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之后直至逝世前，唯独四中全会例外他去杭州休假未参加，高岗要去杭州请示检讨问题，又不让高岗到杭州见面。为什么？此前的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并讲话，因为他深知高岗的错误与他自己分不开，不愿意看到会议明批高岗的错误，实则影射他自己的尴尬窘境，有人说：以高岗为靶子，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高岗的言行，毛泽东最清楚，刘少奇也清楚高岗散布反对他的言论与毛泽东有关系。刘少奇为排解毛泽东困惑，阻止高去杭州，正合毛泽东意，并指拨刘少奇的检讨，表示支持刘少奇。

一、自杀未遂被管教

毛泽东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他不在场，重大问题谁敢拍板，威望很高，地位显赫，手握大权的刘少奇、周恩来，未请示他成立“总党委”、出台“新税制”，甚至连签发文件等都不放心，认为是架空中央，搞独立王国，搞分散主义，向中央搞分权。何况，1953年春，中央决定各部委的“重要”和“重大”的事项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也就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发文、发电也要经他看，“否则无效”。在四中全会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一原则。有人劝他“多休息，少管事，保重身体”，他都不高兴，认为跟他“争权”。召开四中全会处理一个政治局委员、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和东北大区一把手，又是被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自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要“打倒”他自己的“反党篡权”、是“一种政变式的阴谋”特大事件，身为党和国家的“太上皇”置身事外，躲在千里之外的杭州林园遥控指挥，还说让“他们在北京斗争，我们在南方休息”，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存在着奈人遐想的空间。毛泽东身边的医生曾经说：毛主席有这样一种兴趣，想批判谁，有时他不公开批判，给别人透底，让别人批，最后连透底的人也批了甚至打倒。高岗被打倒的过程也有类似的现象。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主张是明显的两条道路。毛泽东要消灭剥削制度，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要“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刘少奇要保护资产阶级，确保私有；毛泽东要从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就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20至30年；毛泽东要建立农业合作社，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认为搞合作社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毛泽东主张限制党员发展成富农，刘少奇说提的过早，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以及五年计划安排比重、工会问题，等等。高岗紧跟毛泽东，为维护毛泽东在全国全党的权威，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刘少奇的主张，从高岗的全部历史看，始终坚持的后来被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刘少奇不仅在国内发表一些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建国方略相悖的言论，出现在高层会议和中央文件上，而且在出国访问时，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讲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话，高岗当即提出反对意见。

实事求是地看，高岗从思想感情和毛泽东一脉相承，在建国方略上一致共识，配合默契，利用高岗打头阵，毛泽东支持重用，抑制刘、周左右手，又用刘、周敲打高岗的狂劲，换取刘少奇的支持，各个击破，以得到平衡，谁也不能获胜，稳坐江山的目的，是毛泽东政治艺术所在。高岗到阴曹地府多年，毛泽东不是照样反对刘少奇的错误和做法吗？他认为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旨在针对刘少奇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直至彻底打倒逐出京城；不是照旧想将总理一职易为柯庆施吗？林彪死后还对周恩来发难，这些当然不能再委过于高岗这个“替死鬼”了。

不能否认高岗有错误，而且有严重的错误，正如他在四中全会上和座谈会上所作的检查和他的《我的反省》，并一再表示改正错误的态度。

被认为高岗的检查不深刻，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替人委过的检讨也是很难的，犹如薄一波在财经会议上的检讨，两次检查也过不了关，要叫作三次检查被薄拒绝。客观地说，薄一波在财经工作中有错误，有责任，不可否认。但是，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刘少奇，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财委主任兼党组书记陈云，他们都比薄的官大权大，有些事薄一波照他们指示办的，至少由他们同意办的，比如新税制的实行是经财委党组讨论、政务院会议通过颁发的，他们有着义不容辞的一定责任，末了一股脑儿推到薄一波一人身上，甚至把刘少奇的一些问题也压在薄一波的头上，批评薄一波影射刘少奇等，不是高岗一人，毛泽东也不例外，可以说他是主要的。所以说，替人委过是有极限的，超过一定极限要达到“深刻”，那才是不诚恳，而是欺骗。薄一波拒绝深刻检查是理所当然的，再要深刻不是把“后台”挖出来了吗？

饶漱石抓住安子文不放也不是企想挖出两组名单“后台”吗？高岗作了几次检查，认为不深刻，再能说什么？再要深刻不就深刻到“后台”那里去了吗？性格刚烈的高岗替人委过，怎么能检讨深刻呢？一方面主观上不愿意深刻，另方面客观上不好深挖，他从毛泽东那里打听来一些信息，和陈云等“酝酿”、“交换意见”且取得共识，认为毛泽东不好出面，把事情办成，以事实向毛泽东是最好的“汇报”，致未向毛通气。硬要说他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再要叫他深挖历史、思想、组织根源，不就深到代表党的毛泽东哪里去了吗？正是邓小平后来说的：“老人家也有责任”，高岗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这正是抓住高岗不放，“杀鸡警猴”，打在高的身上，痛在毛的心上。还射击“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高饶集团”的“领袖”彭德怀等将领。用陈云的话说：“打驴警骡子”。但是，高岗宁死也不敢挖到他一贯尊崇的领袖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对高岗的方针，应该说经过几次检讨，搞得差不多了，高岗自己承认犯了错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中指示：“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侯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无疑是指高岗说的。刘少奇有点太过分的地方，就是欲置高岗于死地而后快。急欲除掉这个心中“最大的威胁”。在四中全会打倒高岗目的未达到，全会闭幕后，认为高岗检讨不深刻为借口，又召开名为座谈会，实为整治斗争高岗。这是陈云在四中全会前出的“两路夹攻”的点子，陈、邓是告发人，惟恐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2月中旬一天，陈云来到东交民巷和高岗谈话，劝高岗承认错误。高岗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刘少奇不满意的话，怎么都推在我一人头上。陈说：你先承认下来，等毛主席气消了后，看形势发展再说。高说：我没野心，没反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只不想让少奇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你最清楚。反对少奇不是我一个人，你是主要的，你心里最清楚，你叫王鹤寿给我送材料，你派人从北京给我送刘在天津讲话，你说：“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讲的，你忘了吗？现在你叫我承认，你自己推得干干净净……陈说：刘已经作了检讨，应不该揪住不放……他俩彻底决裂，吵得面红耳赤。高岗竟连声说：“主席说你是鹰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陈云走时，高岗没去送，是李力群和赵家梁送陈下楼走的。又一次显现了不识趣的高岗世故浅，莽撞、粗犷、幼稚、高傲的表现。陈、高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的搭档“堡垒”内部决裂。这正是有两句名言说的：相处容易，决裂坚决，相处越深，决裂越残。

2月15日，座谈会开始，参加部分中央委员和东北、西北部分高干，由周恩来主持，揭批高岗的问题。同时，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华东高干会，揭批饶漱石的问题。

高岗本来就对座谈会有抵触情绪，已在刘少奇面前和集体谈话时及四中全会上已作过三次检讨，承认了他的错误，他对旨在针对他自己的“决议”也表示完全拥护，又接受了四十多人未点名的批评、教育，每个发言者，以拥护“决议”为穿靴戴帽开场白，其主要内容是针对高饶问题讲的，还不过瘾，一再认为高岗检讨不深刻，不“等候”他的觉悟，变个戏法，要开什么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突然让高岗作第四次检讨，他又一次检查自己犯了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居功高傲等错误，对一些问题作了说明，把自己和少奇同志不同观点给别人讲过，把一些错误看成系统的错误，对一些干部缺乏分析。这样发展下去不利于团结，就会有分裂党的后果。但是，这个后果发展下去才会形成，不是现在就分裂了。有些是“客观原因形成的，不是主观故意的。”他所说的“客观原因”，是指刘少奇有错误才反对的，还有不少人对刘少奇有意见，也含有毛泽东支持之意。总之，他认识到发展下去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说了些违心的话。

刘少奇让周恩来把高岗所谓“反党篡权”的材料和此前检讨材料转告会议，并介绍了高岗反党、分裂党、篡夺最高权力的活动情况。会议搞突然袭击，不给高岗说明的机会，会议一边倒。陈云首先发言揭发批判，一口咬住高岗要篡党夺权，要当中央副主席，拉拢他说：“你一个，我一个。”把他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主意，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高岗反驳时，周恩来严辞不准高岗说话。接着，群起而攻之，与财经会上的薄一波一样，高岗成了众矢之的。刘亚楼说，高岗与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把中央领导内部事告诉苏联人，高岗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陈正人把他在杭州对高岗讲的不满刘少奇的话，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去年7月财经会上批薄一波的作法，现在轮回兑现在高岗身上。

