将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准备就绪，10月5——7日，东北局召开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会议，高岗在报告中部署了1953年的经济建设任务，号召东北国营工业中的全体党员和全体职工要以积极的态度全力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迎接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

会议之后，他回到中央工作，暂住在东北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集中精力筹建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构和对五年计划的原基础上研究修订的框架等。10月下旬，他又回到沈阳，安排、处理东北当前工作，在东北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运动的报告。接着，在东北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和加强农村和农业及互相合作工作。会后返回北京，在此前后，他多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研究各大区机构改革和任务，调整充实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和大区及部分省市区的领导班子，他在会上讲的意见被政治局采纳。

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19次会议，高岗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做出重大决定：改变了大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机构及其任务。决定指出，为适应1953年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更应加强统一与集中，中央政府的机构应大大加强；同时省、市级人民政府的组织也应加强，以加重省市领导的责任；因而大区军政委员会的机构与任务应予改变。大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大区行政委员会是代表中央政府在各地区进行领导与监督地方政府的机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之。”

这一重大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领导，大权集中于中央，增大了省市的责任，大区的权力相对削弱，取消了大区的军队指挥权。这对国家巩固和长治久安无疑是一项重大举措。中央的决定还对大区下设的机构也作了相应的改变，有些部门收归中央直管。会议对省、市和区区划建制作了调整，以达到便于经济建设的领导。

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集中统一计划和领导，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邓子恢副之，陈云、彭德怀、贺龙、邓小平、饶漱石、林彪、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安志文、马洪、薛慕桥等为计委委员。毛泽东主席提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担任计委主席，理由是他有领导东北有计划经济建设的丰富经验。委员中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高级将领，调到中央工作的各大区一把手和经济学者，他们在各大区独立领导经济恢复和建设中有一定的经验。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班子的组成非常满意。他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是经济内阁”。计委直属中央政府，不属政务院的，和政务院平行，也是党中央的经济参谋部。

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了教育部、体委、扫盲委员会等文化建设领导机构，对22个部门和13个省的领导班子调整充实和加强。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不仅保证了国家长治久安和加强了政权建设，而且保证了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组织领导和集中统一。

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会议“是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在政权建设工作中的一次巨大的建设性的改进”。社论说，三年来，我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各项改革，以及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恢复工作。东北地区在1952年已经开始了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结束经济恢复和改建工作，全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开始。

社论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顺利地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我们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首先必须加强国家经济的计划性。对于经济建设有计划的领导，乃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集中表现。“为了加强计划性，又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与集中领导，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

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仍兼任东北原任各项领导职务。他是各大区调回北京的领导5人中最受重用的一个，权力、地位甚为显赫，和周恩来平起平坐。中央的重要会议通知单上除毛泽东外，其余以刘、朱、周、高、陈为序。董必武说：现在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看来，高岗同志飞黄腾达了，高岗要请客了”。高岗说：“晚上我举行晚宴，欢迎诸位光临”。

11月下旬，高岗重返沈阳，主持召开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政府19次委员会议精神和决定。他在会议上，就东北第一次人代会以来三年中各项工作成就作了报告。他说，东北人民政府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贯彻东北第一次人代会和中央批准的“施政方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全东北人民的努力，苏联专家的帮助及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工作，使东北经济工作有了巨大的发展。他在报告中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东北53年各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建议。东北工作安排就绪后回到北京，着手1953年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重新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高岗走马上任，雷厉风行，大显身手，筹建国家计委领导机构时，十分注重经济计划管理人才调配。东北人民政府在建国前就仿照苏联成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高岗自任主任，已经积累了几年计划经济管理的经验。计委成立后，高岗提出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会管理且有一定工作实践经历的干部进京工作，充实经济部门领导骨干，加强经济建设工作，修订五年计划，推动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正是毛泽东梦寐急切的愿望。

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到来，1952年9月高岗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时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文章题目是《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赞扬该文：站得高，看得远。当时正在讨论制定五年计划和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文章以东北实践着眼，面向全国，指明了经济建设以中国工业化为重点的道路和措施，对指导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文章全面论述了工业建设的问题。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年中，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有计划地进行了经济恢复和改造工作，并从今年开始了有重点、有步骤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东北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伟大胜利。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56％。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国营工业占82％，而国营工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总值又占到67％多。这年的工业建设投资，新建改造的部分已占到70.4％。东北地区已走向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为全国起到领头雁的作用。

文章说，“三年来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确信：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它比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要优越百倍。这一社会制度给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虽然在抗美援朝和内部社会改革的严重斗争中，我国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财政经济仍能较预期为早地达到了“根本的好转”。特别是国营工业首先是作为国营工业基础的冶金、电力、机器制造业的恢复和发展，大大加强了“我国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政治地位。”“我们国家就具备了从事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条件。”“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是我们面临着的光荣的历史任务。”

文章指出：“我们今后的任务要比恢复时期艰巨百倍。”我们必须大大扩展现有的工业基础。我们要继续尽可能利用新的技术设备来改造现有的工厂，尤其要建立我们所没有的而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工厂，建立新的制造厂，开辟新的矿井，并以“最新的技术把它装备起来。这是我们当前最根本的任务。”我们要把工业的基本建设放到“一切工作的首要地位；我们党和政府，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要把这个任务光荣地担负起来。”

文章说：没有工业的基本建设，不把基本建设做好，国家的工业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的国家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和真正的独立，也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的前途。工业的基本建设是百年大计，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国家的建设计划，就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和步骤的蓝图”。

高岗指出：“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从轻工业开始，依靠轻工业的积累来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一般道路，是必需数十年乃至百年才能使工业真正发展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从重工业开始，从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开始，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这是困难多而发展快的道路。”他说，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工业的道路来建设我们的工业，必须依据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国人的路”，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从重工业开始，从生产资料的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开始，以便迅速地求得经济的独立，增强国防力量，来消除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威胁。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那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他强调实现工业化，必须把“国营工业放在第一位”。企图以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随着国营工业的发展，私人工业在符合国计民生的条件下，也会得到一定的发展。“东北三年多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东北1951年的私人工业在生产总值比1949年超过一倍以上。

他在文章中就工业和农业、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详细论述。指出工业发展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逐步实现合作化和集体化；农业的发展，既以工业发展为前提，又给农业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没有农业的发展，我们的工业建设就会“跛起脚来。”

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都必须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制订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分析需要与可能。既要反对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估计不足，对群众的创造力量估计不足，对后备力量的增长的迅速估计不足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应反对不管主客观条件和可能只按主观愿望的冒险主义的倾向。”

高岗在文章中突出强调培养人才的问题。“有了建设的计划，还需要执行计划的人才”，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基本建设需要的技术水平，远远超过工业恢复时期。我们再次遇到“不懂不熟”的情况。要动员全党来学习生产技术，学习经济知识。学习苏联经验。“技术是决定工业建设成败的关键。”要开办初级高级的技术学校，招收职工和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每个较大的工厂、矿山，都办这样的技术学校。对于旧的技术人员，采取“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政策”，把他们当作“国家的财富”，使他们发挥应有作用。

对建设资金积累，他说不能靠涨价，而靠增产节约，同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加重农民的负担，要按照工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积累速度，“正确地制定国家计划，防止百废俱兴，失掉重点的倾向”。要严格财政统一制度的办法达到节约的目的。

高岗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主席审阅后发表的，对当时制订五年计划和提出总路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

高岗任计委主席后致力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重新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他首先调整充实了起草修订五年计划草案的班子，抽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派人赴苏找资料，学习苏联经济建设和编制五年计划的经验，对国内外的情况、各种资料分析、研究、考察，在原有的基础上论证和综合编制计划。

1952年冬，中央决定在53年2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岗主持计委会议，不分昼夜修订五年计划和研究提出苏联援建方案。

1953年春，国家计委会同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率领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研究了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问题。他们在调查中，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系统地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深入考察了南方在建国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调查结束后，5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高岗亲自进行审改后送毛泽东。

调查报告指出：建国以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呈现出统购、包销、加工、订货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凌驾于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之上，仅次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其中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变革所有制。报告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主要形式，是我们把资本主义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它部分。

