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积雪覆盖的冬天，那些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的水晶宫似的。莫斯科的人们穿着保暖的皮毛衣物，围着大围巾，嘴里不断呼出的白色的热气，生活沸腾而热烈。

邓希贤和他的法国支部的同事们来到了向往久已的“中山大学”——苏联人把它称作“中国孙逸仙工读大学”。许多著名人物都在这所大学里学习过，例如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老先生、中国后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越南革命的领袖胡志明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迎接邓希贤他们的是方形主楼前一排排掉光了树叶的白桦树。壮观的苏式建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正端有成百个房间。饭厅设在楼下，行政管理和教学管理部门、藏书广泛的图书馆和上课的教室则分布在其他的楼层上。

大学座落在非秘密的地点，但它并不向外开放。谁要踏进大学校门，就必须向门卫出示他的身份证。甚至在莫斯科的报纸上也极少有关于校内学习生活的报道。只有苏联政府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东省了解这所革命干部训练学校的情况。

邓希贤和他的同志们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城市观光，参观大学，认识和熟悉同学、老师，以及了解他们的学习任务。之后，他们开始了紧张而热烈的学习生活。

当邓希贤踏上远离父母家乡的远洋轮船时，他不正热情地盼望着这种学习生活吗？现在，他实现了夙愿。

邓希贤和同志们必须上许多必修课，其中首先是语言课。俄语是必学的入门课，英语、法语和德语是可选听的课程。由于邓希贤已掌握了法语，老师不久便让他在本班和其他班级担任法语翻译。大多数讲课的老师只讲俄语，因此讲授和学生的提问回答均需由一名翻译口译，这样的教学非常艰苦但充满了激情。

邓希贤所修课程包括：人类起源、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史和西方革命史等历史课；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课程；在政治经济学中他重点学习了《资本论》；另外，他还选修了一门极为重要的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地理学，它阐述了地理状况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形成及其演变的影响。

可是年轻的革命家们更喜欢另外两门课：列宁主义和军事学。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课程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们，因为他们本身都是热忱的共产主义者。而军事科学课程则分成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受训的革命者要学习作战方法、行军布阵和现代战争武器的使用方法，在那里，邓希贤学会了怎样使用冲锋枪、手榴弹、迫击炮和其他武器。军事训练课大多在军事学院进行，有时他们还去驻扎在莫斯科城郊的苏联红军部队里学习。

不久以后，整个大学人人都在谈论从巴黎来的“小钢炮”了。邓希贤不仅身材矮小而且非常年轻，一眼看去给人以非常精干的感觉，加上他那四川辣椒培养出来的善于辩论的口才以及他对革命的热切的追求，同学们亲切而敬重地把他比作这种陆军中极有力的轻型武器。

邓希贤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他在晚年回忆起那些留法年代的往事时曾说：“我若能有钱买一块小面包或一杯牛奶的话，我总是高兴得很。”至此，在莫斯科他可以不必为面包和牛奶的问题操心了。

这里，他们有足够丰盛的食物。同学们在第一学年里吃足了鸡、鸭、鱼和肉块土豆。除了按在中国的习惯一日三顿热餐，每天还能有两道点心。但是邓希贤只享受了两个月，因为苏联政府需要增加面粉、肉、鱼和黄油的出口以弥补外汇的不足。

他们刚从巴黎来到莫斯科时衣衫褴褛；而来到“中山大学”之后便换上了不花钱的新衣服，从冬天的大衣到毛皮的防寒靴，到夏天的凉皮鞋，从牙刷到鞋油，全部实行配给制。

娱乐和文化生活也不缺乏。邓希贤可以经常来俱乐部，在那里可以玩他喜欢的桥牌游戏或者下下棋——他的牌技又长进了许多。

这一切都不是毫无目的的无私援助。苏联人要在这群“中山大学”的中国革命事业的精英人物面前展示他们最好的关怀，他们的好客热情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战略措施。苏联人知道，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精心照料，今后将会获得更多的回报。苏联人的本意是要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建立以自己为盟主的联盟。他们想要把中国革命者套在自己的战车上；另一方面，苏联人还希望在中国这个辽阔的、沸腾的农业国里找到富有影响的盟友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