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徐占彪拔营的同日，即飞函正在原籍募勇的刘锦棠。

在信中，左宗棠对成禄出关会合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一事，不抱一丝一毫的希望，却盼着刘锦棠早日募勇归来，替自己分忧解困，挽救局面。

刘锦棠当时所募之勇已齐，计六营三千人，接到左宗棠的信后，知事情紧急，当即率勇成行，无分昼夜赶往安定大营。行前，刘锦棠依例给左宗棠急函一封，约定在安定会师。

左宗棠见信，病势立刻减去一半。他也顾不得多想，马上亦拔营，取道会宁，到安定扎营等候刘锦棠。

左宗棠到安定的当日，即上奏朝廷，请调前河南按察使、现在籍丁忧守制的谭钟麟，赴陕甘练习边务，遇有缺出，请旨简用。

谭钟麟，字文乡是湖南茶陵州人，咸丰进士，与左宗棠是一榜同年。谭钟麟在京官至御史，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繁缺知府用，年底经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调，补授杭州知府。同治六年赏道员衔，同治七年升河南按察使，旋丁母忧回籍守孝。

左宗棠与谭钟麟交厚，亦重其为人之诚，为官之清，于是请调他，想让谭钟麟取蒋志章而任陕西巡抚，免去后顾之忧。

正在这时，肃州的白彦虎探知官军援军来到，便知肃州决难久守，遂统率本部两万人马及一万余名普通百姓和大量粮草、牲畜等，秘密出城，扑向西宁，去与马桂源、马真源兄弟会合。肃州守城回军，转眼间就只剩了马文禄所部总计约三万人。马文禄与白彦虎原本就无深交，白彦虎率兵来到这里，他虽然接纳，但并不是十分欢迎，反倒戒心百倍，唯恐被其取而代之。白彦虎如今突然离去，在他亦不以为忧，心头反倒放下包袱，竟无比轻松起来。

马文禄乃甘肃河州人，回族，本名马四，又名马忠良。原为甘州提督索文部下小兵头，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与马化龙等一同起义，占据肃州已历六年，自称肃王。马文禄部众原只有三千，后陆续增至一万。陕甘各路回兵被左宗棠督兵击败后，未降回众从各地涌进肃州，使人数猛增至三万有余。他又通过各种渠道，从俄国购进大量洋枪洋炮，使部众攻守能力大为提高，很想和官军较量一番。

成禄久居高台，深知马文禄目前的实力。尽管他与徐占彪会面之后，满口答应，一定配合徐部人马去攻取肃州，但等徐占彪率部向肃州进发后，他却传命所部各营不得擅动，违令者斩。此次收复肃州，成禄是决定隔岸观火了。

徐占彪所部在距离肃州城垣五里左右的地方扎下营盘，想等成禄所部到后再发起攻击，哪知一连等了三天，也未等到成禄。

徐占彪知道成禄是不会来了，于是就把各营营官召集到一起，决定独享收复肃州这件大功劳，也让成禄见识一下自己的手段。

各营于是开始布置，于第二天黎明时分，提军围向城垣，旋发起攻击。孰料激战多时，不仅未向城垣靠近一步，兵丁的伤亡数字反倒加大起来。

徐占彪低估了马文禄所部回兵的作战能力，守城回兵手里枪械之精良，也让他大感意外。徐占彪碰了硬钉子，不得不停止攻城，率各营后退十里扎营。马文禄见官军退去，他亦不派兵出城主动来战，只是手抚胡须冷笑不止。

其实，早在徐占彪所部抵达高台时，马文禄就知道，官军是势必要来攻城的，他却早已盘算妥帖，决定靠持久战法，打败来犯之敌。马文禄已经探知官军缺粮乏饷的内情，知其利在速战，他却是一定要反其道而行的。当时，马文禄在肃州城中，屯有大量的粮食及上万只牛羊，他不信缺粮乏饷的官军能奈何得了他。

马文禄此次料想得果然不错。此时的徐占彪，存粮的确无多，偏偏硬攻无力，巧取无门，驻守高台的成禄又不肯拨一兵一卒，分明有些骑虎难下。

一贯刚强的徐占彪，不得不派出快马，火速向左宗棠求援。左宗棠此时手里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围攻河州，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去助攻肃州。左宗棠反复谋划了两天，好歹凑成三营步队、一营马队，单委董福祥为统带，押着两万石军粮，星夜赶往肃州城外的徐占彪大营救急。

董福祥虽满心地不愿意，但碍于军情紧迫，也只得硬起头皮上路。

俄国在新疆发难，肃州攻剿受挫，河州战事亦极其不顺，而对左宗棠打击最大也是最让他伤心的，还是曾国藩在两江病薨和朝廷将裁撤福建船政局二事。

就在前不久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初四，正是甘肃最寒冷的季节，就是这一天的午时三刻，为大清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相曾国藩，病薨于两江总督任所，年仅六十二岁。

消息传来，无异于晴天霹雳，病势刚有好转的左宗棠再次昏厥，被击倒在病榻之上。两天后，左宗棠含悲为曾国藩拟挽联一副，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挽联送出不多几日，左宗棠在病榻之上接到朝廷拟停办福建船政局的询旨，这更让病中的他雪上加霜了。裁撤船政局的折子系内阁学士宋晋所上。

宋晋上折的议题只有一个：福州船政局糜银太重，所造轮船工期既长，又和洋船无法媲美，当此国库干涸之际，必须停止制造。

左宗棠接旨之后，一面大骂宋晋目光短浅，一面把身边几名得力的文案急传到病榻之前，让几人会商起稿，务必劝阻此事。

左宗棠喘息着说道：“船局历经几年摸索，刚出成果，正可一蹴而就，全力办之。此时停办，不仅前功尽弃，亦让外国人耻笑。我大清欲图振奋，非倡办洋务不可，此乃大势所趋。无论怎样，船局都不能裁撤。”

几人下去后，开始会商起稿，历经十几天的修改、推敲，终成一万字左右的一篇大奏折。稿子交上来后，左宗棠不敢大意，又开始抱病反复修改，一直压缩到五千字以内，这才派人誊写。

该折先据理驳斥了停造轮船的言论，称：“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臣于福建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折子最后又道：“窃维此举为沿海不容已之举，此事实为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

几乎就在此折拜发的同时，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李鸿章，也与左宗棠遥相呼应，上了《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一折。李鸿章在折中向朝廷发出呼吁：“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左宗棠创造福建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唯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后之悔。该局至今已成不可弃置之势，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

福建船政局裁撤之议终未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