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讨论资本主义改造问题，并将《报告》提交会议讨论，还编印了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论新经济政策的材料。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领导外，还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广州、南京、武汉等10大城市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高岗等在会上讲话、发言，肯定了这个报告，认为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有发展。在讨论中有人持疑，被毛泽东驳回。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岗和李维汉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会议上作了报告，使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更加明朗化和具体化，将其纳为五年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步骤。编制五年计划是一项繁浩的系统工程，在一无先例，二缺经验，三人才不足，又不明地质资源的情况下，要制定出史无前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作为今后长期的基础建设计划，的确困难重重。

早在1951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十年计划经济。1952年8月，政务院提出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周恩来总理和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将《草案》拿到苏联征询意见。苏联政府领导人看后认为这不能算是五年计划，并说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提出批评，未予通过。同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高岗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想，在《草案》的基础上，根据苏联的建议和经验，参照东北几年来的实践经验，也参考了国民党的一些经验教训，主持召开专门会议，重新讨论修订五年计划。高岗在东北工作期间和苏联援助东北经济建设的专家接触频繁，又亲自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和援助项目，和苏联领导打交道多，还考察苏联的经济建设项目。苏联的经验和专家的作风对他影响很深，他和苏联领导关系是比较好的，对他感悟最深的是苏联重视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它们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人民的努力和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和农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奋发苦干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尽早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全世界创造出一条新的道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为发展工业确定了目标，设想农业集体化道路。这个计划，当时被西方资本主义认为是“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然而，在苏共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向上，奋发苦干，只用4年多一点的时间，竟于1932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击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攻击。苏联在发展工业化中，拼弃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化，都是先从轻工业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积累资金，然后把积累的资金转到重工业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苏联决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这条路。斯大林说：“布尔什维克党知道战争日益近逼，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迟一步，那就等于失败。”我们党“记住了列宁的指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历史事实证明，苏联没有强大的工业化，恐怕被希特勒吃掉了，也没能力出兵援助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东北的历史比较复杂，自清朝发迹入关前，与明王朝争战多年，吴三桂引清兵进关后统治全国，东北比较安定，清朝垮台后，张作霖称霸多年，另打旗号，不受国民党管辖，后又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加伪满双重统治。日本投降后，按雅尔塔协议，国民党以“主权国”名义接管了东北，实行短暂的控制(主要在大城市)，我军不到3年解放了东北。东野主力入关作战，高岗主政后很快控制了局面，并取得了大的进步，赢得斯大林对高岗赏识，送给中国领导人的五辆小车其中有高岗的一辆。高岗对斯大林也很崇敬，对斯大林的意见很赞赏。高岗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很感兴趣，1949年访苏后，大大加强了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自任计委主任。他在主持编制五年计划时，参考了苏联意见和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得到苏联的大力帮助。高岗主张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应该以“重轻农”的次序安排，在速度上是采取跳跃式的，加大力度。高岗用世界上发展经济的经验来说明重轻农的关系和速度。他认为资本主义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50至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工业化。苏联过去走的道路正是我国今天要走的道路，苏联走过的弯路我们可以避免。他还搬出在东北运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国家资本主义论述和苏联建设经验指导东北经济恢复改造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取得成效，来说明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只有重工业一上去就可以武装和促进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发展，就可以加强现代国防力量，就可以促进商业的大发展。东北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次序安排，能使发展“又好，又快，又省”。这种考虑是符合当时形势的，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美帝侵朝战争的狼子野心作为跳板侵略中国，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我国工业底子太薄，鉴于这种客观现实，我国亟需建设强大的工业特别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

毛泽东主席很赞成以这样的次序安排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经济建设的重点。他在修改总路线学习参考资料中说得更具体：“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使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固然是为了工农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同时也照顾到工农群众目前的需要。只有逐步实现工业化，才能使工农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真正可靠的保障和改善。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就要有系统地发展国民经济，如果不采取这个首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也就永远得不到发展。”更进一步说明了首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的重要性。

1952年冬天，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计委委员李富春去苏联征询修改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并商谈对中国的援助。苏联领导再次提出了宝贵建议。斯大林表示：对中国的援助，在技术上是头等的，价格上是便宜的。他认为中国五年计划的发展要求速度快了点，他说做计划时应留有余地，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留有后备……。实践证明，斯大林的意见是正确的。苏共对中国经济建设援助是重视的，因有的供货未按时给中国，斯大林决定撤换了十来个部长、副部长。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等领导人两次找李富春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他说“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太坏。萨布罗夫认为中国的五年计划任务有些太紧，资料根据不够充分，最好提出两三个方案比较一下，再由两国政府审定。他指出：你们地质资料不够充分，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是你们五年计划的薄弱环节，设计工作落后。李富春对萨布罗夫所提意见作了说明后，萨仍坚持说，你们提出的五年计划速度是快了点，有可能受挫折，如果受到挫折中国党和人民都会感到痛心；把地质资源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把握的暂缓，这样中国建设速度将是很快的。李富春派专人回国将苏联的意见报告高岗。高岗于1953年春节召开计委委员全体会议，并吸收国家计委的局长列席，传达了苏联领导人对我国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然后对草案作了认真的修改。因为这样宏伟的计划，我国不仅缺乏经验，同时有很多大项目特别是一些工业设备还得靠苏联设计和援建，苏联的意见自然受到大家尊重。修改后的草案苏联领导感到满意，苏联米高扬等领导人同李富春交换了意见，首先肯定中国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是正确的，但速度快了些，认为发展重工业的主要困难是专家太少，地质资料缺乏，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地质资料建设，并对中国五年计划提出建设和援助项目的明细表，有民用工业、国防工业和有色金属等三张表(90多项)，将企业规模、交付设备日期、设计的时间等确定下来。高岗代表中央主持起草了给李富春的信，感谢苏联领导对中国五年计划所提的建设性意见，同时在信中提出了对扩建改建重建厂矿和派专家、代培实习生等问题具体要求。

在修订五年计划中，全国抽调大批专家学者和大学学历的红色秀才等汇集北京，苏联专家协助共同制订，还吸收一些原国民党、受过美国学科训练的高级经济管理人员参加编制工作。这些旧人员很赞成按苏联路线建设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高岗多次找旧人员交谈国民党管理经济的情况。

5月中旬，苏联对中国援助的谈判胜利结束，并举行了签字仪式。米高扬在签协议时说：“今天签订的协定，是一个庄严的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工业建设的协定，特别是重工业，为此，我们表示热烈祝贺。”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对苏联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不容否认，50年代初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支援是有口皆碑的。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启动发挥了重大作用。苏联专家忠实地履行了两国的“协定”和此前和东北政府签订的协定。他们按协定要求，从选厂址、工程设计、设备供应、指导安装和开始运转直到新产品的制造、技术人员的培训等全面的援助，这些都体现了苏联人民的真诚友谊。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的项目共156项(实际是150项，因先宣布了156项，以后就沿用这个说法)，其中包括前几年在东北等地已经开始援助的新建和改建的50多个项目。另外还有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60多个工业项目。这些重点项目中，有钢铁企业、有色金属企业、煤矿、洗煤厂、炼油厂、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滚珠轴承厂、动力机器厂、电力机器制造厂、化工厂、橡胶厂、国防工厂、火力发电站、医药厂和秦城监狱等基本基础建设，成为我们建设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骨架。这些大项目都有苏联专家帮助。苏联按照斯大林的承诺，提供的设备在当时国际和苏联国内都是最先进的，派的专家是一流的，知识也是全面的。他们为使我们掌握新技术，运用新设备，提供了实习工厂，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和关键岗位上的工人，工厂正式投产时都成了生产上的骨干力量。

苏联每年接收中国派遣1000名实习生，给中国派遣5个专家组，另有200名设计人员，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支援经济建设。同时，把援助中国的部分项目的设备列为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本来，他们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了，又加进去援助中国的任务，差不多每生产两台机器，就有中国的一台。应该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巨大的，确实尽到了国际主义义务。

