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

1988年，笔者曾翻译出版一本小册子，《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当时也算得上一本畅销书，3次印刷达到了73000册。读者对这本书的青睐，是我这位译者始料末及的。看来读者感兴趣的，主要是它触及了一个在当时还算是敏感的话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卡莱尔是英雄史观的典型代表，他直言不讳的英雄崇拜，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表达出来的，也在140年后已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反响。

“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

卡莱尔如是说。

笔者并不苟同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毕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人民群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不把正确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行动，甚至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而一意孤行，再伟大的伟人也必将一事无成，再高明的谋略也终将化为孤家寡人的哀鸣。

但话又说过来，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民粹主义者，从来都不否认伟人、领袖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一个没有英雄辈出的民族，必然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缺乏英明领袖的政党，必然是没有前途的政党。因为，伟人、领袖毕竟是人民意愿的代表、集体智慧的体现。就伟人的作用，卡莱尔说得不错：

“伟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们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乐。这光源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点燃的蜡烛，而是上天恩赐我们的天然阳光。”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我们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为什么江泽民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自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以来，学习研究邓小平理论形成高潮，有关邓小平的理论专著、论文大量出版，可谓汗牛充栋，有关邓小平的生平传记亦不少见，有的甚至是很权威的。但专门讲邓小平的智慧和胆略，并且是史论结合的论著却不多见。这正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赵丰教授这部著作的价值所在。

讲一个伟人的思想，不能不谈他的智慧，因为智慧是思想得以萌生的内核；讲一个伟人的实践，也不能不谈他的胆略，因为胆略是实践得以成功的魄力。作为一名邓小平理论的长期研究者，笔者想借此序谈谈对邓小平的智慧和胆略的一孔之见，以就教于同仁。

邓小平是智慧之人，不是小智慧，而是大智慧。所谓大智慧，从理论上讲是要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思维，就邓小平的智慧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曰破解难题，平稳转折。“文化大革命”是历时十年之久的全国性动乱，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场浩劫。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和打压的邓小平，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否定“文化大革命”亦在情理之中。但这场所谓的“革命”毕竟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甚至被毛泽东自诩为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如何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大难题。这的确是对邓小平政治智慧的一个考验。因为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有过赫鲁晓夫以反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而造成混乱的前车之鉴。邓小平会不会是第二个赫鲁晓夫，成了当时的一个悬念。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紧紧抓住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要完整确切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通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泽东的所有言论，更不等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言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是违背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现在看来，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本身所做的这种“切割”，实在是高明之举，妥善处理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由此开启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军。

二曰求同存异，举重若轻。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着许多两难性的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就是其中之一。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一国两制”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又一结晶。当今世界并不太平，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国家间、民族间的争端引起的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很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经验，即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合情合理的方式方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三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相当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甚至国家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我们中国也由于国内政治风波而遭受西方国家制裁。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些人悲观失望，哀叹红旗能打多久。也有人情绪亢奋，主张中国挑旗硬干。邓小平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谋略。首先是冷静观察，善于守拙。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漆黑，总是有可利用的矛盾。世界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其次是稳住阵脚，埋头实干。不要惊慌失措，首先是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再次是沉着应付，有所作为。我们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第三世界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不当头，又要有作为，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之后的二十年，党中央正是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谋略，在“捧杀”面前不上当，在重大利益上不让步，实现经济上的长足发展，使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展示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邓小平是有胆略之人，不是小胆略，而是大胆略。所谓大胆略，从理论上讲无非是坚定性、开创性、稳固性，就邓小平的胆略而言，也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曰绵里藏针，柔中有刚。邓小平一生多坎坷，三落三起。先是在江西苏区因支持毛泽东而受迫害，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后又因所谓“翻案风”再次遭贬黜。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磨难，但他矢志不渝，不改初衷，总能东山再起。他有过委曲求全的时候，也曾服输认错，但这不过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所说，“被驱逐出党意味着再也不能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我写了自我批评，作为参加这种斗争的‘入场券’”。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胆略，认准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以一种坚韧毅力顽强地坚持下去，终成正果。难怪毛泽东也拿他没办法，叹息一声：说不翻案，靠不住呀！正是邓小平有这样的胆略，使他成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班人、核心，带领全党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引向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道路。

二曰思想解放，敢试敢闯。说到邓小平的胆略，最大的还是思想解放。他曾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改革开放的每个关键时刻，在碰到种种思想障碍干扰之时，他都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以一个又一个震撼人心的创新性论断，突破一个又一个理论和实践禁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境界。长期以来，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定论。而邓小平硬是切割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必然联系，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曾几何时，我国农村走集体化道路、建立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的杰作。而邓小平顶住“单干风回潮”的压力，坚决支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调动广大农民种田积极性，一举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农村温饱问题。不必讳言，共产党人要同传统所有制实行彻底决裂，社会主义就是实行公有制，雇工剥削搞私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似乎天经地义的真理。而邓小平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果断支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我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凡此种种，不一而论。无论哪一个动作，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颠覆性的。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胆略，谁敢这样做？！

三曰心有定力，扭住不放。邓小平的胆略，不光是破，也有守。就是说，做对了的事情，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策，要排除各种干扰，顶住各方压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为此，他提出了“不争论”，并且视之为自己的一个发明。尽管对很多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不争论本身也有争论，但其寓意是深刻的。很多问题不是理论上能争论清楚的，特别是在受传统的僵化观念束缚的情况下，“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拿事实来说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信后人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有办法。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正是谨记邓小平的这些教诲，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使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今后，我们仍要心存定力，牢牢扭住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当然，任何一个伟人，哪怕再伟大，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邓小平也不例外。如果说邓小平有什么局限，恐怕就是对我国社会的严重的贫富差距甚至两极分化的趋势估计不足。当初为了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他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说这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中国不会出百万富翁。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恐怕落空了。好在邓小平不愧为敢于面对现实的政治家，在晚年坦言：“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段发自肺腑的对亲友的感言，算是他为未竟的事业而留给后人的政治嘱托吧！

适逢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也要领悟邓小平的智慧胆略。说到对邓小平智慧胆略的继承，最好的表达莫过于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结束语。在此照录，以示敬意：

“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2012年9月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