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就必须有非常的想法和行动，不要受外界价值观的干扰。

——（日）松下幸之助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破坏性极强，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场危机不断寻找出路，在转移国内视线的同时，也在转嫁这场危机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此种情势下，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内强化统治，对外积极扩张并转嫁危机的政策。企业的经营不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它还与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关，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政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转嫁危机而发动侵略战争时，带给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十分糟糕，企业若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认真思考战时的企业经营策略。身处其中的松下电器在战火中被迫转为军工生产，陷入罪恶的战争沼泽中，并沦为“财阀”。

随着1931年9月18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枪，诚如松下幸之助所言，“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的色彩”。

从“九一八”事件以来，受日本政府战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日本的民用工业逐渐受到了压迫，不久，大部分工业制造厂家就直接或间接地转向了军需生产。

1937年至1938年间，为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颁布“战时三法”，即《临时资金调整法》、《关于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置的法律》和《国家总动员法》，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之走上战时轨道。其中，1938年3月24日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是日本战时国家主义统制立法的核心，它将科技、文教、新闻报道、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其后又根据此法颁布了各种统制法令，将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统制范围。

自此以后，工商企业主的经营逐渐失去了自由，而被绑到了战争的车轮上。政府根据需要不断安排民品生产企业转向军品的生产。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原本物资匮乏的日本的战争开支急剧增加，随后日本政府施行了一系列的战时经济政策，致使日本产业结构极度畸形。

松下电器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没有退步，也没有停滞，反倒是在战争的夹缝中缓慢地发展。至1927年止，松下电器的业务还在扩展，利润仍有上升，但到了1929年底，松下电器也未能幸免，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额急剧下降，只有平时的一半；另一方面则是仓库里堆积越来越多的滞销产品，企业开始进入困境。

面对经济大萧条，日本企业界的普遍做法是裁员、减产，但由此引发更多的劳资纠纷，劳工运动风起云涌。面对内忧外患，松下幸之助也在苦苦思索对策，为公司的稳定担心：我们的员工会闹事吗？堆积如山的产品怎么销售出去呢？施工中的新工厂会成为松下电器发展中的绊脚石吗……这些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使他寝食不安，本来就虚弱的他终于熬不住而病倒了。看过医生之后，松下幸之助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疗养，暂时将公司事务交由井植岁男等人管理。

尽管在疗养当中，松下幸之助还是被公司的事务所困扰，时刻忧心。一天，井植岁男和销售经理来到松下幸之助的疗养地看望他，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他的心。

“总经理，”还是井植岁男先开了口，看到他慌乱的神色，松下幸之助说：“岁男，别慌，有什么事，坐下慢慢说。”

“总经理，公司现在实在撑不下去了，销售天天在减少，库存天天在增加。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还是毫无起色。再这样下去，公司恐怕难以支撑啊！”随后，井植岁男递上一份报告，上面全是红色的数字。

松下幸之助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报告，尽管公司的处境已在他的预料当中，但没有想到是如此的严重，沉默了几分钟后，他说：“我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井植岁男说：“总经理，目前的这种状况必定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经过大家的谈论，我们想将产量压缩一半，同时为了节约开支，裁员三分之一，这样的话，厂子或许能渡过难关。”

“但是，现在劳工运动闹得很凶，我们必须求得被裁员工的谅解，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而且，工厂情况好转之后，再请他们回来效力。不知道总经理觉得这个办法如何？”销售经理补充道。

松下幸之助闭上眼睛一言不发，这一刻静得出奇，井植岁男和销售经理不知道松下幸之助的身体能否承受，一直不安地盯着他看。过了一会儿，松下幸之助睁开眼睛，坚决地说：“我同意你二人提议中的一部分，产量压缩一半，但是员工一个也不能裁，薪水也不能少，坚决不能！”