5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友谊，实际就是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及工人、农民、军人之间最友好，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来往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团之类的友好访问都不如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工农、军人、学生之间那么深厚、具体。曾在中央设立的苏联专家局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没有苏联专家，就没办法体现当时的中苏友好。他说，我们要感谢苏联专家，没有苏联的支援和专家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建国初的“盛世”。“当时土包子进城，除了打仗，建设方面什么都是外行，大量的干部还处在文盲半文盲水平”。正如毛主席说：“因为我们心里没数，人家想支援，我们甚至说不明白想要人家提供什么，提不出一份想要什么的项目、货物清单。”“原来鞍钢有70多个工程师，其中60多名是日本人，日本战败后，技术员迁送回国，没有苏联专家来帮助，根本没办法恢复生产。”当时要建立航空学校，都有苏联派专家和技术员。东北大电站，厂矿出故障，我们请求苏联派专家来排除；建国初华北发生鼠疫，威胁平津等地，请求苏联提供疫苗和血清并派专家等，有求必应，苏联及时派专家来到中国。我们对待苏专家也不薄，1950年成立苏联专家局对苏专家从住宿到生活关心备至，工资比他们国内高的多，领导经常看望，赠送礼物。人心都是肉长的，苏联专家无论技术指导或者讲课，认真负责，体现了无私援助的精神，有的专家把我们需要的资料，偷偷让我们摘抄、拍照。当然也有个别专家干坏事，打中国学员，倒卖东西，乱搞女人。

1953年6月29日，国家计委主席高岗在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作了《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李维汉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的意见》的报告，会议集中了一段时间进行专题讨论。

高岗在报告中提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他强调指出，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增长；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财经会议前，张闻天(时任驻苏大使)回国述职后，毛泽东叫他参加全国财经会议，让他“捞一点‘资本’回去”。这正合乎他想做经济的愿望。他找高岗和有关经济部门负责人了解情况，表现出极大热情。高岗赞赏他懂经济，特请张闻天帮助他修改向财经会议上报告意见的“提纲”。财经会议开到不足一半，毛泽东指示批判薄一波，张感到味道有点不对，此时他正好患病请假去北戴河疗养。他走前，托请高岗向毛主席转达：他希望回国做经济工作的意见。张闻天的愿望未能实现。他回到驻苏联使馆接到陈云的来信说：中央不同意调动你的工作，毛主席对你有看法，表示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员拉下来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打消原来的想法吧。

高岗在会上的报告，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审改。周恩来审改后给毛泽东和高岗写了信，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和修改的句段，高岗看后说：改得好。信全文是：

主席阅转高岗同志：

高岗同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稿修改得很好，我提不出甚么新的意见。只是在开头一段，我仍认为初稿写得恰当全面，较修改稿上“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间内，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段话为妥。上次贾拓夫在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上，也孤立地用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口号，我曾提议改了，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不如仍以初稿将第一段写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三年多在经济恢复和改造上的巨大成功。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的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我这样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话，则报告稿十八页段末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还有，第八页第一章，“在水力电站和造船工业等建设”句，应改为“水力资源、电气化和造船工业等建设”，以免误会为“水力电站”。

周恩来

六·二八

高岗的报告对与会者鼓舞很大，使他们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在小组讨论中，大家争先恐后热烈发言，赞扬报告是建国以来最全面、最宏伟的一个振兴中华、振奋人心的报告，框架宏大，指标明确，措施得力，有新创意，是五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宏伟蓝图。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规模是巨大的，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投资总额766亿元(新币)，其中属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亿元，占总投资的55.8％。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基建投资58.2％；农林水牧投资占7.6％；交通运输和邮电占19.2％；贸易、金融和物质储备等占3%文教卫生占7.2％；城市公用建设占3.7％。上述投资总额相当于7亿两黄金，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举措。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有3000多个上规模的建设项目，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高岗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望实现。由限额以上即大型的694个(包括苏联援建的150项中的145个)建设单位组成了工业建设结构，将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舞全国人民的雄伟计划，是夯实振兴中华的奠基工程。60岁以上的人们至今还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称之为建国初期“盛世”。那时生活水平不算高，但生活质量好，“三反”、镇反清除了社会上的垃圾，人们心情舒畅，安居乐业。五年计划提前实现，经济飞速发展，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

“一五”期间，工业建设项目以配套项目安排，布局比较合理，改变了旧中国70％的工业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状况，改变了半殖民经济所造成的局面，内地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里。“一五”期间，安排新建项目上考虑到原料、资源和战备等因素，主要部署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苏联援建的项目中有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地区50个，中部地区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5个，其中有21个安排在陕西和四川两省。东北的基础好，把很大一部分加工机械企业摆在东北，如鞍山为钢铁城，长春为汽车城，沈阳为飞机城，富尔拉基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在后进地区也部署了一些大项目，以带动落后地区，改变后进面貌。军事工业都摆在较为安全的地区。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既按比例发展又符合国情，也正确地处理了几个关系，集中国特别是东北经验并参照苏联经验之大成，经过执行是成功的。到1956年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重大变化。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总产值为1286亿元，比1955年增长16.3％，其中工业总产值为703亿元，比1955年增长28.1％，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计划指标。农业及副业总产值为582.9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6％，比1955年增长5％。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基本达到1957年五年计划的指标，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产值超过旧中国百年的总和，工农业产值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满实现，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经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现代化程度与西方国家已经缩短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并不大，可以说处于经济大发展的前夜。可是，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分歧和斗争，直到高岗死后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有人企图否定五年计划的正确和成就。指手划脚，说长道短，以抿灭高岗的功绩。毛泽东生气地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来说，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

中国人爱用比较法：“不识货，货比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国家经济建设夯实了基础，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到1956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之上升为5％多，国家面貌发生变化，人民生活达到改善，举世瞩目。但是，“一五”计划提前一年胜利实现，冲昏了头脑，“使人骄傲”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58——62年)，不顾主客观条件，高指标，大计划，上涨了几次，下降了几次，搞得一塌糊涂，经济占世界比重下降到2％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的更大了，造成的损失几乎和“文革”时期差不多，“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几千万人在饥饿线上丧生，正确与否，两个计划实施结果对比一下，是非明确，历史事实最有说服力，胜于雄辩的。

三、为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思路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产生和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互相联系的，总路线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相统一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土地改革完成，改变了中国的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我国的威望大大提高。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国内主要矛盾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就要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三反五反”运动，实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斗争。

1952年元月，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他联系三反五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全面的分析了东北地区阶级斗争的现状后，明确提出在对待资产阶级的右倾表现和反对右倾的措施。他说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入城市，转入经济建设，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他强调坚决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必须向“资产阶级开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这正是毛泽东主席当时思考的问题。那时，毛泽东对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放心，十分重视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问题。毛泽东与高岗谈话时说：“我对你的思想很接受。苏联同志讲，在中国党内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管理的干部只有高岗等少数人。”

高岗说：“社会主义的经验很重要，《共产党宣言》里说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要立即转到反对资产阶级’。”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他俩的思想认识是一脉相承的。6月，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在中央统战部一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就无疑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后要消灭的一个剥削阶级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为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势在必行。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断定，这就要对战略部署和战略指导思想进行调整，确定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952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一化三改”的任务。他说，用10至15年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对确定总路线、总任务的分歧意见，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三个革命”的问题。他说，共产党闹革命，是革封建主义的命，革帝国主义的命，革资本主义的命。前两个革命我们革的差不多了，第三个革命要不要革啊？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妥协让步互敬互爱，握手言和，称兄道弟，长期共存？那我们共产党就不应再叫共产党了，应更名为社会民主党、考次基党、白恩斯坦党好了，甚至称为工党都可以。他面孔严肃地扫视了会场在座的书记处成员说，你们谁有这个胆量啊？本主席今天旗帜鲜明，替本党正名，要消灭资产阶级，包括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共他们的产。

总路线的制定和出台，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建国后，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高层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和做法，经常出现在中央的一些会议和中央文件中，致使下边执行中遇到困难。为了统一政令和认识，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和集中统一，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提出总路线的具体内容，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同时，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领导重新分工，并收回中央文、电审发权，从政治、组织、思想路线等方面保证总路线的贯彻落实。特别引人注目是高岗被任命为“经济内阁”的头，和“政务内阁”周恩来平起平坐，怎能不令人睁大眼睛。

1953年6月15日，在财经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高岗出席了会议，并参加讨论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实际上，正是毛泽东“脱离”了总路线，10至15年的任务3年完成，犯了“左”倾错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建议，被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决定向下传达，要求全党贯彻执行。

