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毛泽东身边的18年中，在工作之余，同他“闲聊”的时候是很多的。那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说是“闲聊”，这只是现象，就毛泽东来说，除非他睡着了，几乎没有闲的时候，“闲聊”只不过是用脑的一种转换和调剂。所以他的“闲聊”都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了解那方面的情况，就是为了探讨某个问题，而且他总是听的时候多，说话很少。但只要说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都有深刻的含义，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教益。

我们交谈的内容，在写过的回忆录中已涉及了不少，有一些还没有机会叙及，就集中在这里写吧。

初次会面

1940年3月23日，我们回到延安。当晚，周恩来就给毛泽东作了汇报，当然也谈到我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以及我所负的使命等等。所以，毛泽东很快地接见了我。

那是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带我去见毛泽东。杨家岭，一排石窑洞，毛泽东在门前踱步。我们朝他走近时，他微笑着迎上前来。先同周恩来紧紧握手，接着，周恩来把我介绍给他。当我握住他那宽大敦厚的手时，内心十分激动——啊！这就是我在共产国际看到的斯诺所摄照片上的毛泽东！这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毛泽东！这就是我们朝思幕想、做梦也想见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现在我正站在他的面前，正握着他那改天换地的大手！

毛泽东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孔象XX，你的风度象XX。”但我对中国同志不熟悉，他说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是谁，也没记住他说的那些人的名字。只是眼睛盯着毛泽东，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周恩来见我不知所云忙解释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毛泽东立即话锋一转，又问：“你是哪里人？”

“陕西韩城人。”我回答。“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一下就把我和他拉近了。我说不清对他是佩服？是崇敬？还是亲近？或者三者都是。他的知识那么渊博，他能和任何人找到共同语言，他那脑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

接着，他谈起了韩城境内的龙门；谈起了“禹门三叠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谈起了黄龙山的走向，说延安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黄龙自西向东，绵延至韩城境内。

我说自己幼年时，家乡土匪蜂起，群众经常闹“跑贼”，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时常处于惊恐惧怕之中。老百姓家中的财物被抢掠，人被绑票，甚至被杀害。听说当年黄龙山就是土匪窝子。

毛泽东笑了，恢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我又惊讶了，随口说：“我们家乡人员叫他乳名‘杨九娃子’。”

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经历等，我只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在以后的接触中，又有多次较深入的交谈。不过在这初次的会见中，通过这些简单的对话，他已把我的基本情况摸清了，也掌握了。而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也就从此开始了。

在会见毛泽东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我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在中国革命的洪炉中锻练，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我心中的话是：“我再也不离开祖国了！”在此后，我和毛泽东的接触渐渐多起来。我们在工作中间休息时，晚饭后在延河岸边散步时，或行军路途中，都是我们“闲聊”的好机会。我们在交谈中交流了思想，交流了感情；他从我这里了解了我的身世，了解了许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我从他那富于哲理的言谈中，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和启迪。

我们谈母亲

虽然在同毛泽东的初次会面时，他对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他并不就此止步，他还要对我有更多的了解。在以后的闲暇时间里，他仍要我谈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我也愿意毛泽东对我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只要他愿意听，我就谈。

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出身。

1905年农历5月24日（公历6月30日）我降生在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井溢村。

在我降生和度过幼年、少年的家庭中，谈得较多的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太贤惠，我太思念她了，总是不知不觉地想她、谈她。

母亲出生在韩城西原村一户富有的吉姓家庭。幼时，听大人们这样说：一天早上，我的外祖父起床后来到院中，一阵清香扑鼻，他以香觅踪，发现一朵红艳艳的玫瑰花开放了，只此一朵！而花开之时，也正是我的母亲降生之时，外祖父正在为刚刚来到人间的女儿思考着名字，看到玫瑰花仅仅开了一朵，又是那样的婀娜多姿，他默念着“一朵红，一朵红”，忽然灵机一动：“对，女儿何不叫‘一朵’！”这就是我母亲名字的来历。

母亲自幼生活的那个家庭，物质生活是比较优越的，但是孔孟之道，而“三从四德”是教育女子的核心。她就是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15岁做了媳妇，苦难便伴随着她的终生。

现在十五六岁的女孩，正是最无忧无虑，求学上进之时。可是那时候的女子，十五六岁就算是大人了。我母亲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中的一个典型。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躯，童稚未脱的心灵，却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她伺候公婆，一丝不苟。从16岁就生儿育女，共生养了9个孩子，长大成人的7个。在那个年代，孩子的成活率如此之高，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的母亲。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她不让他们受到半点的委屈，除了田间的农活外，全家十来口人的吃、穿、用都出自她的双手。而她的针线恬和食品制作，在全村都是鼎鼎有名的。妇女们都以她制作的衣物、饮食为最高标准，推崇羡慕之至。