“总经理，这不行啊，如果这样，工厂就完了啊！”井植岁男和销售经理齐声说。

“我还没有说完，减产之后实行半日工作制，召开会议将工厂的情况如实告诉员工，求得他们的理解和配合，让全体员工和销售部门一起全体投入到销售工作中，减少库存，先渡过难关，再静观其变。”松下幸之助坚定地说。

“对呀！”井植岁男眼睛一亮，马上领悟了姐夫的用意，接着说道，“只要产品能卖出去，我们就可以拿到资金，厂子就能免于倒闭。”

“对，就是这个意思。”松下幸之助说道，“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先渡过难关。至于半天工资的损失，从长远观点看，这仅是一时的损失，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让员工树立以厂为家、共存共荣的观念。松下电器时下正在日益发展壮大，如果把精心挑选的员工辞掉，势必动摇松下经营的根本，裁员和减薪也许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就长远来看，会给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坚持所有员工都必须照旧雇用，不得解雇一个。请二位转达我的意见，率领员工们好好干，大家同甘共苦，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本来，井植岁男和销售经理二人也不是心甘情愿地做出裁员决定的，只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如今见老板不仅不裁员，而且减产不减薪，言谈中显示出对扭转颓局的坚定信心，他们二人也就一扫来时的颓唐，顿时兴奋起来。井植岁男高兴地说：“姐夫，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将您的意思转达给员工，完全遵照您的意思办事，请您安心养病，无须挂虑。”

“别忙，我还有话要讲。”松下幸之助又说，“关于销售，你们绝对不能降低售价，那样做会降低企业的信誉，贻害无穷。松下公司在日本是有影响力的企业，松下电器是质量最好的电器，不是破烂货。要采取诚心实意的促销办法，要给予客户周到完善的服务。”松下幸之助说到这儿，一阵猛咳，直憋得脸面通红，并连连摆手。

“我们明白了，请您放心，我们一定能做好。”井植岁男说。

井植岁男和销售经理赞同松下幸之助的意见，回到工厂后召开会议向全体员工传达了总经理的意思，松下幸之助这个带着冒险性质的举措换来了全厂上下的团结—致、同心协力，全体员工奋起努力，半日在工厂工作，半日四处推销，一时间，松下电器的员工，不管是高级主管，还是一线工人，都成了推销员。

“您好，我是松下电器的员工，这是我们制造的电熨斗，质量绝对可靠。”

“您好，我是松下电器的员工，您想要看看松下电器吗？”松下电器的员工全都走出去，挨家挨户向客户推销产品。

可是，面对不景气的经济，人们往往都会说：“现在这种形势，不是被解雇就是减薪，吃都吃不饱呢，哪里来的闲钱买什么电器啊！”

“其实，情况也不都是像您说的那样。您看，我们松下电器就既没有裁员，也没有减薪，上半天班照样拿全薪。”

“什么，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啊？”听到这种说法，大家都不相信。

“是啊，事实就是这样。只要我们大家振作起来，大家都多买一些产品，就能刺激生产，失业、减薪这些不好的事就都不会发生了。”松下电器的员工能说出这样的话，不只是因为这一项政策，还在于松下幸之助平时就很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松下的大部分员工都有良好的素质，对老板的经营理念也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所以，当他们面对这样的疑问时，当然能说得人们心服口服。

虽然顾客被松下电器的员工说服了，可是真的是囊中羞涩，他们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能不能优惠一些呢？其他品牌的电器可都降价了呀！”

松下幸之助不愧是“经营之神”，他料到了顾客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指示中就向大家说明松下幸之助不会降价的原因，因此，员工在对待这样的要求时，也同样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们的产品都是在成本和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定价的，绝对货真价实，不含水分。不过，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现在如果降价抛售，您以一个满意的价格买回了东西，但是我们却不能收回成本，这样一来，生产就会受到影响，接下来就会像现在一样，裁员、减薪，陷入恶性循环。所以请您谅解，我们不能降价。不过，我们也想到了您的不便。所以，在您购买了我们的商品后，我们会提供优质的服务，上门调试、售后帮助检修，甚至可以免费更换小零件。您可以算算，这比您买降价商品省下的几个钱要划算的多呢。”顾客听到这样一番合情合理的话，大多都会被松下公司的员工说服。