12月，中央宣传部拟的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对总路线作了最完整、最权威的解释。“提纲”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也称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高岗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实践材料，这个“提纲”编写容纳了东北的大量实践经验，特别是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报告里的基本内容被吸收。例如：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是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目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改造，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大大提高国家的财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观点整段被引入“提纲”。

以重工业为主导，带动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以一化带“三改”的观点是在东北地区从1949年高岗主政以来一贯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他组织发动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大胆地、独特地、创造性地组织实施，收到良好的效果，为毛主席构思总路线提供思路和实践依据。当然，东北经济发展快，更重要的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支持高岗大胆地干，充分发挥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大胆尝试，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共同纲领》的精神，也有苏联的经验和专家的帮助作用。

四、放手让高岗抓经济工作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毛泽东用充裕的时间，集中精力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特别注重考虑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他对高岗说：想从各中央局调一些有丰富经验、政治上很坚强的同志上来补充中央的力量。在全国人代会和党代会上铺开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整体规划，高岗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正确决策。

到1952年，全国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绝大部分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至10月，全国工业发展情况是：以解放前为100，电力1949年为72％，52年达到115％；煤49年45％，52年达到90％；石油49年为36％，52年达到113％；生铁、钢锭、钢材49年分别为11、16、18％，52年达到104、155、167％；水泥49年为31％，52年达到148％；轻工业棉纱、布、纸、烟，49年分别为72、73、90、83％，52年达到144、161、234、145％。有的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

高岗调来中央前，毛泽东派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到东北了解五反情况，实际是对高岗在东北工作的考察。陈伯达去时，毛泽东亲自给高岗写信：为了了解东北三反五反斗争的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高岗知道陈伯达是毛泽东跟前的大红人，他既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时称马列主义理论的“红色专家”。高岗对陈伯达是十分尊重的，他亲自或派人陪同这位“钦差大臣”参观了一些地方，又是宴请，又是跳舞，又是汇报，单独长谈，热情非凡。当高岗汇报了工农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用品，城市供应保障，落实民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政策；党政军民整顿组织纪律，整治了各种腐化现象(即三反五反)；军队装备和弹药的生产和供应，无论出人上和物力上都保证了抗美援朝的基本需要和组织人事工作等情况。陈伯达说：毛主席对东北工作非常满意，夸你是年轻有为的大政治家，很有一种办大事的风度。

高岗用人确有独到之处，东北工作出色，与他知人善任，唯才是用，五湖四海，不论资排辈，发挥各人所长有极大因素。

陈伯达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说：高岗确实很能干，很有魄力。他并不是那种被陷入事务圈子里的苦干家，他办事很有条理，工作、休息和娱乐活动安排的有条不紊。

高岗到京后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中央和大区机构改革，毛泽东和他经常彻夜长谈，从古到今，从政治到经济，从党建到人事及生活小事。在交谈加强中央机关领导机构改革问题并征求了高岗的意见。在谈到人事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央工作也难着哩，有些同志的思想，至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主张继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毫无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这就给我们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高岗对毛泽东谈话所指心领神会。他对毛的性格、特质了解比较清楚。早在延安时期就深有体会，认为毛泽东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彻底的叛逆者，他反对所有权威，力求驾驭一切，不容许别人分享权利的一个人。他反对走中国和外国已走过的道路，反对未经消化的全盘西方化，也反对照搬照套苏联经验，勇于追求前所未有的新途径，创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从最高政治决策到日常生活细微末节，喜欢大胆、气魄、干脆的斗争精神。他认为高岗也具有这些特质，不喜欢那些抱残守缺、固步不前的右倾思想。毛泽东向来办事果敢、独特，事必躬亲，什么事情都要向他请示，由他决定“各方去办”。

毛泽东对政务院成立总党组干事会和新税制出台很恼火，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并作出几项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对于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单位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直接受中央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亦称总党委会，书记周恩来)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执行，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为了更好地做到现在政府工作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这一决定，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政务院的一部分权力收回中央和中央主席手里，明确规定政务院有关部门的“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执行。”政务院总党委撤销，各部门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政府工作分为六大块直接向中央负责。

紧接着，在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具体分工：

(一)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作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二)所属的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划归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三)所属的农业部、林业部和水利部，划归计委副主席邓子恢领导；

(四)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五)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上述两次决定，中央把财政经济大权交于计委和计委委员。两次分工，按周恩来的意见，高岗都排在第一位，他既负责国家整个计划工作，又把各工业部划归他领导并直接向中央和中央主席请示报告，同时还兼任中国工业基地——东北大区的一把手。这样，高岗既有权力，又有毛主席的支持，更便于推行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方针，并提供了施展权力的舞台和空间，更加引起一些人的眼红、嫉妒。

高岗分管的工作，量大任重，差不多每星期召开碰头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和了解各经济部门的工作，调度生产，解决问题。同时，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形势，他亲自主持计委干部学习会，邀请专家讲学。为了赶修订五年计划最后定稿、报送苏联，53年春节时还在继续开计委委员会议，朱总也参加，大家连午饭也没回家吃，街上买些烧饼吃。有人说高岗带了个好头，毛泽东说计委破了旧除夕。这说明工作非常紧张的，有人却说高岗出风头。其实，高岗一贯工作作风是对一件主要工作，干不完不歇心，并非出风头。

高岗初到京对属下曾说：我到中央一不多讲话，二不写文章，三少管事；中央给分管的事一定要做好。实际上没有少讲话，没有少管事，文章倒是没有写。他主持的经济工作颇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经验不足，党的工作全面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高岗抓经济工作，他说：“我就是依靠高岗同志做经济工作。”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连续举行了5次会议(即24至28次)，听取了抗美援朝、财政经济、政法、文教等报告，使总路线、总任务通过中央政府委员会讨论变为国家意志，统一了优先发展工业化，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认识。高岗在会上讲话时，突出强调发展工业问题，也是最后一次提出发展重工业的报告，反复阐述发展重工业的至关重要性。针对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他说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农业的大发展要依赖工业，只有首先着重发展重工业，才能实现工业化，巩固国防，为农业开辟广大的发展前途，使国家富强起来，使全国人民的生活真正改善，这才是真正的大“仁政”。否则工业不能发展，人民生活也是不可能根本改善的。国家建设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全国人民应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努力学习苏联，培养自己的专家，发挥现有的工业生产潜力，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只要全国人民更好的组织起来，万众一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地积极努力，我们的伟大的建设计划一定能胜利完成。

高岗的即席讲话为毛主席所肯定，《人民日报》发表了，是他进京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的讲话见报的文章。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发展工业建设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人民生活要改善，但一时不能改善很多。“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高岗和毛主席的想法一致，配合默契，抓住了人民对于建设工业化和解决落后农业、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矛盾。他们认为解决这些矛盾，只要发展重工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好比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重工业一上去，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高岗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时，毛泽东和梁漱溟吵了一场。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和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梁漱溟多有接触，但梁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1938年毛泽东在陕北称雄割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成了“抗日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天下人心归延安”，“共产主义在延安”。梁漱溟以无党派人士到延安考察。国民党曾经也提出过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所以，梁漱溟在山东搞过农村改造试验，对农村较熟。毛泽东农民出身，两人有共同点，在农村问题上有共识。所以，梁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热情款待，留住了几天，和毛、高结为老朋友。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提名选梁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颐和园给安排了住所。“皇恩浩荡”，梁漱溟积极为新中国服务，他对土改早有夙愿，要求到四川参加土改运动。这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邀请政协委员列席，重点讨论工业和农村工作问题。周恩来建议让梁发言。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批评意见，说“工人九天之上，农民九天之下”。毛泽东那几天正和江青发生矛盾，心生闷气，迁怒于人，发作到公务场合。梁的发言他听的很不耐烦，示意高岗制止梁的发言，高对梁提示可止，但梁越说越上劲，竟冲着老友毛泽东讲的更凶，语言更尖刻，使毛泽东坐不住了，站起来夺过麦克风，严厉地批评梁漱溟，梁反唇相讥，近乎骂仗。高岗责令梁退到讲台下。毛泽东怒气未消，18日举行的第28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梁漱溟进行严厉批判。

