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的一天，一位法国警官在他的名册登记本上记下了“邓希贤”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惊讶地看着的眼前这位中国青年。是的，他不仅是这一批共88位搭乘“盎特莱蓬”号海轮的乘客中最矮的一位，而且也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一年，邓希贤才刚16岁，孩子似的圆圆的脸庞，梳得一丝不乱的长发。

邓希贤首先登上岸，在岸上组织他的同胞们，协调他们的行动。他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将所有人分成了9队，每队约10人；行李也按小队分成了9堆，以便他们一队一队地上岸并通过海关的检查。

邓希贤已经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管理的才能。

但是，现实常常令人大失所望。

当初邓文明舍得将自己的长子送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是想让他能读更多的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当初邓希贤和他的伙伴们远离家乡和父母亲朋，为的是能够走出那个限制着他们身心发展的小环境，为自己也为祖国寻求一条崭新的道路。

然而在这里，邓希贤却不得不与黑人、西班牙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一起在工厂里干粗活。所谓的“勤工俭学”已经只剩下了“勤工”，哪有时间和财力去学习呢？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地存在的。虽然邓希贤没有机会和时间学习书本知识，但是这种繁重复杂的工场劳作使他对于工人阶级有了切身的认识；这也使他结识了年纪较大、较为成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这些无疑都为他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日子时，邓希贤还学会了有关钳工活儿的主要技术，这些本领后来在“文革”中下放时再次发挥了作用。

1924年，邓希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这一年起，邓希贤就成了共产党组织的正式成员。

他到了巴黎，当邓希贤踏上这座城市的道路时，他已经决定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了。

如果把《新青年》杂志看成是介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信息刊物的话，那么，由中国共产党支部和青年团共同出版的新半月刊杂志《赤光》则是一本具有斗争性和宣传性的刊物。它的目标是“联合民众反对中国的军阀政府，以及联合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在这里，邓希贤认识了一位著名的学生领袖、党的最初的领导者——周恩来，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

邓希贤在出版的15期刊物中，一个人就撰写了37篇文章。他甘于在幕后做长期的努力，并且毫无怨言。他的书法功底在这里显示了应有的作用；他用灵巧的手和娴熟的书法艺术把一个个字刻在蜡纸上，然后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上印出。在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二楼周恩来的房间，一期期充满战斗性的《赤光》迅速准时地发行着，它在旅法革命者中争相传递，成为点燃革命烈火的星星火炬。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邓希贤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除了给同事们分派写作任务外，同时还审校文章和亲自撰写文章。

当然，他仍然没有放下他乐于从事的手工活儿，依然认真仔细地把成千上万的字刻在蜡纸上。他刻的每一个笔画都非常漂亮、清晰；而对于印刷工作，他也做得同样出色，以至于人们都认为，每期刊物都是用铅字印刷出来的。

鉴于这一杰出的工作，邓希贤被亲切地誉为“油印博士”。

用蜡纸印刷的《赤光》引起了约1500名“勤工俭学”者、学生们和华籍工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也从这一刊物犀利的文章和精美的刻印中初步认识了这个叫作邓希贤的年轻的编辑。邓希贤写的文章不是纲领性的政策条款，而是以强烈的精神力量号召人们向虚假报导有关中国局势以欺骗人们的卑鄙行为作斗争。

这是当时一篇文章的摘录：“……青年党自称是旅法华人的领路人，而且要拯救中国。在他们的节日庆祝会上，演奏了美妙的音乐，表演了迷人的舞蹈，大家都轻快地跳着舞。如果人们想想，家乡到处都在进行战争，那么要把这个10月10日多彩的夜晚当作旅法华人的喜庆节日，只是一种伪善。在这样的局势下，人们怎能在这五光十色的首都里的晚会上呆下去呢？”其飞扬的文采与年轻人的豪气从中可见一斑。

1925年5月底，远方祖国的一个悲剧性事件很快传来了巴黎。“五卅惨案”使得上海和巴黎的中国心联结到了一起，跳动在一起。旅法共产党号召所有在法国生活的中国人起来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赤光》杂志发表了标题特刊：“向屠杀上海人民的帝国主义刽子手作斗争！”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法国巴黎的28个中国组织一致同意举行一次“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共同的危难使有着共同血脉却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团结在了一条战线上。

浩大的斗争行动终于触犯了法国当局和北洋政府，随之而来的是逮捕和严厉的遣返浪潮。

秘密警察和间谍日夜监视着中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总部，法国保安局已与上海的法租界警察制定了秘密的搜捕计划。

但是他们的反应显得迟钝了点——当警察闯进了卡斯泰耶大街3号小旅店的5号客房里时，邓希贤已离开法国边界几个小时了。法国警察推测“油印博士”一定在这里居住过，因为他们发现了油墨、滚筒以及几包印刷专用纸。

年轻的邓希贤在法国度过了整整5年的光阴。想当初，他是作为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望的16岁的热血青年踏上了西渡的轮船，他来到法国，只是为了学习崭新的知识和技术：他是作为“勤工俭学”者而来到欧洲的。

但是当他离开这片充满异国情调的土地的时候，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法语，欧洲见闻，西方国家的本质，还有就是共产主义的真理，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另外，他还喜欢上了法国巴黎的甜而香软的小面包，以及学会了打牌——这两个嗜好甚至一直保持到晚年。

历史是无从假设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到达马赛港时，邓希贤还只是来自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个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中学生，假如他能够按照原本的理想被里昂大学录取，假如他只是一直在学习而不是一直在和外籍工人们劳作，遭受饥饿和剥削，那么，未来的历史很可能就只会有一位姓邓的科学家，而非常遗憾地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应当感谢历史，是它使得年轻的邓希贤在离开法国去往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莫斯科时，已经变成了一名在言语和行动上都有所作为的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