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松下电器的库存迅速减少。仓库里堆积如山的产品全部被销售出去。不仅如此，松下工厂还要立即恢复全员生产，拼命赶工，以适应市场不断增长的对松下电器的需要。在这次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松下电器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销售额，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战争的乌云此刻也悄然笼罩在日本上空。日本作为法西斯同盟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此相应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对于日本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作为日本人的松下幸之助也积极地投入了。他认为自己是大和民族的一员，而且自认为是合格乃至优良的一员，不能不加入，甚至不能不倾全力加入。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要求松下幸之助站起来反对政府是不可能的。

既然政府已经号召民转军，松下幸之助对于军需生产的回应还是相当及时的。1937年10月4日，松下幸之助就在例行的朝会上宣布了松下电器向军需工业转移的方针，并委派了相当重要的人选：“松下电器历来所经营之事业，均为一般民生工业。鉴于局势之紧急，无论如何，从现在起要向时局所必需的工业方面转变。我想，松下电器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并且已委派井植岁男专务经事承担此一工作，我自己暂时到干电池公司来上班，亲自料理有关各项之重要业务。希望全体同仁认清今日之为何日，无论为私为公，都时时处处以不懈努力之精神，恪尽职守为祷！”

可见，松下幸之助对向军需工业转移是十分重视的，为了适应战争带来的市场需求的转变，他派出了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最亲信的干部井植岁男亲理此事，由此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从企业家的角度讲，从经营活动本身来说，这是无可非议而且十分正常的，能根据情势迅速地更改经营策略，是一种机敏和积极的表现。但对于松下幸之助来说，除了这种无奈之外，他的内心深处还是积极主动地投入。体现出他已不仅是一个有眼光的企业家，而且更具有民族狂想的色彩。

制订产业方针，派出专职领导以后，松下电器迅速投入了军需品的生产。

1938年初，松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接受陆军省的订货，产品是机关枪子弹的简单金属部分。后来，松下电器的几个下属公司，奉陆海两军之命，制造了军用电池、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大型警报器，以及电子管、电阻、电容器等电子元件。从此方面来说，松下电器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贡献是突出的。

松下幸之助在战争状态下的经营策略，有些是为了积极适应新局势，主动配合，有些则是被动策应，向军方要求和军需品生产方面转变。随着战争的进程，政府开始指定某些定点生产军品的企业。在松下电器公司中，到战争结束时，这样的指定厂家有数个，如：松下造船公司、松下航空工业公司、松下无线电通信机械制造公司、松下金属公司、松下干电池公司等。

松下电器不断接获军方的订单，生产范围逐步扩大，产品逐步由简到繁、由零件到整机，而且承接、改造了军方接收的许多工厂。二战期间松下电器公司有意无意对日本军方的支持，其作用是十分显著和巨大的。对于这场侵略性质的非正义战争的贡献，松下幸之助所做的一切是可悲的。

随着战争的进程，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逐渐陷入了困境，日军深感船舰的缺乏，遂计划建造木船。1942年，日本军方决定制造250～300吨级的木船，以应急需。这一任务，军方交给了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认为为国家效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就答应下来了。

松下幸之助在与军方确定木船标准之后，决定按照福特装配线作业的方式来造船，将造船工程分为八个程序，每一程序分工明确并限制时间。显然，当时大家都被所谓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驱动，劳动热情接近狂热，工作效率也相当高。

就这样，6个月之后，第一艘250吨级军用木船下水，因为是连续作业，实际上每隔1个月就有一艘木船下水，这样的效率引起轰动，政府要员、军界首脑等都来参观第一艘军用木船下水。