五、揭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页

1953年是贯彻总路线，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揭开我国经济建设第一页。《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这充分体现中央对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也指明了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

为了迎接经济建设高潮，国家计委对全国基本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分析，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提出了1953年的工作方针，工作步骤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掌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计委系统接连召开了的基本建设会议、全国厂矿长会议、煤炭计划会议、公司经理会议、基建工地主任会议，部署了53年整个经济建设工作，并发出指示，号召向东北学习，以东北为榜样，进行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派出大批人员去东北学习、取经。

高岗从东北调来的马洪、朱镕基等一批(据资料：从东北调入计委近百人)是既懂经济，又有东北实践经验的干部，一到计委大显身手，参与制定五年计划。朱镕基首先写出重工业部1953年的计划报告，高岗审改后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月15日批示：“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以照此执行。”遗憾的是这些能人后来都受到高岗的株连影响。马洪在1954年打成“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朱镕基在反右运动中，经计委领导多次动员“鸣放”后，他对计委提了点意见，也为高岗说了几句公道话，“那么些问题就被整死”。计委反右办认为朱“自傲清高”、“目无组织”、“固执己见”、“不听领导”，是“高岗重用”的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等，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当然，在“高饶事件”和反右斗争及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和“习贾刘”“彭高习集团”中，受迫害和株连的类似人才甚多。据资料记载受迫害的干部约百万人，连带家属、亲友、同事有几百万人被株连。

毛主席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重点试验放在东北。东北地区为迎接全国经建设高潮到来，提前在1952年就开始重点建设，为全国树立了样板。东北为迎接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对1953年的工业概算、计划、设计和各类建设单位的人员调配，调整充实领导等工作，在52年9月以前业已进行完毕，各项基建单位的规章制度、责任制全部落实到人。高岗对经济建设的干练和魄力，在高级干部中可比的不多，东北条件虽好，但没有干练的领导抓住机遇，争取有利的形势利导，也会扼杀有利条件和机遇的。东北在52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和53年工作部署，为全国经济建设提供了依据。期间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1952年东北地区开始了有重点大规模经济建设，基建任务急剧增加并获得很好成绩，保证了重点工程质量，壮大了基建部门的力量，摸到了初步经验。

《指示》指出，工业建设虽然是一个新工作，复杂工作，只要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是可以学会的，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把基建这套本事学好。对于存在的问题，指示说主要是没有贯彻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没有贯彻“又好、又快、又省”的全面思想，并提出六条要求：加强党对基建的领导，提高基建队伍的质量；学习掌握基建科学知识，加强勘察、设计和施工标准工作，树立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贯彻经济核算的思想，做到“又好、又快、又省”；学习苏联先进技术，普遍推广先进经验；保证安全生产，加强福利工作，贯彻工资奖励制度和加强基建中的政治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具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必须钻研业务，使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踏踏实实，细心谨慎，戒骄戒躁，反对官僚主义和粗枝大叶作风。《人民日报》和各大报刊发表了这一指示。

1953年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加强设计工作的组织领导》、《讨论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计划管理》、《正确地开展工业部门的反官僚主义斗争》、《重工业部1953年的工作部署》等社论，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大造舆论，系统地阐述了发展道路和措施。

1953年初毛主席提出：“必须在全国上下掀起一个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的高潮。”全国都在学苏联，连衣服都提倡穿苏联的大花布衣服。苏联的经验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确实起到重大作用。高岗组织计委干部学习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的报告，请专家讲学。

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机械设计会议，请东北的电工厂、机械厂同志到会作经验报告，使与会者认为只有学习东北先进经验，设计才能达到“政治上是正确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技术上是先进的。”《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等中央报刊也发表了东北的经济建设的典型经验、专文等，借以指导全国的工作。

客观地看，高岗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和全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基础的建设部署作出贡献，构建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为新中国建设开了一个好开端，充分争取了有利的大好形势。

可是，在开始执行五年计划时，因年度计划的调整而未能及时下达，同时集中财力物力搞重点建设工程，加之在制定年度预算收入有虚假，财政部把52年结余的40多万亿元(旧币以下同)已转入银行作为信贷放出去，而又打入53年预算库存。本来上半年按预算执行还是留有余地的，结果造成20多万亿元的巨额赤字缺口，致使年度生产任务有完成不了国家计划的可能，粮食减产已成定局。

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减少浪费，筹集资金，照顾一般，保证重点，扭转财政经济的严重赤字局面，中央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高岗提出东北曾用增产节约办法解决困难。会议开了一半，中央责成高岗负责解决，会议移到高岗家继续研究措施。本来财经工作不属计委。刘少奇、周恩来去东交民巷开过一次会，后来成了高岗的罪过：“目中无人，有意通知少奇，恩来去他那里开会”。有意“贬刘、周，提高自己”。

7月间，他大胆主持提出紧急措施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发至各级党委执行。

中央紧急指示指出，首先发展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大力组织物资交流，做好税收工作。紧缩开支，不论军事、经济、文教、行政部门，也不论中央或地方，都要坚决削减可以削减的、可以推迟或可办可不办的事业拨款；军事系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官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素质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事开支；精简行政机构，节省行政经费；动员党、政、军、民特别是农民注意节约粮食，机关、部队要提出节约粮食的具体措施。

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厂矿企业、部队、学校，立即响应中央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高潮。截至9月，东北、华北等大区统计，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8万多亿元，据六大区统计节约3万多亿元。中央12个财经部门，直接增加财政收入4.4万亿元，节约3万多亿。国家计委高岗所分管的8大工业部首先带头精简机构，缩减行政费开支的人员13700多人，占行政费开支的总人数的28％。

9月下旬，计委召开了各部长办公会议，总结了贯彻中央紧急指示所取得成绩和经验，部署了秋冬的增产节约任务，把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0月29日，中央批转了计委党组《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综合报告》。批示说：中央同意国家计委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现在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

12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写了《关于目前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指出各地区、各部、各企业单位应注意把增产节约与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改善当前工作相结合，使增产节约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为明年第一季度工作打好基础。

领导增产节约运动，高岗在东北已有成熟的经验。这次运动开展以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举转被动为主动。中央的重工业、第一机械工业、轻工业和纺织等五个部，都超额完成10月份总产值计划。燃料工业部至10月底，将前9个月的欠产数字全弥补起来，超过了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指标。高岗所分管的8个工业部，到年底均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调整后的国家计划。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一举扭转了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基本消除了财政赤字，为1954年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时，针对粮食减产的形势，高岗同陈云一起主持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文件，参考了东北已经实行统购统销的办法。这个文件对稳定粮食波动，缓减粮食紧张起了重要作用。高岗对此很重视，他在南下休假时只拿这份文件，在杭州、广州接见干部多次提到注意抓好粮食工作，强调贯彻这个文件。同时了解华东、中南有关省的经济情况，广泛征求了意见，为制订1954年年度经济建设计划做准备。

六、在财经会议上批判右倾错误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执行五年计划，但由于前几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为了适应经济建设新时期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6月13日至8月13日，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决定由周恩来、高岗主持，各大行政区和省市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会议。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比较大的重要会议。

高岗本来不管财经工作，财经工作是陈云主管，所以高原来不参加财经会议，后来毛泽东要他参加会议并参加会议领导工作。高知道各地对财经工作有意见，又是陈云主管的，想回避矛盾，表示不愿参加会议，毛未表示同意。财经会议召开以前，毛泽东单独召见高岗，听取了意见，交谈会议议程，具体交待了任务：一是听取了高岗关于五年计划草案和编制五年计划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会议的另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由周恩来、薄一波检讨他们多年在财政工作上的错误，交由会议讨论、批评，给他们做个结论，要不要给纪律处分？我们先议一下，心里有个谱。