与会者极严厉批判了高岗搞阴谋诡计，拱倒刘少奇，反对周恩来，反党，分裂党中央，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乱扣大帽子，无限上纲，把他传播毛泽东的一些话加在他头上批。高岗传播别人的话也加在他身上。高岗本来善讲，头脑敏捷，起初还不示弱，作了些辩解。当有人说他反党，要交待思想根源和反党目的，高岗反唇回驳，我没有反党，对刘少奇有意见，我不认为是反党，我没反对周恩来同志。我就是对少奇同志有意见，靠他掌舵我不放心。反对少奇本人就是反党？我不这么认为，少奇不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当有人批他挑拨中苏关系时，高岗说，我没有挑拨中苏关系，只和他们争取经济援助的，有翻译在场，是毛主席、党中央叫搞的。当有人说他继续坚持反党，不是什么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是搞地下活动，是搞分裂党中央，推翻党中央的问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问题。高岗说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问题发展下去，会形成这样的后果，但不是现在就有了。那你们这样搞对吗？符合四中全会精神吗？符合毛主席的方针吗？符合“决议”原则吗？这不是往死里整人吗？在揭发男女作风时，高岗说有这个事，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有人揭发所谓“军党论”，高岗说：我不认为是军党论，“枪杆创造党”是毛主席讲过的。有人说还继续“打毛主席的旗号”，高岗说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旗帜，不打毛主席的旗打谁的？当有人说想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高岗说我没有，也没那个本事。

周恩来严厉制止高岗辩解、说明的情况下，高怒气冲冲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愤怒的双眼盯着地板，任由多张嘴、无限上纲上线，屎盆尿盆、污水泼向他身上。

高岗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反对某个人，不等于反党。正如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会上说：“我们动不动就给自己的同志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其实，人家只对某一个具体领导有意见。反对某个人，怎么能就是反党？你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这是符合党章精神的。但是，高岗反对刘少奇，定性反党是否符合这一观点？

“朋友本是林中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最反感的是原来和他私交深的“战友”，甚至曾给他“启发”、“出谋”的人，被刘少奇他们收买、同化了，为保自己赎“罪”，将自己曾对高岗说的话嫁祸于高岗。实际上高岗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质问时他以横眉冷对，批判时他以旁若无人。批判发言时，什么“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阴谋家”、什么“李国焘”、“王国焘”、贝利亚等词语不离咀，大帽满天飞。毛主席的指示和四中全会决议墨迹未干，他自己几次检讨，一幕幕在脑子里过电影，历历眼前，他对这些得理不饶人的做法，越想越愤怒。

16日，高岗回到家，拉着李力群的手说：“我完了！”哪里是对同志的帮助，是有意陷害，是进行攻击，有些事是“莫须有”的，根本不是事实。尤其是陈云颠倒黑白，有些话是他说的，栽到我头上。“毛主席每次与我谈话，我回来都给他讲了，和他交换意见。”如主席讲：少奇同志对他帮助不大，还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少奇爱迎来送往，将来可当议长，接待来往宾友的事。他说：他要退到二线，退到二线后谁来主持中央工作，你们是否可以轮流主持，也可以多设几个副主席。这些话，我都对陈云讲了，他当时说：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轮流。他还说：有些事，有些话，你可以先说和先做，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对你很器重的。现在他在会议上竟然说：“你一个，我一个”是我说的。我要在会上说明情况，周总理不准我说明，还有什么真理可谈。1935年郭洪涛、朱理智把我和刘志丹抓起来要杀，说我们是右倾反革命分子。毛主席到陕北说：“刀下留人”，救了我们，把刘志丹和我放出来。以后把我下放到内蒙伊克昭盟最艰苦的地方去开展工作。刘志丹被派去东征，打仗牺牲了……我想想这一生，出生入死为革命，多次受伤，死里逃生，我现在竟然落到这个地步，活着有什么意思，等等。

李力群听了这些话，思想很紧张，深怕高岗出事，把高岗情绪不好和他个性强的情况，及时告诉赵家梁、董文彬和警卫长白俊杰，请他们千万注意高的状况，防止意外。

其时的高岗，思想情绪沉闷到临界点。当日晚上一夜没睡觉，不知写什么(事后知道给毛、周写信)。17日早饭后，高岗打发李力群去习仲勋家探问消息。李走后，他叫秘书拿酒来，烟酒不离口，苦苦思索着什么？

秘书给高岗安慰，劝说不要喝了，下午还要开会。高岗说开什么鸟会，还不是批判斗争嘛。他喊冤叫屈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没有篡权，我不是野心家，阴谋家，“老天爷知道”。张秀山、马明方等来看望、安慰，高岗什么也不说，都被支使出去。最后把身边工作人员差遣出去，卫士长白俊杰和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计委机要处，让赵家梁去计委找安志文帮助他起草发言稿，高身边只留卫士矫洪良及勤杂服务员。

李力群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对习仲勋说：高岗昨天开完会回来后，情绪很坏，说他活不下去了，一夜没睡，座谈会是怎么回事？习仲勋听后，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对着高岗，“从来没见总理这样过”。陈云发言，把他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主意，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高岗要说明，总理不准高岗讲话。刘亚楼说，高岗和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告诉苏联人。陈正人说，在杭州高岗对他说了许多不满刘少奇的坏话，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的意见，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组织部副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习仲勋说：这次对待高岗好像1935年朱理智、郭洪涛把我们抓起来要杀掉的样子，不知道还要整谁？要死就死在一起。不像是对待同志式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都是扣大帽子，高岗个性太刚烈，怎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还说，过去，他对老高讲，不要太相信安志文和陈云，小安志文和大安子文总是亲兄弟，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刘少奇。他把安志文从东北带来，提拔为计委委员。过去，张秀山出差新疆，回到西安，嘴巴不牢，乱说，他说过张秀山。老高不听劝说，把陈云当圣人，什么话都对陈云说。这下好了，人家都不得不站出来说他(高)说的，有理无处讲。他要到杭州见主席，主席不让他去，刘少奇让他过关吗？邓小平对他印象不好，主席对他器重，当国家计委主席，小平有看法，总理在这里能说什么。习仲勋让李马上回去，以免高岗发生意外。

李力群和工作人员都被高岗支使出去，他将已写好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信交给小张转机要通讯员，并嘱马上送出去，不要交秘书了。一封是交刘少奇转给毛泽东的封口信，大信封里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信的大意是：你大概不会想到，我追随你20多年，今天会走上这样的结局。我喜欢生活，但我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归宿。因为我们党内没有能容纳我生活的空间了，我只求得对子女给予关照，他们是无辜的，必要时将他们送回陕北劳动。信中承认毛主席和他私下谈话的一些内容，对陈云说过，两组名单对林彪、罗荣桓和陈云说过，并提到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他一个人，陈云、林彪、彭德怀、徐海东、刘亚楼、张鼎承、黄克诚、罗瑞卿、王鹤寿、何凯丰、陶铸、陈正人等都对刘少奇有意见。“你一个，我一个”是陈云对他讲的，陈云还说：“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彭德怀、林彪等对他说的话等等，不承认他反党、反毛主席、分裂党和篡党夺权的“莫须有”的罪名。他就是不满刘少奇，要把他拉下来接班人位置。

另一封是给周恩来的托孤信(不封口)，要求周恩来对他的子女予以关照。李力群虽然跟他结婚十来年，她还年轻，(注：当时34岁)，他走后她可能改嫁，只担心幼小的孩子们受罪，请周总理能看在他一生为革命流血流汗，念我们多年一块工作的情分日后照顾，他的几个孩子是无辜的，必要时送回陕北老家劳动。