现在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治家能手，全家的顶梁柱，却备受虐待！在那个愚昧野蛮的时代，婆婆以虐待媳妇为享受；丈夫骂妻子是他的“尊严”。我的母亲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要听到丈夫同婆婆嘀咕，或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就吓得哆嗦成一团，因为紧接而来的就是拳脚相加，她的身上总是伤痕累累。

他们的打骂是不需要什么理由，更无需讲什么道理的，什么都可能成为他们打骂的借口。例如：有一次母亲搬粮食，她端着装有几十斤面粉的簸箕从院子穿过。由于沉重，她使出全身的力气，脸都挣得通红。婆婆却说她看到大门外的野男人，所以脸红了。不用说，又是一顿毒打。（因此，我也悟出：“欲加之罪，患何无辞”正是伴随封建主义而存在的，在中国有着很深的根源！）

曾经给过她无限温暖的娘家，对她的苦难却是丝毫无能为力，因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

她也只能听天由命，仍以孝敬公婆、做贤妻良母为本分，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因为在那个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公认的道德准则，绝不能越雷他一步。

我长到13岁时，便以男子汉自居，挺身而出，捍卫母亲。父亲大概意识到得罪不起儿子，才渐渐停止了对母亲的虐待。后来听我的女儿秋朗说：她的祖母在我离家的十年中，常常因思念她的长子（我）而落泪。

(秋朗夹叙：现在照顾我父亲的阿姨常说：“你爸爸那么大岁数了，说起他妈掉眼泪。”可见他们母子情深，可见他太同情我的祖母了。其实我和他一样，说起祖母，眼泪总是止不住。）

我的母亲只活到51岁，那时我正在苏联，既未能对她养老，更未能力他送终，遗憾之至，奈之何哉？

毛泽东在听我这些叙述时，颇为动容。原来他也有一位善良的母亲，他也非常爱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从不训斥他，不指责他，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1919年他在长沙教书时，母亲患病，他把母亲接到长沙治疗，不幸病情恶化，与世长辞，终年才53岁。他当时写了《祭母文》寄托哀思。他还给我背了一遍，我未能记住。后来我到韶山参观时，在他父母的合葬墓前，看到了这块碑文，并仔细阅读过。记得前面几句是：“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逻选亲疏，一皆覆载；恺侧慈祥，威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我们的母亲多少相象！

相似的家庭

我的祖父不识字，是个勤劳憨厚的农民。他就凭自己的双手，在村西北的山脚下，开发王长沟那石头山，整治成层层梯田。他一年到头，面向黄土背朝天，省吃俭用，积攒家业，竟盖起当时是相当高大的一院房子。唯一不称心的是子嗣乏继，从明朝时，师家两兄弟移居井溢村后，二人即分为南门、北门。南门人口兴旺，北门人口稀少。这在封建社会便形成了强弱对比。北门甚感压抑、不光彩，甚至受欺。我的祖父就是北门这一支的。

祖父的前妻早夭。光绪18年大灾荒，饿殍遍野。一个大姑娘夜里听见父母商量要吃她充饥，便连夜逃了出来。在野外遇到我祖父的表兄，经他撮合，祖父收留了她。她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生育了子女四人，只成活了我的父亲一人。人们时常称我的祖父是“十亩田里一枝谷”，形容其人丁的孤单和危险。在孔夫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的思想支配下，独生子自然是祖父的一块心病。到我父母生了9个孩子，成活5男2女之后，总算欣慰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师云汉，不言而喻，他是祖父的命根子。祖父拼死拼活供他上学，他读完了龙门书院（相当于高小），在农村已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每年全村的春联以及红白喜事的对联几乎都由他提笔书写。

父亲在本村教过小学，也是我的第一任教师。我6岁跟他念书，他对我的“教育”除了打骂之外，再也不会别的了。我眼里的父亲，就是到学校打骂学生，回家来打骂妻子，我对他十分反感。

我8岁时，家乡三天两头“跑贼”，我知道父亲最耽心我的安全，便借机要求到县城里去读书，他立即答应了。他送我到县立初等模范小学（即明伦小学）去上学，并把我托给在该校任教的表兄贾子正管教。12岁时，升入高小。

我看得出：父亲虽然粗暴，但他最怕失去我，甚至渐渐地怕得罪我。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份量，开始试着对抗父亲，保护母亲。很顺利，很成功，他对母亲好多了。但我仍同他保持距离。要用钱时，我从不直接向他要，而是通过母亲要，虽然他每次都满足了我的要求，但我仍然不喜欢他！