高岗对会议内容和安排讲了意见。他说结合讨论财经工作时，先解决薄一波的问题，后期讨论五年建设计划草案。他说，批判薄一波，主要为了统一全国财经政策，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工作关系，堵住各类财经漏洞，健全财经制度，严格财经纪律，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得到收支平衡。他说对于周恩来、薄一波的问题，还是贯彻主席一贯提倡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说周、薄两人也要区别对待。周抓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他这次的问题，是工作纪律上的错误，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薄一波就不同了，我怀疑这个人是政治品质问题。他是顽固地保护私营工商业者、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现已查明，元旦《人民日报》关于推行新税制的社论中，“公私税制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就是他加进去的。他担任财政部长以来，推行的就是一条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路线。所以，经过这次会议对他批评、帮助后，他不适合再担任中央财政部长和继续兼华北局书记了。高岗继续说，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思想、路线问题，薄一波只是个在前台表演的，在后台挂帅的，实际是少奇同志。毛泽东说：“刘少奇的问题是什么性质？”高岗说：“党内问题。”毛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高岗对周、薄区别对待及对周的高姿态，毛泽东很欣赏。他知道，在抗美援朝中有关后勤调度以及新税制上，高岗对周恩来有些看法，但仍认为高岗处事端正，不夹杂个人私情，有大将风度。

毛泽东召见时，高岗再次提出：他不参加会议领导工作。毛泽东说，会议还是你和恩来主持吧。薄一波要在会议期末，宣布撤销他的财政部长、华北局书记职务。我很讨厌他，可以联系他的思想、路线来批判，他和刘少奇的问题是三条：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三是确保私有财产。这三条，我可以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点出来……你要集中精力和恩来一起主持好这次会议，要严批刘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的谈话，为财经会议确定了指导思想和批评对象。

6月初旬，周恩来约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等开会，研究财经会议有关事宜，确定成立会议领导小组。

12日下午，高岗主持预备会议。他说，这次全国财经会议，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召开的。会议议程：一是经济建设问题，二是财政问题，三是资产阶级思想。中央要求会议应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积极建设的精神，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地同志对过去工作的批评，并希望各地同志对今后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以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

接着，周恩来总理在预备会上讲了目前形势、新中国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会议的任务。他说，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经济恢复工作完成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生产都达到或超过了抗战以前的最高水平。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他说，今年，是我们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第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各方面的困难很多，还缺乏经验，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还在捣乱。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事实上，我们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我们的步伐。这次财经会议就是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的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分条条和块块讨论，听取大家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大家建议召开这样大的会议，希望能多解决一些问题，建议会议放长一点，我们准备开长一点。他面转向高岗，高岗接上说，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研究决定，会议可以延长一些。

预备会结束后，周总理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他说：全国的形势“基本大好，问题不少”。许多问题还需要在这次会议上研究解决，我们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社会主义的改造进行到底。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怎样完成这些任务的问题。这次会议先是按六大区分组讨论，再以专题分为税务、商业、粮食、农业等四个组讨论财政工作的问题，然后听取高岗同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同志作《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李维汉同志作《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进行分组讨论。通过讨论，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做好工作。最后我作总结，毛主席讲话。

薄一波在会上宣读了毛主席指示打印的有关税制方面的几个文件，并作了解释。

13日，财经工作开幕，高岗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致开幕词，周恩来代表政务院作财经工作报告。

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作了完整的阐述，指出了离开总路线的错误表现，为财经工作会议定了基调和指导思想。他在确定总路线的同时，对刘少奇等同志离开总路线的右倾错误提出严厉批评。他说：“有人在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同志提出至少要搞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新民主主义，也就是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再‘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一旦全面壮大了会心甘情愿走向社会主义吗？再来一场革命吗？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都老死了，再搞社会主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刘克思之心，也是路人皆知。”

“确保私有财产，刘少奇同志提出：‘确保私有经济，确保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基础上否定了我们的革命性质。共产共产，我们就是要共资本家的产，共剥削阶级之产嘛。当然，要讲策略，分步骤，有的甚至可以实行赎买政策。但不是要确保私人财产。私有财产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脉所在，为万恶之源，我们非但不予保护，而是要以革命的手段，分期分批、完全彻底地铲除之。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高度重视和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多次强调说，这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大问题。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基本精神，由李维汉向财经会议作了传达。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按照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主要讨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检查近四年来财经工作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农业合作化的问题，集中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错误观点即右倾思想和财经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错误等。会议情况差不多每天向毛泽东汇报。财经会议一开始讨论农业、商业、粮食、税制等问题时，大家对右倾错误观点的意见越来越多，认为右的倾向干扰不排除贯彻总路线和执行五年计划是句空话。会议对中央财委几年来工作意见特别大，李先念、陶铸、谭震林等情绪激昂，语言尖刻。尤其是对薄一波的“新税制”的意见最多。“薄一波必须对他的错误作深刻检查，给大家有个交待”；“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将来迟早要出大乱子，不能再迁就了。”有的质问“新税制又是偶然的错误吗？”

因为“新税制”的错误，是毛泽东主席最恼火的事，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把会议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大家要求薄一波作检查。毛主席说：好！薄一波有错误应该作检查。早检查早主动，犯了错误不检查，怎么能吸取教训。我看应该让所有的与会者都能听到，统统把话提到桌面上来，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明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进行认真、科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周总理回到办公室连夜给薄一波打电话，之后又写信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薄一波准备做检查。信上说：

昨晚向主席汇报了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明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薄一波看信后给财政部副部长吴波打电话叫吴马上来一下。吴波看信后深思良久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我一手办的，你把责任都到我身上吧，天大的事我一个人担，我看事到如今，我们只好“舍车马，保主帅了。”其实，薄一波已经到高岗家看了高岗的发言稿，了解了毛泽东对财经会议的意图，是冲他自己来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高岗要在会上发言，亲自到东交民巷高岗家打探情况，高把毛修改过的稿子给他全看了，并将毛修改的段、句指给薄看。薄看了发言稿精神紧张的离去。他感到躲也躲不过，他不让吴波负责，自己准备检查。

“新税制”是53年1月1日出台。为了鼓励社会主义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尽快发展，壮大国营和集体经济主导地位，扶持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增长，适当限制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原来税法规定公营企业纳税率比私营企业低一些。“新税法”规定纳税率“公私一律平等”，取消了“差别”。新税法是由财政部长薄一波跟资本家商量主持修订的。新税法既没有征求政治局意见，又未向中央人民政府请示报告，也没同调控宏观经济的国家计委商量，毛泽东主席也不知道，而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资本家征求意见后经政务院164次会议通过号令全国执行。1月1日，新税法一公布，《人民日报》同时配发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社论和《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薄一波在审定人民日报社论时加上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内容。

新税法发布后即引起物价波动，抢购成风和思想混乱。北京市、上海市、山东分局和各大区、省、市党政机关一无所知，纷纷打电话、电报和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的混乱，并认为新税制保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利于社会主义。1月9日，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呢？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这就是后来批判“向明反党集团”时指控向明“向高饶提供石头打中央”的罪状。1月11日北京市市长彭真打电话给毛泽东说：为什么财政部要匆匆忙忙推行新税制呢？我看制定者的指导思想就不对头。他反映了商店抢购成风，物价上涨，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前聚集大量上访人员。他要求“暂时停止执行新税制。”有人甚至在信上说周恩来、薄一波等人在炮制新税制时，工人同志的意见避而不听，对国营企业的困难和要求置之不理，甚至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都对资本家的看法奉若神明，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认真考虑”，果然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来了。新税制是周恩来、薄一波等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产物”

老同志回忆说：那几天，资本家高兴极了。各大报刊和电台报道资本家拥护新税制的好处，到处是资本家的一片声浪，反响很大，工人和国营企业都灰灰的。

毛泽东看了报纸和各地来信、电报、电话记录后，非常恼火。他气愤地说：胡闹！他们不是想把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而是拉向右转，把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去！事关方向的大事，不开会研究，就擅自发表文件，“这不是搞独立王国又是干什么？”他遂找胡乔木查问：“此事征求过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吗？”

胡乔木说：“没有。”

“你知道此事吗？”

“不知道。看报才知道。”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说：我还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有朝一日我退休、死后他们不把我鞭尸扬灰吗？“此风绝对不能长！”

毛泽东于1月15日，给高岗、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查问此事。信上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由高岗同志汇总报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中央宜在近期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由国家计委、政务院主持一总解决对全国财经权责混乱事。”