高岗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看到警卫员矫洪良腰别手枪(矫是从东北带来的老卫士)，高将枪要来装入裤兜里回到房里。矫洪良的枪被高拿去后即向卫士长白俊杰打电话，白俊杰在计委副主席贾拓夫办公室找到赵家梁，两人赶回东交民巷。贾拓夫给值班室打电话：你们要小心，设法把枪要回来，千万不要出意外。此时，李力群忧心忡忡，离开习仲勋家回到家里，矫洪良对李说：他的枪被首长要去了。李力群急忙跑上楼，在一个平时没人去的库房里找到高岗，见门的拉手上栓一条绳子，高手里捏着绳头，躲在门圪捞里。李强装笑脸说：“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顺手把高拉回到小餐厅里坐在椅子上，把习仲勋对她讲的一些话告诉高岗。高岗似听非听，又让李力群去找师哲，看他那里情况怎样？

赵家梁回来后，信还未送出去，赵和机要通讯员王兴悦看了信的内容，高岗把服务员打发下来，说首长叫把信追回来。实际是高支开小张，并非追回信，机要通讯员骑摩托车出去，他知道追不回来的。赵家梁等看信后更紧张，他和白俊杰、董文彬等上楼，高毅和妻子宋丽达、李力群都在餐室。赵家梁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你绝不能这样做呀！高岗说：“不啦、不啦！”让董文彬、李力群把信烧了吧。

高岗深思一会儿后，从裤兜里抓枪在手，打开保险，枪口指向太阳穴举起时，在跟前的高毅朝父亲右肘猛一托，“叭”一声枪响，子弹顺耳边射出打人房墙！高毅又猛击一掌将手枪打落在地，几人即动手和高岗抱成一团，在地上抢枪，把赵秘书的手也擦烂了，鲜血直流。枪被夺回，白俊杰把枪装入衣兜。在抢枪时，赵家梁在情急时说：“快打电话。”几个人将高岗拖在凳子上，卡住脚手，高岗涨红着脸，还在挣扎，叫喊着：“别管我，让我死！让我死！”他掉着眼泪，喃喃地说：“冤枉！冤枉！我为革命出生入死搞了多少年，末了落个反党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下场，还有什么活法……”

这时，安志文来了，他进门一看，说：“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大家把枪击事说了一遍。安志文对高岗说：“你怎么搞的嘛！”遂交待：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高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不能参加？高岗说：身体不舒服，请假。

安志文、赵家梁下楼商量，认为这件事不能隐瞒，要向中央报告。

高岗枪杀未遂的事件，下午三点左右，由赵家梁、安志文去向主持“座谈会”的周恩来汇报。

赵家梁汇报中，周恩来出去到隔壁会议室叫来正在开座谈会的习仲勋、彭德怀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几个领导人坐定后，周恩来说：今天早上，高岗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赵家梁就事情发生的经过从头较详细作了汇报。汇报完，周恩来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他自己留下和赵、安继续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要站在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汇报，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他还交待：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经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叮嘱：高岗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要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他。要注意高岗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报告他。你们两个和张秀山都住在楼上。要赵家梁尽快把烧了的信内容写出来，交给中央。之后，周恩来多次打电话向赵家梁询问高岗的情况。并指出：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要用猛药来治，要对他实行管教。人员不够，中央会调来人。张秀山、安志文和赵家梁在高岗的楼上住，李力群和高老虎(高毅)也不要离开。

当天晚间，公安部派来李树槐处长和赵光华等6个科级警卫干部驻进东交民巷8号大院，负责警卫工作。

枪击事件，当天下午由周恩来即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打来电话指示，周恩来让赵家梁向高岗传达，大意是：错误严重，不能错上加错，他不能用这种办法威胁我，希望他不要走这条路，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当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别召开会议，周恩来通报了高岗自杀未遂的过程。有人说，他根本不想死。有人说，把枪给他，他敢向自己开枪，承认他是“好汉”。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实行隔离审查处理措施，并对高岗监控管理教育(实际软禁)，由赵家梁、李树槐(朱德卫士长，公安部处长)、董文彬组成“管教”小组，赵家梁任组长，李树槐为副组长，后来增补安志文、李力群为组员，李树槐调走后，由赵光华为副组长。

傍晚，中央派习仲勋、马文瑞、马明方、张秀山、贺晋年等来到东交民巷，由习仲勋代表中央给高岗谈话，他说：我们代表中央来跟你谈判，你的错误极其严重，今天发生的事，你错上加错，你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再不能错上加错。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要好好休息，不去参加会议，准备进行检查反省。习仲勋宣布：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理教育，由赵家梁负责，以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他过去是你的秘书，今后你都要听他的管教。至于生活待遇，一切照旧。

高岗泪流满面，极低沉地表示：我不再错上加错，一定听从党的决定。他对赵家梁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一定服从你的管教。

自此始高岗成了半囚徒。正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管教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任务就是周恩来、习仲勋交待的三条：让高岗为反省做准备；防止他杀人和自杀；防止外逃(东交民巷驻很多外国使馆)。

习仲勋宣布完即离去，张秀山按周恩来指示，住在高岗家里，一边参加座谈会，一边做高岗的思想工作，他将座谈会对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就是反党、反中央等揭发情况转达高岗，有些事高坚决不承认。高岗说：“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反党、反中央，他不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我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先看到名单没有向主席反映，又没有按毛主席交待办，没有想到扩散后的严重性，和陈云等人交谈时说出去了，闯下乱子。先看到名单没向主席反映，以为主席知道有问题，才让他看的。又没有按主席交待办，毛主席发现追查时，又没敢承认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最大错误。毛主席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强调党的团结是非常正确的，我对主席、对党是忠心的，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念头。我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是路线上的分歧。”他说：“我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要我承认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篡党夺权、搞阴谋等罪名，至死也坚决不承认。”高岗和张秀山的谈话，管教组长赵家梁在场，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继续进行，高岗成了缺席审判的人。2月24日，令高岗到会作第五次检查，主要是骗枪自杀的错误。高岗承认自己一时想不通，认识糊涂，认为毁灭了自己，一了百了。他也承认对刘少奇的批评等问题，不同观点向别人讲过，把一些错误看成系统的错误，对一些干部的看法缺乏分析，爱听表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

25日，审判高岗的座谈会结束，没让高岗参加。周恩来在结束时作了总结性的发言，题目为《发言提纲》里系统地揭发、批判、分析了高岗的问题，将给尤金介绍的12条归纳为10个方面。

周恩来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他指出：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高岗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企图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为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高岗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自己的宗派活动，以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书记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诬蔑中央领导不赞成某同志担任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制造派别，破坏党内团结。说要提某为中央候补委员，某某同志政治局委员。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报喜不报忧，不愿检讨，受不得批评。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于中苏团结。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号，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心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

周恩来说，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外，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他指出：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他说，高岗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周恩来说：“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对于高岗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没有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周恩来的《发言提纲》由在杭州的毛泽东和胡乔木、陈伯达作了修改。毛泽东于2月28日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高岗自杀未遂实行管教后，中央对四野高级将领怀疑防范极严，罗荣桓的住处派军队监视多天。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10天前，毛泽东的批文中还有高岗的名字，自12月15日中央的小会后，邓小平去停车场时所交谈及和陈云争吵，自16日、17日邓、陈告状后，批文上再未出现高岗的名字。同年11月下旬，《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刊登高岗等和金日成谈判中国援助朝鲜的经济协定情况和毛泽东、高岗等和金日成签订协议的大幅照片，12月底发表高岗陪同苏联领导在鞍钢活动的消息外，再未见到高岗工作的情况。

3月初旬，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高级干部传达。之后，向全国党员干部传达。

高岗看到刘少奇向座谈会上转达的话和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后，他反复申辩不符合事实的有关内容，他申诉对“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军党论”、“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反对周总理”、“挑拨中苏关系”、“野心家”、“搞分裂”、“阴谋反党篡权”等罪名坚决不承认，不接受。他说我没有那个野心，没有驾驭全党全国的本事，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靠他掌舵不放心……

1954年3月初，毛泽东看到发自东京的合众社一则电讯揣测：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及继承人的可能性问题。电讯中对高岗评价说：“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的尊敬”，云云。毛对这则电讯很重视，遂批示：“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同志一阅。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合作的。”