毛泽东说他的父亲也差不多，很暴燥。常打他的母亲，也打他。他说：“他们都是‘父权’和‘夫权’主义者。”

他家门前有个水塘，水深没顶。他十来岁时，他父亲又一次打他，他就跑到塘边，以跳塘威胁父亲。他向父亲大声喊道：“你打，你再打，我就跳塘，我淹死了，你就没得了儿子。你死了也没得人给你烧香！”他笑着说：“这一着很灵，父亲果然不再追赶，而且几乎是央求他：你转来，我不打你了。”

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我怎样去苏联的

1920年前后，我国南方有不少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朱德、王若飞以及徐特立等人，都是留法学生的中坚。毛泽东不仅支持他们，甚至亲自组织他们去。我曾问毛泽东：“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也想去，很想去。但是我的第一学科是中国，我要把中国研究透！外国嘛，他们去研究，回来后通报，分工合作嘛。”

当年我国北方的情况，毛泽东是了解的。不过他更想了解我是怎样从陕西去了苏联。

我只好从头说起：我15岁高小毕业，家里就给我娶了媳妇，就是秋良朗的妈妈。

娶媳妇是家长的需要。并不是我的需要，我仍然要上学，要获取知识。所以积极寻找适合我的学校。先是到邻县颌阳，上了一所新成立的中学，但该校一切都不正规，缺乏师资，学不到东西，所以只上了一个学期。次年（1921年）伊始，我便奔赴西安，考上了省立第一师范（前身为龙门书院）。但我并不想当教师，只是没有合适的学校，只好暂时安身求知。

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土匪蜂起；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有增无减，尤其英、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向我侵犯，真是内忧外患。我在学校根本无心埋头读书，而是以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搞社会活动。于是结识了社会各界人士、各高等学校的爱国学生等，大家到了一起，总是对国家的苦难大发议论；对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大发牢騷。

尤其是上海暴发了“五卅”惨案，更激起了全体爱国志士的义愤，纷纷声援，西安也不例外。然而陕西当时的土军阀外号叫“汉中王”的吴新田被委任为陕西督办，此人反动至极，心狠手辣。他指使部下，任意污辱青年学生，镇压群众爱国运动，于是进一步激起了群众更大的反抗，引发了西安市工、商、学各界极为广泛而激烈的“驱吴（新田）运动”，举行了全面的罢工、罢课、罢教、罢市，使西安成为一座死城。

毛泽东说，那时的湖南也是一样。发生了几起教案，激起群众更高的反帝救国勇气，学生是先锋。军阀省长张敬尧一味的崇洋媚外，丧权辱国，镇压学生，所以1919年就在湖南掀起了“驱张（敬尧）运动”。可见全人民有着共同的苦难、共同的要求，那就是要掀掉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这就是布满全国的干柴，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说我是1925年从军校派往苏联的。

毛泽东问：“1925年你们陕西就有了共产党和红军了吗？”

我说：还没有党支部，但有了党小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人是魏野畴同志。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马列主义迅速传入中国，也传到陕西。1923年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常常带回来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如我见到和读过的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浅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沿革》等书，还有一些介绍列宁主义的小册子。记得当时中国把“列宁”译为“李宁”，画的列宁相是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毛泽东微微一笑。

1924年，我又读到了一些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前途的书和小册子。

听说上海大学是革命青年聚汇之地，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所以我也想去上大学。于是1925年初，我同樊明初相约同行。但是到渭南以东，恰遇豫西战起（刘镇华的镇嵩军与胡景翼的国民二军火并），未能成行，返回西安。但西安的学校全都瘫痪，我又回到了家乡韩城县。

回到家里，家乡的学生也正在闹学潮。县衙、士绅、民团、地主恶霸等联合起来镇压学生。学生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便有学生同我联系，我当然支持他们，并出了些主意。于是当地的豪绅地主便认定我是学生的后台，扬言要对我下手，事实上，差役、民团团防人员已经在暗中行动了。我的父亲得知此消息，便催我快快出走。

走向何方呢？原来听说过冯玉祥和胡景翼等成立了国民军，比较进步，他们管辖的地盘还颇有民主气氛。于是约了三高教师薛志超一同经山西去河南。

行至洛阳、郑州、开封等地时，果然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声势更加浩大有力，不曾被镇压。

当时国民军一、二、三军的分布是：一军冯玉祥部占驻北京、张家口、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二军胡景翼部驻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三军孙岳部驻陕西、甘肃。