毛泽东遂召见高岗并让向周恩来总理了解情况。周恩来向高岗谈了给刘少奇汇报过和修改过程等情况，并向高岗承认了错误。高岗听了周恩来介绍后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既未征求政治局的意见，也不向中央政府和毛主席报告，你们和薄一波、刘少奇同志搞，实属不妥。高岗将情况如实汇报毛主席。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查问信，精神很紧张，随即给毛主席写信，召来薄一波赶紧开会研究讨论处理办法，并研究了写给毛主席的检查信。之后，他径直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并承认错误。毛泽东严厉批评说：“你们总是对我搞封锁，有事不报告，不请示，就自作主张，这是目无党纪国法……”

周表示：“我们有错误，坚决改嘛。”

财政部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昼夜准备向毛泽东和政治局汇报材料，同时由税务总局派人到各大城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收效甚微。在政治局会上由财政部副部长吴波汇报新税制修正过程和存在的问题。他说，三反五反后，资本家叫苦，私营企业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取消了公私纳税差别，如果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必然挤了私营企业，资本家躺倒了。他列“条举”新旧税的“利害”中，说明新税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加重了国营企业税赋，一些商品提价，资本家占了便宜，以及“考虑不周，方法不当，匆忙出案”的教训。吴波汇报后，薄一波发言作了检讨并承担了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听汇报后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财政部的汇报没有抓住“实质”。他说：“新税制新在那里？新就新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共产党历来主张提倡扶持社会主义之公，反对资本主义之私的。公私一律平等了这还不新吗？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个创造，是新鲜的提法。”可是，这个提法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税务事关国家财政来源啊，事关国家的命脉啊，岂可等闲视之。修正税制，牵一发动全身。这么大的事情，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毛泽东越说越生气，“新税制我们说不好，人民群众说不好，国营企业说不好。有没有说好的？有啊，资本家说好，私营企业叫好，这说明实行新税制对资本主义有利，不是什么‘方法问题’，也不是‘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屁股坐歪的问题。这个错误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无纪律观念是什么？……”

毛泽东的批评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震动很大，都悄悄听着，偷偷瞧毛泽东的脸色，也看周恩来的表情。大家都觉得事关国策的发布，不向中央请示报告，连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也不知道，而资本家都已知道，全国各地都在纷纷议论，确实太不像话。

薄一波制定的“新税制”对毛泽东触动很大，引起了高度重视和深思。他严肃地提出要坚决反对右倾主义和分散主义。他明确表示，中央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调整。

在此之后，毛泽东和高岗多次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深夜长谈，聊天及政，内容广泛，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政治到经济，从国家体制到人事工作，从中央领导层到苏联外交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设想和思考意见。毛泽东在长谈中涉及到对高岗本人的看法和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一些看法，明显反映出毛对刘、周不满意的情绪。并交持，要反对分散主义，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多考虑政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央领导层分工的问题。

不久，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对政务院工作进行两次分工，把高岗放在显赫位置上，特别是第二次分工，表明把周恩来的一部分权力划给高岗。

随后，政务院决定宣布新税制暂停止执行，同时停止中央和各级宣传单位宣传新税制。并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召开财经会议。

财经会议原定在5月20日召开，5月6日，毛泽东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写信说：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经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后来由于筹备来不及和会议中心议题改为讨论总路线的问题，“一五计划”、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会议推到6月举行。

在财经会议上批判新税制时，使周恩来很难堪，对他的意见很多，压力很大，不说话不行，说话又不好说。为了顾全大局，他也站出来批薄一波，违心至极。同时检查几年来财经工作中严重错误和税制问题，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外交部等有关领导认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事情太多，多是总理来处理，还有主席那里交办的任务，就够忙得了。党内大有人屁股坐在资本家怀里的，新税制是财委薄一波搞得，就得由他负责，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总理身上。陈毅等领导向高岗说：你是军委副主席，给军队将领做些解释工作(因大区和分局、省市主要领导多数军人兼)，税制上总理没多大过错，不要给总理施加压力。高岗和周恩来的关系不寻常，他认为周人聪明，有能力，工作兢兢业业，是一个重要人物，于是给一些人做过解释工作，并让林彪(时为军委副主席、中南局书记)也给一些同志做工作，减轻总理的压力。

毛主席决定让薄一波在会上检讨，“展开桌面斗争”。从此，薄一波成了会议的众矢之的，以薄为靶子对右倾错误进行激烈的批判，并牵扯到刘少奇的一些错误。

其间，毛泽东找高岗谈话时问：薄一波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是内部问题”，高岗坚定地回答。毛泽东说“好！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那就按党内问题处理吧。”

在财经会议前，苏联发生贝利亚事件。苏共向各社会主义国家通知有“重要”问题通报，未申明贝利亚事件。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去莫斯科听取传达，并派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叶子龙、俄文翻译师哲和公安部的一个处长(后来为公安部副部长)一同前往。听取通报后，高岗以中央政府代表签订苏联对鞍山钢铁公司技术援助的协议。高岗回国后，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将带所有文件、材料全部交中央。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赵家梁回忆说中央决定让高岗去听取通报，他精神有点不正常，出发前他告诉妻子李力群说：这次去苏联，担心有人要害他，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此时，他是毛泽东的红人，为什么他有这种“担心”，是个解不开的谜。是否毛泽东、高岗已觉察到什么？不得而知。有人说，中央为什么派高去苏？他是管经济的，苏通报，肯定不是经济问题。

当时的形势是，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热忱很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好不容易全国解放，政权到手，三反、镇反、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取得胜利，有了实现“一化三改”的条件，毛泽东提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全国出现犹如燎原之势。人民对幸福希望与共产党、毛主席联系在一起。他们希望的是一种没有贫困，没有封建和没有资产阶级的掠夺、压迫，没有民族屈辱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抛头洒血，披肝沥胆，南征北战，浴血奋斗几十年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信心坚定，心情急切，对脱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不满情绪极高，与会同志多数有意见，这种心情是可以想象到的。对右倾错误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要说发动批判右倾错误，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高岗只不过对陶铸、李先念等透露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三句话”，实际上支持他们“放炮”起了作用。不过，毛泽东在会议前召见高岗时交待：要“严批”刘少奇、薄一波的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陶铸是有名的“炮手”，他生性直爽、心直口快，和高岗性格相似，曾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向毛泽东反映过，毛解释说：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条牛，牛长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么办法呢？李先念是反右倾的激进派，语言尖锐，锋芒犀利，直击右倾的要害，谭震林激动地说什么：苏区人打天下，白区的干部掌实权，党权、政权、财权都掌握在白区干部手中，“三权”不在毛主席手里(据说党权是指安子文拟出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掌管党的人事大权；政权是指彭真政法委书记；财权指薄一波)。当时，“三权”不在毛主席手里和“两组名单”在高层甚传。还有人讲到薄一波、安子文、彭真等被捕“启事”出狱的事，更引起了与会者的义愤。

从而引发出两种不同反响。有的认为以刘少奇落井下石，有的认为毛泽东讲话是会议的指导方针。两种看法及时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话是我讲的，讲了就要负责任，高岗只是做了传话筒，有什么了不起。“要说有后台，后台就是我。”

薄一波作检查后，与会同志的批评意见相当激烈、尖锐，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人接连不断，争先恐后，踊跃激昂，无限上纲上线的调门，一天比一天高，什么新税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讨好资本家的东西”，“坐在资本家的怀里”，“品质不良”，“路线不对头”；“薄一波专权，夺了陈云的权”等等，大有谁的言词不激烈，谁就没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之嫌，谁就是“庸俗态度”，就是“右倾思想”。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问题越揭越多，把刘少奇的一些言论、错误也牵扯到薄一波身上进行批判。薄一波连续检查两次下不了台，又叫第三次检查，被薄拒绝了。新税制修正方案是薄一波主持制定，经财委党组通过报政务院批准实施的，出了问题责任都委过于薄一波，甚至把刘少奇的一些错误压在薄一波的头上批。会议要求薄作第三次检查，被他拒绝是有道理的，因为财委主任、党组书记是陈云，还有政务院批准。