东北地区由周恩来和罗瑞卿负责传达，随同去的有马洪，安志文。他们到沈阳摸了几天情况，找一些人谈话，因东北是高岗的第二个发迹的地区，高岗在东北地区的威望比西北还高，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解放后，他在东北工作期间抓住解放早，土地改革早，工业基础好，率先向外国开放，和苏联签订了多项经济协议等特殊优越条件，是中共政权首先打开海关局面，发展经济，确实办了许多得人心的好事，为党和国家、人民创造了福利，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对高岗的印象较深。周、罗在调查了解、谈话、发动的基础上，于3月下旬召开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历时一个月，揭批高岗在东北的问题。周恩来传达四中全会和座谈会精神和高饶反党篡权的问题后就返回北京，为参加日内瓦会议作准备，罗瑞卿名为以观察员始终参加高干会。会议在罗瑞卿的指导下，由林枫主持。高干会对高岗的错误进行批判和进一步揭发高岗在东北的“反党”活动、执行一条“错误路线”，例如企业实行“一长制”、使用“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重用“难领导”的干部，偏重“专家知识分子”，“坐在知识分子怀里”即所谓“派别性的干部政策”，提拔马洪等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等。最厉害、最多的是男女关系丑事，成了置高岗于死地的杀手锏。同时对“五虎上将”东北局第二书记、军区副政委张秀山，东北局第三书记张明远，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赵德尊和已调离的郭峰、马洪以及陈伯村、华明、韩天石等多人也进行揭发批判，把他们打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亦称以张秀山为首的“反党集团”，东北局和鞍山、大连等基本属“烂掉的班子”，凡是和高岗关系好些的人，都沾上了“高岗集团”和“五虎上将”张秀山为首的“反党集团”的腥，东北局主要领导除林枫外，基本全军覆没。宋平由周恩来(曾任周秘书)说话，王鹤寿有陈云说话过了关。

据陈伯村回忆说，东北局领导班子是中央安排的。高岗出事前(即52年)，安子文到东北听到有人说东北局是宗派班子的反映。刘少奇曾对他(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谈话时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而不是高岗拉去的。他让陈回去向大家讲清楚，东北局的领导来自不同地区，在战争年代从事不同的工作，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搞武装斗争的、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他们为东北解放战争、经济恢复、建设和抗美援朝胜利，各尽其责，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为党工作，并不是为高岗“个人工作”。他回东北局向领导传达了刘少奇的谈话。高岗出事后，都成了高岗的宗派活动。

高岗出问题后，情况就变了，为着斗争高岗的需要，把为党工作的一批人打进和高岗一起搞“反党、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竟说，高岗离开东北后，张秀山、张明远等实际上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宗派领导，使林枫无法行使职权。可林枫在高干会上发言时说，他对这样严重情况“没有察觉”。其实，本来不存“无法行使职权”的问题，欲加之罪，昭然若揭。

高干会期间，罗瑞卿、林枫上北京汇报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宗派”，“东北局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中若干人，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纲领或口号就是“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张秀山说：这算什么“纲领”？纯属欲加之罪。

罗瑞卿和张秀山谈话时说：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张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意见不是反党。罗瑞卿问张秀山：“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张说：我建议你核实一下这件事过程。

4月24日，东北高干会结束时，罗瑞卿作总结发言里说：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高岗的这种活动最早是在1949年就开始了。按高岗所制定并为若干人同意了的反党政纲到处进行反党宣传，这样一些人不叫反党宗派亦即反党小集团，那么又应叫什么呢？

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四中全会和讨论高饶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四中全会决议和刘少奇的报告是“我党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与会同志对于高岗阴谋分裂党以图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罪恶及饶漱石参与高岗阴谋活动的反党罪行，表示深恶痛绝，极为愤慨；并认为党中央及时地揭发和坚决的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活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表示决心彻底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一切恶劣影响，并以实际工作来补偿由于这种恶劣影响所给予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损失……”决议认为高岗的罪恶活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高岗业已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他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野心和阴谋的障碍，便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领导实行卑鄙的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达到他推翻中央的领导，实行篡党、篡军、篡政，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目的。”这一切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和腐蚀党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阔道路。”

会议通过了撤销张秀山等5人职务的建议，原文为：“东北局转报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干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五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在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

对这五人的处分，没有具体事实、处分结论、组织审查、组织谈话，没有听取个人申述，只凭东北局一纸报告，中央政治局迅速于4月28日批准。东北局改组，林枫任东北局书记。

东北地区在贯彻“决议”中有抵触情绪，党员、干部认为决议里有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不符合事实，互相矛盾的问题。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工人、农民等群众意见更大，他们说没有高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成就从那里来，冤枉了高岗，他把什么“破坏”了？有什么“重大损失”？东北的先进事实在那里摆着，毛主席也表扬高岗，表扬东北局，有错误就将一生为革命事业的心血一笔“勾销”，扫地无余，这是什么“实事求是作风”？“要看他的全部历史，不能看一时一事”，“一世英雄，付之东流”。“高岗犯什么错误可能，反党、反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不可能。”

当时，在东北干部中引起忧悒不安，私下议论高岗跟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按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怎么会可能反党呢？他的许多讲话、报告、文章，党中央、毛主席批转全党全国机关干部学习，报纸、刊物登载、电台广播。《荣誉是属于谁的》讲得很好，作为整党学习文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他是怎么反党的？有什么事实？怎么会是反党野心家呢？1949年就开始反党，还让他当副主席？或许高岗反党、反中央，那是他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反党小集团，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不少人对高岗反党集团、反中央、反毛主席持怀疑。事实上，有些人被打成追随高岗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所谓“成员”、“爪牙”连怎么回事都不清楚，过去接受高岗的领导是属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怎么成了跟上高岗反党呢。

西北地区传达高饶反党问题后，有人说：揽工小子出身的高岗为穷人翻身，赴汤蹈火，九死一生，跟共产党闹革命，怎么会反党呢？这又像似陕北错误肃反，把刘志丹、高岗打成反革命，延安挽救运动中把揽工汉、童养媳当成“特务”、“反革命”抓起来的做法重演。有人说：被南方人排挤下去了。据有关资料说，高饶事件牵扯进去处级以上干部千余人(当时处级相当现在司级)，将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联盟”的成员、爪牙，采取专政手段，分别隔离审查、威逼利诱、撤职查办、开除党籍、降职降级、无所不用其极。

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打倒高岗不是偶然的，是要打所谓“西北山头”(康生语)。

建国初期，以《荣誉属于谁》为片名拍摄一部电影，中宣部各部长、处长都认为很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是，最高层领导都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主管文学艺术副部长周扬回到部里和众秀才揣摩都不理解，摸不着缘由，不知如何是好？后来，高岗出事才明白，因为片名用了和高岗文章的标题相似，只少一个“的”字。这就说明高层领导心目中对高岗问题已经有谱，当时不可能告诉周扬的。高岗出问题后，周扬很后怕，多亏周扬觉得不对劲，没有怎么宣传该电影，逃过这一劫。后来，《刘志丹》小说送周扬审阅，他认为很好，可以出版，还可以拍电影。“劫数难逃”，批判《刘志丹》和“习贾刘集团”时，把周扬牵扯进去。

建国后从高饶事件创造的先河新例始，乃至此后多次政治运动斗争，和那句“莫须有”著名词一拼合，何其相似，要整人实在不需要找多少证据、理由，随便捏造“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分裂党”、“篡党、篡政、篡军”、“野心家、阴谋家”、“资产阶级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像个帽子公司有大帽子一摞，对谁一不如意，不要讨价还价就强制给戴上，进行残酷斗争，以念紧箍咒立威，以整人树权。硬把人整死，还要给戴上一顶“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帽子。

1954年3、4月间，为配合揭批高饶的“罪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五年计划领导小组组长易人(由陈云担任)的消息和《提高革命警惕》、《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反对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为题的社论。社论指出：国内外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和人民的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已不可能和很少用公开面目来进行破坏党，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必然是采取两面手段，“躲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伪装起来，偷偷摸摸地进行”。社论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粉碎敌人破坏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图破坏党分裂党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