由于在造船上的突出业绩，日本军方看中了松下幸之助及其公司的实力，又向他提出了造飞机的要求。

对于制造飞机来说，和制造军用木船一样，松下幸之助毫无经验，松下电器公司也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零部件制造。然而，凭着一腔热血，松下幸之助还是答应下来了。

此时的日本军人，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虽然赢得战争胜利的希望渺茫，但挣扎是必然的。

在接受日本军方交给的造飞机任务之后，松下幸之助于1944年出资3000万，成立了“松下航空工业公司”，飞机引擎由三菱公司提供，飞机机身及相应配件、仪表等全部由松下公司负责。机身的主要材料是坚铝，但由于美国封锁了日本的海上贸易，日本的进出口遭到控制。无奈，松下幸之助召开公司高级会议进行商讨，会上有人提出用木材制作飞机，松下幸之助通过了这个提议，利用胶合材料的工艺，也能达到标准硬度，于是凭借着热情、执著和操作的精细，终于在1945年春天制造出第一架飞机。试飞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标准。不过，此时战争的结果已经明朗，大家为木飞机上天高兴之余，不免黯然。

等到第三架飞机上天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

在日本军方的要求下，松下幸之助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少年的血气方刚以及炫耀心理的支配下，先后承接了木船和飞机的制造业务，依靠着松下电器优良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和良好的员工素质，在两年时间内造出了50艘船和3架飞机。在既无技术又无设备而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松下公司的成就是惊人的。

可是在这些机船尚未上天下海的时候，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些东西瞬间成为一堆废品。

50艘木船和3架飞机投入的4000万资金，都是以松下幸之助个人的名义贷款投入的，日本军方和政府无力支付，因此，这笔连本带利的账，要他一个人来偿还；而他造出的那些木船和飞机，不仅没有用在“为国效力”的战场上，而且也没有真正地上天下海，当然也就没有收到一分货款，那些督促他制造飞机木船的战争狂人们，不是葬身战场就是登上法庭，无人顾及此时的松下幸之助。

这样的局面，使松下幸之助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损失可谓惨重。这一次的损失，可以说是松下幸之助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以致他在战后的几年中都感到振作乏力。

实际上，松下幸之助在此事的损失远非经济上的，所谓“振作乏力”，其中包含有相当比重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说，这次失败是松下幸之助在理念上、人格上的失败。这一点，松下在日后的检讨中坦承不讳。

在战争期间松下幸之助以竭尽全力的、不计条件的投入，作为企业主报效国家的最好表现，因此，对于政府的、军方的需求，有求必应、一概应允。松下幸之助后来认为自己的公司只要做好以往的干电池、电容、电阻、无线通信设备、电话机等也就够了，不必再去勉强干那些力不从心的工作。

假使能够这样，就不至于失败，就不至于遭受那样巨大的损失。他在回忆中几次三番地说：“其实我并不需要做这两件事，虽然说是报效国家，但也不必冒险去做，因为自己当时已经有许多工作是在报效国家”，“我恍然大悟，不论做什么大事情，能报效国家和社会当然是对的。松下电器早已接到很多军需品的订单，实际上根本不必去做完全外行的木船与飞机，不做那些同样也能以无线电机去奉献国家，也能用螺旋桨报效国家，况且还有许多其他军用电气器具的订单”。

现在我们来看松下幸之助的话语，我们感到，在这些反省和检讨中，松下幸之助屡屡强调的是“本来已经在报效国家，不必勉强再接任务”，这就表明，他认为“报效国家”是正确的，而错就错在不该去造船和飞机。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松下幸之助仍这样看问题，实在有些褊狭。实际上，松下幸之助的失败，其实并不在于“勉强接受任务”，而在于所谓“报效国家”。他的“报效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

松下幸之助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运行，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只站在了“日本人”的立场上。

松下幸之助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与那些富有正义感和人类意识的反战的企业家来比较，不免有些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