我们到达开封后，即参加了二军，并被派进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在开封，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一王若飞，他在那里搞工人运动。后来又听说李大钊也到过开封，并会见了胡景翼。他们的会面是于右任和屈武搭的桥。

当时郑州、开封确有些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黄绍竑、李烈军等）、大学生、留洋生等等纷纷前来（大多是为了在这里搞活动经费），一时间热闹非凡，人才济济，欣欣向荣。苏联的专家、军事顾问也应邀前来，为了接待他们，开封专门设立了3个招待处。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苏联政府和国民一、二军达成了一项协议：两军各派25名学员到苏联学习，我是被录选的一个（此外有从黄埔军校转来的二三名学生）。

毛泽东又问我：“那些学生中有多少参加革命的？”

我回答：“在革命高潮中有一些，但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如王志涛、钱德修、张成功等人。”

我没等他再问，又补充说：“我是到了苏联以后，1926年在基辅军校参加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的。”

在苏联的历程

毛泽东说，“革命的道路是很长的，也是曲折的，会遇到很多困难，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又一次说：“既要能吃面包，又要能吃小米子。”

我说：“面包也并不是那么好吃的。我经历过苏联的困难时期，那确实是勒紧腰带过日子的。那是新经济政策末期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有6年多的时间，实行粮食定量供给，除外国专家、教授、学者和科技人员外，城市职工全部按定量供应，大多数人吃不饱。我自己是瘦骨鳞峋，医生检查身体时说我象只棒鸡。”

国内外的资产阶级说，“五年计划把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沿”；而劳动人民却憧憬未来，充满信心，因而干劲仍然极大。

毛泽东说：“好，气可鼓而不可泄。”并说他很欣赏我的话，说他很少听到有人是这样介绍苏联的。很多从苏联回来的入，只能讲些表面现象，对苏联的社会并不深知。

我意识到：毛泽东是要从各个角度深入地了解苏联（特别是想对王明、康生所说的苏联加以验证）。而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从实际中了解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而已。我继续说：苏联的军校生活也不那么尽如人意。我喜欢基辅军官联合学校，不喜欢莫斯科的工程乒学校。

我们50多人到了苏联以后，多数被送到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期2年。另一些人进入空军学校或军政学校。

两年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莫斯科工程兵学校继续学习，不久，该校任命我为中国学生的排长，同时担任点翻译工作。

毛泽东说：“你当翻译是老资格了。”接着他又问我：“苏联的军校设哲学课吗？他们的哲学课是怎么教的？”

我说：“苏联所有中等以上的学校，尤其是成年人学校，无例外地都设这样4门课：《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列宁主义问题》等。”

毛泽东说：“徐老（徐特立）、林老（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从苏联回来后，都介绍过学哲学的情况。”还说他也听过他们讲唯物辩证法的课，他对这门课特别感兴趣。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我自己学习这些课程的收获和体会，它们是我思想觉悟提高和坚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问我：“你学军事，为什么又去做保卫工作了？”这是我一生中不大愉快的回忆：我们1925年进入基辅军校，1927年毕业，本应于1927年初返回祖国，但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有周恩来同志）决定在军校挑选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继续在苏联深造，兼学保卫工作（当时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学完后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中国学生中共录选不到20人，我是其中之一。虽然很想回国，但自己是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自然也是盼望熬过两年再回国。

学习保卫工作没有课本，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也就是工作。

谁知两年将尽，却在1929年末，派我去西伯利亚，进了保卫机关格贝乌（内务部保卫局），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苏联人在一个地方顶多只干二三年就可以调动，而我却动不了，理由是“无人能接替我的工作。”

到了1938年初，苏联突然决定，保卫机关一概不用外国人。但我的直接上级仍想把我拴住，他向中央请求把我留下从3月报上去，到8月得到批复——“无一例外”！包括我这个干了9年保卫工作的中国人也必须立即离开。我得知后，既愤慨，又高兴。愤恨的是对他们那种无情无义（我的妻子阿丽亚比我还气愤）；而十分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脱身了。

按苏联的规定，保卫干部脱离格贝乌时除了一次领取几个月的工资外，还有退役费、养者金等一笔可观的卢布，会计也已给我算出，但是我没去领，一分钱也没要，带着妻子和孩子急急奔赴莫斯科，找到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他就是任弼时同志。毛泽东问我有没有愉快的时候？

在西伯利亚，我们的机关设在中心城市新西比尔斯克，管辖着从乌拉尔山以东至雅古吉亚、赤塔、布利亚托蒙古利亚，以及阿尔泰山区的广阔范围。9年中我的主要收获是跑遍了整个西怕利亚，把西伯利亚摸熟了。