高岗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打进“反革命分子”的范围，压力更加沉重。

二、“星辰”陨落紫禁城

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高岗听了习仲勋代表组织谈判和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思想情绪逐步稍许平静下来，他还把一线希望寄予毛泽东搭救，在沉闷的软禁空间中度过了半年。开始时，万簌俱寂，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他躺在床上睁着一双眼睛，苦苦地思索着，想着该怎么“反省？”他扪心自问，回顾了那些似乎不大遥远的往事，诸如西北、东北和到京后毛泽东与他谈话，也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座谈会上斗争的场面。来到北京后一年多来的高岗和现在的高岗，截然是两个环境、两个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干练领导”，突然成了“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反复思考了自己的言行，在哪些方面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有些事情没有向毛主席具体汇报，没按毛主席交待办，这种做法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好的，不是现在就有了损失。他认为在几次检讨已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深刻，就是没承认反党、反中央、推翻党中央、其他错误都检讨了，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批判渐渐升级，招来更加激烈、更加严厉批判的言辞，“莫须有”的罪名在脑际回荡，又不让说明、申述，似有不打倒而不后快，刘少奇这一关是过不了的。再作深刻检查，如何检查呢？高岗一贯是批评别人的人，今天自己接受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是很难承受的。要再深刻还能说些什么呢？难道能说是毛主席是怎么对自己讲的？能说要打倒刘少奇，打倒毛泽东，自己来当领袖吗？对党如何反对或者充满敌意吗？要为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吗？这些不是他心里想的不会说，也不能说，更不敢说，不能捏造假话上纲。反对刘少奇的错误观点，是维护毛泽东的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毛主席叫看的，却变成了“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党夺权”，把这些“莫须有”的陷害、攻击作为事实承认吗？他一贯能吃能喝、能说能笑、争强好胜、爱动爱玩的习惯，在管教期间丧失殆尽，政治和威信扫地，可谓处在身败名裂的境地。但是，开枪自杀未遂，绝路中逢生后，他有活下去的念头。他知道自己的错误与毛泽东分不开，毛泽东最清楚犯错误的根源。

高岗软禁之后，从1954年3月初开始，一方面加强党性学习，阅读党章，一方面认真反省他一生旅途和错误，准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反省中，有时情绪平静，跟管教人员一块下象棋，打扑克，看电影、画报、报刊等，情绪比较好些了。

赵家梁早在东北未任高岗的秘书前，两人常在一起奕棋，后来当了秘书时，高岗说：“哦，你就是赵家梁啊，认识早了，你的棋下得好。”揭批和软禁高岗期间，对外保守机密很严，社会上没有什么风声。他们经常调国内外电影片子看，片库管理人员听说东交民巷8号调片，随便选调。

在毛泽东“重新做人”的指教和党性学习及管教组的帮助下，高岗打消了死的念头，较深刻反省错误，有的自己执笔写，有的他说让秘书记录，花了很长时间，每天的活动除了少许玩耍象棋、扑克外，就是写检查交待。他本着周恩来在第一次集体谈话指出的“严于解剖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精神，将他自参加革命活动和革命工作以来，对思想上、政治上、觉悟上、作风上、世界观上和从产生错误的根源，特别是对自己的缺乏组织纪律性、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唯我独尊、骄傲自满、男女作风、听不进别人的批评和开枪自杀等错误作了全面反省。据秘书讲，高岗的反省是深刻的。为了争取领导的原谅，消除对立情绪，企想度过这一关，在《我的反省》中，被迫写了些自我无限上纲、上线的违心的话。“反省”最后由秘书归整出来，高岗又仔细斟酌、推敲、增删，让秘书送交习仲勋阅看后，他半夜没睡觉，苦思冥想良久，自言自语：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吗？路线之争、建国方略之争、社会制度之争，靠刘少奇掌舵不放心，毛主席也不放心，挪动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就是反党，分裂党中央？毛主席说过要“挪挪”刘少奇的位置，说他爱迎来送往，叫他搞议会去，这又作何解释？毛主席也戏言吗？想了很久很久后对秘书说：就按他们(指刘、周、邓、陈等)说的写，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最后，他违心的叫秘书写上：“想把刘少奇拉下台，使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助手。”

其实，他本来就是中央党政军领导之一，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已经是毛主席抓经济工作的助手。

高岗的《我的反省》于4月29日送交中央。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内，希望、催促、忍耐、等待中央来人谈话、处置。烦躁时和工作人员下棋、玩扑克，屋子里踱步、发呆，回忆20多年来沧桑岁月里的往事，揽工放羊，闹学潮砸县衙，发动灾民吃大户粮，创建红军、风风火火开辟陕甘苏区；1935年被郭洪涛、朱理智、聂洪钧、戴季英等抓起来坐牢，毛主席来了救出监狱；三边、伊盟和蒙人交朋友，解决民族间纠纷；保安县保卫中央机关中险些送命；建设陕甘宁边区和创建东北根据地，扩军建政，解放东北，为全国解放，一心一意；建设新东北，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制定全国五年计划没明没夜，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想方设法，和毛泽东亲密交谈，情投意合，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配合默契，心情舒畅。一件件，一桩桩，历历在目，萦回脑际，和秘书交谈上述往事，他说内蒙工作期间，大姑娘、小寡妇，把作风混坏了。当回想到近来情景和陈云、彭德怀、林彪等交谈，四中全会、座谈会等，一幕幕在脑子里过电影，心寒意冷，前途茫然困惑，但仍抱一线希望，毛主席进城后不会变吧，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会消除误解，明察秋毫，不会完全抛弃他的。

他的反省送中央后，盼星星、盼月亮，幻想像35年陕北肃反中，盼得毛泽东来了松了绑，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重见太阳。他托管教组多次催促中央，等待中央来人谈话，了断他的问题，急燥、忍耐、希望、羞辱溶合一起，心里流血，眼水望干，渺无音信。

周恩来是高岗专案组的负责人，他在座谈会上讲话中规定“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实际上是要“管教”到首届人代会国家机构、人员定之后。

后来，高岗获悉东北局高干会继续揭发了他的问题，并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陈伯村、华明等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后，高岗的情绪日趋恶化，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时不时地自言自语说：怎么能这样，他们对东北局的路线、政策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对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抗美援朝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功的。他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不是为我高某，是为党工作啊。我那两篇文章(即《荣誉是属于谁的》、《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党内在右倾思想》)就是和马洪等研究起草的，毛主席批给很多人看过，还指示中央有关报刊发表，让全国学习；由东北带动搞起了“三反”、“五反”。他们这些同志是冤枉的，我死了也对不起这些同志。有关对刘少奇的议论和意见，到家里来和我说得最多的是何凯丰、王鹤寿等人，安志文也知道这些情况。赵家梁插话说：安志文跟总理去东北参加高干会的路上将情况都给总理说了，他没事了，连会也没怎么参加。宋平、王鹤寿是周恩来、陈云说话过关了。马洪承认他自觉反党。

安志文在陕甘宁边区高岗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跟高岗到东北，高岗到中央又把安带回来并建议任计委专职委员，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有人说高岗把安志文提拔到计委专职委员，是为讨好他哥哥安子文的。安志文经常去高岗家，高岗出事后，安志文住在高岗家，做高岗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争吵起来，高岗把桌子都推翻，茶杯子甩在地上。

张秀山曾参加创造西北红军、革命根据地和建设工作，是首先率干部团进入东北；张明远在榆林师范学校教书时，高岗带到延安，后长期在冀东做党的地下工作。赵德尊、郭峰曾担任黑龙江、辽西省委书记，调东北局任部长是正常的，马洪有能力，懂经济，提拔是应该的。高岗曾说过这几个同志，有能力，政治强，懂经济，是年轻的“优秀干部”，作为“培养对象”，怎么算是宗派集团？其实是为高岗问题座谈会呼应，给高岗罗织罪状而设置的。后来，周恩来对王震说：“东北高干会没有开好。”

1953年春，高岗出席的中央人民政府第20次委员会上，讨论了召开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普遍进行选举工作。至54年8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政府、领导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决定在9月份召开首届全国人代会，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高岗原先把毛泽东挽救自己的命运的希望和全国人代会联系在一起，抱一线希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开，他的政治生命就会明朗化。

高岗的“反省”材料送中央已经几个月，没人理睬，管教组多次向高岗专案组长周恩来汇报情况，请求中央来人谈话，后来周恩来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高岗专案由邓小平、杨尚昆负责，他们没有过问，既没来人，也未回音，犹如石沉大海，看来连他要求回陕北劳动也不能如愿。

高岗担任的一切职务除五年计划组长外均未免除。从7月1日起，《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陆续发表各地区人代会情况，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名单。高岗十分关心此事，他认真的听广播，仔细翻看报纸。他看到华东地区代表没有饶漱石、向明等的名字，东北地区大部主要领导人也未当选代表，他才意识到这些人受到了他的株连，他对工作人员和李力群说：我连累了他们，以后见到这些人，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对不起他们。他心里很不安，心情更加恶化，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自毁的念头重新萌发。