7月13日，高岗是在批判薄一波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的。他说，同志们批评薄一波同志，说财政部是独立王国，财大气粗，对地方的意见不尊重。一波同志对中央的意见还不照样不尊重，岂止不尊重，简直是作对。财政部不讲政治，“有财无政”，他这次犯错误，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走资本主义道路。薄一波同志至今不承认自己犯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不只是“工作方法”、“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有其根源的。他的严重错误，其思想根源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投机取巧，“品质不良”，政治根源是“路线不对头”，“屁股坐歪了”，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也有“左”的时候，但主要是右，右得出奇。他在发言中，把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和天津讲话、合作化的一些观点，拉扯到薄一波身上影射刘少奇的右倾错误。他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批判《武训传》(引些毛主席批《武训传》的原话)，其目的就是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我们党内一部分人，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背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

本来，高岗在财经会议上被安排作五年计划的报告，不再发言，信守他到中央“不多讲话”的诺言。毛泽东决定要高岗在会上发言，他不好推辞。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他让马洪、梅新、赵家梁等研究草拟了发言稿，并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毛对发言稿作了多处修改和填充。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指定高岗发言呢？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说，毛主席通过高岗发言的分量，转达他既定意图，把矛头转向“严批”薄一波、刘少奇等党内的右倾思想，减轻总理的压力。高岗的发言，有针对刘少奇的情况，引了刘少奇的一些话，但不完全是对着刘少奇的，他点了薄一波的名，也有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总路线存在的错误思想认识。实事求是地说，所谓“脱离总路线”的右倾思想，也不只刘少奇、薄一波。高岗的发言内容和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没有超出毛泽东讲话中批评右倾思想的范围，甚至有些话是毛修改时加进去的，后来在揭批高岗时，把他财经会上发言定为反党的根据和罪行，纯属欲加之罪。

我在走访中不止一次听到老同志谈到“三权”的争论问题，是财经会议期间议论的热点。据张秀山说，张明远对他讲过：在财经会议期问，毛主席跟他和高岗谈话时说：谭震林和有的同志对他说，党权、政权、财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在白区人手里，你们说说是真是假？高岗只说一句：“不会吧？”毛又说：“我批评了谭震林，不过他讲出了一个事实。”

参加领导小组扩大会的130多位高干，都觉察到高岗的发言是经毛泽东审阅的，他是毛泽东的“传话筒”。高岗讲完后，周恩来和刘少奇交换了眼神后，刘少奇站起来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正像高岗同志讲的那样，我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其它许多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不留情的批评。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紧接着发言。他说，刚才少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有错误，这很好，我和高岗同志都是同意的。薄一波同志所犯的错误也包括我本人所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年初新税制的出台，没有经过毛主席的批准，也没和高岗同志商量，更没有征求在座的地方同志的意见，匆匆忙忙号令全国执行，造成物价上涨，生产停止，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财政收入。

他讲到这里有点动了感情，眼睛泛泪，嗓子发哑地说，在党的历史上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犯错误的原因在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跟不上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是，我愿意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愿意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这方面，高岗同志比我强，他领会主席思想比我要深要快。所以，我们都犯错误的时候，他跟主席思想紧，保持了正确的方向，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向高岗同志学习，向高岗同志致敬，向高岗同志看齐！

一时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竟有人高喊：向高岗同志学习！向高岗同志致敬！紧跟领袖毛主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财经会还是成功的，从思想上解决了执行总路线和五年计划的认识问题，提高了与会者的自觉性。但是批判薄一波同志有些过头，特别是把别人的一些错误观点都安在薄一波一人身上，与情理不合，有点过分。

一年后，把多人不满刘少奇的观点(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归于高岗一人承担，也是不公道的。不过此后，换个命题，玩弄变术，类似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运动”轮回兑现反反复复，屡见不鲜。

8月9日，在中南海西华厅会议室，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向会议作的结论讲话，毛主席对“结论”讲话作了多处修改，突出强调批判右倾错误。毛主席对结论报告特意加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倾向”。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它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错误，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仅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他在周总理的结论上指出：“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提出，并已作了原则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都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上属引号内的话是毛加的)

8月12日，毛主席在财经会上讲话时，明确提出“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他在讲话中指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另一种是原则性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他说，三反五反运动，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很大打击。但是，当时只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财经、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都有，“中央同志和地方同志中都有”。他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说：“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他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薄一波，“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毛主席针对刘少奇等以中央名义擅自发出文件的问题，指出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他说，薄一波写的文章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完全空想”的观点，是违犯党的决议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宣传新税制的社论(即人民日报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都没有向中央报告”。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省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详尽地阐述了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的问题，指出依靠工人阶级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问题，以及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问题，是贯彻总路线内容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还批评了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错误。他说：“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刘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况吃饭”。

毛泽东多次点名批评薄一波同志，分明也影射刘少奇等同志。也是对所有犯右倾错误的人批评。他在讲话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工作中的责任。

财经工作会议原先计划一个月左右，结果开了两个月。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排除了贯彻总路线和执行五年计划的思想障碍，纠正了财经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端正了集中力量发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认识，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一化三改”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力量。

财经工作会议后，8月17日中央决定免去了薄一波的财政部长职务，由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长，9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对外公布。毛主席强调薄一波同志的问题“要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其实，名为讨论，实际等于下达了批评的指示。这实际是“杀鸡给猴看”，对所有有右倾思想错误的人提出了警告。

历史地看，从毛泽东为财经工作会议定的基调和他的最后讲话及后来的谈话和周恩来的结论以及财政部长的更换等一系列事实说明，充分肯定了财经会议上的措施和成绩，完全按着毛泽东主席部署进行的，所谓“批薄射刘”是毛泽东部署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11月4日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主要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高岗到中央后和毛泽东配合默契，多数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采纳，协助毛泽东推动了中央和大区机关领导机构的改革和发动大规模经济建设，博得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说：高岗头脑清醒，是“能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练领导”。“是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这些话不径而走，沸沸扬扬传开，在中央机关反响不小，在驻华使馆中也有反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使馆向本国政府报告，说中国依照苏联模式，行政机关实行部长会议制；党中央实行一线二线领导制度，高岗是第一线的主要领导之一。这些传闻对高岗帮了倒忙。正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客观地讲，建国后毛泽东对他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工作是有不满情绪。全国解放后，在如何建设中国的问题上，走哪条道路步调不完全一致，毛、刘之间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资本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方”，继续搞“新民主主义”。毛泽东的设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批评逐步升级，仍无济于事。因为刘少奇的威望很高，资格也老，有权有威，他在我党的建设方面和白区工作方面都有贡献，历史形成的刘少奇的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况且，刘少奇并不是单枪匹马，他的实力确实不能低估，利用多种手段慢慢抓到了很大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刘少奇的一些观点是有远见的，用现在的观点看不无道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确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旧的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的确不能等闲视之。高岗的一些观点用现在观点看不完全站得住脚，可在客观上，他确实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精神，紧跟毛泽东闹革命不能说不对。当时，公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那时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有些是反对对了的，代表了大多数高层领导的共同看法，不是单枪匹马孤立的，毛泽东是领头指使者。后来历史事实证明，高岗有错误，但没有罪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人不象高岗那样毫无顾忌地、忠贞不渝地坚持毛泽东的路线，多数人也不象高岗那样和毛泽东经常长谈且得到毛泽东的示意、交底和公开支持，使一些人认为是“最大威胁”而嫉恨，正是高岗的悲剧所在。

高岗传奇、闯荡、蹉跎的生涯岁月中，从“小猴王”到青年是“离经叛道”造反动派的反；而立之年任西北最高长官；不惑之年就任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13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矢志出关夺天下，业绩惊天动地；新中国诞生后他任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安邦治国，发展经济，位于几人之下亿万人之上。他从1925年至1954年，和国民党及其军队、土匪战争24年，为建立和巩固新中国又奋斗了五年。1935年反对党内“左”倾险些被杀头或活埋；1953年反对右倾断送了性命。左倾、右倾一样给革命造成损害，一样戕害人命。他死的时候，正是报效党和国家的最佳年龄，是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政府、军委副主席中最年轻的一个，是有根据地和经济建设丰富经验的一个，也是跟领袖毛泽东最紧的之一，在党务、军务、政务领导方面有一定的才干。他一生是在赴汤蹈火、出生人死，披星戴月、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岁月中度过的，只有在1935年坐禁闭和1954年2月至8月“缺席审判”、软禁中是闲赋着的，也是残酷折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