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深切怀念马明方同志

宋任穷

我和马明方同志多次在一起工作。1954年中央撤销大区党委和行政机构后,我们同时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召集有邓小平、谭震林、宋任穷、马明方、刘澜涛、林枫、李雪峰等参加的一次秘书长会议上说,调你们来是叫你们做事。邓小平做中央秘书长,大区来的同志做副秘书长,同时兼任分管六个大区的中央工作部部长。把你们摆在这里我们放心,你们分管的地方工作部也叫““放心部”。我当时因为身兼数职,就向小平同志请示:“主要精力应放在哪里?”小平同志告诉我:“是罗荣桓同志让你到总干部部的,你要集中精力搞好总干部部的工作,别的地方可以少去。”这样,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总干部部,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日常工作,主要由马明方同志负责,我除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外,别的事管得很少。这是我们50年代初期的一段合作共事。1960年中央决定成立大区中央局后,我们又同时调到东北局工作。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任书记,喻屏、强晓初任候补书记。我们书记处的分工是,我负责全面工作,欧阳钦负责常务和农业工作,马明方负责财贸、政法和战备工作,黄火青负责工业工作,吴德负责宣传文教工作,陈锡联负责国防军事工作,喻屏负责组织工作,强晓初协助欧阳钦处理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都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很重。如何才能把东北局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反复研究,还是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十六个字”去办。这“十六个字”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所谓“贯彻一切”,就是要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自然能够做到“统帅一切”。至于“顶上护下”,主要是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要根据东北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些具体指示,在贯彻执行中有困难的,应当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而不要机械地强行执行。这样做,正是为了使中央的路线方针能在东北更好地贯彻执行。当时,正值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粮食和市场商品供应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辽宁农村,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20斤左右,有的地方还不足120斤,浮肿现象普遍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即派马明方同志和强晓初同志到北京向总理、少奇、小平同志当面汇报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听了明方同志的汇报后,立即答应调给东北粮食两亿斤,很快解救了燃眉之急,也帮助我们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

马明方同志对农业和财贸工作都很熟悉,也很有经验。在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为了克服东北地区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从长远着眼,从当前人手,坚决执行农、轻、重的方针,紧紧抓住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把农业和市场工作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地增加农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特别提出要抓好两个环节:一个是稳住,一个是刹住。所谓稳住,首先是把农业生产稳住,在稳住的基础上力争有个好收成。其次是在财政、金融、市场方面要刹住,千方百计地控制开支,少票子,增加商品,在刹住的基础上,力争财政收支平衡,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达到略有回笼,扭转企业亏损局面。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目标都基本上实现了。马明方同志在这方面殚精竭虑,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卓著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1966年底,“造反派”冲击东北局机关,扬言要夺东北局的权。我和马明方同志出面做工作,他们不听。我们就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总理立即明确指出:东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能夺权,要坚决制止。特别是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和批斗,地区局势陷于混乱,难以控制。周总理得知后明确表态: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更不容易,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并指示我和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朱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会议。我说:“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文化大革命’。”会后,马明方、赵林同志继续留在延边做工作,召集群众代表座谈,统一认识,稳定局面。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克服了重重干扰和阻力,终于保护了朱德海等一批同志,但不久他自己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马明方同志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5年10月,我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就知道马明方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同刘志丹、谢子长同志一起创建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底,刘志丹和我分别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在“扩红”工作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红二十八军很快扩大到1500多人。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抗日战争时期,马明方同志在新疆被捕后,同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一起领导狱中的战友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忠贞不渝。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财贸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等重要职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和“走资派”,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病重住院期间,“四人帮”一伙封锁消息,不准人前去探望。由于体力不支,不能走路,他上卫生间也只能爬着去,惨不忍睹。经过调查并查阅历史档案,确认马明方同志在狱中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表现很坚定。1974年8月,马明方同志含冤逝世后,中央决定为马明方同志平反,召开追悼会,并发了通知。但当天我们接到电话,说追悼会不开了,许多同志到了八宝山又不得不返回。大家都感到突然。后来才知道,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东北的代理人的阻挠。这个人利用他当时的特殊地位,在江青的唆使下,居然擅自推翻中央的决定。胡说什么:“马明方不是叛徒,也是走资派,怎么能为走资派开追悼会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马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马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26年了。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在西北和东北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学习的。我们深切怀念马明方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无限忠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彻底革命精神,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红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阔步前进。

(2000年10月1日)