1931年开始，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使我的主要任务成了为越境进入苏联的中国公民服务，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前后接待、安置了有名有姓的中国人15000余名，其中有丁超、李杜、王德林、马占山、苏炳文、冯锡九、吴德林、吴义成、于九江等抗日将领和知名人士，也有共产党人扬明斋等。他们大多数人在苏联学习休整之后，经法国到上海或从新疆过境回国后继续领导抗日部队或继续做抗日的工作。

从东北的中苏边界越境跑到西伯利亚的中国人，给我们讲述了日寇在东北的滔天罪行。例如；日军强迫中国人为他们修筑军用工事，在山区挖洞修筑飞机场。工事完成后，为了保密，便把被迫干活的中国人全部活埋或投入大江，而埋人的大坑还要中国人自己挖就，再跳进去被埋掉。闻之令人发指！祖国正在受难！我的同胞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使我烦燥焦虑，归国之心更切，可仍然是“离不开”！

九年中我最大的不愉快之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桎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曾经是列宁所深恶痛绝的！列宁作为俄罗斯人，对沙文主义最了解，对它的危害和危险性了解得最透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最坚决、最埋直气壮、毫无顾忌，十分有力。在列宁的努力下，也确实得到过抑制。但这毕竟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要根治也难。列宁逝世，斯大林是最高领导。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不仅不能象列宁那样大张旗鼓地反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反而为了自己能站住脚，甚至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不说别的，仅就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九年中我深受排挤、压抑之苦。为党为革命，我自己甘心受苦受累，甚至象奴隶一样被役使，可是当工作有了成绩，应该得到奖励或提拔时，上级一看是个外国人，就被抹掉。这种事多次发生！

并不是说俄罗斯人个个都是沙文主义者，例如我的夫人阿丽亚是地道俄罗斯人，但她却很正直，很谦逊，很懂礼貌。她爱她的祖国，她也爱中国，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对中国不尊重的表现，她都会挺身而出，予以驳斥或反击。但这样的正人君子终究不能代表她的全民族。

我离开格贝乌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得到王友直的夫人妞拉的帮助，找到了住外。随即寻找祖国的亲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所幸中共代表团已不是以前王明等把持的那样，而是“党内的妈妈”任弼时同志在领导。

任弼时同志到共产国际以后，很快打通了由莫斯科经新疆到内地的交通线。我们回国就是走的这条交通线，这是一条艰苦而漫长的交通线。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条交通线发挥过重大的作用。那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火和装备，就是沿着这条线路源源运来的。但苏联的援助是给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的，为的是支援抗日。而真正积极抗日的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然而，这些军援，蒋委员长没有给过我军一粒子弹，苏联也不曾给过我军一粒子弹一文钱，对中共只是道义上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从这条交通线上得到的好处，除了可以走人以外，就是偶而可以和苏联互相交流一点图书和报刊。

1942年，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向蒋介石政府建议：八路军抗日有功，他们抵挡着日、伪军的百分之八十，苏联给中国的军援应该分给他们一部分才是合理的。这个建议不提倒还罢了，这一提，不仅不给军人，国民党还指使设在兰州的检查站，把从苏联运来途经这里的所有书报都查获、销毁，于是什么也收不到了。

1942年随着盛世才的叛变，在新疆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投入监狱，这条交通线也就中断了。

当我同毛泽东谈起这条交通线时，以上事情尚未发生。我只是同他谈了我到共产国际以后的情况，任粥时同志要我帮他工作。那时，国内的报刊还可以源源而来，虽然已过了很长时间，但在莫斯科的人仍觉得很新鲜。尤其是毛泽东的文章、谈话记录和各项声明等，使这些游子如久旱逢甘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日以继夜地忙碌着，把毛主席的所有言论全文翻译成俄文，其它材料则是摘录节译，向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介绍过去。还给被王明、康生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而关押的中国同志逐一进行甄别，把他们解脱出来，大部分送回国内，如陈郁、李立三等。

毛泽东听着这些，只是沉思，没有说什么话。

毛泽东善于启发人谈话，我又喜欢把心里话倒出来，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我说，他听。而他只要说话，都是有深刻含义的。比如：我们散步时，路上遇到一块石头，他就说：“要是夜里走到这条路上，就可能绊一跤，因为不了解情况。而石头是客观存在的，绊了跤，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吃亏，受挫折，都是因为自己对客观情况了解不够，怪不得别人。”

他每说几句话，都够我深思良久，吸吮其中的真谛，补我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