在此期间，李力群被杨尚昆召进中南海谈一次话。当时，李力群正怀孕显现妊娠症状。杨问她：你身体怎么样？李说：身体不方便，感到很累。“你怀孕了？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你要离开高岗。”李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李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杨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

李力群听了杨尚昆说要把高岗换到“公主坟”，自我预感到不祥的凶兆。随即，杨尚昆派中央保健室医生力伯畏陪李力群到协和医院检查，是不是怀孕，能不能做手术？经妇产科大夫林巧稚检查后对李说：你生孩子多，不能做人流了。要好好休养，生的时候，我亲自给你接生。

李力群回到家，难过到极限，觉得他们要对高岗下最后毒手，被关牢或者枪毙。赵家梁问她：杨尚昆找你谈了些什么？李说杨尚昆叫我把孩子打掉。赵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住在一起了。李力群说：我们是合法夫妻，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能一起住！高岗现在处境这样危难，还有几个孩子，我怎么能提出离开他呢？

李力群回忆说，她心里想来想去，这是生离死别啊！不知怎么对高岗说还是不法。当天晚上，李力群将杨尚昆的谈话告诉高岗。高岗听后显露出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说：“我是冤枉了。不是坐牢就是被杀掉。”35年被关进监牢，毛主席再迟几天到陕北，我和刘志丹就被朱理智等活埋了，这次毛主席不出来搭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他还对党和毛主席抱有希望。他说：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你，生了几个孩子。“有一天你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给我说清楚”。“我受别人的暗算了，这次陷害是有准备的，很突然，已经做成了局面，主席也很为难，很可能出现35年被朱理智、郭洪涛整肃那样的事情。我万一有不测，你千万不离开我们的孩子，抚养孩子成人，什么也不要说。将来生活困难，可以带孩子回陕北，那里人民不会忘记我和刘志丹的。”

在此前后，高岗正处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口，有死的打算。他的思想负担非常沉重，斗争也异常激烈，脸色非常难看，情绪极度烦燥，彻夜不眠，饮食不进。不分白天晚上念叨：张明远、张秀山、马洪、赵德尊、郭峰等是冤枉的，怎么能说他们是我的集团成员呢？习仲勋曾劝告和提醒我说，安志文在你那里是有任务的，是受人指使的……我不听习的话，现在才明白了，他们怎能这样做呢？高岗说：这些情况，毛主席能知道吗？谁能给毛主席讲真情况呢？因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怎么能对得起他们，不如死了算了，我死了，也对不起这些同志，他们是为党工作的。

高岗自管教后，睡眠不好，要管教人员给他弄安眠药吃。李力群深怕高岗出事，她把这些话告诉赵家梁、安志文等，并提醒他们千万注意，你们最好不能给他药，给安眠药会……安志文说：你不知道他这人吗？不给不行嘛，他硬要，说他睡不着觉，吃不进饭，会把身体折磨垮的。再说他心肠大，不会再干蠢事了。赵家梁说，他不会再死的，他只是对你说说，怕你与他离婚走了。据赵家梁说，管教组也注意了防范，每次吃药按医嘱，定量定时给药，并在跟前看着咽下去才离开。这期间，高岗常和管教、警卫人员玩扑克，谁也没想到他还会再次自杀。

高岗认为自己从辉煌顶端掉进谷底，还牵连了大批为党工作的同志。与其被人折磨、屈辱、耻笑活着或者关牢、杀头，不如来过快刑死了，已决心为自毁做了准备，将噙在口里的药喘到舌根底下，喝水时佯装咽下去，待管教人员离开又吐出来，集攒下来作为自毁的“武器”。他的叉裤旧了，让勤务员买了一条新的裤头准备死时换用，谁也没意识到他为死做准备。

东北地区、北京地区和解放军的人大代表公布，他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东北一把手，军委副主席、计委主席，这三个区域都可选，他看到没有“高岗”的名字，对毛泽东的希望破灭，思想情绪更坏，坐卧不安，精神恍惚。他记得“七大”时大家都不同意王明进中央委员会，是毛主席出面说服大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建国时任命为中央的部长。多次要求中央来人谈话未果，一连数天的关注破灭了。原来希冀毛泽东会念旧情知遇之恩，在国家新的领导班子瞎好安个位子也无望了。一个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连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资格也没有，感到彻说，觉得高岗给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有个公正的说底的完蛋了、绝望了，被毛泽东完全抛弃了，自裁铁了心。他内心有一种无名火燃烧着，冤枉、委曲、悲伤、痛心裂肝，他走出屋外仰天看地，星光隐去，月落西山，走完了它们的路程，黑沉沉的天空像凝固一样，神秘莫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容纳自己的栖身之地和空间。他是农民的儿子，黑暗的旧社会把他逼上了革命道路，跟毛泽东共产党，东打西战夺取了江山，舍生忘死，始终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建设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半生多经历使他深信，毛泽东和党的曲折最终会公正地裁判。没想到毛泽东倒向刘少奇，将自己抛出去，反成了反党篡权头子。

他是成立共和国时的代行人民代表会职能的政协全委会上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多么风光，而这次人代大会他自己必然像“座谈会”一样作为批斗的对象，捋掉披挂一身的桂冠，荣辱交加，对性格刚烈的高岗来说，反差太大了。这种种精神的压力，诬陷，耻辱溶合一起，远比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物质困难的压力大过多少倍，英雄落难的屈辱，不杀不放，“长期管教”，活活折磨，无异等于慢性自杀。

杨芝芳说：他从19岁开始闹学潮、拉杆子造反起，多次险些丧命，死里逃生。他脚腕上的伤疤，是1932年安条岭遭敌伏击战中，敌人的子弹给他留下的仇恨和纪念。赤膊上阵战劳山中，子弹擦身而过划破一层皮，保安县反动分子暗算他，绥蒙披着哥老会外衣的日特分子谋杀他、哈尔滨反革命分子冲杀他，都未得逞；指挥东北剿匪，打土豪，分土地，协助林彪指挥作战，保障后勤，死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他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绝望了，毛泽东不出来搭救，和高岗关系最好、私交最深的陈云陷害，积极支持他的彭德怀、林彪不出来说句公道话。人生旅途走尽了，戴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野心家”帽子，活下去没什么意义了。人在承受巨大枉加的精神压力时，眼前一片黑暗，被这种压力所刺激，无期等待折磨，是最容易产生轻生念头的，只能把死当成唯一的解脱。作为一个性格刚烈，身经沙场的高岗来说，勇气是应具备的品质，生比死更需要勇气，谁又能不死呢？

现在，国民党打倒了，新中国建立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硬逼他承认“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莫须有”罪名，实在生不如死，民不畏死无奈以死抗争，不比屈服侮辱而苟活差。人生在世，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欢乐与苦恼、生与死，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活着的人谁不愿意活而愿意死？可是谁又能不死？但是，他的信仰将永存，自信共产党的事业将永存。毛泽东进城后的这种做法会带来灾难的，他迟早会明白自己是忠于他的，忠于党的事业的。他去死似有出于信念和理想，出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以他的死来抗议，震惊国人，来唤醒毛泽东的良知。

无论如何，这个以自杀走向死亡的人，绝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也是要有勇气的，只有一死，一切烦恼和屈辱就会结束。他的肉体对死并无恐惧，九死一生本来就是他的本色。第一次开枪自杀，阎王薄上未报到，苟活了半年，反省、要求，如泥牛人海，忍耐、屈辱、希望到绝望、绝路。“他根本不想死”，“他敢向自己开枪，我承认他是一条好汉”，“不能用这种办法威胁我”等促他死的话，他在阴曹里才会知道。

他知道人大代表选举结束，就要召开全国人代大会，他想象首届人代会的情景，回忆着代行人代会职能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成立新中国的往事，这次人代会他是被审判的对象，这对他来说这样的反差实在承受不了。

1949年9月，是他奋斗二十多年的夙愿实现的喜庆日子，他代表解放区在大会上只用十几分钟发表了热情洋溢、心情欢快的讲话，博得全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10月1日，是举世难忘的开国大典，他站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胸别红绸烫金佩条，排在副主席的第六位，中共党员副主席他是第三位，多么神气地检阅几十万军民庆祝游行，昂首仰望自己付出心血的十几架战鹰凌空在蓝天翱翔。他无比自豪、兴奋、骄傲。今年的人代会，是绘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蓝图，选举国家机构和领导人员，而他被扣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篡夺最高权力的几顶帽子，处于身败名裂，软禁受辱，与世隔绝的天地。过去那样的光辉已走尽了头，不复存在，与其待人代会召开时，像“座谈会”那样批斗羞辱难受，不如早些离开这个肮脏的政治斗争的漩涡。

他受不了旧社会的压迫、剥削，出来闹革命，他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敌人斗争了二十多年，斗败了敌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打退了胡宗南的多次进攻；千里河防，固若金汤，日军多次企图渡河西进，他动员军民齐心协力打退；东北战场协助林彪等，把蒋介石的心腹大将熊式辉、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一个个打下台；建设国家，发展经济，抗美援朝，整整奔波五年，被认为他领导的地区、部门是“独立王国”；雄心勃勃，要在东北创立中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工作井井有条，事业项项卓著，政绩样样突出，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试验田”，万万没料到执着毛泽东思想同右倾错误斗争，诚心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反而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他一生经历了贫困潦倒，举旗造反，虎口脱险，叱咤风云，艰苦创业，殚精竭虑，为党和国家、为人民解放、幸福做出了贡献，垒筑了光辉的亮点，受到世界共产党领袖斯大林的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赞扬、重用，荣升到中央党政军领导地位。他赢得毛泽东器重，地位攀升，是在革命斗争中实抓实干得来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不是搞阴谋诡计篡夺的。到头来落个反党篡权阴谋家的下场。由光辉的顶点一下子摔到黑暗的低谷。他也没枉活一回人，人生在世该经历的酸甜苦辣、艰难险阻、风流倜傥、荣华富贵，都偿试了。他自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容他生活的空间了，该告别勾心斗角、忠伪不辩的世事了。他做了大官后变得自尊心极强，不愿忍辱偷生，他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的人，“士可杀不可辱”，实在咽不下为正确路线、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被羞辱、被抛弃这口恶气，替没良心的领导卖命有什么意义。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争，死而无憾，宁折不弯的他以死向世人表明宁死不屈的“一条好汉”。他告“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求人不答应。他最委曲的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意图……”“有人授意，有人支持，是党内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意见，毛泽东也不例外，现在都往他身上栽，要他一个人负责，还有什么真理，硬要逼他承认反革命，承认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家，佯活在世上，名活实亡，还有什么活法。”

他根本不知道此时中央多数要员包括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开会，审定宪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不敢作主，请示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同意让习仲勋代表中央给高岗谈话。习仲勋鉴于和高岗以往的关系，向周恩来提出写个文字的东西比较好，实际是怕毛主席忘记、反悔，把自己陷进去。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有这种毛病的，有时他说的话过后忘了或者反悔，累见不鲜。周恩来又不敢出文件，让习仲勋直接向毛主席请示联系。毛泽东原打算叫高岗当陕西省省长或副书记，此前高岗有过回陕北老家劳动要求。毛泽东让习仲勋给高岗谈话，保留党籍，保留中央委员，高岗想回陕北，同意他回陕北工作，当延安地委书记。习仲勋不敢向毛泽东要文字把柄。后与周恩来商量，周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不久回北京，再等几天，毛主席回来再说。据后来习仲勋说，自东北高干会后，去东交民巷要安子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批准，否则谁也不让进去。毛泽东的意向习仲勋没及时向高岗谈，所以，高一无所知。就在这个扯皮的节骨眼间，高岗宁死也不愿戴上“反党篡权”野心家的帽子活在世上，第二次自杀身亡。

那是8月17日，恰好是高岗第一次自杀的整整半年，距《我的反省》送交中央的110天。是日晚他和李力群交谈到两点左右，高岗待李力群母女、管教人员都熟睡后，窗帘拉好，刮胡子，洗了脸，梳好大背头，换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几天前买的新叉裤换上，把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拿来吞服，睡到床上。这一切行动，睡在另一卧室的李力群母女毫无察觉。早上天亮，李力群让小女叫他爸爸起床，小女去叫不答应，李力群去见高岗呼隆呼隆出粗气，很不正常，她边推边喊叫不答应，即打发小女叫来管教组的人员，随时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并施人工呼吸，抢救无效，至早晨10点多些，高岗在自己的生死簿上划上了句号。

据中央保健医生力伯畏回忆，8月17日那天，她正好在保健局办公室值班，大约9点前后，突然接到高岗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高岗出事了，不省人事，请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迅速赶来看。她随即拨通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的电话，告诉：“高岗那里出事了，要我们去人。我们这边的车一会儿就到，接你一起去高岗家。”也许计也听到汇报，他准备了一套洗胃的设备。力伯畏给计打完电话，又给在北京的苏联医疗专家打了电话，请他们尽快赶到高岗家。这是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的同时，都通知苏联专家到场，以便有问题即时咨询请教。

两个电话打完，力伯畏要一辆车子，从弓弦胡同出发，到北京医院，接上计苏华和洗胃设备，直弛东交民巷高岗家。一下车他(她)们直奔高岗卧室，一看高岗已经死去，再进行任何抢救都没有意义和必要了。

接着，苏联专家也赶到，力伯畏说她印象中当时到高岗家的苏联专家是白祖比克。苏专家到来后，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身体的时候，他们发现床上有一颗腾腾我囊(速可眼)，大概是高岗在吞咽时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医生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的判断。

据赵家梁、李力群回忆：8月16日晚，高岗和李力群谈了很长时间，怀孕的李力群困乏了，对高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长叹一口气说：睡吧……自7月以来，高岗和李力群经常在深夜长谈，今天晚上谈的更多，至凌晨两点多。高岗讲了他自己的革命经历、艰难，困苦和死里逃生等情况，讲了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了思想上的矛盾和认识上的疑惑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李力群多次予宽心、劝慰。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组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看了高岗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李力群的汇报，临走时嘱咐说：“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来到高岗家，他们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下楼在大厅里听取了管教组汇报后，交待要严守纪律，不许外传；责成由政务院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丧事，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接着，总理让齐燕铭同志通知有关领导晚8点半到东交民巷开会。8点半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8点半，所通知领导人员有马文瑞、马明方、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马洪、王光伟、乌兰夫、刘澜涛、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倪伟、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等都到齐。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高岗秘书赵家梁3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查结果。”晚10点多，解剖检验结束，大家听取了医生汇报了检验结论：“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总理最后叮嘱：“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自高岗管教一直向专案组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出国期间，向邓小平、杨尚昆汇报。

当习仲勋等看过遗体后，周恩来委托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息的毛泽东汇报了高岗的死讯。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即转告毛主席：“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还说周总理、彭总到现场去看，详细情况一会儿再报。毛泽东铁青着脸在屋里发呆。

叶子龙二次进来，毛泽东急切地问：“人死了么？”叶说：“死了。”毛说：“怎么死的？”叶说：“可能是服药死的。现正在检验着”。

毛泽东深思很久后，喃喃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太刚烈，不该走这条路……”似有内疚的表情。

叶子龙说：“还怪他，这不是自绝于党么？”

“话是这么说，但党内斗争死人总是不好。”毛泽东以极低沉的神情说：“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上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让他继续工作，他有能力，年纪也轻，原想叫他到陕西当省长或副书记，听说他想回老家，到陕北工作，我与习仲勋约了，目的是让他讲。我想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他也愿意。可迟了一步，我还没有来得及谈，他就走了，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叶子龙说：“最终还是怪他。”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沉思一阵说：“检查结果一出来，迅速告我。”

李力群回忆说：总理和彭总上楼看高岗遗体时，彭总走到高岗床前跺着脚连声说：可惜！可惜！你不该死，有些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讲清楚。周总理对发呆的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不要倒下……

当晚检验期间，毛主席打来电话说：对高岗“善殓厚葬，用最好的棺木。”“对高岗的几个孩子的学习、生活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周当场宣布了毛主席的电话指示，并对安子文说：找个四合院，让李力群和孩子住在一起，派一个厨师和一个服务员看门。他对李力群说：暂不去教育部上班，先休息，等生完孩子再定。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资料：得知高岗服药致死确讯后，毛泽东的精神上最痛苦，受刺激最大，内心一直感到很遗憾，有一个月多心情很不好。毛泽东对高岗走绝路似早有预感，去年他和罗瑞卿说：高对形势与他不利时可能胡来，“甚至铤而走险”。54年1月22日和胡乔术、杨尚昆、罗瑞卿研究给刘少奇回电时说：“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会走绝路了。”陈云到杭州调查高岗问题时，林彪说：“高岗可能自杀。”这些预感从何而来？是个谜。

高岗问题座谈会后几个月来，高多次要求中央来人谈话未果，精神折磨受不了无奈而死。

根据总理指示，高岗的丧葬主要由政务院事务管理局负责，赵家梁参与操办，李树槐和保卫科王科长负责买的柏木棺材，为防腐，棺内用桑皮纸包石灰、木炭充塞空隙，全身穿着他生前喜爱的中山装新衣，因解剖而用白布缠尸，埋葬到北京城西玉泉山下的万安公墓。墓冢用混凝土浇注的半露天冢，竖有大理石无字碑，距李大钊墓百米左右。万安公墓，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市，远离市区，人迹罕至，比较幽静。过去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身之地。高岗能安葬在这里，是总理指示的，他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不知何故，从未刻写墓主的姓名，也没碑文。出殡和埋葬时，卡车上装的棺材盖的麻袋片，没黑纱、白花，偷偷搞的，与后来他的老对手刘少奇逝世差不多一样，据听说刘少奇火化后还捏了个假名字，高岗连假名字也没敢捏，公墓管理处都不知道这座墓里埋的是什么人？登记册上至今没有记载，这算什么“善殓厚葬”。但公墓管理人员知道是个大官，因这里埋葬的都是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人。这座无字碑墓里埋的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名字，他们就一无所知。笔者问管理人员，他们说：“不知道。”后来高岗死讯公开后，公墓管理人员有所猜察。高岗的子女在清明节去扫墓、敬花，才知道它是高岗的墓冢。无字碑约1.5米高，上端打掉三分之一，据听说是文革中造反派打掉的。

万安公墓偌大的一片墓地，墓碑林立，有清朝高级将领，女士，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女士，碑上都写有某某之墓，唯独高岗的墓碑上没有，这是底气虚弱的显现，也说明高岗的威望。对“高岗”这个名字就这么害怕？令人看了很悲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就高岗问题的调查和自杀情况，向苏共中央发送了通报。同时通报了饶漱石的问题。通报最后说：“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至此，“西北星辰”(陕甘宁边区劳模代表团给高岗献锦旗写的)陨落在紫禁城，高岗在这个大千世界上，从政治上、肉体上完全消失了。高岗死了，并未一了百了。他“兵不血刃”自毁，死无对证，确有人幸灾乐祸，秦桧式的康生等梦寐以求的愿望没有用吹灰之力达到了。

后来，教育部派李力群出差广州办事时，广州市委书记薛炎(曾为高岗下属)请她吃饭，谈到高岗的问题，薛炎说高岗反党吗？反毛主席吗？习仲勋为什么不给高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我看习仲勋是为了保自己……薛炎说：朱老总到广州休息时，他问老总说：高岗怎么反党、反毛主席呢？朱老总比划着说：“高岗被人利用当枪使了，上当了。他死的可惜。”薛炎还对李力群说：“我对你讲的这些，我负责。如果中央问你时，你可以如实的讲，你也可以讲，是听我讲的，我不怕。”

习仲勋谈到高岗死的情况时说：他对高岗是有感情的，高岗的死，他心里很难过。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管专案，邓小平还不时查问他，老给他说高岗像挤牛奶似的。习说，他对高既同情他，也生气他，多次劝他不听。把陈云当成圣人，结果圣人圣掉了性命。邓小平过去对主席重用高岗、表扬高岗，要向高岗学习有看法。邓是长征过来的，他能服高岗？能看上高岗吗？这不是明摆的嘛。可是高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毛主席器重他，简直冲昏了头，自以为了不起，有毛主席作后台和支持。高还常对他讲毛主席经常与他(指高)谈刘少奇对主席工作帮助不大。结果，把这些话说给陈云。所以，邓小平一口咬定高岗想当领袖，有野心。陈云看形势不对，也说高岗给他说这样那样的。

历史就是这样轮回兑现，反复无常，步高岗后尘的大有人在，跳楼的、卧轨的、上吊的、投江的、整死整残的，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数不胜数。打压、整治的受不了硬逼的自找归宿解脱折磨，还给扣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文革期间，田家英在危急时，给江青打电话，要求和江青谈一谈，想通过她向毛泽东求救。江青非但不帮忙，反而又捅了一刀子，说：你现在羽毛丰满了，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吗？你是狡兔三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自己找了那么多靠山，难道还不够吗？年轻人得意的太早了，我现在帮不了你什么忙，就是能帮，我也不想帮你这样的人。你在毛主席身边究竟帮做了多少事？你是一个最坏的人，一个差点把我送上断头台的人。接着，安子文亲自到田家宣布隔离审查田家英，文件交戚本禹接收，田家英求救无望被逼的上吊自杀。后来江青自己也步上了田家英的后尘。刘少奇危难时，和高岗一样要面见毛泽东被拒绝，弥留之际比高岗还惨。当年高岗危难时，写信要求见毛泽东，请示四中全会上作检讨的问题，刘少奇主持会议研究出几条馊主意，不让高岗去杭州。后来他也遭遇了类似的难堪。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再次被造反派批斗、侮辱后，他回到办公室，拿出一本《宪法》，他火山爆发一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指工作人员)怎样对待我个人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对待高岗的办法轮回到他头上，他不会忘记高岗也是人代会选的，也是个公民，不是照样没经人代会罢免吗？不让他申辩吗？缺席审判吗？

他随即打电话要见毛主席。此时，江青正在毛泽东的书房，她接电话向毛泽东示意是刘少奇的电话，毛泽东摇摇头示意不接。江青说：“主席刚休息，不能接电话，有什么事情吗？如果重要，请你按组织程序向办公厅直接讲，如果可以和我讲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告主席。”刘少奇说：“你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可以和你谈一谈”。江青说：和我谈没必要了，只是负责转告主席一些话。刘少奇说：请你向毛主席说一下，我有好多话想向主席和政治局讲，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是否让我最后参加一次政治局会议，我向中央交权，到延安去劳动。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总得要和我说个明白呀，就是对我进行审判，也应该让我说话呀！”江青说：“你找主席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屁话吗？你刘少奇也是整了许多人的，难道不明白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吗？有事向中央办公厅讲嘛，”“当年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时候，你是怎么讲的？轮到你的时候就受不了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能够忍辱负重吗？你的修养哪里去了？”

刘少奇要求被江青挡驾，还遭了一连串谩骂、质问、奚落。林彪后来为打倒刘少奇，不遗余力，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他最后的结果，火烽风扬，葬身于异国，时间一到的报应。

高岗原先要求到延安，毛泽东同意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同意让他任延安地委书记，后因耽误了谈话迟了一步而自杀。刘少奇要步高岗的后尘，向毛泽东要求要到延安而被拒绝。最后，被撵出京城，逝世在外地。

历史对一些政治人物往往耍弄玩笑，不无讽刺味道。刘少奇对高饶的往事的一切一切最后轮到自己头上，虽未寻死自杀，实际上被林彪、“四人帮”整的比高岗还残酷，反倒和高岗一样，激起人们对刘少奇同志的同情。罗瑞卿和高岗走的差不多一条路，他批判高岗“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揭批罗瑞卿时，最终未逃脱“罗瑞卿和高岗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罪名，罗在受批斗时会尝到“枉加罪名”滋味难忍的，他也步上高岗的后尘，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跳楼寻死未遂，折断了腿，最后去世于德国，据说与治腿伤有关。刘少奇之子卧轨身亡，邓小平之子跳楼腿伤，整得受不了，只能选择自杀来解脱。惠庶昌、田家英、周小舟、朱子休等高干选择这条路的屡见不鲜。

为什么刘、高进城后就不注意延安作风了，危急时都记起延安呢？无非一是延安是他俩的发迹地，刘少奇虽然不是延安起家的，但是在延安荣升的，原来和高岗的职务相等的；二是怀念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似有企想启发毛泽东对延安时期民主作风的深思。

建国后，自开创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先河新例后，动不动用“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党中央”等作为打压、整肃不同意见者的“法宝武器”，成了效仿传承做法，每次党内斗争如法炮制，拿不出什么事实，虚设罪名，扣大帽打压，文化大革命中愈演愈烈，造成了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